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四月,我呼吁由知识界人士组成一个合作委员会,以支持“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的原子弹受害者切身体验资料的收集与出版事业。为此,我写了一封信。这封呼吁书是这样写的:
“为了迎接原子弹爆炸后第20年夏季的到来,受害者们唯一的团体——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准备开展一项事业,就是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收集起来,妥善保存,然后加以出版并译成外文。这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首先对受害者本身来说是十分迫切的。他们在战后20年中被迫采取了最残酷的保全生命的办法;同时,对我们所有未受害的人来说,也是十分迫切、极为紧要的,这关系到20年前的原子弹爆炸,是把它作为人类的最后一次灾难呢,还是明天依然把原子弹氢弹当作现实的杀人武器?
“被团协”与“日本原水协”(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消说,从属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对于“被团协”开展有生气的活动,无疑等于给它注入了活力。但是,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被团协”的受害者们,以他们本身为主去办一些迫切要办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往往不能立即实现。现在“被团协”打算自己重新单独起步,我想首先就要这样致力于解决基本的课题,这是显而易见的。
受害者们把手记写完留下,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都整理、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坚韧不拔的自我证明,或者说是一种依靠自我救济的意志而进行的事业。而且对于所有我们这些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也是与我们今天对自我的认识,对明天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是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侧面对受害者的计划给予的一种支援和维护。
一般来说,当知识分子独自一人关在书斋里去思考自身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不能不想到20年前,现实存在的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的体验。而且,难道他会不采取把个人的意志与受害者们的意志联系起来的方法吗?
知识分子,当他参与一个运动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个人的意志在与他的对象(这个对象希望直接得到他的悉心协助)的意志联系起来以前,中间隔着各种缓冲物,到后来个人的志向都不明了了。再者,自己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自己的责任要负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后来都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也常常有这种体验。
因此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就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威协和造成的悲惨景象,把个人的思想和志愿,完全直接地与受害者们的生活和志愿联系起来,而且,他的期望怎样实现?他负有多少责任?为能看清这些问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十个年头的夏天,我们打算提倡建立一个集团,从侧面去援助“被团协”的事业,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
我们面向这个1965年的夏季。我们努力从各个侧面,来对20年前最残酷的悲剧进行挖掘和再认识,而对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的收集和整理,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内容。就连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那一部分,也往往会在大量印刷品的泛滥当中淹没而未被发现,而且,这些书刊已经不能重写了,的的确确是珍贵的稀世书刊。
