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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副伤寒病愈后，霍格被上海的日本当局传见。他之前给《曼彻斯特卫报》和《新政治家》邮寄的文章照例被拦截了下来，日本人不喜欢他文章的腔调。更糟的是，他们知道了他曾采访过共军在延安的总部。他们建议他离开中国。虽然霍格还没遭到正式驱逐，但日本人已经明确表态，不希望他再回来。
霍格坐船去了日本，他想在那里找出困扰他多年的问题的答案。到底是日本文化和民族个性中的什么使得日本的军人和大多数平民认为征服中国是他们神圣的使命呢？日本对华政策的现实政治1是显而易见的。1934年日本外相在东京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是日本的保护对象，并无耻地宣布日本有权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隐藏在日本人想要控制亚洲地区的强烈愿望背后的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霍格相信在中国的新闻团体和大多数外交官都未曾注意他们正在报导的这场战争的根源。
通过早期对日本的访问和与日本战俘的谈话，霍格对他们这种
信仰的神秘根源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和朝圣者们一起前往伊势，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那里就有日本最著名的神道神宫。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曼彻斯特卫报》，得到同意之后，他在东京登上了去伊势的火车。火车在晚上10：30停了一次，上来更多的朝圣者。第二天早上到达了位于东京西南290英里的广岛半岛的伊势。
霍格在3月27日写的这篇名为“现代朝圣”的文章得到了《曼彻斯特卫报》高度的关注。伊势的这两座神社是日式风格的简单木建筑，矗立在树木茂密的山脚，相隔几英里远。神社在伊势镇的郊区，周围杉树环绕，使它与白天的嘈杂和夜晚的街灯隔绝，独自静谧。为了给朝拜者营造宁静、和谐的气氛，这里的人做了极大的努力。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石子路，精心栽种的树木，清澈的小溪……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感受到安宁和幸福。就连修建神社用的木头都是光滑的，没有难看的节子。
穿过神社外墙，人们可以进到内部朝拜。设在里面的供奉太阳女神“天照”的神社更神圣，据说它因里面有天皇的神镜而闻名。这里也有潺潺的流水、精心修剪的树木和石子路，烘托出了周围环境的圣洁。这两个神社的主要建筑物周围都留下了一片空地，因为它们每20年会被拆毁重新再建造一次，借此说明人间的事物都是短暂的，而这些神社供奉的神灵都是不朽的。
霍格对有如此多的日本人来参拜他们甚至无法见到的古代神社感到很惊奇。据他估计，那一年头3个月，这两个大神社的参拜人数就达到了96万。这意味着日本730万人口中，大约有400万人每年都来参拜一次。每一个日本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要来这里参拜一次。显然，他们在30年代末的战争年代中参拜得更频繁了。
前来参拜的人们祈求古代的神灵能保佑他们，甚至包括自己的爱人、婚姻或事业。他们在神社或附近举行婚礼，新出生的婴儿也被抱来祈福。在花园里，学龄儿童把手浸在圣泉里以得到净化。一位背着小孩的母亲跪下参拜，年迈的老人就站着祈祷。在成千上万的参拜者中有很多人都是经过了24小时的长途跋涉赶来的，包括好几所学校的学生们。他们仅为了这几分钟的仪式。
霍格向一个友善的护卫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参拜？他们静静地在想些什么呢？”这位护卫很吃惊，似乎第一次想到会有人对此有疑问。“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到这来大多是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生意、孩子、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现在是保佑打胜仗，为在前线的丈夫或儿子求平安。”
在这里游览期间，霍格可以听到飞机在附近一个空军基地起飞降落的声音。“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古树葱郁、流水潺潺、大自然被神化了的地方，那声音就像远处的雷声……对那些赶来参拜的日本人来说，它一定也让他们联想到他们祖国的力量和强大。”
但霍格没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说古代的神灵圣化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那又是什么驱使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这一神圣使命时犯下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呢？即使是好心的香川博士也无法解答他的这一疑难。但在他接下来的行程中，似乎有了某种答案。
1939年2月，霍格坐船离开了日本，前往朝鲜。当时朝鲜是日本占领下的土地。在那里他坐火车北上，经过了满洲，当时满洲也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他没有暴露自己记者的身份，通关的时候，他拿出他的英国护照亮了亮就顺利过关了。3月份，他到达了北京。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迷人的古都，西面被群山环绕成半圆形。1939年开辟了四大城门，城内的街道是方形的布局。1949年北京解放后，为了交通方便，城门和大部分城墙都被拆了。
尽管北京是日本人占领的第一个中国的重要城市，城墙内却没有一声枪响。北京的郊区和外围乡村遭到了攻击，城内却安然无恙。然而战争却近在咫尺。八路军一直活跃在墙外几英里的范围内。美国作家乔伊·荷马回忆说，当他在离城中心几英里的颐和园品茶时，一场战斗恰好在几百米远的一座山头打起来。茶话会在枪炮声中继续着，没有任何人对它作评价。
