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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他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飞得太低，太快。他们携带的装备太多，而且运用了一个未经检验、结果证明有严重错误的技术。他们一跳出飞机，腿袋就开始松脱，径直坠向地面，后来几乎一个都没有找到。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螺旋桨气流的冲击。在这种超重、超速的情况下，张伞产生的震动比他们以前感受的要剧烈得多。从500英尺高处或者从这个高度以下跳伞，从张伞到着陆，前后仅有几秒钟时间。他们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在几天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温特斯中尉曾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想再现他当时在天上那几秒钟之内的想法：“我们的时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装备都下去了。当心，小伙子。当心。妈的，他们想用机关枪把我打下来。滑落了！滑落了！尽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丛里了！那挺机枪，真他妈的。那是条路……树木——但愿别碰上它们。‘砰’，不算太糟。现在赶快离伞。”
紧跟在温特斯后面跳伞的是伯特·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训练中学过的动作。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他的腿袋松脱，“成了历史”。他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看见镇上有燃烧的火光。机关枪子弹“离我越来越近。我爬到降落伞吊带的上面。见鬼，我朝着那排树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从树木上方飘过的时候，把腿向上收缩，以免碰在树上。“我突然吓坏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处，一挺德国四管联装的20毫米高射机枪正朝着它上方的C－47开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运，德国人的火力线正好是背对着他，尽管他离他们才40码左右，但由于噪声太大，他们并没有听见他着地的声音。
克里斯坦森从降落伞中解脱，拔出6响的左轮手枪，蹲在一棵苹果树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浑身上下纹丝不动。
“突然我看见10码开外的地方有动静。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影正匍匐而来。我伸手拿出信号器一按，发出‘咔嗒’的响声。没有回答。那个人影又朝我这边爬过来。”
克里斯坦森用左轮手枪瞄准那个人的胸部，然后又按了一次信号器。那人举起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枪。”原来那人是他的机枪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
“你这个小笨蛋，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用信号器？”克里斯坦森压低嗓门怒冲冲地问道。
“我信号器上的按键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脑里的肾上腺素降下来了。他俩开始退出德国人的阵地。他们碰到比尔·兰德尔曼的时候，发现一个德国人死在他的脚下。兰德尔曼说，他从降落伞中解脱之后，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个德国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他冲过来，兰德尔曼挡开那个德国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这个德国佬玩拼刺刀找错了对象。”克里斯坦森说。
韦尔什跳伞的时候，他的飞机高度只有250英尺（“顶多就这个数”——他后来回忆说）。他跳出飞机之后，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坠毁。他说，爆炸的气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后向外抛去，“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坠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时，他的降落伞及时张开了。他“砰”地一声着了地，虽然很疼，但却没有把命送掉。