例如,我们还记得叫作《原子弹爆炸图》的这本书。它是报告遭受爆炸后的人间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同样能够记得由丸木位里和赤松俊子在1950年夏,编辑出版的叫作《原子弹》的这本小画册的,果真还能有多少人呢?在桔红色的封面上画着一位老太太的肖像。这本画册里出色地包含着令世人震惊的内容,我希望把我收藏的64页画面和附带的简短而朴实无华的文章再附印上,并介绍其内容梗概。还有,在这本《广岛札记》的扉页、目录、各章的开头上插入的插图,都是引自《原子弹》这本画册的。
“在原子弹爆炸时,广岛三泷町的一位年届八旬的老太太的丈夫先被炸死了,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像年轻时织布的线似的,总是接连不断地向孙儿留吉讲述原子弹的故事。‘就像是地狱,就像是一排排幽灵,就像是火海,因为看不见鬼的身影,还以为是人世间的事。’
‘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
已经过了5年的今天,老太太还是不论白天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一想起来就没完没了地讲,一想起来就悲叹不已。‘战争就要结束了,大家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久拖不决,只好对军方和政府唯命是从了。……”
那天早晨,老头和老太太拉着货车,去领取因疏散住房而拆毁的房屋的木材,回到家中,正在沐浴盥洗的时候赶上原子弹爆炸了。”时间是上午8点吧,霎时间,亮光一闪,那是从前谁都没见过的闪光啊!老太太虽未听到轰隆的声音,可是,天棚和房盖都一齐落下来,床跳了起来,被压在中间了。”在爆炸中心地带,上身已经灰飞烟灭的牺牲者,“只剩下两条腿紧紧地粘在水泥路面上直立着。”尤为奇怪的是,发现“在电车里,一个少女手里紧紧握着手提包,也没有伤痕,与一个呈黑色的烧焦的士兵面对面地死去。”但是,“没有人能把爆炸中心地带的情况传达出来,”附在这篇感人肺腑的短文的插图上的,只有阴暗的天空,倒下的光秃秃的树木和荒凉的被烧毁的原野。
“在浅野泉邸的水池里,在死尸的中间,还有活着的鲤鱼在水中游。”
“烧掉羽毛的燕子,已不能在天空飞翔,只能一蹦一蹦地在地面上走。”
“有所察觉后,跑出去一看,士兵们站在那里,保持着敬礼的姿势,拍着肩膀说声‘喂’的功夫,就哗啦哗啦地倒在地上了。”就这样,士兵们就像瞬间即化为灰烬的雕像一般。“在一个患病的士兵的家里,年轻的主妇抱着孩子,被夹在大木头中间。邻近的老爷爷想出来解救她,仅靠一、二个人的力量怎么也救不出来。‘哪怕只把孩子救出来也好嘛,快!快!’‘不’一块儿死!反正,我男人也死了,留下这个孩子……还不如老爷爷你赶快逃命吧’。”宁可自己烧死,也要让孩子活下去,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相比,这位年轻母亲的选择,也许更为感人吧。
“向受害者发放粮食了,在排着的队列当中,一个老太太领着她的小孙子。在她孙子前面,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少女。她接过来5个人前面的干面包,突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那时滋生了吸吮人血的苍蝇,到处谣传着:这地方75年里,草木不生,所以,人也住不得!”
“因在九死一生中幸存下来而高兴的人们,身上四处出现斑点,或者头发全部脱落,渐渐地死去了。”
“三泷作业班的老板娘作了手术,在烧伤的手上,植入臀部的肌肉。她虽然失去了丈夫,依旧刚强地干着活,直到现在,一到秋天和冬天,后植入的肌肉,还在抽搐,疼得非常厉害。”而且,老爷爷因衰弱死去以后,“剩下老奶奶每天画起画来了。那可真是非常明丽的画啊,直到今天,老奶奶嘴里还念叨:‘原子弹爆炸时,像山崩地裂啊!啊,不对,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一边说,一边画着鲜红的花和可爱的鸽子。”
这本小画册不仅是原子弹爆炸的真实记录,而且具有奇异的魅力,在它出版的当时,受到相当多的读者的青睐。可是同年夏天,在广岛酝酿的另一本书,已印刷装订成册,但终于没有发行。占领军认为这本书对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实况描绘得过于逼真,认为是反美的,所以禁止发行。1950年,那是爆发朝鲜战争的一年,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访问了广岛,他向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问道:“如果现在对朝鲜投二、三颗原子弹,我想可以结束战争,可是遭受原子弹伤害的你,对此有何感想呢?”
