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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表面上看来，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译者注）七月五日（发现尸体的日子为六日）的所谓“下山事件”还没有解决。警视厅还没有明确公布下山究竟是自杀的还是被谋杀的，侦查工作就已经算是告一结束了。
从约莫半年之后在《文艺春秋》和《改造》上发表的《“下山事件”侦查总结报告书》（即《“下山事件”白皮书》）就可以推想得出警视厅是根据怎样的理由来结束本案的侦查工作的。这份报告书所得出的结论是：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是“自杀的”。
其实，这份侦查报告书并不是由警视厅本身正式公布的，而是作为这两家杂志煞费苦心采访来的“独家消息”；然而数据毫无疑问是由警视厅侦查一科提供的。这份“独家消息”原来是由某报社一记者佯称是从警视厅秘密获得的资料而卖给这两家杂志社的。当时两家杂志都不知道对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就同时发表出来。因此，就不成其为货真价实的“独家消息”了。警视厅方面故意放出这份资料的手法，带有细腻的演剧气味。该厅并不正式“发表”，却以这种形式“宣布”出来。
关于“下山事件”，人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这里我有意不再详细说明案情。不过在本文叙述的过程中，还是不能不向读者提供一些起码的数据。这里打算就按照上面所提到的《“下山事件”白皮书》的顺序来交代一下事实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下山总裁在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离开上池上的私邸。他坐的是自用汽车，司机姓大西。车开到御成门附近时，下山说：“我原说到佐藤（指佐藤荣作）先生家去的。”大西司机就问他：“折回去吧？”他回答说：“不，用不着。”车子就向国铁总厅驶去，来到东京车站前面的交通指挥台附近时，下山吩咐大西司机说：“我想买点东西，开到三越去吧。”这时，下山自言自语般地说了声：“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啦。”
车子开到东京车站北边国营铁道的陆桥那儿时，他又说：“开到白木屋去也成，就照直开吧。”（意思大概是指：他要办的事，在三越或是由木屋都能办得了——作者原注）大西司机把车子开到白木屋前面的电车道那儿，只见白木屋还上着门，就说：“还没开门呢！”下山只回答了声“嗯”。大西司机又把车子绕到三越百货商店前面去，正门上挂着块牌子，写着“上午九点半开始营业”。大西司机说：“那末开回厅里去吗？”总裁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绕到神田车站去。”大西司机按照吩咐，把车子开到神田车站西边的大道上，问道：“下车吗？”总裁摇摇头说：“不。”
大西司机以为要回总厅去，就把车子开到东边的陆桥下面，准备折回总厅去。这时，下山突然吩咐道：“向右拐。”大西司机就遵命把车子向右方拐去。下山又吩咐他说：“到三越总店去。”车子刚开到国营铁道公司总厅前面，不知怎地，下山用生气般的声音说：“开快点。”（下山好像是跟人家有什么约会，怕个耽误了。——作者原注）车子开足了马力，来到千代田银行总行（如今的三菱银行）前面时，下山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叫车子停下来，匆匆忙忙地走进银行去。过了约莫二十分钟他就出来上了车，说：“现在到三越去，时间大概刚好。”
大西司机又把车子开往三越百货商店。上午九点三十七分左右在该店南门停下来，下山就走进去了。
大西司机把车子停在门前，等待总裁出来；可是左等右等总也不出来。下山素来就有让车子久等的习惯，大西司机也就不以为意，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到了五点钟，他才从装在车子里的收音机的新闻广播中听到总裁失踪的消息，就去报了警。
另一方面，当天下山总裁本来约定在上午十一点钟和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会面，因此，九点以前秘书就在国营铁道公司办公楼后门迎候他，但总也不见总裁的车子。到了九点一刻，他给总裁的私邸打了一个电话，夫人接电话说：“下山是照平日的时刻离开家的。”秘书着了慌，就到总裁可能去的地方寻找，但在九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这些地方下山都没去。
到了中午，秘书给总裁的前任秘书打了个电话，探听到下山经常去新川造访的森田信子（成田屋的老板娘，下山总裁的情妇）的住址，就派另一个司机去打听，总裁也没到过那里。
快到下午两点钟时，副总裁加贺山和理事田坂到美军总司令部去联系。回来之后，由于哪方面都没有下山的消息，到了下午两点半钟，他们就又和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中校联系。
然后，他们又请电台广播，寻找总裁的下落——这并不是由国营铁道公司委托的。在三越总店前面等待的大西司机听到了这个广播，就来和总厅联系，这才知道下山总裁失踪了。这一天，各局局长在总厅里留到很迟的时刻，等待各方面就总裁的下落前来联系，但是终于毫无结果。
第二天（七月六日）拂晓，从上野车站开往松户去的末班电车（即以电力开动的列车。——译者注）第二四〇一M号在零点二十四分开出了北千住车站，刚驶过东武线陆桥下的交叉点时，司机一瞬间在约莫二十米前面的轨道上瞥见了一片红糊糊的东西。他猜想也许是被电车轧死的尸体。在零时二十六分把电车开到绫濑车站后他就下了车，向该站的副站长报告说：“有一具像是被轧死的尸体，请调查一下。”接着就把车开走了。
站员马上冒着小雨来到现场，果然发现一具被轧得七零八碎的男尸。
他们断定这具死尸是被这趟电车以前开过的第八六九次货车（挂着五十节空车）轧的。货车上有三个人：司机山本健、助手荻谷定一和乘务员横田和彦，他们都是东京铁道局水户机务段的职工。
这趟货车是从田端车站发出的，由于开往东北方面机车的司机不熟悉上野车站的调车线路，只得由山本司机指点，因而开车的时间误了八分钟。从现场经过的时刻大约是六日上午零时十九分三十秒，开到金町车站时才赶上点。
话分两头。绫濑车站的站员接到末班电车第二四〇一M号的通知后，就提着油灯到现场去，发现轨道上赤裸裸地俯卧着一具壮实的尸体。这是上午一点来钟的事。车站上的共他站员是上午三点钟到达现场的，那时一名警察和北千住养路分区的工头已经先来到了。警察一边说：“下山总裁的月票掉在地下啦，”一边从衣袋里掏出月票夹子给站员看。他们在那一带又找了找，看到头、右臂和左腿都没有了的身躯。手表就落在旁边。前边相隔一米有一大块肉。刚才掉着雨点儿，不知不觉地就下大了。
这些站员回来之后不久，绫濑车站的站长斋藤就动身到现场去，那时已经是大雨滂沱了。上午三点钟左右，到达现场的站长抬起尸体来一看，尽管下过大雨，尸体下面的石头一点也没有湿，并且也没有丝毫血迹；头脸朝下，已经裂成两半，可是翻过来一看，下面的石头却干燥而发白，也没有血迹。
后来这一点引起了疑问。
斋藤站长吩咐把尸体搬走。他想道：如果死尸确是下山总裁本人，就该是戴着眼镜的。于是，他就率同现场的警察和北千住养路分区职工等几个人一起动手寻找眼镜。但是始终也没有找着。他又想，也许还遗留下其他的东西吧，就掏了掏死者的裤袋，找到一个钱夹，把它和掉在地下的手表一并交由警察保管。但是警察粗心大意地上了上手表的弦，这么一来，就使它失去了作为物证的价值。
上午四点钟以前，曾经作过下山总裁秘书的上野车站旅客股股长折井来了，他证实死者确是总裁本人。
下山总裁当天穿的是一套灰色格子纹西服，里头没穿坎肩，脚上是咖啡色的皮鞋。总裁每天早晨都叫住在他家的中村替他擦鞋，并且总是涂赭红色鞋油。除了在自己家以外，下山从来不在衔头或其他地方叫擦皮鞋的替他擦鞋。他的衬衫是白棉布的，领带是昭和十一年出差去欧洲时在英国买的，深蓝地上嵌有红、金两色的纵线，或是斜格子纹的。脚上穿的是淡茶色线袜。眼镜是米黄色赛璐珞框的，右边的镜片是远视性散光（〇。五—八〇度〉，左边的镜片是远视（〇。五—八〇度）。
六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到五点十二分，在东京大学法医学解剖室由桑岛博士执刀，会同古畑种基博士解剖了总裁的尸体，作出初步鉴定：
一、死因不明；不能断定是绞杀、毒杀、枪杀，或因外伤而引起的出血。
二、不能断定死了多久，大体上可以推断是七月五日晚上死的。
三、外出血少。
四、从尸体各部分的擦伤和头、身躯、手脚被轧断的地方看不出“生理反应”，可以断定是死后轧断的。
另一方面，对那列从这具尸体上轧过的列车进行检验的结果，在第一节敞篷货车以及别的地方发现沾有肉块、血迹的汗衫碎片。总裁穿的是咖啡色胶底皮鞋。在鞋底上发现沾有植物色素——叶绿素。
出事地点是足立区五反野南町九三八——九四二番地的常磐线北千住车站和绫濑车站间的下行线轨道上，与东武线开往日光方面的电车在附近交叉，修有陆桥。
警视厅方面起初怀疑会不会是把在别的地方弄死的尸体搬到现场来，故意让列车辗碎的，因而就对通往现场附近的各条路线仔细作了侦查，但是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附近有一条绫濑河，就又去侦查有没有用船搬运的迹象。据水闸管理员说，当天晚上没有船经过，为了捕鳗鱼，水闸附近禁止通行，不可能过船。又调查了三家租船站，当天也没有租出过船只。
后来又设想尸体会不会是由常磐线和东武线交叉地点的陆桥底下搬到现场的，于是，就照人体仿造了一个二十贯（一贯相当于三。七五公斤。——译者注）重的砂袋，沿着可能通行的道路作了试验，结果断定“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极为困难”。
我对于《“下山事件”白皮书》的正确性所做的推断，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就自然明白了。
下山总裁的尸体大体上被辗成五部分：头、身躯、右臂、左腿和右脚。头部几乎轧得粉碎，脑浆只剩下约莫三分之一光景。肋骨像是被压碎的，几乎全都折断了，心脏从肋骨间挤出，而且开了孔。尸身的各部分有三百几十处伤痕，但是轧断的地方没有“生理反应”。没有使用麻醉药和毒药的痕迹。据设想，列车轧过去的时候，下山是脸朝下俯卧在轨道上的，形成直角——下巴颏正好放在轨道上；因此，头盖骨压得粉碎，脸上的表皮像被剥掉似的脱落下来。据推断，这是机车的排障器所刮的。
后来一调查衣服，灰色毛料的西服上身一点也没有污损，也没有破碎。衬衫却脏得厉害，尤其是右肩上粘糊糊的，乌黑一团，袖子上端撕破了一大块。黑色的污物显然是油。把衬衫一抖擞，垃圾般的东西沙沙地落在纸上。尘埃上还沾有红、绿、茶、白等色。
另外检查了衬衫、裤子、汗衫、内衣和鞋，好像都没有血迹。但是除了西服上身和鞋以外，都沾了不少乌黑的油迹。尤其是兜裆布、袜子这些贴身穿的东西，简直粘得一塌糊涂。
根据对极少量的血液煞费苦心地化验的结果，查明下山总裁的血是AMQ型的。血液非常少，后来也引起了疑问。
侦查班原以为油是从机车里淌出来的，后来查明机车用的是矿物油，下山总裁的内衣等处沾的却是植物油。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弄清楚了十之八九是米糠油。
还有带颜色的垃圾，经过化验，证明是焦油性染料，以发蓝的绿色为主，夹杂有红、紫、茶、白等色。有人怀疑这种染料是从轧过尸体的货车上掉下来沾在衣服上的，但是经过检查，该列车所载的货物中没有这样的东西。由此可以判断，油一定也是下山被轧之前在别处沾上的。染料的粉末沾在西服上身、裤子和讨衫上，衬衫连里面也沾着染料。把这种沾法与沾油的情况联系起来，就颇引起注意。原来油也不是从衣服外面，而是从里面沾上去的。
第八六九次列车本应在上午零时二分从田端车站发车，然而四号夜里却是在零时十分发车的，也就是说，迟开了八分钟。一查原因，说是负责叫醒山本司机的机车库勤杂工忘记叫他了。
后来查明，那个勤杂工是因为和另一个人下将棋（类似我国的象棋。——译者注）下得入了迷，以致忘记叫醒山本司机和助手荻谷的。荻谷奔跑到D五一六五一号机车上去，只见蒸气的压力已经降低。一看仪表，只剩六公斤了；必须有十公斤以上的压力才能拉得动货车。他赶忙生起汽锅，让蒸气冒上来，因而误点八分钟——零点十分才开出。这趟列车挂五十节货车，但因为几乎全都是空车皮，所以开得很快，经过五反野的出事地点时只误点两分来钟，开到金町车站时就赶上了点。后来警察曾叫山本、荻谷两人陈述情况，不知怎的，山本司机曾对助手荻谷说：“从田端发车的时间迟了那件事，最好不要告诉警察。”因此荻谷就没有提到发车迟了的事。后来这事引起疑问，有一个时期山本司机曾受到怀疑，但经过严密侦查，嫌疑就消失了。那以后整整过了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山本突然死去了。
事件发生之后，田端机务段就接连不断地发生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件是：离出事地点不远的绫濑车站内，轨道旁边遗落一张田端机务段的分析图。田端机务段的轨道错综复杂，从一间信号小楼里操纵转辙杆和转辙柄座，使整个机务段作为一个有条不紊的机构运行，这一切都是按照分析图来操作的。
这份图表究竟是谁丢的呢？机务段的职工也并不是个个都有这样的图表，因此很快就查明了是个年轻的站员丢的。他受到严密的讯问，但他只回答说：“死了也不说。”碰到这个年轻人的抗拒，分析图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桩不可思议的事是：从田端到上野的第一个车站——日暮里车站的厕所里发现了奇怪的字迹。男厕所里放东西的板子正中央用粉笔横写着“5.19下山桶”字样。下山的尸体是六日清晨才刚刚被发现的。“5.19下山桶”这六个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暗号，说明下山是在五日的十九点（下午七点）被装进汽油桶的。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七月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下山总裁失踪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广播等等办法已经传布开了，只是不知是死是活。这时，东京铁道公司对外联络部的前田某在东京铁道公司工会支部的房间里告诉大家：“刚刚来了电话，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大家听了都喊叫起来。这个电话是打到东京支部来的，打的是铁道专用电话。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疑问：电话究竟是从哪儿打来的呢？马上一调查，田端车站机车库休息室内有一台新安装的电话，五日下午六点钟负责人把这间屋子上了锁，六日早晨发觉锁坏了，看来是被什么人撬开了。那人利用刚安好的电话通知国营铁道工会东京支部，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这事始终也没能查出是谁干的。
还有一件事。下山总裁失踪的两天以前，新宿车站附近贴出了“杀死下山！”“叫下山‘拜黎明’（日本法西斯军队里的一种私刑。在寒冷地带，夜间将受刑者赤身反缚在柱子上，让他朝东跪着。受刑者在深夜里冻僵，直到黎明时才又苏醒。传单上恫吓要这样惩罚下山。——译者注）”的传单。事件发生后，没等警察看到，传单就被撕掉了。下山失踪的前一天，铁道弘济会的某靑年曾经接到预告要谋杀下山的电话。
另外一件怪事是：尽管警视厅的侦查员在七月九日已经对发生事件的那天（五日）夜里值班的人做过一次调查，后来他们想重新进行一些盘询，就叫人把记载着值班详细情况的值班簿拿来，发觉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竟被胡乱撕掉了。为什么只撕去五天的呢？因为其中包括发生事件的七月四日和五日。
还有一件怪事：在出事地点发现了奇怪的血迹。
在辗轧现场上首——也就是从田端出发的列车开过来的方向——二百来米的路上发现有斑斑点点的血迹。血型是AMQ型的，跟下山总裁的血型相同。大凡一百人中间也只有三个半人是这种血型的。如果是在现场下首、沿着列车驶过去的方向留有血迹，那还可以说是沾在列车上的血滴下来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反而是在现场上首发现了血迹。
血迹是根据侦查员从外面探听来的话发现的。有人说“事件发生后三四天，曾有吉普车开到出事地点，美国宪兵用刀刮掉了枕木上沾有血迹的部分”，让侦查员探听到了。《朝日新闻》记者矢田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曾到现场做了调查，找到了枕木上刮过的痕迹。他还在其他的铁道线上也发现了同一类型的血迹。不仅如此，在现场附近的麻绳小屋的门上还发现同一种AMQ型的血迹。这间小屋里面当时没有人。门上的血迹大概是什么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看来抹血的人个子相当高。侦查当局决定请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对这些血迹的血型做精密的化验。
以上是截至目前为止关于“下山事件”的种种文章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情节。虽然我打算尽量叙述得简单一些，但是为了进行推断，这些情节仍然需要重复一下。
前面已经指出，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并不是警视厅正式发表的文件。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警视厅大体上确实是以这份《白皮书》中所写的自杀的说法为结论的。但是《“下山事件”白皮书》是按照侦查一科的意见写成的，它并没有采纳侦查二科的意见。事件一发生，侦查一科就主张下山是自杀的，侦查二科则主张是被谋杀的，他们的意见一直是对立的。
八月四日，警视厅在该厅刑事部长官舍召开了侦查总部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断定案情为自杀。但这是侦查总部内部做出的判断，没有正式发表，对外只是采取不断定下山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的态度。《白皮书》是单凭一科的意见归结出来的，二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编成了这么个文件。
那末一科为什么偏偏说下山是自杀的呢？一句话，采取“现场主义”的一科的刑事警察们跑到现场去侦查后，就断言这个事件中“没有行凶的痕迹”。不用说，一科主要是侦查谋杀案的，他们凭多年的经验，对犯罪现场有着独特的直觉，而所谓“没有行凶的痕迹”大概也就是从这种直觉中得出来的。