E连的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能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判断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够时间准确调节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行动彻底砸了锅。他们原本希望在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的降落地带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连能很快集结起来，可是现在全泡汤了。这都是因为那些飞行员遇到黑云层之后所采取的规避行动，结果E连的人散落在从卡朗唐到拉万诺维尔的20公里范围之内。E连的空降导航员理查德·赖特和卡尔·芬斯特梅克尔因飞机被击中，掉进了英吉利海峡（他们后被英国皇家海军鞑靼号舰救起，由空海搜救队送回英国）。
二等兵汤姆·伯克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伞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会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背后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绷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个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
戈登着地时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应该干什么——把机枪组装起来。他躲进藩篱，把机枪装好。组装完成之后，“我注意到有个人影过来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看出他是约翰。尤班克斯。”过了不一会儿，福里斯特·古思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戈登对尤班克斯说：“问他口令。”还没等尤班克斯发问，那人就大声说出“电闪”。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鸣”）给忘了，也没有想到信号器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另一种方法，就回答说“闪电”。那人朝E连这3个人扔过来一只手雷。他们赶紧散开，手雷爆炸了，所幸没有人受伤。那个人也不见了。这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显然那个人太紧张，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开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篱向海滩方向运动。他们看见一名美国伞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后跳进一条排水沟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云很稀少，能见度比较好）。戈登让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动，他过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沟边，“我看到的是两只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对着我脸的手枪枪口”。
“戈登，是你？”原来是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这下有了4个人。他们继续朝海滩方向匍匐前进。在拂晓前大约4点半左右，古思自己听见了一个声音，并确信那是两吨半的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隆隆驶来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海上登陆根本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有车队登陆了。从内陆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回答了这个问题：古思听见的声音来自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炮弹，是离海岸不远的战列舰上16英寸大炮打来的。
E连这4个人与502团的一个小组合为一股。那个小组刚刚攻占了德国人设在农家大院里、控制拉万诺维尔海滩北面交叉路口的一个要塞。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进行防守，打退敌人的反扑。在D日后一天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南去寻找自己的连队。
吉姆·阿利着陆时摔在一幢房子后面的围墙上。这种法国围墙的墙头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缩到花园的一个角落，正准备割断绳索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来是一个站在矮树丛中的年轻法国女子。
“我是美国人。”阿利低声说。
