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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用笔名为一家不大的美术刊物写一种类似“画廊探访”的文章。虽说是“画廊探访”，但由于绘画方面我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也写不出专业性报道，所以我的活计只不过是以轻松的笔调概括一下画廊的气氛及其主人的印象罢了。作为我也并非干得怎么起劲，开头纯粹出于偶然的机会，但结果上却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活计。那时我自己刚开始写小说不久，觉得将各色人等的谈话整理成文对于创作也是大有好处的。我尽可能仔细体察世人在想什么并如何将其诉诸语言，而后适当剪裁，再用来拼凑属于自己的文章。
这系列报道持续了一年。杂志是双月刊，共写了六篇。我让编辑部（其实只有一个编辑）介绍几家大约有些意思的画廊，然后开动双腿前去勘察，选出一家写成报道。篇幅也就是四百字稿纸写十五页左右，但我这个人总的说来怕见生人又反应迟钝，所以起初颇不顺利，根本不知道该向对方如何发问如何归纳整理。
尽管这样，在反复摸索反复出些小错的过程中，我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个诀窍（大约是诀窍），那就是采访时应该努力去捕捉采访对象身上非常人可比的某种崇高、某种敏锐、某种温情。世上每一个人身上都必然有其人格上的光点——哪怕再小——若能成功捕捉到那个光点，发问自然水到渠成，报道也就栩栩如生了。关键需要理解和爱心，即使对方的话再陈词滥调不过。
自那以来我进行了很多很多次采访，直到最后也没使我产生半点爱心的只有一次。那是为给一家周刊写“大学探访记”而去一所名牌私立大学采访的时候。在那大学转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所嗅到的气味只有权威、腐败和虚伪。包括校长和系主任在内采访了十来名教员，只有一名说话还算地道，而这名副教授两天前刚打了退职报告。
但这已经过去了，还是回到平和的画廊上来吧。我所采访的画廊几乎全是同权威不沾边的小街上的画廊。我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高个子摄影师搭伴前往，我听画廊主人说话，他在房间里拍照。
采访快结束时，我总要向主人提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以前您所看到的画作中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作为采访提问算不得够档次，如同问小说家过去读过的小说中最中意的是哪本，提问要点实在过于笼统。答话可想而知，不是说看得太多了记不清楚，就是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陈旧套话。然而每次我还是重复这一问话。一方面是因为对以美术为职业的人如此提问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觉得可能碰巧听到什么奇闻逸事。
给我讲标题为“出租车上的男人”那幅画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她绝对称不上美人，但长相娴静高雅，能使人心里顿时充满温馨。她穿一件有长飘带的白衬衫，下面是灰色粗花呢裙，脚上一双流线型黑高跟鞋。她的脚天生有毛病，每次穿过木地板，空旷的室内都会打楔子般地响起不协调的足音。
她在青山（注：东京的地名。）一座商厦的一楼经营一间以版画为主的画廊。当时墙上挂的版画即使在我这样的外行人看来都很难认为是精品，但我觉得她人格中蕴含着一种类似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环绕她的种种事物生发出超过实际情况的耀眼光彩。
采访大致结束时，她收起咖啡杯，从餐橱里拿出红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给我和摄影师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她手指十分纤细，水灵灵的。里面房间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防水布双带风衣和开司米围巾挂在一起。工作台上搁着鸭形玻璃镇纸和金黄色小剪刀。时值十二月初，天花板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着圣诞节颂歌。
她起身穿过房间，从哪里拿了一盒香烟来，抽出一支用细长的金色打火机点燃，唇间吐出细细的烟缕。只要足音不响，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自然。
“最后还有一点想问，如果可以的话。”我说。
“当然可以，请——”她说，随即莞尔一笑，“不过这种说法不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刑警么？”
我笑了，摄影师也笑了。
“您以前接触到的作品中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呢？”我问。
她默然陷入沉思。良久，她在烟灰缸里熄掉烟，看着我的脸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冲击力’一词的含义，也就是说要看‘冲击力’指的什么，是指艺术感染力呢，还是指质朴的震撼力、爆发力？”
“我想没有必要是艺术感染力，”我说，“我指的是皮肤性、生理性的冲击。”
“没有皮肤性冲击，我们的职业就无以成立。”她边笑边说，“那种东西横躺竖卧，任凭多少都有。所缺乏的莫如说是艺术感染力。”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湿嘴唇，“问题是，”她继续道，“任何人都不诚心寻求感染力。不这样认为？你也摘创作，不这样觉得？”