另一方面，专门对付智谋犯的二科却认定：“‘下山事件’是空前的运用智慧的谋杀案，光凭一科对谋杀案所具有的那种一般性的经验是得不出结论来的。”当时，对侦查工作出力最大的是侦查二科二股股长吉武，他代表二科的意见。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吉武股长被调到上野警察署侦查某一案件去了。据说由于吉武股长被调出侦查圈外，本案的侦查工作就失去眉目，检察官们会引为憾事。
三
只要将根据一科的意见撰成的《白皮书》读上一遍，就发现它的写法很有意思。
《白皮书》首先叙述下山总裁在失踪之前心情极其惶惑不安，行动反常，在自己家里晚上也睡不着觉，喝药水什么的，神经衰弱得厉害。然后援引从下山总裁在三越百货商店消失以后，直到他在五反野附近出现为止，好多个看到过他的人的供述；这些人都一致准确地指出下山总裁所穿的西服和衬衫的颜色，领带的花样和鞋的颜色。现在将其中有代表性的供述列举如下：
一、在日本桥三越的目击者的证词。
1.三越女售货员长岛静子（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左右，我看到一个五十来岁、比中等身材略高一些、穿一身灰色西服的男人在一楼化妆品的柜台前边蹓跶。我听了当天晚上的广播，心想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吧。”（七月十九日供述）
2.三越服务部店员高田喜美子（三十五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一刻左右，我在地下铁道入口的问讯处见到一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体重足有十七八贯。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服，白衬衫，戴着眼镜，没戴帽子，手里没有拿东西。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他后面同时走下了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我听到五日晚间的广播，直觉地感到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七月六日供述）
二、在地下铁道的目击者。
1.开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我搭乘十一点二十三分由跑谷开出的地下列车，坐在最前面的那节车厢里。后来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踩了我的脚。他是在日本桥和末广町之间的某个车站上车的。他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也没向我道声歉。我心想：真是个古怪家伙，就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所以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有五尺六七寸高，头发斜分着，穿着白衬衫、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皮鞋，没有携带东西。我在上野车站下了车，那个人乘着车往浅草那边去了。”
2.擦鞋匠尾野平八（六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八点钟起，我在浅草地下铁道西口擦皮鞋。记不得时间了。我看到从一号月台走来一个人。”——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八日供述）
三、在东武线五反野车站附近的目击者。
1.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涯秋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一点四十三分，从浅草开往大师的电车进了站，下来约莫二十个乘客。我守在剪票口，有个乘客问我：‘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我就和他一起走出车站，指点他到我所知道的末广旅馆去。”——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二日供述）
2.末广旅馆女老板长岛福子（四十六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两点来钟，来了个戴黑框眼镜、五尺七寸左右、身材魁梧、举止文雅的绅士。他说：‘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带他到二楼上四铺半席的房间去，他就在窗口坐下，说：‘给我点儿水吧。’我端了水去。因为单身的旅客一向是少见的，我就问他：‘就您一个人吗？’他回答说：‘就我一个人。’我又叮他一句：‘真的吗？待会儿还会有人来吧。’他说：‘真是只有一个人哩。’说着就笑了。由于他是位体面的绅士，我就拿了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替他铺好了床铺。我请他在店簿上登记，他说：‘算了吧。’五点半左右，我听见他拍手（日本人的习惯，拍手表示叫人。——译者注），出去一看，他穿着西服，站在楼下八铺席的房间里。我说：‘请您给二百圆。’他就从黑皮夹里掏出二百圆和一百圆小费。事后我想到，他的相貌和装束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二日供述）
四、辗轧现场附近的目击者。
1.公司职员成岛正男（三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十分左右，我到五反野南町的澡塘去，半路上遇到一位体面的绅士，他从铁道路基下面的田间小道走到东武线的隧道里去。他在隧道的出口停下来，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从后面赶过他时，看到他的相貌和装束，觉得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一日供述）
2.古川文子（六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钟左右，有个绅士在东武线的陆桥那儿走路，看他那样子，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被灌醉了似的。相貌和装束跟总裁相像。”（七月十八日供述）
3.清道夫辻一郞（三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左右，我走到东武线陆桥跟前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千住方面踏着枕木走来。那个人没戴眼镜，除了这一点，相貌和装束都像总裁。”（七月十日供述）
4.工人渡边盛（三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左右，我到辗轧现场陆桥跟前的池沼去捞蜊蛄。有个体面的绅士从缓坡上走下来，沿着沟渠，在离我六尺来远的路上走了五十米左右，又折了回来。那个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七寸，脸上的皮肤像柚子一样，是淡红色的。眉毛粗粗的，搭拉下来。头发分着，鬓角已经花白了。斜眼镜是米黄色的，没有戴帽子，白糊糊的条纹西服，白衬衫，领带是手工织的，嵌着金丝。脚上穿着咖啡色皮鞋，鞋尖上镶着一道粗线。手里没有拿着东西。我认为那准是下山总裁。”（七月十五日供述）
5.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左右，我回家去的时候，为了抄近道，沿着铁路朝东武线陆桥那边走去，看见玉蜀黍地里站着个绅士。我感到纳闷：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站住了，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他有四十六七岁，皮肤白晳，高鼻梁，没有注意到戴眼镜没有，只记得是个文雅的人。没有戴帽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的高级皮鞋。”（七月十六日供述）
把这些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下山总裁的行踪是这样的：（1）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从三越百货商店南门走进去；（2）在店内和附近走了一阵；（3）乘上午十一点半以后的地下列车到浅草；（4）搭上东武线开往大师的车，下午一点四十三分在五反野车站下车；（5）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之间在末广旅馆休息；（6）从下午六点起在出事地点附近徘徊。在这段时间内，他自始至终单独行动，身边一个同伴也没有。侦查一科由此而判断出“没有可引起被谋杀的疑问的余地”。
《白皮书》还对下山身边的人进行了调查，并且部分地引用了盘讯有关人员时所作的记录，共中包括下山的旧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每段谈话后面都在括号里加上一段批注——看起来那就是“侦查总部的意见”了。
比方说，在以铁道技师身份曾经跟下山同过事的原陆军上校森田某的谈话后面，关于下山总裁的性格，侦查总部加上了如下的批注：（总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气量却狭小。此人凭直觉，认为下山是自杀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谈话记录后面，批着总部如下的意见：（此人感到总裁的责任心很强，做事心细，但对总裁这个职位是不能胜任的。）在东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田小六的供述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句批语：（可见工作一遇到困难，总裁的身体就不好了，内心经常怔忡不安。）在佐藤荣作的供述后面则加上了如下的批语“可以看出，下山就任总裁时，对这职位并不怎么热中。）从这些批注里不难看出侦查一科是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下山总裁是自杀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之雄一个人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
《白皮书》上所引用的加贺山的供述是这样的：
“我认为总裁是被谋杀的。理由是：一、总裁是不是为了和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许凶手是在某车站工会方面的影响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认为工会方面不会对总裁有什么怨恨。”
这以后，加贺山副总裁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一篇专论登在《日本》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启发性很大。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详细提到。
此外，就是法医学家对尸体所做的鉴定。
关于下山尸体的意见，东京大学的古畑博士和庆应大学的中馆博士是完全相反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没有必要再去详细叙述。总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据看不出“生理反应”的痕迹这一理由，认为下山是死后轧断的，而中馆博士却说下山是活着被轧的。不言而喻，所谓“死后轧断”是指死了以后才被轧的，死人自然不会自己走到铁轨上躺下来，因此，这是一种谋杀论——即是说，凶手先把下山杀死之后，再让列车把他的尸体轧断的。这是医生做鉴定时所使用的语言，故意不说死者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而审慎地使用了“死后轧断”这样一个说法。
中馆博士这样反驳他的意见：
“我曾经解剖过紧接着‘下山事件’而发生的‘三鹰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厅车站车库里的一辆电车突然冲了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伤的惨剧。这一事件是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制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反动政府立即诬指为日共的阴谋，逮捕了日共党员和工会干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日本法院于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无罪，但仍坚持判处被告竹内景助死刑。——译者注）的六个牺牲者以及某一卧轨自杀者的尸体，发现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迹象：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眼睑部的皮下出血。手脚的皮下出血。就被轧死者来说，并不是个个都有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的迹象，但是被轧死者有这种迹象是值得重视的。据说这次下山总裁的睾丸、xxxx、手背和脚背都有内出血现象。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是‘死后轧断’的。”
众所周知，警视厅侦查一科借助于中馆博士的这个意见，把它当作采取自杀论的根据。古畑博士却指责说：“解剖尸体时中馆博士既不在场，他也没有看过桑岛博士的鉴定书。那末他是根据什么来反驳并断定为自杀的呢？他的用意令人无法理解。中馆先生既没有资料可据，也没有权利来作这样的发言。”这一点姑且不论，侦查一科为什么把古畑博士的死后轧断论抛在一边，却采纳了既没有看到尸体也没看到鉴定书的中馆博士的意见呢？
下山曾到现场附近的末广旅馆去睡过觉，这一点加强了一科的自杀论的论据。但是二科却认为末广旅馆这一线索是一文不值的。原来发生事件的当天，二科曾调查现场及附近一带，彻底侦查过有哪些目击者。但是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现末广旅馆这条线索，后来才由一科提出来。二科说这简直是荒谬。不仅如此，二科还说，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该科曾对《白皮书》上所载的“目击者”当中的几个做过调查，当时并没得到《白皮书》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过了那么久，同一个人却说起他目击到了什么什么，真是令人吃惊。总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侦查报告。一开始就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是侦查二科的二股股长吉武，以及当时在本案中担任检察官的布施，但是布施检察官不知怎地以后又倒向自杀论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当中，当时的国营铁道公司副总裁加贺山之雄至今仍然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中阐述他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出现在末广旅馆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馆里的人们并不认识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蒙混过去。从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下山是被谋害的。下山的尸体被发现时，我凭着直觉感到他是被谋害的。因为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他常常通过自己的下属和朋友搜集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报，过后又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说：‘我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这种癖好的凶手很可能用‘请你独自到三越来，有重要情报奉告，’这样的话巧妙地把他引诱了去。然后凶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胁迫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说，下山从三越的地下铁道被绑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总裁加贺山的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为我认为当时担任副总裁的加贺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得到下山身边的事情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对于他的结论，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的，但对他提供的个别资料，我却颇有同感。
加贺山的文章接着说：