“走吧，走吧。”她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东西集中在一起（13发60迫击炮弹、4枚地雷、M－1的弹药、手雷、食品、迫击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刚爬上墙头，就引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子弹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溅了他一身，他赶紧跳进院子里。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该怎么办。他吃下一块“好时”巧克力，决定从前面出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动，那年轻女子就从房子里出来，看了他一眼，就从前门出去了。阿利心想，“原来如此。那我就守在这儿了。”她很快就回来了，紧跟着她进来的是一个当兵的。“我用枪对着他，他用枪对着我。”他们都认出了对方。那人是505团的。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阿利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圣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团的行列中。拂晓时分，他遇到了E连的保罗·罗杰斯和厄尔·麦克朗。当天以及那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随同505团一起作战。
在整个科唐坦半岛上，从当天夜里一直到D日，美国伞兵都是如此——进行小规模作战，组成临时战斗单位，防守阵地，骚扰德国人，设法与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出发前就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动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德国人听到的报告是，到处都在发生战斗。他们从总体上过高地估计了所面对的伞兵的数量，所以在行动时情况不明，犹豫不决。
温特斯降落在圣母教堂的边上。他能看见教堂附近的大火，能听见教堂响起的让人们前去救火的钟声。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惟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里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开教堂广场的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伞兵在他附近降落。温特斯帮助他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后对他说：“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伞兵有些犹豫。“跟我来！”他以命令的口吻说完就要返回。一挺机枪向他们扫射。“去***腿袋吧！”温特斯说着开始向北运动，绕过圣母教堂，而后转身向东朝海滩运动。不一会儿他就看见几个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发出联络信号，得到了利普顿中士发出的两声“咔嗒”，他顿时把心放下了。
利普顿降落在距离圣母教堂有一段街区的乡村旅社（市镇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他也像温特斯一样，丢失了腿袋，从而丢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战背包里，除了一把双刃短刀，还有两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装置。他翻越了一道门，沿大街朝前走，离开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镇的边缘，有一个低矮敦实的钢筋水泥标牌，上面是这个小村镇的名字。利普顿把脸凑到标牌跟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圣母教堂”。
伞兵陆续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经紧张的美国人一枪，所以当他看见有2名相互离得很近的伞兵即将着陆时，他就跑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开枪的问题时，利普顿就先跟他们搭话了。他们是82空降师的，现在的降落地点距离预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马拉其、乔·托伊、“泡泡眼”温与他们会合。过了几分钟之后，利普顿与温特斯相遇。
“我在那边看见一个路牌，是圣母教堂。”利普顿报告说。
“好，”温特斯回答说，“我知道那在什么地方。我从这儿就能找到它。”说罢他就领着大家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走去。途中，他们与502团的一部分人合为一股。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由4辆车组成的德国巡逻队从路上开过来。他们决定进行伏击。在这次战斗中，瓜奈若炸毁了在前面的2辆车，第一次为他哥哥报了仇。后面2辆车调头就逃，不过有几个德国人成了E连的俘虏。