“或许。”我说。
“艺术感染力的一个不便之处，就在于无法用语言把它恰当表达出来，”她接着说，“即使表达出来，也彻底成了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像谈恐龙似的。所以大家都寻求更为单纯、简便的东西，寻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电视遥控器那样能咔嚓咔嚓变换频道的东西。皮肤性冲击、感性……怎么称呼都无所谓。”
她往两个空杯里倒了葡萄酒，又点上一支烟。
“话说得够绕弯子的了。”
“非常有趣。”我说。
空调器微弱的震颤、加湿机的排气声和圣诞节颂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构成了奇妙而单调的节奏。
“如果是既谈不上艺术感染力也不属于皮肤性冲击那样的东西也无妨的话，我想我是可以讲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画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关于一幅画的故事——讲这个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说。
“一九六八年的事了。”她说，“本来我是为当画家去美国东部一所美术大学留学的，但为了毕业后能留在纽约养活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才华已不抱希望也未尝不可——我做起了类似画品收购商那样的生意。就是在纽约年轻画家和无名画家的画室转来转去，看到大约素质不错的作品就买下来寄给东京的画商。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东京画商从中挑出合意的，我在当地买下。后来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决定买什么，直接买下。加上我已同格林威治村的画家群体有了关系，或者说有了可靠的信息网，所以，例如某某搞什么特殊名堂啦某某手头拮据啦之类的消息全都能传入我耳中。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那时的事可知道？”
“是大学生了。”我说。
“那么是知道的。”她一个人点点头，“那里无所不有，真的无所不有，从最高档的到最低档的，从顶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那一时期的格林威治村简直是座宝山。只要眼力够用，绝对可以碰上别的时期别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一流画家和崭新的力作。事实上当时我寄给东京的好多作品现在都已价值不菲，假如为自己留下其中几幅的话，如今我也该是有几个钱的人了。可当时真的没钱……遗憾呐！”她手心朝上地展开放在膝部的双手，很好看地笑笑。“不过只有一幅，的确只有一幅画我破例为自己买了下来。画的名字叫‘出租车上的男人’。遗憾的是这幅画艺术上并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找不到粗糙中蕴含着才华的萌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无名的流亡画家，早已经在无名中销声匿迹了，当然谈不上卖高价……嗯，您不觉得奇怪？为别人选的都是值钱画，为自己选的却分文不值，而且只一幅。肯定这样想吧？”
我适当地应答一下，等待下文。
“去那个画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雨刚停，纽约简直整个成了一座烤炉。画家姓名已忘了。您也知道，东欧人的名字很难记，除非改成美国式的。把他介绍给我的是一个学画的德国学生，他和我住同一栋公寓。一天他敲我房门时这样跟我说：‘喂，敏子，我朋友中有一个非常缺钱的画家，可以的话，明天顺路去看看画好么？’‘OK。’我说，‘不过他可有才华？’‘不怎么有，’他说，‘可他是个好人。’这么着，我们就去了捷克人的宿舍。当时的格林威治村有那么一种气氛，怎么说好呢，就像大家一点点往一起凑似的。”
她在捷克人脏乱至极的房间里大约看了二十幅画。捷克人二十七岁，三年前偷越国境逃出来的。他在维也纳住了一年，之后来到纽约。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留在布拉格。白天他在宿舍作画，晚间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饭店打工。“捷克没有言论自由。”他说。但他所需要的是比言论自由更现实的东西。如德国学画生所说，他缺乏才华。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该留在布拉格的啊！
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处的，尤其是着色，有时令人一震。笔触也相当娴熟。但仅此而已。在内行人眼里，他的画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维的延展。同样是停止，但他连艺术上的“死胡同”也没进入，只是“夭折”罢了。
她瞥了一眼德国学画生，他的表情在无言中所流露出来的结论也和她一样。如此而已。唯独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道了谢准备离开捷克人房间时，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门旁放着的一幅画上——一幅二十英寸电视荧屏大小的横置油画。与别的画不同，这幅画里有什么在喘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实在微弱得很，盯视之间很怕它萎缩消失。但它的确是在画中喘息，尽管那般微乎其微。她请捷克人把其他画撤去一边，空出雪白的墙壁把这幅画立起来细看。
