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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宁堡，麦考尔营，布拉格堡，尚克斯营
1942年9月——1943年9月
本宁堡，尤其是那个政髟于跳伞训练的平锅地区，情况可能比托科阿还要惨。那是团的驻地，是荒凉的沙土地上的一些矮小的木屋。不过，对E连的人来说，本宁堡还是个比较宽松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不是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行体能训练，而是进行空降兵的实战训练。
伞兵学校的训练本应从体能训练开始（A级），然后按每周一个级别训练，逐步转入B、C、D级。可是第506团却跳过了A级。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1营先期抵达后就进入了A级训练。这一来使得伞兵学校派来带体操和跑步的士官觉得很尴尬。从托科阿毕业后过来的学员就笑那些士官。在跑步方面，他们要从倒着跑开始，向那些士官发出挑战，要和他们比赛，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训练之后，他们问那些已经气喘吁吁的士官什么时候能通过热身活动，开始进入真正的训练。经过两天的不恭敬对待之后，那些士官就向指挥官汇报说，506团的人体能比他们强得多，所以这个团的所有连队都立即投入了B级训练。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E连每天早上都跑步来到伞兵棚，学习如何收叠降落伞。接着，他们又跑步回到平锅去吃午饭。下午就从一个悬吊在离地面4英尺的假飞机机身的模拟门里往下面的锯末堆上跳，练习如何卸去悬吊着的降落伞背带，或者从一个30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背着另一端固定在钢缆上的降落伞背带往下跳。
随后的一个星期，进行的是C级训练。他们从250英尺高的伞塔上进行自由跳伞或有控跳伞的训练。有一个塔上还有坐位、减震器、导伞绳，其他每个塔上都有4顶伞，到达悬臂高度的时候，这些伞就会自动打开。白天每个人要从这些塔上向下跳好几次，晚上还要跳一次。
C级训练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一台鼓风机在地面上鼓起一阵大风，把伞和人都朝一个方向吹，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学员如何在着陆之后控伞和收伞。
经过一个星期在跳伞塔上的训练之后，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受D级训练的准备。这可是动真格的，要从C－47运输机上下跳5次。完成5次动作的人就能获得伞兵的银翼徽章了。前一天晚上，学员们把伞包打好，然后认真检查，接着又重新打了一遍，再度进行认真检查，一直忙活到当晚23点。第二天早晨5点30分吹起床号后，他们就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劳森机场，一路上歌声和口号声都很响亮，显得信心十足。他们背起降落伞，在一排排长登上坐下，等候登上C－47的通知。有人在开玩笑，有人在说笑话，有很多人在抽烟，有人笑得很不自然，还经常有人上厕所，有的则在反复检查降落伞和挂在胸前的备用伞。
每24个人乘一架飞机。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第一次乘机。C－47攀升到1，500英尺之后，开始在空中盘旋。跳伞长是个士官教官。红灯亮起来后，他高声喊道：“起立，挂钩！”大家都把自己主伞包背后的引张索钩到座舱上方中间的拉伞钢缆上。
“设备检查情况报告！”跳伞长大声下达命令。
“12号检查完毕！”“11号检查完毕！”报告依次进行，直到1号。
“靠拢，站到门前面去！”
第一个人走到打开的舱门口。给每个人下达的指令都是两眼平视，不要向下看，这显然是从心理因素来考虑的。此外还要求大家把双手放在门的外侧，绝对不要放在内侧。手放在门外侧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留在飞机上了。只要轻轻一碰，甚至连感觉到后面的人要走上来，都足以使他脱离飞机。正如戈登说的，如果他把手放在门的内侧来稳定一下情绪，“如果他不想跳，后面有12个人也别想把他推出去。这就是恐惧的力量。”跳伞长一旦发现有人把手放在门的内侧，就会把这个人拽回来，让别人先跳。