“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正为解雇十二万人这个重大问题而搏斗着。当然，裁员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但是当时国铁把从军队上复员的人以及从海外撤回来的人员都包了下来，职工总数膨胀到六十三万名。我们打算把膨胀的人员一下子裁减为五十万三千五百人，使国营铁道公司的经营‘合理化’（即“产业合理化”。这原是一九二五年开始于德国，以后又由各资本主义国家群起效尤的一种措施，目的在于裁减职工、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资本家利润。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开始执行裁减职工一百五十万人的计划，以实行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合理化”。——译者注）。我当时身为铁道总局的长官，不得不拟定裁员计划。尤其是，在这次裁员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计划裁员七万名。当时，伊井弥四郎和铃木市藏等人（以后他们在共产党内都升到相当高的地位）还在国铁里，他们在共产党德田球一的直接领导下，对裁员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计划在眼看就要实现时垮了台。由于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估计这次裁员一定也会遇到相当强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处在现场激烈斗争中的负责人会不会在‘使用实力’的过程中吃到很大苦头呢？我们正在拟定相应的对策。
“在事件发生的约莫一个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总裁身份来到群情激昂的国铁。他担任总裁后，马上就面临连日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与工会方面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席上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但是下山总裁告诉工会方面说：‘为了国铁的合理化，计划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他最后的宣告。
“以后就只等实行了。我们决定于七月五日在现场宣布第一次裁员——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因此故意避开这一天。四日仅仅宣布了有关总厅的裁员名单。
“但是另一方面，美军总司令部的民用运输局却命令我们在七月三日以前执行。领导这个部门的官员名叫沙格农，他简直是个地道的堂吉诃德。这个沙格农对于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大为不满。在七月三日那天，他胸前挂着手枪，喝得醉醺醺地闯进下山公馆，谩骂了一通。他原先在美国一家小小的铁道公司担任科长级的职务，对铁道其实并不怎么在行。一到日本，竟当上了民用运输局局长。他还说日本的铁道就是‘麦依·瑞欧若德’（英语的译音，意思是“我的铁道”。——译者注）。瞧他这副样子，简直就是把日本的国营铁道看作他私人经营的铁道。他就以这样一种心情来发号施令。”
以上引用得未免长了一些，但是从加贺山的这篇文章里依稀可以看出形成“下山事件”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势。
四
把加贺山的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注释，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战前，国铁拥有职工二十万人；战争期间职工人数增加了，当时已有六十万人，膨胀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国营铁道公司改为公共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按照新制定的“定员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下来，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汰。——译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决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说，要裁掉约莫九万五千人。
二、国铁工会反对公司当局所发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热海召开第十五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最坏的情况下使用实力，包括罢工在内”。“最坏的情况”肯定是指在总部进行的集体谈判的破裂。这个决定是把四月里召开的“琴平大会”上所决定的“反对裁减机构”的运动方针加以具体化。由于遭到民同派（民主同盟派的简称。这是日本工会运动中的右翼组织。——译者注）的剧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直到天已破晓才付诸表决。
三、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当上了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原是技术部门出身。当时的首相是吉田茂，运输大臣是大屋晋三。大屋是企业家。
四、七月一日，国铁当局和工会方面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列席的有运输大臣大屋、下山总裁、加贺山副总裁等人。工会方面的中央斗争委员会副主席铃木市藏等拒绝了国铁当局的方案，竭力主张裁员应通过“集体谈判”来进行，但国铁方面说明按照“定员法”的规定，当局不必通过“集体谈判”就能实行。
七月二日，进行了第二次谈判。国铁当局和工会的意见无法调和。下山总裁宣布说：“双方各讲各的，也谈不出个结果来。谈判就此结束吧。”谈判就这样破裂了。国铁当局方面决定在七月五日宣布裁员，并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这项工作。
五、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对国铁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不满，深夜闯进下山公馆，向他叫嚷道：“提前干！”
下山定则并不是由于私仇而“被杀害”的。《白皮书》上刊载着加贺山这样的供述：“总裁是不是为了与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贺山自己也明明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谋杀案的背景追究个水落石出。
下山为什么独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从他在商店里消失后，直到第二天早晨变成死尸在五反野常磐线的铁轨上被人发现为止，这期间总裁的行踪如何？对这个疑问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疑问，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说，大量黑糊糊的油为什么没有沾在上衣上，却只沾在内衣上？从上衣和衬衫口袋里抖出来的以绿色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么？没能在尸体附近找到的领带、眼镜和打火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袜子被油浸得湿漉漉的，鞋里面为什么却没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谋杀的，行凶现场（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并且是以什么方法搬运到辗轧现场（第二现场）去的？尸体里所剩下的血液为什么少得出奇？
赶快来解答这些谜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样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会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解答下山临死以前的行动和关于死尸的种种离奇的隐谜。
关于“下山事件”的背景，我采用了加贺山副总裁那篇文章的顺序。其实，为了让读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这顺序颠倒过来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说，先以最后的第五项——沙格农在七月三日深夜为了裁员问题到下山公馆去，把总裁骂了一顿那件事写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说得确切一些，沙格农闯到下山总裁家去骂他一顿的时间，是七月四日凌晨一点钟。当天下午一点钟，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长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访吉田首相。接见前，他们一起等候了一会儿。这时，下山对增田长宫说了声“今天下午一点钟还有重要会议”，就回去了。可是后来增田一查问，才知道国铁并没有召开任何下山应该出席的重要会议。下山在这天下午一点钟托词中途离去的谜，留待以后再来推断。
前面已经说过，下山本来约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运输局作裁员情况的报告，但是上午十点钟以后还不见总裁的影子，于是大家着起慌来了。加贺山副总裁在十二点左右回到总厅来，听说还没有总裁的踪迹，就凭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于是就在与政府、警视厅、总司令部取得联络的同时，提出了通令侦查的要求。
我一向认为，像下山总裁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刚刚有数小时下落不明，马上就用无线电到处广播，呼吁大家协助寻找，未免操之过急了些。正如加贺山所说，一定是从外人眼中看来，下山身边也充满了不安，以致使他“凭着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
这种不安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也得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说清楚，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下山为了裁员工作不得不经常与美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以及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为什么会闯到下山家来发脾气。
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独自的立场上来起草法令的。
因此，当时日本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日本政府独自进行的。按照“定员法”来进行的国铁裁员计划也不是政府拟定的，而是美军总司令部拟定的。由此可知，运输方面的首脑沙格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日本的铁道叫作“我的铁道”的，从而我们也大致能了解他何以会深夜闯进下山总裁公馆去吵闹。至于沙格农这么发脾气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情况，才能说明美军总司令部为什么要在自负盈亏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把日本的铁道改为公共企业，并制定“定员法”来大批裁员。
然而，战后横行跋扈、使得日本发生变化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迄今还没有人来写。媾和（指一九五一年美日签订的旧金山片面“和约”。——译者注）生效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像“美军总司令部史”之类的正式纪录也还没有公布。
如今大家都已经知道，在日本的占领军总司令部（即美军总司令部）内，以麦克阿瑟为中心，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闹得很厉害，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关于这事，最近某家杂志以《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勾心斗角。作者叫大野达三，多半是个笔名吧。这是一家左翼杂志，会使人认为上面所刊载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见的，但我读后后却感到大体上是公平的记述。既然有关美军总司令部史的着作如今还没有出版，我就姑且以这篇文章为线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的梗概是这样的：
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还在日本全国各地布下了谍报网。美军总司令部下面设有情报部，它是驻日美军谍报队中最高的决策机关。它直属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各师和各军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设有情报部。
“反间谍队”按照对日占领所划分的各军管区，在北海道（札幌）、东北（仙台）、关东甲信越（东京）、东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冈山）、九州岛（福冈）等地设立了地方总部，在各都道府县还分设了地区总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带也驻扎了部队。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部长是威洛比少将，各地方总部“反间谍队”队长由上校或中校级的谍报军官担任，大一些的府县各有二三百名军官、军士、士兵以及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还雇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员。
情报部和“反间谍队”的这伙人不仅从事间谍活动，情报部还在决定和贯彻占领日本的政策方面参与极其重要的活动。美军总司令部内部在占领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机关是民政局，而情报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它。
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关系很坏。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和威洛比经常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吵不休。关于同一件事，日本官员往往同时接到两种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从。情报部不断顽固地主张采取最反动的态度。客观地看来，这种对立反映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在对日占领政策上意见的分歧，然而看来主要的还在于更加卑鄙的争权夺势方面。
紧接着，情报部就开始了他们最拿手的特务活动，把贪污、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数十名进步派身上，向本国告密，并把这些人都赶回美国去了。在这场大争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们钉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高级官员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们与民间情报敎育局建立了紧密联系，把手主要伸进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他们抓住了广播和报纸，直到一九四七年为止，一直掌握美国在日本的宣传工作的主导权。
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局的人员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来的。据说带着这两个组织的全权使命而来到东京的负责人叫加尔盖特。他先在邮船公司大楼的四楼上设了办事处，成立记录调查局。加尔盖特持有总统的手谕，因此权柄实在大得很。他从情报部、“反间谍队”两个机构里抽去精干的人，还网罗了一大批高级间谍，改编了在日本的间谍机关。初来时在横滨的“反间谍队”、后来又到第八集团军情报部工作的坎农少校（后升为中校）也被编了进去。他奉命管理一个单位——坎农机关。
由于有美军谍报部的命令，“反间谍队”不得不服从加尔盖特，但是他们心里很不痛快。据说“反间谍队”曾对记录调查局进行过违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国。两个谍报机关之间的争执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关于加强情报机关的法令》不经讨论就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这时，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法令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第一个法律根据。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况。
说起来，关于企图罢免前国警长官斋藤的那段经过是尽人皆知的。斋藤升在回忆录中写下大意如下的话：
