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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该隐。”杰克·曼宁上校的语气直截了当，似乎料想坐在五角大楼会议桌上的四位文官至少有三位会提出反驳。他们谁都比他年纪大，谁都自以为经验比他丰富——没有一位准备承认陆军方面已经获得了他们各自组织还没能获得的情报。至于第四位文官，他的意见不算数，他是国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大家对他恭恭敬敬，但是不十分当真。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曼宁继续说道，“那么即使冒着暴露我们已掌握的一切情况的风险，他也会再度漏网。十一天前他在苏黎世，我们确认他现在仍在那里。各位，他是该隐。”
“报告很动听，”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位秃鹰似的教授说，翻阅着分发给在座各位代表的养蚕苏黎世情况的摘要部分。他叫艾尔弗雷德·吉勒特，一位甄别和评价人员的专家，五角大楼认为他为人机警，报复心强，在高层有不少熟人。
“我认为这报告不寻常，”彼得·诺顿说。他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五十多岁，总是保持着三十年前东部名牌大学的那种衣着、仪表和态度，“我们的消息来源说该隐在布鲁塞尔，不是在苏黎世。在同一时间——十一天前。我们的消息来源很少出差错。”
“报告写得很全面，”第三位文官说。他是会议桌上曼宁唯一真正尊敬的人，年纪也最大。他名叫戴维·艾博，前奥林匹克游泳健将，智力跟体格相匹配，年近七十仍腰板笔挺，头脑也照样敏锐，然而他的年纪仍然从脸上的皱纹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皱纹是他永远也不会透露的毕生紧张生涯所形成的。上校认为他讲话时懂得分寸。他现在是有无限权力的四十人委员会成员，可是从中央情报局在战略情报局内诞生之初起，他有很长时间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情报界的同行给了他一个诨名，叫“隐蔽行动中的寡言和尚”。
“我在情报局的那些年月，”艾博吃吃笑着说，“消息来源有矛盾的时候同一致的时候一样多。”
“我们有不同的核实方法，”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强调说，“不是不尊敬您，艾博先生，可我们的传输设备确实称得上一有即送。”
“那是设备，不是核实。可是我不想争论。我们之间似乎有分歧：布鲁塞尔还是苏黎世。”
“布鲁塞尔的论据无懈可击，”诺顿坚持。
“请听一听，”秃顶的吉勒特说，扶了扶眼睛，“我们可以回到苏黎世那份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消息来源也有内容可以提供，虽然它与布鲁塞尔或苏黎世都没有抵触。那是大约六个月前的事。”
银白头发的艾博移眼看着吉勒特：“六个月前？我记不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六个月前传达过关于该隐的任何情况。”
“因为还没完全得到证实，”吉勒特回答，“我们不想让未经证实的情报成为委员会的负担。”
“这也很动听，”艾博说，意思很清楚。
“众议员沃尔特斯。”上校插话，望着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喔，有，”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监视人慢吞吞说，聪敏的眼睛瞟着各人的脸，“可我刚接触这事，你们继续讨论，我边听边问。”
“很好，先生，”曼宁说，朝中央情报局的诺顿点了点头，“一天前布鲁塞尔出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在枫丹纳广场被杀——是个私下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做钻石交易的。他通过罗苏马兹的分支机构进行活动。那是苏联在日内瓦的公司，专做这种采购的经纪人。我们知道它是该隐转换资金的途径之一。”
“这个杀人案同该隐有什么关系？”半信半疑的吉勒特问。
“首先，方法，武器是根长针，在中午时分用外科手术的精确度在拥挤的广场刺中。该隐过去用过这种方法。”
“这倒是真的，”艾博同意，“差不多一年前伦敦有个罗马尼亚人就这么死去，在他之前几星期还有一个。两个案子缩小侦察范围后都指向该隐。”
“缩小范围不等于证实，”曼宁上校反对，“他们是高层政治叛逃者，可能是克格勃干的。”
“也可能是该隐，这对苏联说来风险小得多，”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