根据戈登的说法，大多数人“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到了即使不带降落伞，也敢往下跳的程度。第506团总共有94％的人考核合格，创下了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的记录。第一次是一个一个地跳。只要谁到了门边上，腿上被跳伞长轻轻拍一下，他就往外跳。”
“我慢慢地走到门口，纵身跳进让人惊心动魄的广阔空间。”韦伯斯特回忆说，“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钩在拉伞钢缆上的引张索把主伞包的背后盖拽掉，系在伞顶的分离索把伞衣从背包中拉出，接着人就离开了飞机。突然产生的气流使降落伞立即张开，跳伞者可以感觉到张伞时的剧烈震动。
“从这时候开始，跳伞就很有趣了。我飘浮着向下落，不断地摆动，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来回打晃。我很高兴地四下张望，只见天上飘着许多意气风发的伞兵，相互大声呼喊着。”
站在打开的机舱门口，显然是一种考验。那些以前在训练中表现出色的、那些后来像普通步兵一样英勇作战而获得军功章的，都可能会愣在那里发怵。有时候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在别人都跳下去之后，就是在第二天。通常，一个人只要发怵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跳了。
E连就有两个人发过怵，死活不肯往下跳。其中一个是二等兵乔·拉米雷斯。他被推到机舱的尾部。可是等大家都跳下去之后，他又对跳伞长说他愿意跳。飞机继续在空中盘旋。这一次他跳了下去。正如二等兵罗德·施特罗说的：“比起第一轮就往下跳，这需要更大的勇气。”
当天下午，E连又跳了第二次。这一次还是一个一个地跳。接下去的一次就是密集跳伞。一组12个人来到门口之后，跳伞长大声下达了一连串“走！走！走！”的口令。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每个组都是在6秒钟之内就跳出去了。卡森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已经到了跳伞狂的地步，因为我在地面的时候总是想到跳伞的时候那股刺激劲，于是还想再跳它几次。我一想到张伞时那猛然的一拽，我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
第四跳安排在圣诞前夕。圣诞节全连放假一天，还吃了一顿丰盛的火鸡宴。连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不在家过圣诞。卡森写道：“一点也不像过圣诞节，既没有雪，也没有树，更没有礼物，妈妈和爸爸也不在。”
12月26日进行了最后一跳。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证书，证明他“从即日起已经具备了作为合格伞兵的资格”。接下来就是最令人自豪的时刻——佩戴银翼徽章。为了这一时刻，他们进行了半年的艰苦训练。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是E连的每个成员，也是506团的每个成员终身难忘的时刻。
辛克上校举行了一次全团分列式阅兵。之后，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宣读当天的命令（后来每个人都得到一份打印件）。“你们现在已经是我们团的成员了。”辛克宣布说：“这是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团之一，当然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他说要给他们放10天假去探亲，并提醒他们说，“有些事情希望你们能做到——不仅是休假的时候要做到，而且要成为一种信念去指导你们的人生。”他要求他们走路要昂首挺胸，要有军人姿态，注意个人仪表，还要记住“我们的战斗口号和格言‘科拉希’，意思是‘独立作战’。我们共同独立作战。”
他命令士兵们“别被投进监狱”，然后就让他们解散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个个都佩戴着银翼徽章，穿着擦得铮亮的靴子，裤脚是束进靴子里的。他们回到家里之后，父母和亲朋好友都赞叹不已，显然是因为他们有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半年中建立起了自信心。他们所通过的训练课程，5个志愿者中有3个都通不过。他们经受住了索贝尔的惩罚与折磨，他们从飞行中的飞机上跳伞成功。他们都是佼佼者。