“我曾竭力推荐久山秀雄，认为他是最适宜担任国家地方警察总部长官的人，却遭到民政局的强烈反对，原因与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和情报部之间的内部纠纷有关。关于这个问题，以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原任山梨县县知事，后奉命调到内务省任次官。我到美军总司令部有关各部门去拜会时，民政局中很有势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听说最近警视厅的警察在对我们驻军军人的女友及其身边的人进行起调查来了。如果确有其事，那真是岂有此理！我提出严重警告，不准警察做这样的事。’
“过了一个来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说：‘从上次谈话以后，日本警察的调查还没停止，一直继续着，甚至还打算调查我的女友。’说着就把曾经前往调查的警察的名片摆在我面前。他又说：‘干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要马上调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旧内务省的一个局。为全国警察机构的中心，全面指导警察行政。——译者注）局长叫来一问，才知道是当时任内务省调查局局长的久山委托警视厅警务部部长调查的一个案件。
“原来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尽管在局内拥有无上权力，又是拟定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中心人物，但是据说他的政策非常左倾，有人议论他也许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里有许多朋友的吉田内阁某要人S就和情报部结成一伙，布置下把这个上校从日本赶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为不轨的事实，以及足以迫使他离开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托才叫警视厅进行调查的。当时风传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乌尾夫人。——作者原注）关系很亲密。至于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这里就不去记述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我就向上校汇报说：‘原来是收到了匿名信，说某些军官把进驻军物资运到日本女人那里去。为了弄清事实，掌握证据，才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并没有违法行为，侦查工作就结束了。’
“可是过了将近一年——那时我已调任警视总监了——那个上校对我说，我的汇报是一派谎言。根据他自己的调查，已经弄清楚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托警视厅的某人、并以那个人为中心所策划的阴谋。
“总之，由于这件事，美军总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报部某科之间的对立加深了。据推测，久山招来了憎恨自不用说，恶感甚至波及自由党总裁吉田本人。
可以说是因果循环吧。罢免问题后来也临到斋藤国警长官自己的头上。斋藤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长官给国家公安委员会主席辻二郞打来电话，要求和他会面。辻主席问我：‘这么突然，有什么事呢？’我回答说：‘确切的情况不清楚，多半是关于我的罢免问题吧？我这么感觉。’辻主席马上到增田官房长官那里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设法‘叫斋藤国警长官辞职’。‘国家公安委员会似乎没有理由叫长官辞职。政府对这个问题怎样看？’辻主席这样反问他。增田官房长官说：‘反正政府认为斋藤君不适宜作国警长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办。’
“辻主席说他没有理由罢免斋藤。增田长官回答说：请你再考虑考虑这件事。关于今天面谈时国家公安委员会拒绝了政府要求这样一个内容，要严加保密，不要外泄。”
斋藤长官坚持说他没有理由辞职，增田官房长官再三再四地逼斋藤长官辞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增田长官中途败北了，斋藤国警长官留任下来。斋藤这样写道：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纷纷，把官房长官说成是个很坏的人，不过至少可以断言这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倒是对前辈增田抱着同情，认为他很倒霉。我在这次事件发生前两三个月曾经对增田官房长官说，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厌恶的某要人留在他身边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这话大概也在罢免我这件事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斋藤升写下了一本好书。从这本书里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斋藤升之当上国警长官以及要罢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于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暗斗。
我认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把“下山事件”搞个水落石出。
五
当时，日本内地六个地区都设有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直辖的“反间谍队”有关的机关，这六个地区就是北海道、仙台、东京、大阪、福冈和高松。其中，盖尔申上校的“反间谍队”机关掌管东京地区——从关东起连福冈地区也包括在内。因坎农少校而出名的坎农机关是东京达个地区独立的“反间谍队”下面的特务机关之一。坎农机关还有个附属机关，有代号，通称“柿树机关”。
各种文件中都把这个坎农机关说成似乎与“下山事件”有关，我却认为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各个“反间谍队”的秘密机关迸行活动时是绝对不允许暴露身份的。后来，坎农机关在制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国特务机关（坎农机关）将日本作家鹿地直绑架；由于日本舆论愤怒的抗议，次年十二月被迫将他释放。——译者注）时，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来，因而在“反间谍队”秘密机关当中它可以说是失败了的。一提到“反间谍队”，人们马上就把它和坎农机关联系起来——目前新闻界的这种肤浅认识还得好好纠正一下。
不用说，情报部是与作战参谋部平行的机关，它拥有最大的权柄，是明确属于作战系统的机关。
但是民政局是占领局面下所设立的一个军政机关，属于所谓的军政系统。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这个军令机关和军政机关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美国占领军统治日本以来，最感到头痛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势力的问题。如果把占领日本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称作一部对共产党进行弹压的历史也不为过。麦克阿瑟在日本登陆后，最初着手做的是彻底摧毁日本依然保存着的旧军阀系统、右翼系统、右翼财阀等潜在势力，目的在于把这些一扫而光之后，施以美国式的统治。民政局就是为了把这种国家主义从日本清除掉，才借着“民主化”这样一个漂亮名义展开活动，动手破坏战前的秩序体制的。
众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长克吉斯运用绝大的权柄来摧毁旧秩序，还打算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因此，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是个非法政党、干部不得不潜入地下的日本共产党，忽然抬起头来，得到蓬勃的发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是共产党势力的全盛时期，还听到“革命时机快要成熟了”的呼声。
但是情报部猛烈抨击民政局的政策，而带头开炮的是部长威洛比少将。
自从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渐处于劣势的情报部，这时对民政局发动了反攻，并企图用计把克吉斯和戴克赶掉。我本想把这件事更详细地叙述一下，但限于篇幅，这里只想指出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剧烈斗争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无论是情报部还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务机关或情报机关散布在日本政界的各阶层。斋藤国警长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为了揭发克吉斯的丑事，他曾派人钉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议，他才勉强找一些借口搪塞过去。但后来克吉斯把他的谎言一一揭穿，弄得他不知所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警视厅内部存在着情报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争；两派人一方面对自己那一派竭尽忠诚，另一方面尽量玩弄手段，想把对方打下水去，这是日本官僚的特性，并不足为奇。
总之，当局不得不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来选第一任国铁总裁。当局最初考虑人选时，曾向当时的铁道大臣村上义一商洽过，想请他担任。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绝了。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总裁必须承担一项特殊任务：与日本最大的工会——国营铁道工会展开正面斗争，以便把大批职工解雇。因此，他们心目中的第一任总裁大概是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张白纸似的人最为理想。政府当局提出几个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是声名狼藉就是受人牵制的，因而情报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结果，技术部门出身、毫无政治背景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被选为总裁了。
如果考虑到第一任总裁的困难处境，下山本该向美国占领军当局或吉田内阁提出一定的条件。实际上，下山也透露过要提条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他终于没有提。斋藤升在任国警长官时，就立即提出条件；相形之下，不谙政事、或者为人老实的下山从就任时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就种下了他致死的远因。
这里还得写一点关于实际上决定总裁人选的、负责运输事务的沙格农的事。
沙格农确实是个缺乏敎养的人。他在美国时虽然只不过是内地一家铁道公司的职员，可是一来到美军总司令部，他就大权在握，跋扈起来。当然，沙格农只不过是民用运输局局长，他具有这样大的权柄是很奇怪的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背后有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给他撑腰。
有些情况使人认为，沙格农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边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报部那边去了。只要把沙格农是站在情报部一边的这一事实考虑进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了解一半了。
沙格农有两项任务。一项是按照情报部的示意拟定一旦对苏联发生战事时的运输计划，另一项任务是开除国营铁道工会里的进步分子。这任务也可以说就是在国际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反对日本共产党。关于后者，如果说这是美军总司令部在占领初期播下了种子，到头来自食其果，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自从美军统治日本以来，为了便于清除军国主义而实行的扶植共产党的方针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产党员以及拥护共产党的人在日本社会各方面急剧地增加了。在各产业部门，进步的工会也风起云涌地成立起来了。尤其是自从“二·一罢工”（一九四七年一月，日本国家机关和公共企业职工二百六十万人成立联合罢工委员会，决议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举行总罢工。但是罢工开始前数小时，麦克阿瑟下令禁止。——译者注）以来，形势的发展使人觉得共产党所说的“革命”未必是梦想。连一向被认为比较稳健的国营铁道工会中，也急剧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这个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军总司令部不禁愕然。他们亲手造成的东西正在变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点办法。这时，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中国）这方面，麦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变，只留下情报部一条线。无论如何也得设法遏制日本国内已经强大起来的急进的工会运动。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还得使日本的一切机关能有所准备。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赶快使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日本民主空气转换方向。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制造出）令人震惊的事件，以便使日本人民对“赤色分子”产生恐惧。得到麦克阿瑟支持的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以七月五日的“下山事件”为契机，“三鹰事件”、“横滨人民电车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继发生之后，在情报部与民政局的一场斗争中，情报部取得了胜利，民政局里拥有实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国，美军总司令部发挥一切机能全盘向右转。只要联想到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意图了。
实现这一意图是需要策略的。情报部下面有“反间谍队”这样一个强大的情报机构。威洛比一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动了这部机器。想来沙格农在与国营铁道工会展开决定性的斗争时，也把“反间谍队”这种关系利用上了。
日本各地的“反间谍队”机关沿着情报部部长的这条路线展开了活动。他们大概把情报详详细细地汇报给威洛比。这些情报的范围不仅包括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人，或是官僚个人的动静，甚至还涉及美军总司令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连沙格农也受“反间谍队”的情报网所箝制。
因而，下山一当上国铁候补总裁，情报机关一定就把他的经历、认识些什么朋友、与什么政党有瓜葛，或是有什么后台等等全都告诉了沙格农。这样他才答应叫下山就任总裁。
下山纯粹是技术部门出身的，在铁道省里没有任何私人势力。据他过去的同窗水野成夫说，下山在中学时代就是与水野竞争第一、二名的高材生。他总喜欢站在铁路旁边看火车开过，百看不厌。提起当时下山的火车迷，据说在学校里都出了名。这样的下山进入铁道省后，志愿到现场担任技术部门的工作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是技术部门出身，下山当上运输省次官之后，在省里却没有任何强大的私人势力。他就任国铁总裁之后，也和人事局方面处得不大好。这是造成下山悲剧的远因。在这一点上，毋宁说副总裁加贺山的后台倒远比他的硬。加贺山的岳父是十河信二，十河凭着老前辈的资望，在国铁里隐然拥有实力。因此，就他们在省里的政治基础来说，加贺山要远比下山稳固多了。
下山早就打算乘铁道改为公共企业的机会，辞去次官的职务，以在野身份去竞选参议院议员，并且好像已经着手准备了。就在这时，有人和他商洽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事。
正如《白皮书》上所指出的，下山对于接不接受总裁这个职位一直犹豫不决，但是他终于还是答应了下来。下山知道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任务就是对付国营铁道公司空前的解雇这样一个难题——也可以说是为了裁员才临时委任一个总裁的。一俟这项工作告个段落，他就打算辞去总裁这个职务，再去竞选参议院议员。一部分人说，下山是为了进参议院才答应当国铁总裁的。其实，凭着他那段运输省次官的资历也足够资格参加竞选了。