突然一挺德国人的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那几个俘虏想乘机从美国人手中逃脱。瓜奈若举起手枪就把他们射杀了。他在47年后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毫不后悔。决不留情。就像踩死几个臭虫那么简单。”稍事停顿后，他接着说了一句：“现在，我们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大约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D连的杰里·克罗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领的40多个人。两路人马合为一路，向位于东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圣玛丽德蒙特运动。不久，他们又遇到了2营参谋率领的40余人。温特斯发现了一枝M－1，接着又发现一枝左轮手枪、一根皮带、一只水壶和许多弹药，“所以我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尤其是我从一个士兵那里弄到一些吃的东西之后。”利普顿捡到一枝卡宾枪。其他人也都武装起来了。
就在美国人向圣玛丽德蒙特运动的同时，驻守在当地的德军指挥官、第6伞兵团的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该地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在德国陆军服役，曾率领部队在波兰、法国、俄罗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战。由于师长们都在雷恩地区和塞纳河地区，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职务最高的指挥官了。他在圣母教堂里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在圣玛丽德蒙特部署了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则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有些试图与美国人交火。然而这里、那里，似乎到处都报告有空降，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组织起协调的反击的。
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想亲自看一看。他驾着摩托车从卡朗唐来到圣玛丽德蒙特，爬到离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楼上，把犹他海滩的情况尽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惊失色。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朝海滩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数以百计，每条船上都下来了三四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他们的背后是战舰，舰上的大炮在猛烈射击。谁也没有见过一支舰队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舰艇。”
而在教堂周围、小村子里，在灌木藩篱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随着白天的到来，夜晚发生的零星战斗逐渐停息。弗雷德里克·海特既看不见美国人，也看不见德国人。
他从塔楼下来，骑上摩托车向北行驶了一两公里，来到布雷库特庄园。那里有德国炮兵的一个连，总共有4门由工事与伪装隐蔽起来的105毫米加农炮。大炮附近看不到炮兵，显然是昨天夜间空降开始之后散去的。弗雷德里克。海特又骑上摩托车回到卡朗唐，命令他的1营攻占并守住圣玛丽德蒙特和布雷库特，还让他们把炮兵找回来，让大炮发挥作用。那些大炮的位置很好，可以轰击犹他海滩的登陆船只以及在海峡中的战舰。
到了早晨大约7点的时候，E连已经有了2挺轻机枪、1个火箭筒（没有弹药）、1门60毫米迫击炮、9名步兵和2名军官。2营在进入离圣玛丽德蒙特3公里左右一个叫格朗希蒙的小村庄时，遭到猛烈的火力拦截。他们暂时停下。温特斯和他带领的几个人坐下来稍事歇息。过了10到15分钟光景，从E连调到营里担任人事参谋的乔治·拉文逊从路上走过来，对温特斯说：“温特斯，他们要你到前面去。”
作训参谋赫斯特上尉、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都是温特斯的好朋友。他们告诉他说，在大约几百米开外，隔了几道藩篱与空地，有个叫布雷库特的法国大庄园，在庄园的对面，是德国人的一个炮兵连，总共有4门105毫米加农炮。原先的情报侦察没有发现这些大炮，因为它们处于灌木丛中的半地下阵地中，上面用树枝加以伪装，阵地之间有堑壕相通。德国人有一个50人的步兵排（隶属于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的第1营）在防守。这些大炮已经投入战斗，正在轰击四五公里之外的犹他海滩。
斯特雷耶中校的2营负责格朗希蒙村四周，可是他手下当时还不到100人。他想使人数恢复到满员时的600人左右，以防敌人的反攻。他只能拿出一个连的兵力来攻击德国人的炮兵连。赫斯特让温特斯去对付那个炮兵连。