在经历了上海和汉口的恐怖后，北京对霍格来说是个启示性的发现。这里的街道依旧是被日军占领前的热闹。街道上人群拥挤，小贩们用独特的叫卖声，或敲着小铜锣、吹着小喇叭推销自己的货物。每条街上都有孩子们爱看的木偶剧、动物杂技表演，还有挑着担、走街串巷的理发师。送水的用独轮手推车把水送到每家每户，常常在街上和黄包车抢地盘。在主要的街道上，摊主们和小贩竞争，他们卖的货物齐全，从笼子里的鸟到铁澡盆子应有尽有。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有苍鹰卖，还有相机、收音机和旧西洋书。一到公共节假日，许多居民就出来放风筝。几片彩纸、几根竹签子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风筝来，有动物的、脸谱的、抽象图案的……高高地飘在空中。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某些地区的鸦片馆重新开张。有时候一些欧洲人也会和中国人一起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阴暗的房间里，躺在长凳上抽着一管又一管的鸦片。或者因为太忙，或者因为顾忌到华盛顿或曼彻斯特的编辑会撕掉这样的文章，霍格没有写关于鸦片馆的报道。
日本人对北京进行了谨慎但严密的监控。每个城门都设有检查站，白天有日本兵把守，夜晚关闭。因为怀疑被日本人监视，霍格和英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邀请和一位外交官共进晚餐。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哈尔多·汉森是另外一位客人。谈话的内容转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及猜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大家尤其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日本兵在南京犯下了杀人不眨眼、奸淫妇女的滔天罪行。
在他的《人性的努力》一书中，汉森指出了最明显的解释是日本军队在经历了上海90天的激战后，兽性从极大的精神压力下释放出来。在从上海到南京的180英里的进军途中，他们对沿路的平民也同样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凶残的暴行。
当时移居北京的外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结论，即日本军队的兽行是日本政府未宣布的全面毁灭中国政策的结果。这一作战命令的目的不仅要摧毁中国的军队，还要通过大规模屠杀平民和炸毁他们的家园、工厂、教堂、学校和医院等设施来挫败整个国家的士气。日本人似乎相信被凶残的暴行所吓倒的国家就可以被打败。这个政策所涉及的一个办法就是向日本士兵灌输这样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是永远也没有希望达到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的半野蛮民族。这样的想法当然也成为他们后来继续屠杀中国平民的原因之一。
这次晚餐还为霍格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哈尔多·汉森向他提供了在美联社做特约记者的机会，霍格愉快地接受了。他在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从此也告一段落。
霍格在北京只做了短暂停留。日本的特务、警察发现这个被他们驱逐出上海的英国人又出现在了北京。因此待了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独自一人步行上路。日本人控制了城市和各条交通要道，而共产党游击队则占据了农村和大多数村庄，至少在北方是这样。在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途中，霍格又生病了。他逃亡的第一个夜晚待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乡村小客栈。醒来后他感觉头疼欲裂，浑身不听使唤地颤抖，还发着高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副伤寒痊愈不到3个月，他现在又患上了斑疹伤寒。尽管接种了所有该接种的疫苗，他还是得了这种被跳蚤传染的疾病。
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在上海，米利肯一家对他的救治使他恢复了健康，而现在他又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新西兰人凯瑟琳·霍尔，一名教会护士。她从北京赶往她在河北西部宋家庄的诊所的途中恰巧也住在这家小客栈里。她在1923年就来到了中国，经常跨越日军的防线招收新成员或采购药材。做这些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她可能至少会遭到审讯和驱逐出境。
霍尔和她的两名中国助手乘着骡车上路了。他们把这个高大的英国人用毛毯裹着，抬上了骡车，开始了4天的旅程。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没有机会弄清楚。霍格病得很重，不能开口说话。再说，在这样一段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不向来历不明的人问问题是明智之举。
在他们的骡车向共产党管辖地缓慢靠近的途中，霍格的病情加重了。因为担心他会死，凯瑟琳·霍尔打开他的皮夹子，弄清了他的身份。当他们到达山区的时候，霍格被抬下来，放在了一头骡子的驮背上，两侧堆了高高的几层被褥。他后来回忆道，在走上坡路的时候，他差点从骡背上掉下来。他在昏迷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看到了石灰粉刷的城门，还听到有人喊了句“到啦”。
3个星期后，霍格才恢复了足够的精力来观察他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自己舒服地躺在一个沙沙作响的草垫子上，往外可以看到一棵高大的榆树。那时没有正规的药物，凯瑟琳·霍尔就帮他擦洗身子，用小米粥和诊所养的两头山羊的奶喂他，还用冷敷法帮他退烧。