总之，下山同意了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事前他也曾找村上义一商量过，村上鼓励他就任，所以尽管下山对这职务并不怎么热中，还是答应下来了。
从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来说，正因为下山不受任何人牵制，才认为他最合适。依他看来，第一任国铁总裁固然不能与日本政府有关联，更不能与美军总司令部——尤其是民政局一方有关联，因为国铁总裁必须是个对沙格农百依百顺的人，至少也不能对沙格农的政策多嘴多舌或是妄加批评。他心目中最合适的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一切命令都由沙格农来发，一切人事都由沙格农来决定。如果总裁受民政局的牵制，事情就不好办了。沙格农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让下山定则坐上总裁这把交椅的。但是下山果然使沙格农感到满意了吗？
下山并不是沙格农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下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只是个临时总裁，明白美军总司令部真正看中的是副总裁加贺山。但尽管他只是个临时总裁，却不甘心完全依照美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行事。就拿国营铁道公司开除职工的名单来说吧，他并不甘心盲目地接受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交派下来的那一套公事。在他来说，将平素对他冷淡的人事局所开列的名单囫囵呑枣地接受下来，那大概也是不能容忍的事。处在加贺山副总裁势力底下的人事局，不肯和技术部门出身、毫无后台的下山总裁协作。同时，下山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接受这样一个人事局所开来的名单。（大部分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开列的。）沙格农没有想到下山竟然会有这样的反抗精神。
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新确定的盈亏自负原则，假借“合理化”的名义拟定了一份裁员计划，骨子里却是要清除国铁内部的共产党分子。美军总司令部所做的调查是颇为草率的。确实有不少人未经详细调查就遽然被看作“赤色分子”，列入被开除的名单。被人叫作“温情主义者”的下山，看了这样一份名单，大概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他一定是想自己另拟一份名单，以抵抗沙格农。
但这不是下山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判断所办得了的。他必须先从什么人手里弄到国铁工会方面的情报。他所能得到的情报只是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通过日本政府送来的片面的情报——也就是美国方面的情报。下山一定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想拥有自己的情报网，以便对情势做出判断。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一文中也说“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这固然也许是出于个人的癖好，但他既然担任了国铁总裁，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势必就得弄到自己的情报。
在《白皮书》里，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伊能繁次郞说：
“让下山来坐总裁这把交椅的趋势表面化了。当时我就去找下山，告诉他如果答应担任总裁，一定得提出条件来，一切协商妥当。条件就是减少解雇人数，削减工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完全由总裁决定。无论事情结果如何，绝不给政府添麻烦。可是下山好像并没有向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了解内情的人仿佛都有避免就任总裁的趋势。想来正因为如此，才临时叫他来担任的。”
总之，日本有关方面是单纯从经营“合理化”这一角度来看待解雇问题的，伊能以及下山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解雇完全是为了美军的问题，因此才要裁减机构。日本有关方面却蒙在鼓里，还以为国铁大批裁员纯粹是经济上的问题。这里，日本有关方面和美军总司令部之间在真实意图上就产生了分歧，下山的不幸也就在这里。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大概也没人注意到美军究竟极其秘密地在日本国内策划着什么。国铁裁员并不是根据自负盈亏或是“定员法”这样一些单纯的经济上的理由来办理的，却是为了“美军作战”这样一个严酷的目的，不许日本方面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与国铁工会妥协。国铁裁员是情报部所提出来的强大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铁工会方面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国铁工会也没有看出这种大批解雇是美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中的一环。他们只是反对国铁大批开除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急进分子，但还只当这是经济斗争。在“琴平大会”上，他们反对国铁裁员，决定展开包括“使用实力”的强大的反对裁员的斗争。但是他们大概也知道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从“二·一罢工”时麦克阿瑟所下的命令就能明白这一点。但是除了民同派以外的国铁主流派却毅然决然地发出了包括“使用实力”的斗争宣言。关于“使用实力”，连德田球一等人都怀疑过“时机还不成熟”。
但是国铁工会的这一斗争方针广泛地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解雇名单预定在七月三日发表，工会决定届时“立即展开使用实力的斗争”。人民大众一定对国铁工会的这种方针感到不安，总觉得它带有险恶的气氛。
沙格农大概反而欢迎这种险恶的气氛。他在准备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好拿国铁工会的险恶气氛作为衬托。所以对他说来，这毋宁是可喜的事。
据说实行解雇日期越逼近，下山定则夜里就越睡不着觉了。据他家里的人说，每天晚上他都喝药水才能勉强睡觉。
七月五日早晨八点二十分，下山总裁离开上池上的私邸，乘大西司机开的车来到东京车站前的交通指挥台时说：“到三越去，要买点东西。”他看到三越还上着门，就说：“白木屋也成，一直开去吧。”他又看到白木屋的正门也关着，这次就说：“绕到神田车站去。”以后又说了“开到三越去”之类的话。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行动呢？
再说，当时从国铁总厅前面开往三越总店的半路上，下山还叫汽车在千代田银行总行前停下来，到银行里去了二十来分钟。他究竟去做什么呢？
后来一调查，才知道该银行的出租保险库里有下山的保险抽屉，里面有用报纸包起来的三叠百圆钞票，每叠一万圆。此外，还有装着股票的茶色大信封，以及装着自己家房契的白信封。最下面还有个折叠起来的纸夹，打开来一看，原来是春画。春画依然摆在那里——这就构成了下山不是自杀而是被人害死的论据之一。打定主意要自杀的人，一般总要把身边的事情清理一下。按照人之常情，不能让外人看到的东西，或是不好意思让遗族看到的东西都要消灭掉。但是在他这个出租保险库里，却有一样见不得人的东西——春画。如果他下定决心要自杀，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消灭掉的。何况下山总裁一向就是个好面子的人。
六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到银行去开出租保险库的呢？他去办了些什么事？他坐若车子在两家百货商店外面兜了圈子，半路上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跑到自己在银行里租的秘密保险库去，这只能认为他是想存进或是取出些什么。几叠百圆钞票上盖着某银行五月十五日的章，共有三万圆。很难设想下山那天早误会从衣袋里取出三万圆钞票放入保险库里，大概是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原来有的钱在三万圆以上，他是去取钱的。也就是说，三万圆是取完之后剩下的钱，取走的款数不知道是多少，估计也许和剩下的数目差不多。
那末下山为什么要去取钱呢？假定他从银行的出租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取出了两万圆或是三万圆，他是不是有必要把这笔钱交给什么人呢？
交给谁呢？
首先会让人想到女人。但是事后警察向森田信子做了调查，证实她到平塚去了，没有在家。森田信子固然是下山的情妇，那天这笔钱却不是为了交给她的。
此外，下山似乎还有个相好的女人。经调查，也得知当天下山没有和那个女人见面。
那末究竟是谁呢？
这里就可以附带说明我前面所提的、下山暗地里有自己的情报网一事了。也就是说，可以设想五日早晨下山有必要会见给他提供情报的某人。关于国铁工会的内部情况，那人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据我的推测，那个人并不是个二三流的“包打听”，只因为与工会有些来往，道听途说地弄到一些情报就拿来兜销，而是个连国铁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的微妙政治动向都能接触到的人物。
五日上午十点钟，下山就要参加解雇问题最后的重要会议。为了汇报会议情况，他还得在十一点钟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下山必须在那以前从经常向他提供高级情报的那个人手里拿到重要的报告。
为了这事，他需要钱。当然，他一定是平日就付津贴给那个人的，也许这时想起津贴已经到期了。总之，下山有必要付给那个人一笔款子。会面的地点大概就在三越百货商店内，离地下铁道不远。这条地下铁道可以从三越百货商店这边下去，然而从白木屋那边下去也是通的。所以下山才对大西司机说：“三越也成，白木屋也成。”意思是哪边都成。如果搭地道车，紧挨着三越的那站就是白木屋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有所戒备，不让司机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图。
那末下山究竟为什么要吩咐司机“绕到神田车站去”呢？
我认为下山大概是非和那个人单独见面不可。不管是从三越进去还是从白木屋进去，反正他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和那个人的会见。恐怕是因为两家商店都还没开门，他才想绕到神田车站，从该车站搭乘地道车到三越前边去。过了这么大工夫，三越也该开门了吧。再说，他的行动还得瞒着大西司机。为了前往约会地点，他可以从神田车站前搭乘地道车，在下一站——三越前面下车；也可以再坐一站，在日本桥白木屋前面下车。也就是说，下山和那个人大概是约好在连结着三越、白木屋、神田这三条地下隧道的某处会面。
然而下山来到神田车站，为什么又没有下车呢？
下山这时大概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须交一笔钱给眼看就要跟他会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来到神田车站前时，他才猛地想起要给那人一笔款，作为活动资金或是津贴。
由于想起这一点，下山就吩咐大西司机从神田车站前面开到三越去。那时，他已经决定要在半路上绕到千代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
预先约好会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绕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也要耽搁一些工夫。我认为因此下山才叫太西司机开足了马力，好像生气似地说：“快点开。”
下山在千代田银行前面让车停下来，独自进去了。机密保险库的机构特殊，非本人的钥匙是开不开的，里面一个外人也没有。下山打开保险库的保险抽屉，拿出几叠钞票：放入衣袋。不用说，他并不打算自杀，里面有春画也好，有什么也好，他都不在乎。假若他果真有意去死，也许他会往里面放一份遗嘱之类的东西。当然，保险抽屉里并没有这类东西。
过了二十分钟，下山从银行里出来了。大西司机的汽车就等在外面。他坐了上去。下山叫大西“快点开”，大西就开足了马力，来到三越正门前。下山下了车。百货商店已经开始营业。大西司机大概以为下山进三越去买东西，过一阵就会出来；但他也知道下山的老毛病，所以等得久一些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下山的友人、运输省次官伊能也在证词中说：“下山有个叫车子一等等上半天的习惯。”）因此，据大西司机的供述，从那时起直到下午五点钟，他把车停在三越前面，差不多等了八个小时。
以上是我大致的推断。不这么推断就不可能理解下山在三越、白木屋前面打转转，绕到神田车站，接着到银行，赶快又折回三越的行动之谜。
但是下山果然在地下铁道见着XX本人了吗？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我认为等待着下山的已经不是原来约会的那个人，而代之以具有某种阴谋的另外一个人了。
在《“下山事件”白皮书》里，三越的店员新井君子、高田喜美子以及长岛静子等人在证词中都说，她们看到一位像是下山总裁的人，时间都是在上午九点半到十点过一会儿。从这段时间来说，我认为那确实是下山本人。尤其是高田喜美子的供述中有这么几句值得我们注意的话：“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一个人后面同时走下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被跟的是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足有十七八贯。前额宽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
那以后，开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说当天在电车里所看见的下山，以及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的供述中所提到的下山，就都不是下山定则本人了。末广旅馆的长岛辐子所看到的旅客也不是下山本人。后来在傍晚六点钟以后在五反野车站附近十几个目击者所看见的也都不是下山。
加贺山之雄推断说“我认为这些人看到的是下山的替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加贺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要做一些推断，就只当自己是在写推理小说。”就推理小说而言，那应该说是颇带有纪录意味的。
下山本人在三越遇上了原来约会的那个人的替身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徘徊在五反野一带的下山的那个替身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先来谈谈那个替身。
从那人在长岛福子的旅馆里休息时的举止也可以判明他是冒充的。他在这里休息了约莫两个半钟头。下山是个烟不离嘴的人，那个人却连一根也没有吸。从一个烟蒂也没留下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一般说来，凡是吸烟的人越是思虑重重，就越比平时吸得多。他待上两个半钟头，为什么连一根也没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下山遇难的现场去采访时，看见不知是谁在下山的遭难纪念碑前供了一盒装得满满的“和平”牌香烟。那盒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供香烟的人大概知道下山爱吸烟吧。
在旅馆休息的那个人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才没吸烟的。
不用说，他是为了怕在烟蒂上留下唾液。如果从唾液里检验出他的血型与下山的AMQ型不一样，那可就糟了。
在后来发生的“女服务员谋杀案”（据《两个推理》（松本清张的杂文集《黑色的笔记本》中的一篇）一九五九年，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武川知子被人杀害。嫌疑犯比利时籍天主敎神父贝尔梅修已回国，此案至今悬而未决。某敎会的神父即指贝尔梅修。——译者注）中，某敎会的神父曾被传到警视厅去作主要旁证。他怕留下唾液，不肯用茶杯喝水。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女老板长岛福子曾要求那人“在店簿上登记”，他却支吾说“算了吧”，当心不把笔迹留下。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小心，连一个指纹也没留下。枕头上沾着两根头发，据推测很像下山的，但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许多人看见下山在轨道旁边走来走去，差不多每一个目击者都把他的服装描述得很准确。以前也经常有人说过，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还提出过关于实验结果的报告。令人惊异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经过相当时日，他们还能说出这样一些细致的观察：他的衣服是深灰色的，领带是深蓝地上嵌金丝的。