上午8点30分。索贝尔上尉即将对希特勒进行一次小小的报复，美国陆军也将由于在训练和装备上的投入取得巨大收益，美国人民也将因为培养了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军人而获得回报。由索贝尔、由陆军、由国家培养与造就的这支部队，为的就是现在的“用兵一时”，他们即将投入战斗了。
温特斯立即本能地远筹起来。他让E连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只带武器、子弹和手雷。他解释说，这将是一次快速的正面攻击，要得到来自离敌人连尽可能近的几个火力点的支援。他让机枪提供火力掩护，然后带着其他人朝出击阵地运动。
那几门加农炮所在的阵地形状很不规则，四周的灌木藩篱有7处呈锐角状。这就给温特斯提供了从不同方向袭击敌人的机会。
他把两挺机枪（其中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和沃尔特·亨德里克斯，另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克利夫兰·佩蒂和乔·利布高特）部署在通向目标的那道藩篱连上，并指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就在温特斯向出击阵地匍匐前进的时候，他看见了一顶德国人的钢盔——那人正猫着腰在战壕里运动，只有脑袋露出地面。温特斯端起M－1，瞄准那德国人射出两发子弹，把他送上了西天。
温特斯叫康普顿中尉带领瓜奈若中士和马拉其中士到左边去，在开阔地上匍匐前进，尽量接近炮连的第一门大炮，然后向战壕里扔手雷。他指挥利普顿中士和兰尼中士沿藩篱运动到右侧，顺着一排灌木前进，命令他们从侧面向敌人阵地射击。
温特斯自己将率领其他人沿着藩篱向前冲。与他一起的是二等兵杰拉尔德·洛兰（团部的兵，是替辛克上校开吉普车的）、二等兵“泡泡眼”温以及下士乔·托伊。
以前的训练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利普顿说：“我们协同作战，没有突出的明星。我们就像一部机器。我们谁也没有从地上跃起冲向敌人的机枪。我们依靠运动、协同以及迫击炮把它击倒，或者迫使它后撤。我们表现很出色，但没有很多闪光的英雄主义行为。我们知道英雄主义非但不能完成任务，反而会把命丢了。完成任务才是更重要的。”
兰尼与利普顿沿藩篱向前运动，可是他们发现，由于低矮的灌木丛和地面的遮挡，他们看不见德国人的阵地。利普顿决定爬到树上看一看，可是找不到一棵粗一点的、可以躲在上面进行射击的树。他选中了一棵有许多小分杈的树。他小心翼翼地坐在它的前杈上，把身体的重量分散在几个树杈上。他面对着德国人的阵地，如果德国人朝他这边看，他一定暴露无遗。他看见大约75米开外，有大概15个敌人，有的在堑壕里，有的就趴在没有任何掩护的地方。他们都在向E连开火，无暇顾及他们的正面，所以没有看见利普顿。
利普顿的卡宾枪是夜里捡来的。他朝空地上一个德国人开了一枪。那人的脑袋似乎耷拉了下去。利普顿又开了一枪，这下他的目标一动也不动了。他不知道这枝卡宾枪是否经过校正，就瞄准刚才那个人脑袋下方的地面开了一枪。就在他瞄准的地方，扬起一阵尘土。他知道这枝枪很准，他第一枪就把那人干掉了。于是他在这个不很稳的地方，向敌人进行快速瞄准射击。
康普顿中尉的汤普逊式冲锋枪也是夜里弄到的（这枪原是D连一个中尉的，那人在跳伞的时候把腿摔断了）。他利用自己运动员的本领，成功地从开阔地爬到了藩篱旁边。随同他一道行动的是瓜奈若和马拉其。德国人此刻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袭击，一是来自左侧的机枪火力，一是来自背后的利普顿和兰尼的攻击，一是来自温特斯小组的正面攻击。他们没有注意到康普顿的到来。
康普顿到了藩篱边，纵身从上面越过，然后钻进其中。他给德国人来了个冷不防，敌人的炮兵和步兵就在他的眼前。可是当他扣动那枝借来的冲锋枪时，却没有射出任何子弹。子弹卡壳了。
就在这时候，温特斯喊道：“跟我来！”攻击小组飞快地顺着藩篱奔向康普顿。几乎与此同时，瓜奈若纵身跳进康普顿身边的战壕。第一门大炮的德国炮手由于受到三面夹击，弃炮而逃。那些德国步兵随他们飞快地从战壕撤退，离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而去。E连的人把手雷扔向逃跑的敌人。
康普顿曾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棒球队的全美最佳接球手。他离敌人的距离相当于从本垒到第二垒的距离。他把手雷平扔过去——没有弧度——手雷砸中一个德国人的头之后炸开。接着他和瓜奈若与马拉其一起向战壕里扔手雷。
这时候，温特斯和他所率领的人也赶到，用步枪向战壕里射击，往里面扔手雷。他们热血沸腾，大声呼喊着，他们的肾上腺素给了他们超人的力量。
“泡泡眼”温的臀部中弹，掉进了战壕。“我真倒霉，中尉，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真倒霉！”他不停地大声喊叫。一颗德国的木柄手榴弹落进战壕。大家都迅速卧倒。
“乔，当心！”温特斯冲托伊大喊了一声。托伊趴到地上，那颗手榴弹就掉在他的双腿之间。托伊急忙翻了个身，手榴弹碰到他的步枪爆炸，把整个枪托都炸飞了。可是乔却没有受伤。1990年，托伊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要不是温特斯，今天我就要唱女高音了。”
温特斯向战壕里扔进几枚手雷，然后就在逃跑的炮手后面猛追。跟在他后面的是二等兵洛兰和瓜奈若中士。有3名德国步兵开始穿越开阔地朝布雷库特庄园方向跑去。
“干掉他们！”温特斯对托伊大声说。洛兰用冲锋枪撂倒了一个。温特斯用M－1瞄准了另一个人扣动了扳机，子弹打进了那人的后脑勺。瓜奈若一枪没有打中第三个德国人，但温特斯一枪打穿了那家伙的后背。接着，瓜奈若把一连串冲锋枪子弹送进那个受伤的德国佬的身体。那家伙不停地喊“救命”。温特斯让马拉其往那人脑袋上再补上一颗子弹。