霍格清醒后，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宋家庄那时是个仅有350人的很小的村庄，在北京西南250英里，邢台镇的外郊。它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但在名义上这里的人们仍然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他在清晨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地民兵集合的哨子声和驻扎在河对面的一支正规部队的晨号。
因为还无法下床活动，霍格只能边听边记录下村民们一天的日常生活：
喜鹊和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迎来了第二天的黎明。村里的人们纷纷起床了，白天一整天都能听到卖小吃的小贩们扯着嗓门的叫卖声，摊贩们和游走的洋铁匠敲着铜锣吆喝的声音。下午五点左右，学校的孩子们都会到村里的打谷场去练歌，排练。从那时起一直到晚上十点都会听到口哨声、布鞋踩在泥土路上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从男人们的粗嗓门里喊出来的口号声和妇女、年轻女孩们去往夜校路上的歌声。
在战争年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村从来都没有摆脱过饥荒。宋家庄更贫穷，这也是为什么凯瑟琳·霍尔把诊所安置在这儿的原因。那里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都在饥饿的边缘垂死挣扎。他们一天只有一顿饭吃，通常是稀得像水一样的小米粥。衣服也薄得无法抵御寒冷。孩子们早上都比较活跃，可一到晚上就又饿又冷，十分可怜。霍格就给他们唱歌逗他们高兴。他有副好嗓子，而且到现在他的中文也学得差不多了。他给孩子们唱游击队歌曲，让他们暂时忘记饥饿的痛苦。
大病初愈后，霍格开始了解农村生活的政治本质。这里有农民合作社、妇女社、青年社和儿童社。这些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每个集体都用不同颜色的彩旗作标记。在几个小时的大会上，不断有人作报告、喊口号，勉励大家抗日。会上，县长还向大家解释说日本人提出的求和的主张是毫无意义的。“蒋委员长说啦，日本人答应的和平不是公平的和平，而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假和平。”当他向下面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回应。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合作仍然有效。游击队的宣传中会出现蒋介石在总部重庆发出的声明，而地方官也会坚持国共两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路线。
凯萨琳·霍尔的小诊所给霍格提供了康复的条件，但他的病一旦好转，他又感到焦躁不安了。因为在旅行中没办法带着他的书，现在他仅有的一本读物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他只能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是时候动身了。
一天清晨，马蹄的噼啪声再次改变了霍格的命运。来人是毛泽东的八路军部队，他们是为了霍格来的。他们解释说毛泽东的一名指挥官——聂荣臻将军想见见他。
霍格很快就打包好了他的打字机、照相机和一小箱衣服。他们给了他一匹马，尽管他以前从没骑过马，除了几天前骑骡子的经历外，他还是跟上了护送他的这些八路军战士。几小时后他发现自己正在登上一座老寺庙的台阶，顶上就是游击队的一个指挥部。
聂荣臻当时四十岁，他是毛泽东的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大城市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学习过机械工程，在那里和另一个在欧洲求学的年轻人——周恩来建立了友谊。聂荣臻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接受了军事训练，回国后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国共合作失败后，他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并参加了红军1934-1935年从江西到山西的长征。在和霍格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附近一大片地区的军区司令了。
聂荣臻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元帅之一，还被赋予了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指挥一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并流放到了一个偏远地区，多年来和家人、同事隔绝。1977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百万人民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安放毛主席尸体的新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旁默哀时，聂元帅是第一个站出来批评这位前领导的人。在北京电台播放的他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道：“我们不应奴隶般地盲目遵从毛泽东的思想。所有正确的思想都是要经受时间、地点和环境带来的变化的。”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这样的批评是史无前例的，它也为后来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定下了基调。
霍格的中文足够让他唱几首革命歌曲，但绝对说不上流利。聂荣臻的法语很好，但他会说的英语很有限。于是两人通过翻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从各自的生活谈到将来的打算，又谈到了如何打败日本人。在写回家的信中和他的书里面，霍格没有透露他和聂荣臻见面的地址，也没说他在那里待了几天。他很谨慎，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会拦截他所有的邮件。