不过，他们可不能成为无视美国陆军规章制度的佼佼者。辛克上校告诫他们假期一结束就回本宁堡。可是1943年1月时的美国航空、铁路和公路交通系统的运输能力很差，506团的休假者中有一大批人都没有能如期返回部队报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辛克上校组织了一次全团阅兵。所有的人都穿上最好的军装，或者叫做军礼服。他们齐步从一条砂石路上走到炊事兵简易住房后面的一片空地上。辛克先下令大家立正，然后下达“稍息”的口令。大家注视着一名中尉，鸦雀无声地听他念着一串名字，每个连一个，都是最后回来报到的。
“E连二等后约翰·多伊。”中尉大声喊道。站在中尉身边的小鼓手敲起一阵柔和、悲哀的鼓声。两名挎着冲锋枪的士官走到多伊前面。多伊出列，脸色苍白。两名士官站到他的两侧，随同他向前走。小鼓继续敲着。他们走到中尉面前，听他宣读命令。二等兵多伊被从伞兵中除名，送到步兵连队去。
中尉把多伊手臂上的506团臂章、胸前的银翼徽章、帽子上的伞兵徽章摘下来，全部扔在地上。这简直太侮辱人了，在场的官兵都在暗暗诅咒。韦伯斯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把我们气得简直要打人。在鼓手旁边的，是个行为不得体、让人倒胃口的混蛋中尉，替每个走到前面来的人拍照。在朋友面前丢人现眼已经够倒霉的了，在这种时候还被人拍照——真该把那个中尉枪毙掉。”
还不仅如此。一辆吉普车开过来，把二等兵多伊的军用背包和背囊扔了出来。他还得脱下靴子、换上普通鞋子，像普通步兵那样把裤脚露在外面（伞兵们称之为“直筒”裤）。他捡起自己的背囊和背包，在两个冲锋枪手的押送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小鼓继续敲着，一副凄凉的情景。这个场面重复了9次。
从那以后，506团再也没有发生休假逾期不归的事情。
1月末，E连随506团的其他连队一起跨过查特胡奇河，进入本宁堡在亚拉巴马的营地。这简直就像从监狱走向自由。这里的营房很舒适，伙食也好。除了军人服务社，还有一个电影院。训练以班作战为主，尤其是逐屋作战比较有意思，经常有一些爆炸。大家用空包弹相互射击，投掷冒烟的手雷。又进行了第六次跳伞训练，而且这是第一次携带步枪。
卡森的日记捕捉到这些冬日的情趣。
2月8日：“昨天夜里，我们简直像翻了天，打起枕头战，在营区里闹得不亦乐乎。闹腾了三个多小时，我们觉得累了，才去睡觉。”
2月11日：“下士乔·托伊、中士乔治·鲁兹和我去了哥伦布。打电话找姑娘们聚会，开心又开心。在聚会的时候，我碰见了哥伦布的关键人物贝蒂，最后我们不得不返回，回到这里已经是凌晨4点45分。”
2月12日：“回到哥伦布的奇克索花园，度过了又一个愉快的夜晚。贝蒂跟我情投意合极了。真的很有意思。凌晨4点45分返回，5点半就睡眼惺忪地上了岗。”
3月份就要“收拾行装，准备开拔”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麦考尔营是一处令人赞叹的战时建筑。1942年11月7日，它占有的荒地有6，200英亩。4个月之后，就在里面修建了65英里长的铺装道路、一所1，200个床位的医院、5座电影院、6个巨大的啤酒园，一个完整的有3条5，000英尺跑道的全天候军用机场，此外还建起了1，750座房屋。营房都有取暖设备，轻便床上都有床垫。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二战中牺牲的第一个美国伞兵、第82空降师的二等兵约翰·T·麦考尔。11月8日他死在北非战场，营地破土动工也在这一天。麦考尔营是空降兵的大本营。
训练的强度加大，复杂程度也提高了。跳伞时不仅要携带步枪，还有其他小型武器。跳伞时，火箭筒是不能拆卸的，轻机枪也不能拆卸（虽然支架可以卸下，由另一个携带）。60迫击炮和它的底座要由两个人携带。此外伞兵还配备有食品、弹药、地图、手雷、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有些人跳伞的时候超荷负重达100磅。
跳伞训练完成之后，就是连续两天或者三天的树林中的作战训练，重点放在部队的快速机动和敌后大部队作战。到黄昏时分，排长们被叫去看了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并被告知第二天早晨应该到达的位置。
索贝尔上尉让外号叫“泡泡眼”的二等兵罗伯特·温给他当通信员。他把温派去确定各个排的位置。温最后“迷了路”，找个地方补觉去了。到了早晨，索贝尔让温说明为什么会迷路。
“因为太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温回答说。