第四个德国兵在距藩篱大约100码的地方跃出战壕。温特斯看见后，卧倒在地，仔细瞄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从他发起攻击到现在，只过了15到20秒钟。E连夺取了第一门大炮。
温特斯顿时意识到，在前面的战壕里还有许多德国人，他们很快就会组织反扑的。他立即卧倒，开始匍匐前进，来到一个连接战壕，朝下一看，“我很清楚地看见两个人支起一挺机枪，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我第一枪打中了射手的屁股，另一枪打中了另一个人的肩膀。”
温特斯让托伊与康普顿对第二门大炮射击。他派了三个人去看看缴获的那门炮，让另外三个人封锁住前方。这时候利普顿从树上爬下来，朝温特斯这边运动。他在中途停下来，往温的臀部洒了一些磺胺粉，然后给他缠上绷带。温还在一个劲儿地为自己受伤而连声道歉。团部的安德鲁·希尔准尉从利普顿后面赶上来。
“团部在哪里？”他大声问道。
“在那个后面。”利普顿指着后面说道。希尔伸出头看了看，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前额，然后从耳朵边上钻了出去，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出了这件事之后，他们的所有运动都限在战壕之中，而且都是猫着腰进行的，因为德国人的机枪火力几乎一直不间断，子弹贴着战壕上方嗖嗖地飞。马拉其看到温特斯干掉了30码开外开阔地上的一个德国兵，发现那人的腰带上有一只黑套子，他以为那肯定是一枝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他很想把它弄到手，于是他朝开阔地上跑去，结果发现那原来是105毫米加农炮的瞄准具的皮套。温特斯冲着他大喊道：“白痴，这儿到处潜伏着德国佬。快回来！”显然，德国人以为马拉其是个卫生兵；只是在他向回跑时，德国人的机枪才开始朝他扫射。子弹打得他四周尘土飞扬，他一下子钻到一门加农炮下面。
温特斯在大炮旁边，想把它毁掉，可是没有爆破装置。利普顿走过来说他的野战背包里有，可是背包放在攻击出发点了。温特斯叫他快去拿。
该解决第二门炮了。他留下3个人守住第一门炮，然后领着另外5个人沿战壕向前冲，一面朝前面扔手雷，一面射击。他们从被温特斯打伤的2个德国机枪手旁边经过，抓了他们做俘虏。第二门炮的炮手开始后撤，E连只用了一人受伤的代价就把它缴获了。
由于夺取了2门大炮，加之弹药也不多了，温特斯派人通知4名机枪手全都到前面来。与此同时，6个德国兵觉得走投无路，用手捧住头，从连接战壕朝第二门大炮走过来，边走边用蹩脚的英语喊：“不要打死。不要打死。”
A连的二等兵约翰·D·霍尔加入了温特斯的小组。温特斯下令夺取第三门大炮。霍尔冲在前面，结果中弹倒下，不过那门炮被夺过来了。温特斯派了3个人守住它。他们虽然只有11个人，可是却控制了3门105毫米的加农炮。
在第二门炮的阵地上，温特斯发现了一个装着文件和地图的公文包。地图上标明了科唐坦半岛上所有的大炮与机枪阵地。他派人把文件和地图送回营部，同时把俘虏也一起押送回去，再领一些弹药，搬一些援兵来，因为“这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压力太大了”。他开始用手雷来摧毁炮阵地上的无线电、电话和测距仪。
赫斯特上尉亲自出马，带来3箱TNT炸药和一些磷燃烧手雷。温特斯在每门炮的炮筒里装进一箱炸药，然后把一颗德国木柄手榴弹扔进去。这样引爆之后，炮筒子被炸得像剥了一半皮的香蕉。利普顿带着爆破装置回来的时候感到很失望，因为已经用不着了。
由D连的罗纳德·斯皮尔斯中尉带领的5个援兵赶到。其中有一个是F连的“老顽固”霍奇。他直起身朝炮连阵地扔出一枚手雷，结果被机枪子弹打在背部与肩部，当时就死了。
斯皮尔斯率领几个人攻打最后一个炮连阵地，将其夺取并摧毁，但有2名弟兄被打死。
温特斯下令撤退，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布雷库特庄园方向密集的机枪火力的威胁。既然大炮已经摧毁，再占据它的阵地已经没有意义了。先撤下去的是机枪手，然后是步兵。温特斯最后一个撤离。他离开之前，最后向战壕里看了一下。“我们没有理会那个被我们打伤的德国佬，他却企图用机枪对我们开火，被我一枪击中脑壳，结果了性命。”此刻是11点30分。自温特斯受命对付那个炮连到现在，3个小时过去了。
E连以相当于一个班的兵力——12个人（后来得到了斯皮尔斯等人的支援）消灭了一个扼守2号堤道、控制了犹他海滩的德国炮兵连。那个炮连有一条电话直接通向2号堤道出口处一个碉堡里的观察哨，他一直在报告登陆的第4步兵师的位置。很难对E连取得的这一战绩做出精确的估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避免了许多人员的伤亡，同时使坦克得以从海滩顺利向内陆运动——也许首先还是使这种运动成为可能。如果说E连拯救了D日的犹他海滩，那是言过其实，但是说它对登陆作战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却是恰如其分。