“也可能是卡洛斯。”吉勒特又说，声调高了起来，“卡洛斯和该隐都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都是谁雇他就为谁干。为什么每次发生重大凶杀事件我们总归咎于该隐？”
“每次我们这样做，”诺顿回答，一副高高在上的神色，“是因为彼此并不相识的告密来源不约而同报告了同样的情报。报告者彼此毫无所知，所以几乎不可能串通一气。”
“这一切都太过于巧合。”吉勒特不以为然。
“再说布鲁塞尔，”上校插嘴说，“如果是该隐，为什么他要杀罗苏马兹的一个经纪人？他利用过他。”
“隐蔽的经纪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纠正说，“据向我们通风报信的人报告，原因很多。这个人是个窃贼，不是吗？他的大多数客户也是，他们不能提出控拆。他也许欺骗了该隐，如果他真这么干了，那必定成为他最后的一笔交易。或者，他可能愚蠢到去猜测该隐的身份。哪怕只是有此暗示，都会招来一针。也可能该隐不过是想埋藏他目前的踪迹。无论如何，这些情况加上消息来源，说是该隐没多少可怀疑的。”
“到我澄清了苏黎世的情况之后会有更多可怀疑的，”曼宁说，“我们可以开始这篇摘要了吗？”
“请等一等，”戴维·艾博一边点烟斗，一边慢吞吞说，“我想我们安全委员会的同事提到了六个月前发生的与该隐有关的事。或许我们该听一听。”
“为什么？”吉勒特问，无边眼镜玻璃后面的眼睛象猫头鹰似的，“从时间看来这事同布鲁塞尔或者苏黎世没有关系。这一点我已提到过了。”
“是的，你提到了，”一度力量可畏的特务“和尚”同意，“但是，我认为任何背景资料了解一下都有用处。象你说过的，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看看那篇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如果关系不大，我们可以接下去谈苏黎世。”
“多谢，艾博先生，”上校说，“你们会注意到，十一天前有四个人在苏黎世被杀。其中一个是林默河边停车场上的守夜人。可以推断他与该隐的活动无关，只是撞上了而已。另外两个在城市西岸一条胡同里被发现，从表面上看是相互没有关联的谋杀，可是又出现了第四个被害者。这人是与胡同里那两个死者都有关系的——这三个人都是苏黎世慕尼黑地下社会的人，而且毫无疑问与该隐有关。”
“那是歇奈克，”吉勒特说，一面看那篇摘要，“至少我假定那是歇奈克。我记得这个名字，在该隐的某份档案里看到过。”
“没错，”曼宁回答，“第一次是十八个月前出现在G-2的一篇报告上，一年之后又出现了一次。”
“那就是六个月以前了，”艾博轻轻插了一句，看着吉勒特。
“是的，先生，”上校说，“如果世上确有什么所谓人类的渣滓，那就是歇奈克。二次大战期间，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军人在达豪当差，能讲三国语言，是集中营里最残酷的审讯官。在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总要残酷折磨他们，逼取——以及制造——达豪的指挥官想要听到的‘控告情报’。他毫无止境地巴结上司。因此那批暴虐色情狂竞相争功邀赏，可他们不知道他也把他们一个个记录在册。战争结束他逃走了，被没有挖出的地雷炸掉了双腿。可是靠了在达豪设施勒索的钱财仍然过着很不错的日子。该隐找到了他，用他做凶杀收款的中间人。”
“请稍等！”诺顿不服气地说，“我们以前办理过歇奈克这件事。如果你回想一下，首先发现他的是我们情报局。要不是考虑到波恩政府里几个反苏联官员出来阻拦，我们早把他揭露了。你假定该隐利用歇奈克，但是这一点你和我们一样不能肯定。”※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曼宁说，“七个半月前我们收到关于一家叫‘三家农舍’餐馆的老板的秘密报告，说他是该隐和歇奈克的中间媒介。我们对他监视了好几个星期，可是没有结果。他不过是苏黎世地下社会的一个小角色。我们对他观察的时间还不够长。”上校停顿了一下，对大家都注意着他感到满意，“听到他被杀消息时，我们下了赌注。五天前的夜晚，我们的两名人员在餐馆歇业后躲在里面，截住了那老板，指挥他同歇奈克打交道，为该隐工作。那场戏唱得好热闹。你们可以想象当这个人垮下来，实际上是跪倒在地请求保护时他们的震惊程度。他承认歇奈克被杀那天晚上该隐在苏黎世，事实上他当晚还见到了该隐，在谈话中还谈到了歇奈克，对他彻底否定。”
这位军人又停顿了一下。戴维·艾博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手里的烟斗举在他那皱纹的脸孔前面，“那么，这是个声明，”“和尚”平静地说。
“你七个月前收到这个秘密报告之后为什么不通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诺顿恼火地问。
“它还没在证实。”
“在你手里的缘故。在我们手里也许就两样了。”
“可能。我承认我们对他监视的时间不够长。人力有限，我们哪一家能把毫无效果的监视无限期在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件事也许能分担。”
“如果告诉了我们，可以为你们节省在建立布鲁塞尔档案上花费的时光。”