“这是我来纽约后最先画的。”捷克人局促地快速说道，“来纽约第一个夜晚，我站在时代广场一个路口看街看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回房间用一个晚上画出来的。”
画的就是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年轻男子。以照相机来说，就是在镜头正中稍偏一点点的位置把男子摄了下来。男子脸侧向一边，目视窗外。长相漂亮，燕尾服，白衬衣，黑蝴蝶结，白饰巾。有点像舞男，但不是。作为舞男他缺少什么——一句话说来，就是缺少类似被浓缩了的饥渴感的东西。
当然他并非没有饥渴感。哪里去找没有饥渴感的年轻男人呢？只是他身上的饥渴感表现得实在过于抽象，在周围人眼里——即使在他自己眼里——仿佛是有点特别的、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某种见解（pointofview）。就好像蓝色的雾霭，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
夜色也恰如蓝色的雾霭笼罩着出租车。从车后玻璃窗可以看见夜色，看见的也只有夜色。蓝底色融入了黑与紫。色调非常雅致。就像埃林顿“公爵”（注：DukeEilington(1899——1974)，美国爵士乐钢琴手，作曲家。）管弦乐团的音调，雅致而浑厚，浑厚得似乎手往上一触，五指便会统统给吮吸进去。
男子脸歪向一边，但他什么也没看。纵使玻璃窗外有什么景致出现，也绝不会在他心头留下任何刮痕。车持续前行。
“男子要去哪里呢？”
“男子要回哪里呢？”
对此，画面什么也没有回答。男子被包含在出租车这一有限的形式中。出租车则被包含在移动这一天经地义的原则中。车在移动。去哪里也好回哪里也好，怎么都无所谓，哪里都无所谓。那是巨幅墙壁上开的一个黑洞，既为入口，又是出口。
不妨说，男子是在看那个黑洞。他嘴唇很干，仿佛急需一支烟。但由于某种原因，烟远在他手够不到的地方。他颧骨突出，下颚尖尖，尖得如被暴力削尖了一般。那里有一道伤痕般细弱的阴翳，那是看不见的世界里一场无声的战斗所留下的阴翳。白色饰巾遮住了那道阴翳的尖端。
“结果我出一百二十美元为自己买下了那幅画。作为一幅画的价钱，一百二十美元固然不多，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被剜了一刀的。那时我正怀着孕，丈夫找不到工作。丈夫是off—offBroadway（注：美国以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为中心进行演出的前卫剧团，一般译为“外外百老汇”。）的演员，有事做也挣不了多少钱。生活费主要靠我来挣。”
说到这里，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来触发往事的回忆。
“中意那幅画？”我试着问。
“画并不中意。”她说，“刚才也说了，画本身也就比外行笔下的强一点点，不好也不坏。我中意的是画上的年轻男子，是为了看那男子才买画的，没别的目的。捷克人为画得到承认而喜出望外，德国小伙子也有点吃惊，但他们怕是永远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买那幅画的真正意图。”
圣诞节颂歌磁带也至此转完，随着“咔嚓”一声响，深重的沉默笼罩了我们。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时我二十九岁。按一般说法，我的青春快过去了。我是想当画家才到美国来的，结果画家没当成。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厉害。我什么东西也没能用自己的手创造出来。那画上的男子，我总觉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却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把画挂在住所房间墙上，每天看着它过日子。一看到画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损失是何等惨重，或者是何等轻微。
“丈夫常开玩笑，说我恋上了那个男子。我总是一声不响地盯视那幅画，也难怪他那么想。但他没有说对。我对那男子怀有的感情类似sympathy。我所说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鸣，而是指两人一起品味某种无奈。您可明白？”
我默然点头。
“由于看出租车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觉之间他竟成了另一个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无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车中，他无法挣脱出来，永远，真正的永远。平庸让他在那里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为背景的牢笼里，您不觉得可悲吗？”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阵，又开口道，“总之就是这么一件事，没有艺术感染力没有冲击力，什么都没有，感性也好皮肤性冲击也好都谈不上，但如果您问留在心中最久的画，倒有这么一幅，只此一幅。这样理解可以么？”
“有一点想问，”我说，“那幅画现在还在吗？”
“不在了，”她应声回答，“烧掉了。”