温特斯他们的伤亡是4死2伤。可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却击毙敌人15个，打伤了许多，此外还抓获12个俘虏。简单地说，他们消灭了德军一个50人的排。这是守护这些大炮的德国精锐伞兵部队的一个排。他们还把炮手打得东逃西散。利普顿于1985年写过一篇分析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这次攻击，是指挥得当的小攻击部队，压制并调动在预筑阵地上数量较多的守军的经典战例。E连以高昂的战斗意志、迅速大胆的正面攻击、不同方向的侧翼火力，挫伤了德军的士气，使敌人误以为受到了大部队的攻击。”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该连所受的良好训练。这一次对他们是战火的洗礼。这一次他们冒了极大的危险，以后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冒险了。利普顿说，如果他当时是个老兵，他是绝对不会爬到那棵树上，那样暴露自己。“可是那一天我们浑身充满了激情。”
瓜奈若说：“你是意识不到的，那是你的第一次。我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再干那天上午所干的事了。”康普顿说，如果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他是不会穿出那道藩篱的。利普顿说：“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死，觉得如果有子弹朝我飞过来，是会发生偏转的，要么就是我能避开。”
保罗·富塞尔在《战争时期》中写道：第一次参战的军人心里总是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很机灵／敏捷／受过良好训练／模样很帅／很讨人喜欢／行为非常严谨，等等。”可是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这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最好还是小心些。只要我在利用掩蔽物／挖工事／暴露身体射击时更谨慎些／只要我随时多加小心，我是能避开危险的。”
温特斯在分析这次战斗的时候说，这一时刻（他称之为“巅峰时刻”）要归功于陆军对他们进行的良好训练。他当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对阵地的观察、掩护火力的部署、作战任务的布置（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最优秀的人去完成·把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放在一组，把利普顿和兰尼放在一组）以及在最佳时刻亲自率领发动攻击。
温特斯认为，如果由索贝尔来指挥，他一定会亲自率领这13个人从正面发动攻击，他自己牺牲不说，还要搭上大多数人的性命。谁能说他那么做是错误的呢？可是，如果不是索贝尔，谁又能知道E连的人有如此良好的纪律、耐力（他们从半夜1点30分出发，经过一个无眠或几近无眠的夜晚，又经受了张伞时的剧烈震动以及摔落在地面时的冲击与伤害）以及进行这场短兵相接较量时使用武器的技能呢？
辛克为温特斯报请国会荣誉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每个师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在101空降师，这项荣誉被授给了率领部队进行白刃搏斗的罗伯特·科尔中校。温特斯被授予战时优异服务勋章。康普顿、瓜奈若、洛兰与托伊荣获银星勋章；利普顿、马拉其、兰尼、利布高特、亨德里克斯、普莱莎、佩蒂以及温荣获铜星勋章。
过了一个来月，温特斯被叫到团部。辛克、斯特雷耶和参谋们都坐在帐篷里。坐在首席的，是陆军的战史专家S·L·A·马歇尔。温特斯回忆说，桌子四周的气氛是“带电的”，“那些西点毕业的人就是‘豁出性命’也想有我当时的机会；坐在与马歇尔对面的椅子上。”
“好吧，中尉，”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说，“把你D日那天的作战表现跟我说说。是你端掉了那个105加农炮连，对吧？”
“是的，长官。”
“说说看，你是怎么干的。”
“好吧，长官。我布置了掩护火力，我们在火力掩护下接近敌人，我们夺取了第一门炮。接着我们布置了第二次火力掩护，夺取了第二门炮。然后是第三、第四门炮。”
“好。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长官。基本就这些。”作为一名下级军官，面对着这么多大官，他想自己最好别说得太啰嗦。所以他就像汇报常规的训练问题一样。
使温特斯感到特别恼火的是，马歇尔在他那本《天兵夜降》的书里，竟然对E连只字未提，仅仅说“部署在那里的2营不断对远处那个德国炮兵连进行袭击……”他的书中确实有关于攻占炮兵阵地的描写，但那发生在1号堤道附近的霍尔迪，是506团1营干的。马歇尔说，该营用了190人的兵力夺取了那个阵地。温特斯评论说：“要是有那么多E连的人，我就可以攻占柏林了。”
大约在12点15分前后，利奥·博伊尔也归队了。他落在82师的空降区，迷失了方向。他弄清自己的方位之后，就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运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连队。“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温特斯。他非常疲惫。我向他报到，他只是嗯了一声，再也没有跟我说别的。我想他见到我之后也许会高兴一点，不过他的压力太大了。”