我并不认为侦查当局对目击者们做了诱导讯问，然而报上连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下山事件”。似乎可以说，迗些目击者不知不觉之间把从新闻报道上获得的印象铭刻在自己的意识中了。把这情形与侦查二科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对几个目击者进行调查时目击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细节的事相对照，便觉得耐人寻味。
把下山带到某处去的那个角色和下山那个替身当然不是一个人。从这一点似乎可以判断，这一庞大计划是由几个小组分头进行的。
不用说，冒充下山的那个替身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个二世（在美国出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日本移民。——译者注）。他是从哪儿来的呢？自然不是凭他本人的意志来的，而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才乔装起来展开活动的。如今，大概永远也追查不出他是什么人了。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下大野达三的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的间谍机关会付报酬给这些日本间谍。对那些山卖机密的官吏，则按照各自的职位加以提拔。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亲美分子就这样被组织到政界和官方中去。情报部不仅把警察和检察厅全部彻底掌握住，尤其还像这样把精干的间谍分子抓在自己手里。对高级间谍个别地掌握，下级间谍则组成班，并让他们从事训练间谍的工作。组成班时，通常派一世中尉或少尉担任指挥官。由旧军人、旧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日本战前的一种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警察。——译者注）、旧右翼分子组成的机关，地位就更要高些。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先指定一个负责人，由他来召集旧部下。另外还把该机关冠上负责人的名字，供给一切必要的经费。这些间谍及其机关承揽一些任务，以协助美国间谍机关的活动。如今这些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供给资金的方式虽然改变了，大部分机关却照样继续进行其特务活动。”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但这些人今天都还健在，本文不便引用。根据以上记述，我只想说明这些机关的头子都是地位相当高的旧军人，而且还包括右翼分子和共产党的变节分子。
大致可以推测得出冒充下山的替身是从其中哪个机关派遣来的，但是不能确凿指明。总之，这个替身受到某方面的指示，在下山刚从三越消失后，就立即伪装成下山了。这个替身所接受的命令，大概仅仅涉及他本人应执行的任务，他并不知道下山的实际命运如何。
傍晚时分在五反野附近见到下山的人们的上述证词中，关于下山所穿的西服的颜色、领带的花样等几乎全都说对了。我认为西服及领带确是下山的，因为据估计，下山的衣服全被剥光了，尸体上只剩下一件内衣。
前面已经说过，验尸时内衣上粘糊糊地沾着一层黑油。在一般情形下沾油——比方说，从机车上洒下来的油沾在被轧的尸体上——应当是从上衣逐渐渗透到内衣上去。按道理，上衣的污迹应该更深，越是靠里面的衣服，污迹就应越浅。下山的情形则正相反：上衣并没有污迹，越是里面的衣服污迹越深。
下山的尸体上的确只穿着内衣，处于裸体状态。
凶手之所以让下山赤身露体，可以设想得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杀害方法上的需要而剥下他的衣服，另一个是必须把上衣和领带从下山身上剥下来给替身用。有些目击者还针对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提出了证词，而那时下山应该早已远远到了别的地方。但是目击者们看见的那个在五反野轨道附近徘徊的人身上所穿的西服和系的领带，却是下山本人的。这一点从《白皮书》上的这段话也可以明白。
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
“我在七月五日沿着常磐线下行线朝陆桥走去，发觉东武线铁道路基的铁柱那边的玉蜀黍地里有个绅士。我感到纳闷：天都快黑了，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有点心虚，就蹲下去，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横过轨道从陆桥下面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走，离开两丈来远。那人若有所思地走下缓坡，蹓蹓跶跶地朝火警了望塔那边走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山崎的证词正确无讹，鉴别科还这样写道：
“据鉴定，在现场所发现的下山总裁的衣服内袋里的乌麦壳和从现场附近采来的乌麦壳是同一个品种。”（《白皮书》）
目击者的话和鉴别的结果的确恰好吻合。毫无疑问，那个替身正是穿了下山这件西服在那里播弄草叶子，并且把乌麦壳放在口袋里的。
那末，鞋呢？
关于鞋，就连这位智谋犯也不免留下了个漏洞。前面已经说过，下山的鞋是咖啡色胶底皮鞋。按照习惯，跟下山住在一起的人每天早晨都替他涂赭红色鞋油。下山从来不在街头让擦鞋匠给他擦鞋。但是找到的鞋上却涂着茶色鞋油。赭红色和茶色是容易混淆的。大概是鞋太脏了，另外一个不知道下山的习惯的人大意了，以为原来用的是茶色的，就给涂上茶色鞋油了。
大概是因为鞋太脏了，才涂上茶色鞋油。这件事也给我们一点启发。下山的鞋上多半沾着不少尘土或垃圾，而且恐怕还是一种特殊的尘土或垃圾，从这上面可以推断出现场——也就是下山被杀害的地方。凶手一定是留心到这一点才把鞋刷干净，涂上茶色鞋油的。在遗物当中，偏偏对鞋下了不少工夫。然而凶手还是不够细心，竟涂上了茶色鞋油，露出破绽。
如前面所说的，鞋底上沾着叶绿素。警视厅的鉴别科说：“不知道鞋底上沾的泥跟辗轧现场附近的泥是不是相同的。鞋底的叶绿素是植物性的。”侦查一科由此推断“鞋底上沾的叶绿素是现场的草汁”。
但是东京大学药物学敎授秋谷博士说：“经检查，鞋底上的绿汁显然是染料，并且与衣服里抖出来的是同一种染料。”不用说，草汁是自然的有机物，染料则是经过化学加工的无机物。
如果这是与检查衬衫、西服时抖出来的色粉性质相同的东西，那末就可以设想下山曾被监禁在放着这样的染料或色粉的地方或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犯人粗心大意地在下山的鞋上涂抹茶色鞋油之前，鞋上所沾的尘土或垃圾究竟是什么，下山被监禁的地方大概就更容易推断了。
七
这里再来推敲一下真正的下山到哪里去了。下山和某人约好在三越的地下铁道附近秘密会谈。日期大概是五日以前——多半是前一天（四日）。可以想见，对方是供给下山十分可靠的高级情报的人。既高级，又可靠，那末在当时来说，这个人一定是一方面在国铁工会里拥有情报网，另一方面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或劳动部那边也有情报关系；不然的话，像下山这样一个人就不会特意独自来会他。如果那是个不三不四、普普通通的“包打听”，下山大概连睬也不会睬吧。不过，下山大约不知道这人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方面另有勾结。于是，下山的悲剧就产生了。下山在裁员问题上对沙格农进行过抗拒，已经使得沙格农忍无可忍。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沙格农又探听到下山在悄悄搜集自己的情报，于是勃然大怒。总之，如果美国占领军想制造什么震动人心的事件，下山就有可能被充作这一事件的主人公。
这个供给下山情报的人究竟是谁，大概是无法查明了。凭着直感，我认为此刻他的踪迹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前面已经挺过，前一天（四日）下午一点，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去见吉田首相时，下山曾借口有事中途退了席。后来一调查，原来国铁并未召开任何重要会议。与这事实联系起来一想，下山会不会是约好了在这个时刬去与提供情报的人见面呢？前面我已经这么推断过。
但是下山之所以在五日早晨赶着时间从银行里取钱（这是推断），接着就进入三越的地下铁道，是不是因为前一天下午一点钟没有见着那个人呢？也就是说，从这件事可以推断出，对方会约好和下山在四日下午一点钟见面（这次约会非常重要，以致他不惜放弃和吉田首相的会晤），但由于提供情报的人有事，没有见成，就改约在五日上午九点以后（百货商店是九点半钟开门）碰头。这种约会大概一向是利用电话秘密来安排的。
下山一定经常和那个至今已经连名字也永远查不出的提供情报的人会面。（大西司机也说过类似的话。）《白皮书》上引用岛秀雄（下山的朋友）的这样一段供述：“下山当上总裁之后，口气之间有时透露出好像在雇用提供情报的人。”警视厅在括号里照例加上批注说：（其实他并不曾雇用提供情报的人，不过对外面的人说成自己仿佛是在雇用。）但警视厅是不可能知道这事的。也许警视厅知道底细，不过不便发表罢了。这一定是严加保密的，除了下山和那个提供情报的人以外，大概谁也不知道这层关系。
当然，这个人以前也一定经常和下山秘密会见，每次的地点都不同。据大西司机供述，下山仿佛常常与提供请报的人见面。但是下山并不单是在三越会见他。每次大概都轮流变换地点。受到下山信任的大西司机在一定程度上准晓得这些底细。司机当然不知道对方是提供高级情报的人。他也许认为秘密会见的对方是以下山的情妇为媒介的小“包打听”呢。现在好像还有一部分人抱着这种想法。
下山到三越的地下铁道去了。他在那里见着某人了吗？
如果见着了“他”，也许二十分钟就谈完了话，说不定只消五分钟或十分钟。即使不谈话，只要从“他”手里弄到书面情报就成了。但是下山会不会没有在那里见着“他”呢？只要联想到下山那天上午十点钟有会议，约好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等人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下山曾在车子里嗫嚅道：“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了。”因此，他一定是打算九点多钟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见那个人，马上谈完了话，赶十点钟到国铁办事处去。但是实际上下山走下地下铁道后，就被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为什么下山没有在那里接受情报，却被领到旁的地方去了呢？也可以设想他是被胁迫而去的，但多半不是。据我想，下山没有见到“他”，另外一个人说要把下山带到“他”所在的地方，从而把下山诱拐走了。也就是说，代替“他”而来的人告诉下山，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到约定的地点来，因此想劳下山移驾到新地点去。这种遁词编起来十分便当。譬如，如果说那个人生病住院了，想在医院跟下山见面，下山就必然会上当。代替“他”的那个人给下山打电话时暗号使对了，因此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
对方一定告诉下山说，要带他去的地方距离很近，可以赶上上午十点钟的国铁会议。下山一疏忽就上了当。如果是个远地方，他大概也会拒绝的。因为说很近，他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
那末，我为什么推断“他”本人没有在三越地下铁道出现呢？从头一天下午一点钟“他”就没有践约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下山很想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他”，以致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待在吉田首相官邸时，竟借口有事，中途就回去了。据我的推测，对方（“他”）遇到了严重障碍，当时没有联系上。于是，多半重新约定五曰上午九点以后在三越地下铁道见面。请读者设想一这个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障碍”恐怕是指“他”已经落到阴谋者的手里了。给下山打电话通知改变约会的那个人佯称是“他”的代理人，那个人用拷问等方式从“他”口中得到了与下山联络用的暗号等等细节。
据我推想，前一天（四日）下山所以在警视厅总监室、法务厅和国铁的公安局长室等处徘徊，举止非常奇怪，神色惶惑不安，或者就是由于觉察到了“他”遇到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遇到障碍——也就是说，与下山失去了联络，使下山威到不安，怕“他”会在工会方面露了马脚，被拘禁起来，遭受私刑。因此，下山在警视厅和保安部门瞎转悠了一阵，但是终于没有下决心说出来。他只是激动地做出一些奇怪的言行。
这时，“他”打电话来联络了，下山等得正急，就赶快去接。与工会的谈判已经到了决定关头，一刻也不能犹豫了。等了好久才盼到的联系电话，是“他”的代理人打来的，转告了“他”的话，这也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下山如约来到了三越。但是对方本人呢，却没有来。
八
下山虽然没有见到“他”，却遇上一个可以代表“他”的人——比方说，联络员一类的人。于是他俩就一起走去（参看三越店员的证词），大概没有乘地道车，而是从三井银行总行那边的地下铁道口走出去的。那与大西司视在等着的三越正门的方向正相反，拐了个弯，大西司机是看不见的。从布置阴谋的人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内，附近连一个认识下山的人也不能有。
下山从地下铁道另一个方向的出口走上去时，有一辆小轿车已经在等着他了，那人让下山坐上去。这时，下山发觉了阴谋吗？我认为大概还没有发觉。当然，为了防备下山发觉自己陷入了圈套，策划阴谋的人一定毫不疏忽地做下了万全的安排。
读者大概会记起鹿地亘先生被绑架的情况。但是下山的事情是白天发生的，况且下山又是日本的高级官员，总不能连踢带打地把他推进车去。如果下山发觉了，也许对方会从左右两边用手枪对准他的侧腹——这个假想是不无现实根据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了去跟“他”见面，下山坐上了车子。那个人大概告诉下山目的地很近，三五分钟就可以到。
在这种时刻，照例以绑架者所乘的车子为中心，前后都有其他车子掩护。车子毫不显眼，旁人根本看不出是在掩护。绑架下山达一次，三越和三井银行总行之问的窄路上大概也有四辆不引人注目的车子在掩护，但是下山却没有注意到。后文还要提到这一点。
车开动了。这辆车子从三越出发时恐怕用的是日本的白牌照。车子朝某处开去，掩护的车子也尾随着它。半路上一定换乘了车子。这次大概是一辆黄牌照的车子。当时黄牌照标志着外国人使用的车子，日本警察是完全无权查问的。
大体上可以推想得到，下山是在什么地方被迫换乘这辆车子的。大概就是当时美国“反间谍队”总部所在地的邮船公司大厦一带。情报部在这里有专用房间。下山大概半路上方才发觉自己落入了圈套，但为时已经太迟了。一旦进了美军的大楼，就不可能向外界呼救了。
那以后，黄牌照的车子朝哪儿开去了呢？
加贺山之雄写下了大意是这样的话：
“有人亲眼看见下山搭乘的车子，说它是从国会大厦朝狸穴那边开去的。这是与下山面熟的人说的，看来至少比一次也没见过他的其他目击者的话要准确一些。”
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确实替我们写下了一篇出色的“推理小说”。我的推测和他的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按他们惯用的手段来说，是不会直接朝目的地开去的。一个原因是需要给下山和绑架他的人一段时间在车里谈话，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为了避免目击者推测出他们到哪儿去。
绑架下山的车子多半是蜿蜒曲折而行，结果是从南到北，横跨甲州公路、靑梅公路，穿过川越公路。
那末下山被绑架到哪儿去了呢？沾在他内衣上的粘糊糊的发黑的“油”和美丽的“色粉”就可以说明了吧。
但是按照行文的顺序，关于下山被杀害的第一现场的推测我预备留到下面再谈。
在现场上下山是以什么方式被杀害的呢？请读者追忆一下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下山尸体里血液稀少这一点。警视厅说：“由于当天下着雨，血被冲走了。”但是最初发现时，斋藤站长抱起下山的尸体，看到下面的小石子是干的。如果流过血，下面的石子上当然应该沾着血。如果血被雨水冲走了，下面的小石子也应该被雨淋湿才成。然而小石子既没被雨淋湿，也没被血染污，似乎可以证明下山被轧时没有下雨，并且下山的尸体里从一开始血液就非常少。
侦查员们一定把现场的土深深地挖过。但是检查的结果，土里却没有血渗透进去。考虑到血液稀少以及下山尸体的位置，这就使我们猜测到一种杀害的方法。
下山尸体的姿势是俯卧在铁轨上的，左手弯着，右手伸到轨道外面。下山的右肩胛正好摆在铁轨上。只要想一想这个事实就明白了：尸体尽管轧得七零八碎，但只有右臂是从肩胛处轧断的，上臂以下的部分则仍是完整的。也就是说，由于轧断了肩胛，通过右膈肢窝的动脉部分完全被轧烂了。
杀人的方法中，除了使用刀子和注射毒剂之外，还有抽血的办法。日本人行凶时，一般是不会想到使用后一种办法的。那是怎样的方法呢？在外国，常有那么一种抽去全身血液致人死命的方法。在下山的情形下，从肩胛被压烂这一点来看，也许是从右膈肢窝的静脉抽出血去，为了消灭痕迹才把注射过的地方放在铁轨上让火车轧的吧？古畑博士也做过这种推断。
下山其实大概是在赤裸状态中死的，这与那种杀害方法也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是不是他身上只剩了件内衣，由暴徒按住被抽去血液的呢？也许是被踢中要害，昏迷不醒时被抽去血液的。（xxxx和睾丸有内出血。）
不管第一现场是在哪里，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下山运到第二现场——也就是被轧的地方去的呢？
第二现场是在铁轨上，首先令人想到尸体是利用火车运去的，其次大概就是汽车。但是《白皮书》上写着，用火车把尸体载运到现场上去是不可能的。（这里首先要说明这一点。）
其次是汽车。但是看了现场就能明白，汽车开不到铁轨那儿。汽车所能开过去的路，离辗轧的地方很远，因而如果用汽车运，只能在那里把尸体卸下来，然后用人力把它横放在铁轨上。
警视厅侦查一科起初假定下山是被谋杀的，因而做了个实验。他们做了一个相当于下山体重（二十贯）的稻草人，由侦查员搬到现场上去。关于这事，《白皮书》上是这样写的：