“什么时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觉得倒像最近的事，实际上快过去十年了。各种麻烦事一个接着一个，使得我决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弃了。具体的我不太想说，请允许我省略掉。那时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无论什么，包括那里俘虏过我的所有理想、希望、爱，以及它们的残影，一切的一切。我从朋友那里借来敞篷卡车，把房间里所有东西运到空地，浇上煤油烧了。‘出租车上的男人’也在里边。您不觉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伤音乐？”
她微微一笑，我也报以微笑。
“烧画我并不可惜。因为烧在使我本身获得解放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他通过烧而得以从平庸牢笼中解放出来。我烧了他，烧了我的一部分。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之后我回到了日本。您看，”她手指房间四周，“就这个样子。我在经营画廊，生意一帆风顺。怎么说好呢，我有经商才能吧，肯定。现在独身，没什么难受的，也过得挺舒服。不过，‘出租车上的男人’的故事并没有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午纽约的一块空地上结束，还有下文。”
她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摄影师轻咳一声，我在椅子上换个姿势。烟徐徐上升，被空调机吹散消失。
“去年夏天，在雅典街头遇上了他，是他，是‘出租车上的男人’，没错，的确是他。我在雅典出租车的后座同他坐在了一起。”
那完全是偶然。她正在旅行，傍晚六时许从雅典埃及广场前搭出租车去巴西里西斯·索菲斯大街，那年轻男子在奥莫尼广场那里上来坐在她身旁。在雅典，只要方向一致，出租车尽可让客人同乘。
男子身腰颀长，非常标致，穿燕尾服打蝴蝶结（这在雅典是很少见的），一副前去出席重要晚会的样子，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同她在纽约买的那幅画中的男子一模一样。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产生了天大的错觉，就好像在错误的时间里跳进了错误的场所，又似乎自己身体浮在离地十厘米的空中。她头脑一片空白，好一会才一点点回过神来。
“哈啰！”男子微笑着向她打招呼。
“哈啰！”她几乎条件反射地应道。
“日本人吧？”男子用漂亮的英语问。
她默默点了下头。
“日本去过一次。”他说。然后像要测量沉默的长度似的抬手伸开五指。“公演旅行。”
“公演？”她仍有些神思恍惚地插嘴道。
“我是演员。希腊国立剧院的演员。希腊古典剧知道吧？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
她点点头。
“总之就是希腊，古代的东西再好不过。”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话题告一段落，他修长的脖颈扭向一边，观望起了窗外的风景。经他一说，看上去他的确只能是演员。他久久目视窗外，纹丝不动。斯坦丁奥街挤满了通勤车，出租车只能缓慢移动。男子毫不在乎车速，只管盯视着商店陈列窗和电影院广告。
她拼命清理思绪，将现实放进真切的现实框内，将想象归入确切的想象之中。然而情况仍毫无改变：她在七月雅典街头的出租车中同画上的男子相邻而坐，千真万确！
如此时间里，车终于通过斯坦丁奥街，穿过辛塔格玛广场，驶入索菲斯大街。再过两三分钟车就开到她下榻的宾馆了。男子仍默然眼望窗外。傍晚惬意的和风轻拂他的软发。
“对不起，”她对男子说道，“这就去哪里出席晚会么？”
“嗯，当然。”男子转向她说，“是晚会，非常盛大的晚会。各种各样的人前来碰杯。大概要持续到天亮吧。我倒是要中途退席。”
车到宾馆门口停下，负责出租车的男侍应生把门打开。
“祝你旅途愉快！”男子用希腊语说。
“谢谢。”她应道。
目送出租车消失在傍晚汹涌的车流之中，她走进了宾馆。淡淡的暮色如随风游移的薄膜在城市的上空往来彷徨。她坐在宾馆酒吧里喝了三杯掺有奎宁水的伏特加。酒吧悄无声息，除她之外没有别的顾客，暮色还没有降临到这里。她觉得简直就像自身的一部分忘在了出租车里。仿佛她的一部分仍留在出租车后座，正同那穿燕尾服的年轻男演员一起往一处晚会厅赶去。那是一种残存感，一种和下得摇摇晃晃的船而站在坚固的地面时的感觉完全相同的残存感。
经过长得想不起有多长的时间，当心中的摇摆结束时，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永远地消失了。她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消失。那东西没有了。
“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仍然真切地回响在耳畔：‘祝你旅途愉快！’”说到这里，她在膝头合起双手。“不认为这句话很妙么？每当记起这句话时，我就这样想：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很多部分，但那不过是一部分的终结，而往后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什么的。”她叹息一声，嘴角稍微拉向两侧笑了笑。“‘出租车上的男人’的故事这就结束了，完了。”她说，“抱歉，说这么久。”
“哪里哪里，非常有趣。”我和摄影师说。
“这故事里有个教训，”她最后说，“一个只能通过自身体验学得的宝贵教训。那就是：人不能消除什么，只能等待其自行消失。”
她的话就此终止。
我和摄影师喝干杯里剩下的葡萄酒，道谢离开画廊。
我很快将她的话整理在稿纸上，但因当时杂志篇幅有限，怎么也没能报道出去。现在能以如此形式发表，我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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