连里的人在相互祝贺，谈论着他们的战绩，想通过回忆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拼接起来。他们是胜利者，兴奋、自豪、喜不自胜。有人从地窖里找来一些苹果酒，就把它传给大家喝。当大杯子传到温特斯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渴得要命，需要喝点东西提提神”。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把别人都惊呆了，因为他以前是从来不喝酒的。“我当时以为喝下去会使我的思维和行动变得慢一些，可并不是那么回事。”
韦尔什归队报到。他与82师的几个人一起，沿途与敌人有过一些短暂的交火。在他的背包里，装着他那顶备用伞。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他都把它背在身上。“我想把它带回去送给基蒂，把它做成一套结婚礼服，留着我们战后结婚的时候穿。（乐观主义？）”
来自布雷库特庄园方向、道路对面藩篱中的德军机枪火力越来越猛烈。温特斯命令机枪手也对敌人进行骚扰表示回敬。马拉其把他的迫击炮管找来了，可是没有底座与支架。他把炮管支在地上，朝着庄园打了十余发炮弹。瓜奈若也用一根迫击炮管支起一门炮。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打出的每一发炮弹，都击中了目标。“像这样的技能不是教出来的。”温特斯评论说，“这是天赐的灵气。”马拉其把炮弹打完之后，他的炮管已经全都埋进土里了。一个法国老农找来一把铁锹，帮他把它挖了出来。
到了中午时分，第4步兵师的人马开始通过格朗希蒙。韦尔什记得“从海滩那边过来的第一批步兵各个人的面部表情。他们看见那些横七坚八、扭曲变形的伞兵和德国兵的尸体后，连肚肠子都要吐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为止，E连已经有了50来个人，可是还没有人知道米汉中尉的命运，温特斯也就成了实际上的连长。
尼克松中尉走过来，带领着4辆谢尔曼式坦克。他让温特斯把敌人的阵地指给坦克兵们看，然后让E连为坦克攻击提供步兵支援。温特斯从后面爬上第一辆坦克，对指挥官说：“我要沿着那一边、那一边、还有那一边的藩篱对那个庄园实施火力打击。把剩下的所有目标都摧毁。”
坦克隆隆地冲了过去。对那些坦克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实战，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向敌人开火。坦克上满载着弹药，有50与30毫米的坦克机枪子弹，也有75毫米的坦克炮炮弹。
“他们把那些藩篱打得飞上了天。”韦尔什回忆说，“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会停止射击呢！”
到下午三四点钟，布雷库特庄园一带被控制。瓦拉维耶勒一家人都从大宅里出来了。领头的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德·瓦拉维耶勒上校，后面跟着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路易和米歇尔。米歇尔双手举过头走进通向院的过道。和他一起的是一些留下来准备投降的德国军人。一名美国伞兵朝米歇尔背后开了一枪，如果不是因为错把他当成了德国人，就是认为他是德国人的同伙。米歇尔没有死，不过他在医院里住了6个月（他是从犹他海滩撤退到英国的第一个法国人）。尽管发生了这一不幸事件，这弟兄俩还是和E连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米歇尔后来当了圣玛丽德蒙特的市长，是犹他海滩博物馆的创办人与建设者。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撤离了圣玛丽德蒙特，E连与2营的其他连队进入该地区，然后向西南偏南方向2公里外、只有6幢房屋的库洛维尔村挺进，因为斯特雷耶把2营的指挥所设在那里。温特斯把连里的人安顿下来过夜，并在几个地方布置了哨兵。他们吃的是K号干粮。温特斯独自去巡逻。到了村子外，他听见卵石路上有部队行进的声音。带铁钉的皮靴声告诉他，那是德国人的军队。他急忙卧倒在沟里，一个班的德国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已经能闻到德国人身上的特殊气味。那是汗透的皮革与烟草的气味。他想，离得太近，这气味真难闻。
韦尔什中尉记得，他当时正在熟睡的人中间走动，心中思忖“这一整天，他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闻到的都是死亡，可是从来没有想到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不是来感受恐惧的，也不是来送死的。他们是来取得胜利的”。
在睡觉之前，利普顿回忆了与默里中士过去的谈话。当时他们曾经谈到了战斗以及如何应对所出现的问题。他悠悠乎乎地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好，他很满意，很欣慰”。
正当温特斯准备抬起身子，他听见“德国人的手提式冲锋枪响了。显然是在放空枪，这是没有危险的，就像一伙喝醉酒的年轻人在晚会之后胡闹”。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情况。
在睡觉之前，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忘记跪下感谢上帝，是他保佑我安然度过了这一天，我请求他在D日后的一天也助佑我。”他为自己立下誓言：如果他能活到战争结束，他要找一个偏僻的农场，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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