有一次，聂荣臻带霍格去泡了一次温泉，那是华北地区仅剩的两个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温泉中的一个。热水涌进一个大石池子里，他们两人和地方干部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地区在抗战结束后的旅游开发前景。他们一致认为，这里有温泉、美丽的山景，还可以骑马，再加上离北京很近，真是建造一个大旅馆的好地方。建成后，一定要为埃文斯·卡尔森上校和美联社记者哈尔多·汉森预留最好的套房，他们是最早访问这个地区的西方记者中的一批。
霍格在汉口从史沫特莱的朋友圈子里结识了卡尔森。这是一次超现实的谈话。门外有带枪的士兵把守，马匹也时刻准备着，以便日本人突袭时可以及时离开。
在聂荣臻的邀请下，霍格答应了骑着马在这个地区逛一圈，随行的还有翻译、四名警卫和六匹马。当他们来到一条通往山里的小径上时，霍格在日记里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沿着低矮的山坡，路边的樱桃树和梨树开满了花。身后是土黄的山丘，紫色的山峰兀立着，像远处的舞台布景。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坐在马背上。
这次马背上的巡游让霍格了解到了共产党走农村路线的正确性。不管走到哪，即使是受饥荒最严重的村子，他们都会受到当地村民热情的欢迎，给他们拿水拿吃的。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房屋全被烧焦、荒无人烟的村子。每一座寺庙都被日本人的枪炮炸得只剩了碎片。
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的摧毁是有目的的。村民们要重建被炸毁的房屋，就没那么多时间种庄稼，那他们给自己、给游击队的粮食就少了。不停地轰炸，包括对小村庄的轰炸成为了直到1945年8月份战争结束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的一个标志。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霍格和他的小队人马一次又一次跨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每次都是在夜晚行动。每一次日本人攻打他们所在地区的目标时，他们就隐进了深山。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有时会有延安来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抗日学习组”。还有一队歌手和演员加入他们，给村民演出抗日宣传剧。当他们悄悄地穿过日本人的防守据点时，霍格不止一次地抬头看到，月光下，日本人的国旗，白底子上一个升起的红太阳，懒懒地挂在旗杆上。
霍格几乎没什么时间写信回家。这里也有类似邮局的服务。航空邮件上用一根鸡毛粘在信封口作记号，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手，白天又黑夜，从北方转到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南地区，然后再到达香港。
虽然没时间写太多，但霍格还是给家里写了信。到了傍晚，霍格会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借着煤油灯的光根据自己的经历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写短篇故事。他借助他在美国主要的关系艾达·普鲁伊特帮他发表文章，还催促穆里尔阿姨利用她在两国编辑界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他甚至还请求教会联系他们所认识的杂志、期刊让他写的那些短篇故事能得以出版。
他们都拒绝了他。美国的杂志社对他写的这些有关中国在战争时期取得的胜利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灾难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从他们的记者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的、血淋淋的报道。而他的父母则想办法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这家报社虽然稿酬不高，但却一直欣赏他的文章。
在这里的几个星期，霍格到处都可以碰到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日本人轰炸沿海城市的时候逃到乡下来的。在这里，他们有的当医生，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地方官和政府官员。他还听到人们到处谈论着在农村建立小规模、流动合作社的部署情况，这些合作社是用来代替战时为了保卫上海、南京和汉口时失掉的轻工业。
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是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带领着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想出来的点子。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她姐姐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都是合作社的热情支持者。这些重量级的支持者们计划着在农村开办小规模的工厂，雇佣难民和战争中留下来的孤儿，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尽管工业合作社在为八路军提供基本物资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最初，这场生产运动主要是为满足两党共同抗日的需要。
初看上去，这是寄托了希望和美好心愿的工程。日军进攻时，中国政府撤走了重工业和军工厂，但放弃了一些小型工厂，比如纺织厂之类。要在偏远的西部地区重建轻工业基地的话，设备、资金和人员从哪来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合作社的资金要借助美国政府的帮助。