“你最好学会在黑暗中观察。”索贝尔说了他一句，然后让他回自己的班里，把埃德·蒂波调来代替温当通信员。“由于我的‘帮助’，”蒂波讲述说，“索贝尔就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把地图、罗盘和其他一些东西放错地方。他还得到其他一些人类似的‘帮助’，所以被弄得晕头转向，比以前更容易丢三落四。我们都希望他犯个大错误，然后被撤换掉，这样我们到打仗的时候就不用受他指挥了。”
“你们的步枪是你们的第二生命。”索贝尔总是对部下这么说。“它任何时候都应当由你控制着。”有一次进行夜间演习，他决定给部下一个教训。他和军士长埃文斯悄悄地潜入连阵地，把那些睡觉的人的枪都给摸出来了。他们这一手干得很漂亮。到天亮的时候，索贝尔和埃文斯总共摸出来将近50条步枪。埃文斯得意洋洋地把全连集合起来，索贝尔就开始骂他们不是好兵。
正当他大声数落部下的时候，F连连长带着约莫45个手下的人走过来。原来索贝尔和埃文斯摸错了地方，跑到F连的营地上，把人家的枪给摸来了。这件事把他弄得非常尴尬。
过了一两个星期，索贝尔在一次跳伞中扭伤了脚。于是他就和埃文斯先回营地去了，连里其他人仍然留在野外。连长和军士长回去之后，进行了一次私访。他们检查了E连所有人的军用小手提箱、衣服、个人物品。他们搜查了每个衣服口袋，撬开箱子，拆开女朋友和家人的来信，没收了在他们看来违禁的所有物品。“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卡森很有意见地说，“当时还没有毒品嘛。”
索贝尔张贴了一个清单，写明了违禁物品、违规者姓名以及处罚办法。从野外训练回来、又累又脏的人们发现，他们认为是个人物品的每一样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像内衣、袜子、牙膏、牙刷全都堆在床铺上。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有东西被没收。主要是私藏的弹药、违规的衣物以及色情物品，还有高档衬衣、从伙房里偷来的水果鸡尾酒麦桃片罐头，全都被没收了，后来一件也没有发还。有一个兵一直在收藏避孕用具。有几只安全套显然是可以允许的，可是200只就违反规定了。它们被列在索贝尔的没收物品清单上。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蒂波回忆说。“在索贝尔这次袭击之前，我只是不喜欢他，还没有真正恨过他。这件事之后，我认为他是我的私敌，我不欠他忠诚，也不欠他别的什么。每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
有人在私下议论，连队投入战斗之后，谁会对索贝尔开枪。蒂波认为这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不过，另一方面，我感觉E连里头有一两个伙计虽然少言寡语，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完全有可能就把索贝尔给宰了。”
在接着进行的一次野外演习中，E连接到通知说，要他们指派一些人做模拟伤员，给卫生员提供包扎伤口、上石膏和夹板、用担架撤离伤员之类的实践机会。索贝尔得到通知，要求自己假扮伤员。卫生员给他打了一针真麻醉剂，脱掉他的短裤，真的在他的皮肤上划开一道口子，模拟阑尾手术。他们把切口缝合之后，包上绷带，贴上医用橡皮膏，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索贝尔火冒三丈，这也在情理之中。他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却不见下文。在E连找不出一个人能指认搞恶作剧的是哪些卫生员。
关于E连的人究竟有多棒的问题，终于在麦考尔见了分晓。陆军部对斯特雷耶的2营（该营因向亚特兰大的行军早已大名鼎鼎）进行一次标准的体能测试。这个营的合格率为97％。这是陆军有史以来得分最高的营。来自华盛顿一个姓雅布隆斯基的上校认为斯特雷耶在比分上做了手脚。温特斯回忆说：“他们让我们重新来了一次。当官的、当兵的、后勤人员、炊事兵、所有的人——结果这次我们达到了98％的合格率。”
提拔晋升的好运转向了E连。它的3名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克·兰尼原来都是这个连的士兵，是从二等兵一步步上来的。其他的中士，像利奥·博伊尔、比尔·瓜奈若、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埃尔默·默里、鲍勃·雷德、鲍勃·史密斯、“莽汉”泰勒和默里·罗伯茨等人也是如此。卡森当了下士。马西森中尉提到团里当参谋，尼克松、赫斯特和乔治·拉文逊3名中尉都调到营里去当参谋了。（直到战争结束，第2营的每个职务空缺都是由E连出来的军官填补的，D连、F连和团部都没有一个军官到营里任职。温特斯作出了如下的评论：“这就是营、团部和E连之间的通联总是这么好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重要任务似乎都是交给E连的原因。”）
