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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警报解除的声音响过五分钟之后，我们《纽约客》这一层办公室的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混乱中，没有人逃到市里的另一处或者另一个星球，没有人试过延长这段休息时间来品味他的自由，好像也没人想思考此次防原子弹演习潜在的重重含义，重新悄悄套上挽具——这是要务所在。全市到处都是这样——八百万行为良好的公民，驯服如羔羊，挤在走廊上和隧道里，寂静笼罩着一切。市政府的人感到高兴，实在是情理之中。但是说真的，这种行为多么令人泄气啊！如果我们都疯狂地冲上街头，挥拳照着那些当官的鼻子打，高声质疑把我们带到这一糟糕境况的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做法，真如此，未来也许还能给人多一点希望，然而一点也看不出有这种迹象。我们只听说有一个人对八百万人像老鼠一样钻进墙里是否正常提出疑问。他走上百老汇大街，左看看，右看看，问道：“这是干吗——新玩法？”
我们十九楼的人按说要坐方便梯到十楼，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兴高采烈，快活如小鸟，一次十二个人，古怪地下到保命室或称十楼的走廊。在我们这幢大楼里，从十九楼下到十楼躲避，这样做被认为能躲过原子弹——匪夷所思，不过大概跟别的做法同样有用或者没用。十楼是这座电梯重要的一站，因为是直达楼层的第一站。不一会儿，十层楼的走廊上就站满了人，电梯把乘客迅速卸下。有种不自在的欢乐泛音升高至稍为夸张的程度，就好像我们大家都喝了杯鸡尾酒。还让人想去哗众取宠，让你想起上学时，一次火警演习突然调节了教室里的单调生活。在欢乐和闲聊之下，大家脸上清晰可辨的，是在深层流动的孤独和恐惧——小心翼翼地把想象力控制在表面，实际上，它在几英里之下深不可测的黑暗区域活动着。
我们意识到从十九楼下到十楼不是下了九层，而是下了八层。这幢大楼没有名为“十三”的一层，所以“十四”楼是个委婉的说法，十二层以上的其他所有楼层都不是按数学，而是按照巫术来算的。那么，我们在喜气洋洋的电梯里下降时，我们不只是要通过抄近路躲过原子弹爆炸，而且得用十九减十得到八的结果。我们滑行经过十三楼时，看到上面用油漆写着“14”，我们想到我们能够分们一起收进屋裂原子的科学家犯了冒进的毛病，跑到了其他人的前头。他们敢于看一眼太阳的中心，然后就鼓捣起来；可是如果他们能一直等到我们其他人能够直视“13”这个数字后再那样做，也许会是个好主意。这就是我们特殊的两难处境的真正本质。
在十楼待着的一两分钟时间里，我们试过盘点我们的人生，想弄明白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耻辱的当口。我们纳闷被如此同声赞美的那些品质——勤奋，独创性，忠诚，信念——它们在其中有没有起到重要作用。品行良好了几个世纪，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有了几个世纪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却到了钢筋水泥所建的走廊上藏身，直直地站着，在古怪的集合行动中表现得老老实实，靠近我们所爱的人，等待某种根本上的管理失误、来自远方的某种愤怒、某种残酷、暴虐行为的不可收拾的后果。
报纸上报道由于八百万人停下工作，劳动力方面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一刻钟里，财富付诸东流。这就像不见了的十三楼，是个数学之谜，让我们茫然不解。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损失了什么？怎么会有人言之凿凿地称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很可能美元就像人们一样，并未损失，而只是困惑不已。就像人们一样，美元也一动不动地站了短短一阵子。在一刻钟时间里，没有一个公民，没有一美元做了多少事。旅行，忙碌，纵容，促销，购物——全都处于低潮。这的确怪异，但未必就是损失。联合爱迪生公司注意到用电曲线陡然下降了一下，这让股东们难受了一下，却让消费者免掉了一刻钟昂贵的用电生活。这就是那种紧张时刻（如同新年前夕的午夜时分），当时难以准确地预粉放在红色小言会发生何事。人们如此上瘾于有事可做，突然停下来让他马上意识到哪儿不对劲，事实上，这也许会成为某种正确之事的开端。
演习时在走廊上我们旁边的一个人——他活了下来——向我们透露，这次演习让《纽约客》亏了不少钱，因为就在演习时，有两位高价律师正在办公室，他们是按小时收费的。但是他没有说他们当时正在兜售的主意是好是坏。如果到头来发现主意是坏主意，那么他们没能开口那段时间的每一分钟，都是很大的收获。我们认为对于社区损失所发表的估计损失数字很值得怀疑。谁晓得呢？也许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静静地站上一刻钟，去看着旁边之人的眼睛，就不会再有灾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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