埃德加·斯诺邀请了艾达·普鲁伊特加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发起小组。她的父母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她出生、成长在一个小乡村，因此她懂汉语，也了解中国农村的文化。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这样一个双重文化背景使她在中国从事教师、社会工作者和作家的工作时具备了独特的视角。
她后来还在另一方面帮了大忙。她出生的地方是蓬莱，山东省的一个海滨小镇。1898年，她出生后的第10年，这个镇上的另一个传教士家庭也添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名叫亨利·卢斯，后来成为了《时代周刊》、《生活》和《财富》杂志的创办人。由于他们拥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艾达·普鲁伊特几年后向亨利·卢斯求助，为他们合作社做宣传。
路易·艾黎开始在国内筹备合作社，而艾达则要面对在美国为印杜思科2——合作社的筹资组织——募集资金的压力。她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的积极游说获得了回报。她在好莱坞建立的合作社支持委员会还请到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和派拉蒙影业公司的高级经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还在她创办的报纸专栏“我的日子”里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工作，并同意成为合作社顾问团的一员。当艾达找到好莱坞的塞缪尔·戈尔德温时，她的筹资工作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是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当时在业界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他同意将中国纳入他的战争救济委员会，还建议她去找当时的传媒大亨亨利·卢斯求助。
卢斯对中国的热情是有渊源的。1898年，卢斯出身于艾达·普鲁伊特所在的那个传教区的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几所教会学校念过书。14岁的时候，他被送回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他是公认的“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之后他又穿过大西洋，在英国牛津大学待了1年。
不同名校的求学经历给了卢斯卓越的求职资格，但他却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做了一名普通职员。24岁时，用向家人朋友借的钱，他和他的朋友布里顿·哈登在1923年推出了《时代周刊》，这在当时是最早的新闻周刊。紧接着在1930年，他们又推出了商业杂志《财富》，在1936年推出了《生活》周刊。
《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对日军1937年进攻上海所作的报导充分反应了卢斯对蒋介石和他的太太宋美龄的欣赏。那一年，《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夫妇评为它的年度人物，其后又几次把这一殊荣给了这对夫妇。普鲁伊特知道卢斯一直致力于将那些为中国提供战时资助的分散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也在给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筹集资金方面出了很大的力。现在，他已经同意将工业合作社纳入到他的筹资项目里。
在卢斯的提议下，这些分散的救济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名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新团体。他们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提升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形象。卢斯个人向该基金捐赠了25000美元，条件是其他资金来源给予同等数目的捐赠。他还带动其他几个大人物加入了“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董事局，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司蒂蓓克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保罗·霍夫曼、小约翰·洛克菲勒和其他几个电影制造业的大人物，如大卫·塞尔兹尼克和路易斯·梅耶。这些董事会成员们的想法是和他们的商业利益照应的。拿塞尔兹尼克来说，他很清楚《生活》周刊能成就一部好莱坞新片，也能把它毁了。
卢斯很早以前就被这样一个想法所吸引，那就是在中国成立他所谓的“游击队工业”。《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狄奥多·怀特了解他的这种热情，于是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作定期报道。他的报道立刻吸引了在中国的记者和《时代周刊》的广大读者，因为这是来自战区稀少的好消息之一。
卢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莱尔·布斯·卢斯游历过中国好几次。1941年，卢斯夫妇第一次到达重庆，蒋介石把他作为国民政府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这样一位重要客人，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款待。作为回报，卢斯让蒋委员长在4年时间里8次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合作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有足够的资金：大多数合作社在货币贬值前把几乎所有资金投入了设备中，因此后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弄到足够的运转资金使合作社维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创办初期，西北地区的小麦价格是43.5元一袋，也就是2.1英镑。到1942年春，小麦价格涨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纱的价格则从每捆350元涨到了8000元。据霍格的估计，合作社的生产成本在不到四年时间里涨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动资本为2000元，到1942年已经上涨到了大约12000元。