5月初，哈里·韦尔什少尉被分配到温特斯的1排任职。他是个很难得的军官。1942年4月，他主动要求到空降兵来，分配在第82空降师504伞降步兵团。他经过空降学校的训练，当上了中士。总共当了3次。每次都是因为打架被降为二等兵。不过，他是个意志顽强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明显有着当领导的潜力。他的连长发现了这一点，推荐他上了候补军官学校。
韦尔什被分配到506伞降步兵团2营E连。他原来想回504团，但是陆军条令规定，候补军官学校毕业生都要分配到新单位，因为怕他们回原单位会跟那些当兵的朋友过于熟悉。索贝尔把韦尔什分到温特斯的排。他们俩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基于相互尊重，这种相互尊重来自他们对领导艺术的共同看法——即韦尔什所说的：“身先士卒。”
5月底，E连打起背包，与506团的其他连一起，乘坐一列走走停停的火车来到肯塔基的斯特吉斯。在车站，红十字会的姑娘们给他们送来咖啡和油炸面圈。这一点小小的享受将是他们此后一个月里的最后一次。他们行军来到乡村地区，支起帐篷，挖露天厕所排便沟，吃的是陆军最喜欢的野战食品——“SOS”，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奶油牛肉片面包。
1943年6月5日至7月15日在肯塔基、田纳西和印地安纳州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这是迄今为止伞兵与滑翔机载部队的规模最大的联合空降演习。虽然这还不是打仗，但却是陆军能做出的最接近实战的安排。
6月10日，506伞降步兵团被正式编入第101空降师，这一天也就成了该师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日子。506团的编入显然鼓舞了101空降师的士气，至少E连的人有这样的看法。
这场以红军对蓝军的演习是在一片广阔而又偏僻的、森林覆盖的丘陵与山地进行的。E连进行了3次伞降。克里斯坦森对其中一次至今记忆犹新。在C－47运输机上又热又闷，从山地升上来的热气流造成了飞机的颠簸摇晃。“大牛”丹佛·兰德尔曼下士排在他那一组的最后，离打开的舱门最远。他开始朝头盔里呕吐。坐在他面前的人才看了一眼，就把午饭都吐出来了。这个过程依次向前传递着，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吐的时候都用头盔接着，结果地上被吐得一片狼藉，机舱里一股难闻的气味。坐在前面的克里斯坦森一直在忍着，可是谈何容易。“我的胃要造反……‘他们怎么还不亮绿灯？亮了！’后面不断有人喊‘走！走！妈的，快走啊！’我纵身跳进外面的新鲜空气之中。我觉得好像有人用魔杖在我头顶上挥了一下说：‘克里斯坦森，感觉真美呀。’的确如此。”
这次演习中还安排了夜间长途行军、徒步涉水、抢登敌岸。爬三步就要滑下来两步，经常被石头、树桩、树根绊倒，或者被密集的灌木丛划出一道道口子。不过有时候也能尝到田纳西州的山民做的油炸鸡。大家是疲惫不堪、身上又脏又痒。
将近6月底的时候，演习结束。101空降师师长威廉·C·李少将嘉奖506团2营，说他们“有顽强出色的表现、充分合理的战术原则，还有明显训练有素的战士。”李将军还信心十足地说，“从未来的考验中，将进一步看出你们优秀的训练与领导艺术。”
E连从斯特吉斯转移到肯塔基的贝克林里奇营。那里有营房，有热水淋浴，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舒适的条件。可是这个营地现在已经人满为患，又要支起小帐篷，以地当床宿营了。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大多数人都获得10天的休假。他们回来销假后不久，整个师就乘火车去了北卡州的布拉格堡。
全师都在做开赴海外前的准备，所以有一点很快就看得很明显了：布拉格堡是部队出国作战前的集结转运点。伙食比较好。营房里有床铺，还有热水淋浴，其他条件也好一些。但是真正让人看破玄机的，是整个部队的重新装备。当兵的全发了新衣服、新武器和新的装备。他们一连几天都到靶场去，校验步枪和机枪。
他们要去哪儿？向东还是向西？去欧洲战场，还是地中海或太平洋战场？谁也不知道。猜测在排与排之间飞快地传播。很多人在打赌。
周末的时候，当兵的都到费耶特维尔去“拉动消费”。放肆的聚会成了家常便饭，大多数是伞兵搞起来的。他们往往会拿布拉格堡的当地驻军出气，有时候还欺负滑翔部队的人，尽管那些人也是101师的。