“匿名的。”
“就这样算了？”吉勒特鹰一般的表情显示了他的惊异。
“最初监视的时间不长，这是原因之一。”
“是的，当然。可你是说你们从来没去追查过？”
“当然查了。”上校烦躁的回答。
“显然没有多大的热情。”吉勒特生气地说，“你没有想到，在郎格里或者在这个委员会里的人也许能帮忙，也许能填补这空白？我同意彼得的话，应该通知我们。”
“有一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没通知你们。”曼宁深深吁了口气，在军事气息较淡薄的环境里也许会被解释为叹气，“告密者明确表示，如果我们拉进任何一个单位，他就再也不同我们接触了。我觉得我们应当遵守这一点，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你说什么？”诺顿放下摘要，盯着五角大楼的官员。
“不是什么新鲜事，彼得。我们各在各的消息来源，要保护他们。”
“这我知道。所以布鲁塞尔的事也没告诉你。两个告密者都说别让陆军知道。”
——沉寂。安全委员会的艾尔弗雷德·吉勒特那讨人嫌的音调打破了沉默：“上校，所谓‘过去也这样做过’意味着多少次？”
“什么？”曼宁看着吉勒特，但意识到戴维·艾博下注视着他俩。
“我想知道有多少次你被吩咐要把你的消息来源保密。我指的是有关该隐的事，当然啦。”
“不少次，我想。”
“你想？”
“多数情况是这样。”
“你呢，彼得？情报局怎么样？”
“在纵深扩散方面我们一向限制十分严格。”
“看上帝份上，那是什么意思？”说话的是在座都最没想到的人：监察委员会的那位议员，“请不要误解。我还没开始。我只想听懂这些专门用语。”他转向中央情报局的人，“你刚才到底说什么？纵深什么？”
“扩散，沃尔特斯议员。该隐的全部档案都如此。如果让其它情报单位知道，我们就有失去这些告密者的危险。我向您担保，这是标准做法。”
“听起来好象是你在用试管培育一头小母牛。”
“效果差不多。”吉勒特补充，“不允许杂交传授花粉，以免破坏品种。倒转命题来说，不允许用交叉查证去查找不准确的图像。”
“妙语，”艾博说，崎岖不平的面孔出现了表示赞赏的皱纹，“可我不敢说我听懂了你的意思。”
“我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说，看着曼宁上校和彼得·诺顿，“这个国家两个最活跃的情报机关得到了有关该隐的情报——在过去三年里——可是双方没有交流情况来查清欺骗的根源，我们一直把所有的情报当作起初材料来接受、储存，怎么说怎么信。”
“嗯，我在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也许太长了，我承认——可是这里并没有我过去不曾听到过的东西。”“和尚”说，“情报来源是些精明的步步为营的人，他们把他们的关系人保护得严严实实。没有人是为了行善做好事，都为了获得和生存。”
“你恐怕没听准我的本意。”吉勒特取下他的眼镜，“我方才说，使我吃惊的是最近这么多暗杀案都加在该隐头上——是在这里加的。可是我们时代——也许是历史上——最关于行刺的刺客倒似乎给放到了比较次要的地位。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卡洛斯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的人。卡洛斯的情况怎样了？”
“我怀疑你的判断，艾尔弗雷德，”“和尚”说，“卡洛斯已经衰落，该隐已取而代之。旧秩序改变了，水中的鲨鱼已换了一条，我看这条新鲨鱼更凶残得多。”
“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说，猫头鹰似的眼睛盯着情报界的那位年事已高的人物，“对不起，戴维，可是我感到好象卡洛斯本人正在摆布这个委员会，要我们转移对他的注意力，去集中注意一个远比他重要的对象。我们是在把所有的精力花费在追捕一条没有牙齿的小鲨鱼上，让那条凶猛的大鲨鱼横行无忌。”
“没人忘记卡洛斯，”曼宁反驳说，“只是他不象该隐那么活跃。”
“也许，”吉勒特冷冷说道，“那正是卡洛斯要我们相信的。而且上帝作证，我们相信了。”
“你能怀疑吗？”艾博问，“该隐的罪行记录骇人听闻。”
“我能怀疑吗？”吉勒特重复一遍，“这是个问题，是不？可我们之中哪一个能有把握？这也是个可心成立的问题。我们现在发现，五角大楼同中央情报局实际上一直在各行其是，甚至没商量一下他们情报来源的准确性。”
“一个很少在这城镇破例的习惯。”艾博风趣的说。
那位监察委员会的议员又一次插话：“你要说明什么，吉勒特先生？”
“我想多知道些一个叫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的人的活动情况。那是——”
“卡洛斯，”议员说，“我记得我看过的东西。懂了，谢谢。说下去，诸位。”
曼宁很快地说：“我们再回过来谈苏黎世。我们建议现在去追捕该隐。我们可以传话给地下社会，动员我们手里每一个密探，请求苏黎世警方合作，我们一天也不能再拖。苏黎世的那人是该隐。”
“那么在布鲁塞尔的又是谁？”中央情报局的诺顿问。在座的其他人一样想问这个问题，“方式是该隐的，所有告密者的情报是明确的。目的是什么？”