1940年，中国的西北地区有362家工业合作社，从事鞋、服装、炊具和普通工具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大大低于路易·艾黎当时预想的数量。因为有四百万的贷款未还，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给这些合作社。他们在西安、兰州等城市的债权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争取到的来自部队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合同则几乎被压到了成本价。部队知道合作社不忍解雇他们的员工，因此宁愿接下亏本的买卖也不会拿不出钱付工资。
当国际友人，尤其是卢斯的杂志和美国新闻界赞扬工业合作社是中国的民主先锋队时，国内的军队、银行，尤其是国民政府却在扼杀这个羽翼未丰的运动。霍格对宣传的影响很担忧：美国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时候对合作社的进步，甚至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畅销杂志和报纸的每篇报道似乎也都在为重庆政府给合作社贴上“非中国”的标签增加理由。事实上，许多中国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传教活动一样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另一个事例。更糟的是，国民党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共产党的前线。
合作社初期的筹资成功后来证明也是虚幻的。到1940年，纳粹的猛烈攻击使英国孤立无援，也使欧洲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在美国，公众舆论及新闻界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德国对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的突袭比日本人对中国那些名字难以发音的城市的轰炸更吸引读者。
德国军队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同时也引发了在大选那年的孤立主义思想。中国被从头版撤了下来，筹资委员会也因资金的分配和控制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没有考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急于报道，将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胜利。卢斯的杂志和美国媒体对合作社的大篇幅报导被脱离事实的臆想如此扭曲，简直成了纯粹的宣传。霍格很清楚这一点。当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给他的，祝贺他“参与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最成功的实验”的信时，他感到很尴尬。他对美国媒体对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评很直接：“我对美国一些杂志寄给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气。写这些文章的人从没亲眼见过我们的合作社，却轻而易举地围绕着‘在中国农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万的合作社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天生就适合搞合作社’这一主题胡乱编造了不同的故事。至于中国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样，没有区别。”
霍格知道，记者们和政治家们将合作社运动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农民们则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它。“如果农民们相信合作社是一场有关他们饭碗的运动，那么他们会支持它，并接受知识分子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尽管有宋美龄的支持，1940年的认为合作社对民主的追求不过是共产党企图操纵中国的借口的怀疑在1942年恶化成了直接的控诉。路易·艾黎对共产党的同情众所周知，在美国所有赞扬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当时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记者，如杰克·贝尔登和埃德加·斯诺发表的。而合作社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海伦·斯诺和艾达·普鲁伊特则称自己是毛泽东和他的八路军倡导的新中国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用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捐助，他们会背上把独断的外国管理体系强加到一个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上的罪名。批评者们会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国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痛苦记忆。但如果向中国的银行贷款的话，资金的控制权会落入已经仇视合作社的、腐败的国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这个在美国有许多仰慕他的媒体采访过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庆的管理部解雇了。他离开了合作社在宝鸡的总部，对命运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国支持团体给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战地秘书的工作，保证了他的安全。几千个合作社继续经营着，但这项运动从未接近它的创办者们所预设的目标。1944年，艾米莉·韩在纽约写道：