滑翔部队是由分配到滑翔团的正规军士兵组成的。虽然他们也是机载部队，可是他们不是自愿来的，被陆军看成是二等军人。他们拿不到每月50美元的补助，也没有专门的徽章，不穿皮靴，也不穿束裤脚的裤子。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制作出一些招贴画，上面贴着坠毁或者烧毁的滑翔机的照片，下面加上一些文字：“参加滑翔机部队吧！没有飞行费。没有跳伞费。但是绝对惊心动魄！”
E连有几个人到布拉格堡的机场去，乘坐了一回滑翔机。在这种胶合板制作的箱子里降落的体会使他们坚信，跳伞着陆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有一次李将军做了一次滑翔机飞行，降落的时候摔断了他几根肋骨。“下一次我就跳伞了。”他说道。“我们告诉过你了！”滑翔兵们大声说。（1944年6月，滑翔兵们终于得到了每月50美元的危险任务补助，还有了专门的徽章。）
8月中旬，全师以团的建制编队集合，排着队走上等候在那里准备送他们上战场的20节列车。乐队演奏着《就在那边》。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都哭了。上车后刚刚坐定，赌局就开始了：向北开往纽约，然后欧洲或者地中海，还是向西开往加州，然后去太平洋？
火车沿哈德逊河向北，朝着离纽约城30英里的尚克斯营行驶。原先说是要让他们在纽约城的大街上列队行进的，可是没有兑现。结果却是一遍遍的检查，接着就是预防注射。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一针接一针，打得胳膊就像挂在身上的一根软塌塌的绳子。”军官和军士都得熟记《海外行动准备手册》上的内容。
索贝尔写了一封固定格式的信，准备寄给每个伞兵的母亲。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女士”，接着写的是：“很快，您的儿子，上等兵保罗·C·罗杰斯（每个名字都是打字打上去的）就将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与敌人作战并打败敌人。他将配发到最精良的武器和装备。为了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他已经接受了几个月艰苦而又紧张的训练。”
“请您经常来信，给他以关爱与鼓励，这将增强他的战斗意志。有了这个，他就会一往无前，为自己争得荣誉，使您为他而自豪，他的祖国感谢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为国家服务。”他在每一封信的结尾都用花体签上“连长赫伯特·索贝尔上尉”。
士兵们弄到了一些威士忌。他们喝惯了啤酒，所以喝威士忌还真受不了。克里斯坦森喝得醉醺醺的，“总想跑厕所”。刚开始喝威士忌的年轻人很多人都这样。兰德尔曼下士发现之后，把他架回去躺下。第二天早上，那些喝得晕晕乎乎的人还要哼哼呀呀地呻吟。全连列队走到码头，一条摆渡船把他们送到登船的码头上。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送上咖啡和油炸面圈，这才使那些半死不活的人缓过劲来。
很多人都骂骂咧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原本希望出征前能在纽约的大街上步伐整齐地走一遭，可是未能如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让他们穿伞兵服，因为敌人的间谍看见之后就会知道有一个空降师要出国了。他们还不得不把肩上的101空降师的“啸鹰”徽章取下来。
温特斯只记得一桩“跳板热”的例子。有一名军医官“鬼得很，知道吃什么就可以被收进病房，从而躲过这一次航行”。其他人都背着背囊和武器，成单行走上跳板，登上这艘由客轮改装的运兵船。这时候有人在念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名单上划一个钩，表示他们到了。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5，000人才全部上了这艘原设计运载1，000名旅客的客轮。最后，这艘运兵船先由驳船拖离码头，然后径直朝海上驶去。E连的人站在护栏边上，看着自由女神像逐渐偏离船尾方向。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第一次离开美国。他们心中不禁产生想家的情绪，同时还意识到“过去的一年是多么美好”——这从团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就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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