“向你提供假情报，显然，”吉勒特说，“在我们在苏黎世大规模行动之前，我建议在座各位把该隐的档案仔细检查一遍，对所有来源提供的情报重新核实一番。让你们驻欧洲的情报站动员所有神出鬼没的密探提供情报。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一些你们没料到的东西：兰米雷士·桑切斯定会一手好拉丁书法。”
“既然你如此坚持澄清情况，艾尔弗雷德，”艾博打断说，“为什么不把六个月前发生的那个未经证实的事件告诉我们呢？我们好象陷入了困境：你说说也许有好处。”
开会以来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位说话带刺的代表似乎有点犹豫了：“我们在八月中从艾恩普罗文斯的一个可靠消息来源得知该隐正在去马赛途中。”
“八月？”上校惊呼，“马赛？里兰！里兰大使在马赛遇刺。八月！”
“可该隐没用那支步枪，是卡洛斯的手法，这一点已经证实。枪筒的纹路与前几次暗杀相符。有三个人看到海边仓库三楼与四楼有个携带手提包的不知名的黑发人。杀里兰的是卡洛斯，这一点从未有过任何怀疑。”
“看上帝份上，”这位军官咆哮说，“那是在事实之后，在凶杀之后！不论参与的是谁，当时已经有了把里兰干掉的契约——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如果知道该隐的情况，也许能保护里兰。他是军事方面难得的人才！真该死，他本来今天还能活着。”
“不大可能，”吉勒特镇定地回答，“里兰不是那种愿意躲在地洞里生活的人。在他那种生活方式下，含糊的警告是没有用的。此外，如果我们的战略合在一起，警告里兰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怎么会？”“和尚”生硬地问。
“那要由你作出更全面的解释。我们的情报来源应该在八月二十三日半夜到凌晨三点钟在沙拉辛路与该隐接头。里兰一直到二十五日才到马赛。正象我讲的，如果事情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提到该隐。可是没有，该隐一直没露面。”
“而你的情报来源坚持只同你合作，”艾博说，“排斥所有其他人。”
“是的，”吉勒特点头，遮掩不住窘相，“据我们判断，里兰的危险已经消除——从该隐这方面说来确实如你所说——捉住他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人愿意去辨认该隐。各位之中谁又能采取任何其它方式？”
——寂静。这一次是田纳西州机警的众议员慢吞吞打破了沉默。
“全能的耶稣基督……简直是一群专门说些废话的人。”
——寂静。戴维·艾博的关切声调终止了这个局面。
“请允许我赞扬你是国会派来的第一个诚实人，你没有被这些高度保密环境中的高贵气氛所慑服。这一事实使我们铭记在心，令人神清气爽。”
“我认为议员先生并没完全理解……”
“噢，住嘴，彼得，”“和尚”说，“我想议员先生打算讲几句话。”
“只是几句，”沃尔特斯说，“我想你们都已经不止二十一岁了。我是说，你们看上去都过了二十一岁，而一个人到了二十一岁应该比较明事理了。你们应该能够进行明智的谈话，在重视保密的同时交换情报，寻找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相反，你们听起来象是一群嘻闹着抢木马的孩子，为了谁能够得到一只廉价的钢戒指吵闹不休。这是花纳税人的钱财最糟糕的方式。”
“你过分简单化了，议员先生，”吉勒特打断说，“你说的是一个乌托邦的调查机构。它是不存在的。”
“我指的是懂得道理的人，先生。我是律师，我在来到这倒霉的乱哄哄的马戏场之前，每天都在同各级机密打交道。它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新东西？”
“你的意思是什么？”“和尚”问。
“我要一个解释，我在国会暗杀问题小组委员会坐了十八个月还多，钻研了几千页资料，名字不知有多少，意见加倍地多。我想，凡是可疑的阴谋或者刺客嫌疑犯，我没一个不知道。我和那些名字和意见相处了将近两年，直到我认为再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去了解了。”
“可以说你对这一行能胜任愉快。”艾博插话说。
“我想也许是，所以我同意进行监察委员会。我想我能作些现实的贡献，可现在我又不太有把握了，突然开始怀疑我到底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曼宁担心地问。
“因为我一直坐在这里听你们四个人谈一项持续了三年的活动，牵涉到整个欧洲的情报人员、告密者和主要情报站的网络，而注意焦点是一个罪行骇人听闻的刺客。我的理解是否基本正确？”
“说下去，”艾博平静地说，手中握着烟斗，表情全神贯注，“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是谁？这个该隐到底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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