我对工业合作社只存在赞赏之情。但它被过分宣传了。它的赞助者们想要你知道它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想要你为它捐款。因此他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赞扬它，出版了许多印有照片的宣传册。结果在这里，合作社被吹捧得没了边。
工业合作社的一个永久性遗产是它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了一个英文单词。这个由路易·艾黎想出来的既能描述这场运动又能代表它的精神的口号是“工合（GungHo）”，大概是“同心协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诺设计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围住了标语里的两个字。
那个让“gungho”这个词进入英文字典，并赋予它新的、更积极的意义的人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伊凡·卡尔森上校。卡尔森在美国军队里过着丰富多彩的军人生活，1937年他被授予海军上校的头衔，奉命观察中国军队。他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战术，并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灵活地运用了这些战术，率领一支部队组成了著名的“卡尔森特种攻击队”。在这场战争中，他使用了“gungho”这个口号，并使它在士兵中得到了普及。战争结束后，海军们把这个词带回了国。
筹资失败后，霍格感到很沮丧，他开始问自己究竟在中国做什么。他很孤独，他想念和异性的交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这样的疑问纠缠着：他到底有没有，或会不会属于中国？他后来写道：
也许是因为我想有个妻子，也许是因为我消化不良，也许是因为咖啡喝完了，也许是因为纽约办公室给我寄来的治疗沙眼的磺胺类药片服用过量了……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很怀疑我在这里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国家作战或是坐在某一架轰炸机里向德国发起猛攻呢？合作社和为了保护北非、所罗门群岛或顿河现在正在打的战役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想回到学生时代去。
在和聂荣臻进行了长久的关于合作社的讨论之后，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军的流动总部去会见聂的上司，朱德总司令。要找到一个几乎每夜都换落脚点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过黄河，因其频繁的洪灾水患而被称为“中国的伤心河”。
黄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最后注入渤海湾，全长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从高地携带几亿吨泥沙冲入平原，使河床升高，引发了周期性的洪灾。但霍格与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见到的只是一团浑浊的泥水流过筑了堤坝的牧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居然会把日本人吓退，从开封一直到内蒙古，真令人难以置信。”
要与这位领导解放军在1949年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见面，黄河还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碍。在一位司令官（参加过长征，曾在巴黎和聂容臻、周恩来一起学习）的带领下，霍格还要穿过一条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这条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将北方生产钢铁、煤的地区和南方盛产粮食的地区隔断了。为了阻止这两个地区人员、物资的往来，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设了要塞，路边还建了设防的村子。村外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自由开火区。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们同行的还有15名游击队员、40名学生和一个工程师。他们在路上发明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暗号系统。他们静静地穿过了遭到严重破坏的村子，沿着满是石头的河床走着，经过了没有一头牲畜的牧场。每半小时休息一次。耳语般的命令从上至下传递着：不要咳嗽……告诉赶骡车的人别点他的旱烟……让牲口别发出这么大的噪音。
在黑暗中，霍格丢失了那条驮着他的被褥、打字机和相机的骡子。队伍停了下来，等着游击队员冒着被日本哨兵发现的危险帮他找那头走失的骡子。在他们头顶，一面日本国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风飘扬。如果日本人发现了那头骡子或听到它的嘶叫，就会打开探照灯用机枪扫射。半小时后，他们找回了那头骡子，还顺便带回了一卷日本人的电话线。到达那条大路后，他们猛冲了50米，成功进入了远在另一边的乡村。