“假定是渡过常磐线荒川放水路铁桥，从对岸的千住方面把尸体搬来的。但是侦查的结果，铁桥上的过道只铺着两尺来宽的木板，板子也不完整，有些地方还破损了，因而白天空手走起来都感到困难。上行和下行电车最长相隔二十三分、最短相隔四分钟就经过一次。单独走大约需要十分钟。夜里不能通行。看起来由两三个人搬运尸体走过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再说，从铁桥沿着轨道旁边走到现场约莫需要三十分钟。如果搬运的话，想来列车、电车的乘务员是不可能看不见的。曾经假定尸体是从常磐线和东武线交叉处的陆桥下面搬运到现场来的二十贯重的沙袋沿着能够通行的道路做了实验，结果断定，可能性虽然是有的，但是极为困难。”
这么看来，不像是用汽车运的。
估计从汽车所能开到的地方走到现场需要三十分钟，搬运尸体是不可能的。那末，除了利用火车以外，就绝对没有旁的搬运办法了。也就是说，只能是这样：列车从现场经过时，从车里把尸体扔到现场的铁道上，先把它藏起来，再让下一趟列车轧过去。
那末，现场的情况符不符合这个推测呢？前面已经提过，现场的枕木上沾有点点滴滴的血迹。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事后美国宪兵曾乘吉普车到现场，把沾在枕木上的这些血迹都刮掉了（据推测，美国宪兵是刑事侦查部派来的）。但是鲁米诺尔反应（鲁米诺尔反应（Luminoltest）法医学上用的显证血痕的试验方法。——译者注）试验证明铁轨上确实沾过血迹。从辗轧现场向上野那边——即沿着火车开过来的方向——走二百米的地方有个信号灯，再从那里往上野那边走三十米就是个道口，血迹是在道口下行线的枕木上发现的。血迹的鲁米诺尔反应中断了约莫一百米，但是接近现场时，血迹又出现了，一共发现了五十二处。
枕木以外的地方也有血迹。走下铁道路基，在现场——靠上野右边的洼地上有一间细长的、搓麻绳用的小屋。往麻绳小屋上面浇鲁米诺尔液的结果，小屋的门上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应。
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曾经化验过枕木上的血迹（《朝日新闻》记者矢田发现了没有刮掉的部分），看看它是否与下山总裁的血液同一个类型。血迹只剩下一点点，好容易才查明是AMQ型的——那正是下山总裁的血型，而且是一种稀有的血型。
这么说来，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按照血迹的顺序来看，尸体是在最初发现沾有血迹的枕木那个地方从列车上撂下来，由什么人运走的；在半路上，血液滴落在轨道上了。尸体由现场附近被运到麻绳小屋去，暂时藏在那里。这时候是由高个子来搬运的。因此，门上沾的血迹很高，看来像是那些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
从列车上撂下来的尸体为什么要先搬到人们看不见的麻绳小屋（当时这间孤零零的小屋里没有人）里去呢？不用说，是为了等待下一趟列车来轧它。
那末是哪趟列车把尸体运到现场来撂在那里的呢？只要看看在辗轧死尸的那趟列车以前开过去的列车就清楚了。
警视厅也曾作了这样的假定，并且对轧下山的列车（第八六九次货车）以前开过的第二九五次货车做过调查。《白皮书》上记述道：
“七月五日下午十点五十三分从五反野现场经过的第二九五次货车挂有空车皮六节、客车二十六节，连同机车和乘务员车，共计三十四节。经过实际侦查的结果，证明关于会利用该列车或所挂车皮（拖至金町车站）搬运尸体并在现场附近撂下来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说，经过侦查，并没有从列车往下撂尸体的痕迹。但是紧接着这一项，又有如下的记述：
“这趟列车在五日下午七点五十八分到达东北上行线田端一号线，然后将货车进行整编，九点五十九分由该站三号线发车，下午十点十三分到达北千住车站。停车约三十二分钟，以后在绫濑未停车，在金町车站停车时被第一二〇一次列车赶了过去。当时车上还载有打零工的。乘务员沼田是个模范乘务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在轧下山的第八六九次货车前面驶过去的不仅是拖有客货车的第二九五次货车，还有第一二〇一次列车——这正是占领军的军用列车。
“占领军的军用列车是下午十一点十八分从现场开过的。在轧下山的列车驰过之前不久，第一二〇一次下行列车曾甶现场经过，车上有司机荒川九，助手二名，乘务员一名。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一般人当然不能搭乘，它还受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所以不容对它怀疑。”（《白皮书》〕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现列表如下：
〈列车〉〈经过现场时刻〉
二九五次货车十点五十三分
一二〇一次列车（占领军专用）十一点十八分
八六九次列车（乳下山的列车）零点十九分
二四〇一M号电车（发现尸体）零点二十五分
既然警视厅进行侦查的结果，第二九五次货车没有往下撂尸体的痕迹，那末该厅为什么没有对第一二〇一次列车（占领军军用列车）做同样的侦查呢？警视厅的记录上写着：“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所以不容对它怀疑。”这样，根本就把它置之度外了。但是无论假定任何办法，除了这趟军用列车，再也做不出更合理的推测。
这里就令人想起沙格农的话来了。他口口声声总是说“我的铁道”，扬言日本的铁道是听任他摆布的。就他掌握的权力来说，譬如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临时让这趟下行线第一二〇一次军用列车发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运输司令部是由他主管的，行车时间表在占领军的掌握之中。以当时日本警察的权限来说，也只能像记录上所载的那样，说一句“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所以不容对它怀疑”，不了了之。可悲的是即便嫌疑再重，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来调查。
占领军军用货车是十一点十八分从现场经过的，而轧人的列车是零点十九分经过的，中间有约莫一小时的间隔。
根据这一点来推测，从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撂下尸体以后，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把它先搬到麻绳小屋去，然后再把它摆在轨道上，让一个钟头左右以后才经过的列车来轧。
轧下山的现场与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所使用的宾夕法尼亚铁道公司日历上的照片非常相似，因而成了话题。下山总裁担任运输省次官时，次官室里就挂着这样一幅日历。
但是，也可以认为这是偶然的吻合。问题在于现场的弯道的情况。下山总裁就是在从弯道那里靠近绫濑车站五十来米的地方被轧的。
提起弯道来，“松川事件”和北海道的“芦别事件”（一九五二年七月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在北海道制造的炸毁铁道事件。一九六三年，被告地主照井尻正夫被宣判无罪。但其时井尻已因病死去。——译者注）也同样发生在弯道附近。
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三次都发生在弯道左近这样一个共同点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安排的。也就是说，策划这一阴谋的凶手一定有利用弯道的习惯或是善于使用这种手段。
如果把下山的尸体从火车上撂下来，火车开到弯道那儿时一定得放慢速度。关于怎样利用弯道，凶手事先恐怕做过充分的研究。
但是，日本到处都是这样的地形。不过凶手方面必须把弯道的情况和附近地区的情况都充分估计进去。
假若打算把尸体装在第一二〇一次列车上，五日下午十一点十八分把它撂下去，在拟定计划时需要有绝对的条件。那就是说：附近不能有一个人过路，也不能站着一个目击者。凶手方面想必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七月五日以前花费几天工夫来调查现场在这个时刻的状况。他们一定业已查明：从东武线与国营电车道（常磐线）交叉的地点沿着东武线的铁道路基朝浅草方向倒着走，是绝对碰不到人的。这一点把握很大。还查清这一带两边住户的房屋都背朝着铁道，尽管路基脚下两边都有小径，但并没有过路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不使用引擎声很响的汽车，谁都不会注意到凶手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凶手们大概是先在现场征了周密的调查，然后才定下把下山的尸体遗弃在附近的计划的。
那末，在那儿被撂下来的尸体怎样了呢？一定有几个人藏在铁道路基脚下等待列车经过；尸体从列车上撂到现场之后，他们马上就把它抬起来，暂且放进铁道路基侧面的麻绳小屋里。这附近的铁轨上发现有AMQ型的人血反应，那血大概就是从尸体膈肢窝里被割断了的动脉管中滴落下来的。
尸体就这样暂时被抬到麻绳小屋里去。这时抬尸的那些家伙手上大概也沾了血迹，所以才抹在小屋门上的。在预定的列车开来之前，还有约莫一个小时的间隔。没等第八六九次货车开到，他们就把尸体从麻绳小屋抬到相距一百五十来米的绫濑方面去——也就是说，抬到靠陆桥的那边去。在这个地点也查出了人血反应。从这里到轧下山的现场有六十三米，在四个地方发现了同一个血型的血液反应。
在这种情形下，负责把尸体运来、在现场附近撂下来的任务，以及等着把尸体放在指定的地方好让列车轧的任务，大概是由两个不同的班担负的。这两个班之间没有横的联系，他们各自按照上级的命令单独行事。
利用列车搬运的那个班大约是某地区的特工人员，而接受尸体把它放在铁轨上的班又是另一个地区的特工人员。
有关“下山事件”的全部策划，可以说都采取了这种办法。按照他们的办法，决不让执行任务的各班相互之间有横的联系，也不让一个班去包办全部过程。他们通常都是调集各地区的特工人员，让各班分开来干。
因而，在“下山事件”中也分为：绑架，负责在第一现场杀害，从第一现场（利用火车）搬运尸体，以及收下尸体并放在轨道上等等几个班。他们都是单独接受命令，绝不知道别的班在干些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当然，遥遥指挥这一切的人是坐在某座楼房里面的，他只消按按电钮，使各方面的机能发动起来就成了。那个替身也是另一个地区的特工人员。
这里就令人联想到“下山事件”发生之前，田端机车库里发生过种种怪事。
就在事件发生的头一天——七月四日上午十点半左右，有人给在上野广小路的铁道弘济会总部社会福利部工作的宫崎清隆打了电话。
那人说：“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要把吉田（指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译者注）或下山杀死。你要是吵吵闹闹，声张起来，或是捣乱，你也别打算活命。”
宫崎问道：“你是谁？”
那人说：“别管我是谁。等革命的时期一到来，在战场上见分晓吧。到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啦。”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四日上午十点半，那正是下山总裁失踪的前一天。还有一件事是前面提过的：事件发生的那天（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东京铁道公司工会分会的一个会员走进分会的屋子里，告诉正聚在那里的许多会员说：
“刚刚有人打电话来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啦。”于是，大家都发出了喊叫声。后来调查了打电话的地方，原来用的是部里的铁道专用电话，据接线员说：
“七月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有个电话要六十七号（六十七号是国铁工会东京分会），亮西是交换台左上方的指示灯，不是二二三八号（原为乘务员休息室）就是二二一八号（田端机车库职工休息室）。”
于是，马上就调查起这两处的电话。前一处没问题，可是田端的电话是五日快到晌午才安装的，六日早晨，装有这架电话的屋子的锁被撬开了。显然有什么人在这间屋子里用过刚装上的电话，散布了“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的话。本文一开头也提到过，对这件事虽然进行了侦查，却未弄清楚究竟是谁打的电话。
前面已经说过，为了调查五日是谁值的夜班，侦查员把值勤簿调了来。一看，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已被撕掉了。
打电话的恐怕也是特工班的骨干，其任务大概只是打打“下山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或是“我要把吉田或下山杀死”之类的电话。
此外，写好“让下山在黎明前祈祷”或“杀死下山”字样的传单，并贴在靠近新宿甲州公路的陆桥上，一定也是特工班干的。这种传单好像在下山总裁失踪的前两三天就已经贴在那儿了。
也就是说，特工班一方面还预告了要杀人，充分制造了下山总裁会死于非命的气氛。这令人想到：下山总裁的命运至少在失踪前两三天就已经决定了。当然，贴传单和打电话的家伙们自己大概并不知道下山总裁真会被干掉。也许还以为上级命令他们发出“预告”只不过是为了扰乱人心呢。
九
最后该谈谈油和色粉的问题了。
《读卖新闻》记者堂场肇的《“下山事件”解谜》一书中对这事有这样的记述：
“据说主张自杀论的警视厅一科完全没有进行关于油的侦查。该科大概一开始就决定对这个问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只说声‘那是机车油’，就轻轻地滑过去了。（中略）但是秋谷博士的意见却相反。他很有把握地断言：沾在衣服上的油和机车油完全不同。东京地方检察厅和侦查二科根据秋谷博士的鉴定，对油又进行了侦查，据说结果正如下面所提到的那样：查明了这种油与机车油不同。总裁衣服上的油与机车油不同，其根据如下：
“首先，沾在衣服上的油与机车所使用的油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发生事件的那个时期，日本正闹油荒，铁道方面大概也不能经常使用规定的油。但缺乏的只是动、植物性油，矿物油并不那么缺乏。（中略）其次，所沾的油过多。前面已经提到过，从总裁衣服上取下来的油共有三百克。袜子和兜裆布都浸满了油，活像是油缸里捞出来的。被轧死的人也有被车上的机油沾污的，但总裁这种情形，与其说是被油沾污了，还不如说是浸在油里了更确切一些。以后曾经让D五十一号机车轧过三件西服，试验了衣服上究竟能沾上多少油，结果所沾的油少得可怜。后来又派人钻到轧了总裁的那辆D五一六五一号机车下面，用布揩拭了车底。把油好像特别厚的地方揩拭得格外仔细，结果布上却只沾了约莫十五克的油。”
秋谷博士研究的结果，据说明确了以下几点：
一、断定衣服上所沾的油为米糠油和极少量的矿物油。
二、这种米糠油是昭和二十四年春天（“下山事件”发生前数月）榨的油，以后经油脂公团（政府统制油脂的机构，现已撤销。——译者注）东京分所分配给东京都内大约九百家工厂。
三、事件发生时使用这种油的主要行业有下列三种：
1.肥皂工厂（肥皂原料）
2.炼铁工厂（悴铁用）
3.皮革工厂（硝皮革用）
但当时日本正缺乏油，因此，除了这些工厂以外，橡胶工厂似乎也使用这种油。
警视厅侦查二科根据这几点对油进行了侦查工作，从东京都内外的工厂搜集了一百几十种油，与衣服上沾的油做了比较检查，但终于也没有发现一种性质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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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向岛的M制造厂、三河岛的S制造厂、千住的N皮革工厂、田端的S制造厂、本田涩江的D工厂、葛饰的T橡胶工厂、小松川的K制油工厂、五反野的M油脂工厂这八家工厂发现了非常相像的油。尤其是千住的N皮革工厂，从那里的专用码头乘船逆流而上，可以一直驶到轧下山的现场附近，所以对该工厂进行了特别周密的侦查。但是没有在任何一家工厂发现可疑的痕迹。
不知怎地，对侦查油的工作最为热心的侦查二科股长吉武警部补，在侦查的中途就被调到上野警察署去了。
侦查的结果，从东京都内任何油店也没有找到性质完全相同的油。色粉的侦查工作好像也走进了死胡同。我认为从市场上所买不到的这种油和色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计到下山被杀害的现场在什么地方。
内衣上粘糊糊地沾了一层油。为什么油只沾在内衣上呢？横在铁轨上的下山尸体好像确实是盖着衬衫和上衣的——也就是说，衬衫和上衣并不是穿在尸体上，而是盖在上头的。从尸体虽被轧断、衬衫和上衣却一点也没有破碎一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尸体穿着这些衬衫和上衣，它们一定会和尸体一起被轧破或是扯碎的。
下山在第一现场被杀害时大概是处于赤裸状态，被搬运以及横在铁轨上时也仍是赤裸的。这么说来，上衣和衬衫等是和尸体分开来运去的，并且多半是把赤裸裸的尸体横在铁轨上后才盖上去的。
那末，为什么没有给横在铁轨上的尸体穿上衬衫和上衣呢？
这里就令人联想到预定让它来轧下山的第八六九次列车从田端机车库发车的时间迟了八分钟的事。这时，不知什么人把轨距扳过来了，管叫醒司机、司炉和助手的人忘了叫他们，耽误了发车时间。
关于这件事，负责让火车轧断尸体的那班人大概已经接到通知。他们知道火车比预定的时间迟了八分钟发车，以为火车从现场经过时也要误点八分钟。于是就估摸着时间放下尸体，动手给它穿衬衫和上衣。谁知道第八六九次列车为了赶点，开足了马力，接近现场时已经快赶上原规定的时刻了。处理尸体的那个班看到这种情形，大概就慌忙跑掉了。他们来不及给尸体穿上衬衫，当然也来不及往尸身上套上衣，充其量也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盖在尸体上面而已。鞋也是一样，来不及把两只鞋都给尸体穿上，有一只鞋就那么丢在那儿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奇特的现象：脚被轧断，鞋却没有轧坏。
下山的内衣上所沾的“油”，以及从衬衫和上衣里抖出来的“色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疑问，可以想到的答案有两个。
一个推测是：下山是在沾了油的地方被杀害的。上衣和衬衫也曾经被放在有色粉的地方。
另一个解答是：油是下山的尸体在被搬运的途中沾上的。色粉是上衣和衬衫被运来时沾上去的。