朱德是毛泽东另一位曾留学欧洲的将领。他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过，像聂荣臻一样，他也得到过周恩来的照顾，后来在一所苏联军校受训。1909年他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他是怎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无从知晓，但当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
朱德最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指挥官。1926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两年后，他带着他的南昌起义残部几百人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队伍会合。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也成为了后来红军的总设计师。因为他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们两人经常被称为“朱毛”。
霍格在游击队地区待了几个月，和战士、将领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他冒着生命危险返回中国，跨越日本人的防线才得以进入游击队区。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记者，可能会对他们的宣传起到帮助。毛泽东很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媒体，并密切关注他们随后的报导。党内领导人也十分关注西方世界的想法和政策。他们常常和来访的记者们讨论国外对抗日战争的反应。聂荣臻和朱德都很清楚，霍格除了能写出对他们有利的报道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将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霍格和朱德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他谈到了他在牛津大学的日子，在美国和日本的游历和这里的合作社运动。因为总是穿着一套普通的蓝军装，戴着一顶蓝军帽，衣服上没有任何军衔，朱德看上去更像这支农民军队的一名普通士兵，而不是它的首领。但这位矮个子、毫无城府的将领却是为游击战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除了打仗，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运动。霍格对体育运动也有同样的热情。篮球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只要有时间，朱德都会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篮球场打篮球，霍格也会加入。他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篮球、听报告，偶尔和他们一起出去巡逻。
有一次，霍格被邀请在他们晚上举行的会上发言，主题是英国在欧洲战场中的角色。他的发言让在场的听众吃了一惊，因为他是用汉语说的，而且只有一个小时，而朱德或聂荣臻发言通常最少要三小时。这次大会对霍格来说是个尴尬的经历，因为朱德整个晚上都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
霍格对游击队来说是个珍贵的客人。因为身材高大，汉语也说得比较流利，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在当时的中国走到哪都是道独特的风景。霍格不可能在军队里获得职务，因为八路军不接收任何外国人，除了医生和护士。霍格很想做关于工业合作社的报道。游击队的将领便建议他离开前线，去往在宝鸡的合作社总部。
1939年9月霍格到达了宝鸡。那一年战争在欧洲战场爆发了。像所有人一样，他也想弄清这对中国会意味着什么。经过两年的作战，日本人控制了中国除重庆以外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连续的战败并没有让国民政府投降，相反，中国的抵抗更顽强了。
日本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紧张和厌战情绪。东京的指挥部觉得通过经济封锁和隔离，中国不久就会投降，因此他们把注意力投向了欧洲战场带来的机会。他们想要夺得英国、荷兰和法国在东南亚殖民地丰富的矿产资源的控制权。阻碍他们实现这一东南亚计划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尤其是驻扎在珍珠港的舰队。
蒋介石的政府被孤立了，中国的经济也被通货膨胀大大削弱。欧洲好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和最终爆发的战争使苏联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援助。英法两国分别和缅甸、越南密切的贸易往来也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逐渐萎缩。共产党仍紧紧守着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免同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并尽量把美国也卷进这场战争。他现在已经集中精神要和共产党来个最后的较量。
由于实力悬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积极开展敌后斗争。他一面加强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建设，一面等待与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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