如今已经无法确凿地推测出下山的尸体究竟是怎样运到现场的了。如果是放在一个容器里运去的，而容器底儿上又剩有油，那末这油当然会浸到尸体上。此外，还有写在日暮里车站厕所里放东西的板子上的“5.19下山捅”那六个字。“捅”被认为是汽油桶。如果是汽油桶，里面有这样的油也不稀奇。但是这油主要是粘糊糊地沾在尸体的右胁上。如果是残留在汽油桶里的油，应该是在桶底儿上；以放尸体的位置来设想，似乎不可能连兜裆布都粘呼呼地浸透了油。当然，如果把汽油桶横过来，倒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汽油桶横过来不如立着放安全，一般都是立着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那不是汽油桶，而是个方形的箱子一类的东西——也就是说，能够当棺材用的。那末，下山的尸体是不是以右胁朝下的姿势放进箱子里去的呢？根据这种假定，我们眼前所浮现的箱子的形状就是长方形的。桶也许指的就是棺材。往现场的轨道上撂的时候，大概只是把尸体撂下来，容器仍随着原车被运到旁处去了。假若不是这样而是连同容器一起丢下去的话，则不仅下山的尸体上沾着油，连轨道的枕木和麻绳小屋里多少也应该沾上一些油。
其次是“色粉”：很容易推测得到上衣和衬衫是与尸体分开运去的。恐怕上衣和衬衫是用纸什么的包着运到现场的。这时，那个替身已经完成了任务，脱下上衣由什么人交给处理尸体的那个班了。这样推测也未尝不可：“色粉”也许是先沾在包装纸上、然后又沾在衬衫和上衣上的。凶手却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包装纸上有粉。纸大概是放在有这种“色粉”（也许是染料）的地方的。不管怎样，桶也好，纸也好，都是一向放在下山被杀害的那个地方的。还可以推测，包装纸也是属于同一现场的“东西”。
这个现场在哪儿呢？拿建筑物来说，恐怕是比我们所能设想的要宽敞得多的、有着大型设备的地方——比方说，是个类似“工厂”的地方。这个“工厂”大概又是个面积相当大的建筑物。有着色粉和米糠油的工厂会是个什么工厂呢？根据用火车运尸体的假定，我认为这个地方离发车的车站很近。
引人注意的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是占领军专用列车，原来这趟列车是在品川机车库编成的。可是它还要开到田端机车库里去一趟。各条线的货车都开到那里，再挂上车皮，然后发车。可以想象得到，这些货车是从专用支线开到这里来的。既然是“工厂”，大家一定都会联想到专用支线。
货车从“工厂”的专用支线被拖到田端机车库，与其他货车编排成长长的列车，然后再被拖走。
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是占领军的列车，因而铺设着专用支线的“工厂”当然不会是日本人所经营的工厂。
只要想到靠近田端机车库的美军机构的“工厂”，大概谁的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当时荏那里占有庞大地皮的某一机构。专用支线并入正线之后，这一机构的位置就该与王子、田端、日暮里形虑一条直线了。
提起日暮里，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写在该车站厕所里的“5，19下山桶”字样。这件事难道与我的推断毫无关系吗？请读者来判断吧。
还有色粉和油，这与该机构的内部有没有关连呢？附近有没有修理和供应“武器”的工厂呢？比方拿色粉来说吧，发靑的绿色是非常有趣的。白、红、茶色的数量很少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在日本被占领时期曾见过外国武器的人，大概会想起那是暗绿色的，也会想起军事上伪装的颜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推想下山总裁被杀害的现场必是在北部地区的某处。那里应该有个修理和供应武器的“工厂”。附近的人们一定看到过有人利用专用支线往货车上装坦克和高射炮。只要想想这些武器的颜色就成了。这条专用支线该是通往某车站的。“工厂”里的东西装上货车后，就由专用支线运走了。
那里既然可以“修理”机器一类的东西，应该是与色粉有密切关系。至于米糠油，只要想想这是涂料工厂和皮革工厂所使用的油就成了。在这个“工厂”里，皮革也是必需品。米糠油除了用作涂料之外，还用在研磨机上或在炼铁时使用。在这个工厂里，这些用途样样都是不可少的。从这里就可以推想到工厂里大概放着许许多多只装油的桶。
可以推测到，这个“工厂”里还驻有“反间谍队”的一个分队。
第一现场的特工人员的任务是把尸体从第一现场运到第二现场。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的任务是把尸体放在铁轨上。做替身的那个班所担负的也是独立的任务，管绑架的那个班也只负责他们那一部分工作。这几个班彼此之间没有横的联系。
十
有一个叫新谷波夫的人在《文艺春秋》周刊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这样：、
他（新谷波夫）是大阪“反间谍队”的骨干，由他的上司——一个叫作约翰·田中中尉的二世带到东京来了。不知道任务的内容是什么。他开着吉普车，把车停在小川町的三菱银行那里。过了约莫一刻钟，一辆黑色“别克”牌汽车从银行侧面开了过来。
“于是，田中下命令说：‘跟上那辆车！’我开着车跟在那辆车后面跑。从松住町追到万世桥，快到万世桥的陆桥时，也许是因为开得离前面那辆车太近了，它闪开路让我们‘超车’。没办法，只得赶过去。可是又怕它半路上拐弯，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等那辆‘别克’，好再跟踪它。‘别克’从天神下穿到御徒町，又从松坂屋前面折过来开到神田车站。到了神田，‘别克’在同一个地方兜了两个圈子。我们也跟在它后面兜了两个圈子。这时，田中说：‘成了，再到国铁总厅去一趟。’他大概和别的车联系上了，以后就由那辆车去跟。
“回到国铁总厅之后，田中到里面去了约莫五分钟，出来就说：‘赶快到三越去。’我把车开到三越后门，将田中送进去后，就把车停在停车场。
“我等了一会儿。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田中拿了个茶色牛皮纸大信封走出来，递给我说：‘你带着这个，一直回大阪去。我还有事，不用等我，马上走。’说完就又走进三越不见了。我觉得好像被狐狸迷住一样，一时发了楞。那天晚上我就照他的话一直回到大阪去了。信封里装的是国铁裁员名单。我从报上知道发生了‘下山事件’。但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这个事件有丝毫关系。”
据说这个约翰·田中中尉确实在大阪的“反间谍队”里工作过——他就是大阪“反间谍队”的头目。在他下面还有前宪兵中士、前京都地方检察厅厅长、前中部（日本本州岛中部，行政系统上包括新泻、富山、石川、福井、长野、山梨、静周、歧阜、爱知九县。——译者注）宪兵司令部特高股分子等，构成了一个班。新谷波夫则是这个班的下级特工人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绝不能让各个班知道他们各自的任务，每个班只是基层组织中孤零零的一个点。这个点绝对不能和平行的班有联系，上下的联系也只有各班的头目才知道。这些形形色色的班通统由情报部中央的高级人员来掌握。就“下山事件”来说，各个班大概是由各地召集来的，并没有告诉各班将交给他们什么任务，上级只是根据各班的特长选出了他们，并命令他们到东京去。他们来到东京后，刚刚完成连自己都不知道底细的任务，仓促中就又纷纷离开东京。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怎样了呢？一年之后发生了朝鲜战争，这些特工人员如果是军人，也许就被送到最危险的火线上去了吧。反正在某个时期到来之前，这个事件的全貌是无法弄清楚的，凶手大概也是永远抓不到的。
日本人经营的工厂有跟下山身上所沾的米糠油（即所谓“下山油”）类似的油，但没有完全相同的；色粉的真正性质也没有公布出来。秋谷博士曾经给检察厅写过鉴定书，但是他绝口不谈该鉴定书的内容。从他所说的“谈出来就会弄清楚惊天动地的事实”这句话，大概就可以知道“油”和“色粉”的真正性质了吧。
下令制造“下山寄件”的人究竟是谁，恐怕是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了。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光凭想象来说的。不过，下面这些话似乎是可以说的。加贺山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可是我认为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铁的大规模裁员也逐渐有了进展，终于顺利完成了。在这次大规模裁员之后，原来受到工会压力的战后企业界也能安下心来努力从事公司的复兴工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又是促成日本经济复兴的契机的划时代的一年。因此，下山总裁的死是个有价值的牺牲。我衷心认为，下山总裁在九泉之下想到这里，也会聊以感到欣慰的。”
这是从结局上来评论“下山事件”的。然而也可以把结局论倒转过来——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没有人由于预想到这样的结局而阴谋策划了“下山事件”。
这就是说，谁也不能断言，策划这个阴谋不是为了“顺利完成”国铁裁员工作，为了镇压日本“走得太远了的民主运动”，并把日本拉到唯一的途径上去，以便将来对抗外国共产势力。
阴谋策划者原打算让人觉得下山总裁是“自杀”的。但是警视厅的二科却并不认为他是自杀的，而断定他是被谋杀的，并且沿着这条线索侦查起来了。在阴谋策划者来说，即使人们把下山看作是被谋杀的也没关系，只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想使人家认为这是共产党方面干的。事实上，他们也确曾做过这种宣传。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和警视厅二科沿着谋杀案这条线索追究时，侦查工作转到奇怪的方向去了——也就是说，这条线索逐渐变得很不符合阴谋策划者的心意，甚至使他们感到了威胁。如果作为谋杀案来调查，他们本来想把这个事件揑造成为日共方面的阴谋，这时只好下令停止作为谋杀案侦查下去。想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京地方捡察厅和警视厅二科的侦查工作才遭到了挫折。
也就是说，阴谋策划者在这个案件中布置下两种疑云：自杀和谋杀。在自杀方面，预备了那个“替身”。那末为什么不把它单纯地作为“谋杀”，好让人家觉得那是“赤色分子”策划的呢？关于这一点，不妨作以下的解释。
笼统说来，当时日本的治安机构中，国警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局掌握，而自治警则由民政局掌握。检察厅也在民政局的掌握之下。
美国特务机关的头子在策划谋杀下山总裁时，一定想到事件发生后，会由民政局支配下的东京警视厅来担任侦查工作，也会想到东京检察厅要指挥这个工作。警视厅的侦查技能之优秀是世界驰名的，这一点，他们大概也考虑进去了。他们也料到，检察厅和警视厅侦查的结果，也许会识破“共产党员和‘赤色分子’中的急进派杀害了下山总裁”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在这种情形下，与情报部对立的民政局也许还会责备这个阴谋策划得拙劣。当然，这件事不会在日本人民面前公布，而是采取向麦克阿瑟和美国本国汇报的形式。即便没有发生这一事件，民政局也已经在调查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贪污问题了。
因此，特工班最要防范的就是民政局。为了避免下山总裁是“赤色分子”谋杀的这种说法在侦查阶段就露出破绽，就得事先准备好转圜的余地，所以才放出下山总裁自杀论，以至“替身”这条伏线为吧。也就是说，特工班同时布置了自杀、谋杀两种疑云。如果情报部把治安机关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下山事件”就一定会策划得更干脆一些。
至于那个“替身”是谁，我是有个想法的。当时的检察厅更不会不知道。事实上，对“替身”也曾经追查过，但是自从下山总裁自杀论出现之后，追查就停止了。
有人（譬如，评论家平野谦）看到我这样写，就说：“替身”一节未免太巧合了吧。但是，连当时和下山总裁不睦的加贸山副总裁都认为有个“替身”。我相信以上的推测并没有错。’
那末警视厅为什么不干干脆脆断定它为“自杀”案呢？阴谋策划者为什么没有让该厅明确公布这一结论呢？
会不会是故意不正式下判断，好隐隐约约留下谋杀案的气氛，以便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印象中永远保留这样、一片疑云：是不是日共或者过激的国铁工会会员干的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正式公布案情为“自杀”，警视厅毕竟感到犹豫吧。
但是又不能不拿出点结论之类的东西，这样才利用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形式非正式地公布出来。
据传，这份《白皮书》不知是什么时候从警视厅的保险库里拿出来，由某人卖给杂志社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计谋是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某人主使的。
关于这个事件，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谣言。举例来说，昭和二十七年七月，有人向各工会散发了一份奇怪的英文文件，上面写着；“在下山国铁总裁被杀害地点附近的地面上，有美军大皮靴的痕迹。到过现场附近的几个人曾经向警察报告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有一辆美国军用卡车从犯罪现场附近的桥上经过。运输省某官员还提出证词说，他曾经在国会大厦旁边的马路上看见下山和一个美国人同乘一辆美国汽车。这些证词并没有引起重视。”还风闻坎农机关与此事件有关，但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事情不可能是由坎农这样一个下级机关来策划的。
以上是我按照推理小说的方式所做的推测。如果把“下山事件”当作推理小说来看，那末再没有规模此这更庞大的阴谋了。
《“下山事件”白皮书》是硬沿着自杀论的前提做出的报告书；所有涉及谋杀的材料都被排除出去了。当然，我绝不认为侦查一科的那几位站在最前列的侦查员从一开头就受到某种约束才主张自杀论的。但是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到达现场后，仅凭直觉就遽然认为下山是自杀的。正如侦查一科科长堀崎所说的：“多年从事谋杀案侦查工作的结果，一到达现场马上就会凭着直觉感到这是谋杀案。但是在‘下山事件’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直觉。因此这是自杀。”（引自加贸山的文章）恐怕这是侦查一科的最初的印象。
自杀论的有力根据是：盖在尸体上的下山上衣口袋里装着现场上的杂草，说是与前文中所引的目击者山崎竹子的证词一致，但是这类东西，事后愿意装进多少也容易办到。
对下山的谋杀就是为了挫败日本“走过了头的进步势力”而策划的阴谋。下山所以特意被挑选为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的主人公，大概是因为他作为国铁总裁，坚持独自的立场，对美军总司令部或沙格农的方案进行过抵制。下山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把国铁裁员问题理解为一个行政措施或是经济措施，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激怒了那个以至高无上的主宰自居的沙格农及其背后的庞大势力。下山的悲剧就在于他太迂阔了。
在国铁裁员问题上，下山总裁坚决反对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所制定、企图硬让日本官员照样接受下来的方案。因此，尽管沙格农催得很急，他还一再拖延时日，设法拟定自己的方案。
下山不期然而然地就任了总裁。据说，他私下里对国铁工人是颇有理解的。当初美军总司令部所提出的裁员方案包括大批人员，下山一直进行抵制。下山总裁死于非命之后，国铁工会方面甚至还由副主席铃木市藏致了悼词。但是这份悼词终于没有在下山的灵前宣读。
“悼词
“下山先生，您突然竟遭此惨变，我谨代表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来此向您致以衷心的悼念之词。
“国营铁道公司目前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据说当此时际，人多倾向于规避就任第一任总裁，而您却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应承下来。
“作为工会代表，我们对您素日的心情了解颇深。每次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您都以诚意相待。我们至今犹相信只有您是了解我们的真意的。
“这次精简机构，意义深远，甚至足以左右日本工会以及国家的命运。我们原是抱着披肝露胆地与您谈话和交涉的热情，前来进行七月二日的谈判的。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您终于宣布了停止谈判。我们看出，当时您的隐衷一瞬间流露在脸上了。
“一方面是您私下对这次裁员的牺牲者的厄运所抱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官方蛮不讲理的要求——您的脸上所表露的大概就是夹在这两者之间的万分痛苦的感情。我们原希望能够和您好好地商谈，全国人民也都注视着这个间题，期待甚殷，不料却在这里看到您惨遭变故的遗容。您的死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衷心感到悲痛。今天，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缅怀您的人格操守，一致向您致以真诚的哀悼。
“在临别之际，我们想告诉您，为了重建国铁，复兴日本，我们满怀诚意，希望事情能获得圆满解决。请您作为国营铁道的不朽的柱石，永远安眠吧。谨以这个祈愿作为临别之言。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国营铁道工会”
“下山事件”的侦查工作实标上已经结束了。只要日本在当前国际上的地位不发生变化，这一阴谋的真相大概就永远也不会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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