禁止发行的书,原封不动地堆放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直到今年4月还无人理睬,现在广岛市计划重新印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适合于在被炸后第20个年头再次刊行的一本书。过去的编者在出版发行时写了下面一段话。
“这是五年前广岛惨痛体验的真实记录之一。应征的160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催人泪下的内容,但这里只刊载了18篇能够说明被炸当时的环境、实况和距离的作品,还摘录了16段具有特点的体验的片断,其他的原稿将作为和平城市广岛的至宝,理所当然地保存在不久即将诞生的和平纪念馆里。经受了人类空前浩劫,从各种灾难和悲痛的深渊里活下来,而且能够站起来的人们,他们的这份神圣的手记,在两个世界激烈对立的狂风暴雨中,将不会再让他们的后代去倾听来自天上的和平的控诉吧。”
实际上这些手记是在被炸后第三年写下来的。164位广岛市民是怀着怎样的意志在文章中把那悲惨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希望以后能够重温这些体验呢?在距离爆炸中心2000米的地方,被炸的广岛文理大学教授,从他的文章的赤裸裸的真实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已经厌恶战争了,已经厌恶战争了,这是亲身体验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们的悲痛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是文字和语言难以表达的希求和平的真正的呐喊。希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决不再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再去尝受那么残酷的体验。我想面向全世界诉说这个想法。在今天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应该把“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这样的标语悬挂在最高处,而不应该让它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样低矮寂静的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原子弹受害者普遍的心态,即为了彻底补偿他们所蒙受的原子弹爆炸的悲惨遭遇,必须明确保证今后决不再把这样残酷的体验强加给人类。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告诉人们作者有这样一种感想,即遭轰炸后已经3年了,原子弹受害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还仅仅局限于“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带低矮寂静的地方”吗?
在学童疏散中,好不容易被救出的当时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少年,他在诉说是什么东西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是什么东西使他的母亲和弟弟受到伤害时,这样写道:“原子弹,原子弹,这颗原子弹才是夺去我父亲生命的恶魔!但是,我不能怨恨原子弹,正因为发生了原子弹爆炸,广岛才站起来了。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牺牲吧。这些人的牺牲是宝贵的,在这些宝贵的牺牲者的佑护下,我们应该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前进!”
这里可以看到美军占领时期,在广岛进行初等、中等教育的教师们,是怎样试图把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惨说成是正当的这种采访材料。同时,在这个少年的幼小的头脑里,硬塞进过于沉重的矛盾的种子,而将其头脑中激烈斗争的情形,也清楚地描写在书中。这个少年对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无论用什么样的道理来辩解,都是不能容许的。然而这个少年却这样写道:“但是,对原子弹不能怨恨!”这一言行未免唐突,也刺痛了我们的心。
这里收集到的20年前的最糟糕的夏日早晨的记录,贯穿其中的最具特征的是什么呢?是原子弹爆炸后市民的沉默。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怪物霎时间就在市街上称王称霸,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过于弱小的负伤的人们,其基本的反应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这很不自然吧?
一个统制燃料分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尽管在距离爆炸中心100米的地方也遭到爆炸了,但是他刚巧到地下室去了,所以在同事们当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受害者“都坐在石阶上,凝固成一团。一个女人说她的一只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了,一个男人说心情很坏,有的人说头痛,大家都分别负了外伤和内伤,但是却没有人因痛苦而出声,几乎全都沉默着。”
比任何沉默都更加严酷而彻底的沉默是人类发出来的“不成语言的呻吟声”吧。一位妇女是这样记录的:“我不管是树是石头都跳过去,像发疯似的奔鹤见桥跑去。我在那儿好像看见什么了。桥下的河流有无数的人在蠕动着,连是男是女都辨不清楚。脸皮都脱落了,变成一样的灰色,头发一根一根直立着,两只手在空中挥动,一边发出不成话的呻吟声,争先恐后地往河里跳。”
在另一个年轻姑娘的观察里,揭示出更为复杂的心态,更清楚地显示出深植在原子弹受害者内心深处的沉默的性格。“对面的钢骨水泥墙上,多处开着大口子,它的下边好像有些低矮的影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我凑到跟前去,有男人、女人、孩子,年龄、身份和跟随照顾的人都分不清楚。几乎全都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挨排坐着,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面部和身体都变成褐色并且鼓胀起来,也有眼睛已被炸坏的。有一个人膝上的幼儿,后背受伤了,就好像从周围把发黑的枇杷的皮剥下来一样,皮肤像伸出舌头似的耷拉下来。我不由得把脸扭过去。大家都一动不动地令人可怕地沉默着。他们自然会那么想:好像今后是生是死,还能活多久,都是说不定的。我一想,跟这些人一同乘大卡车,我就有些毛骨悚然!”但是,她的羞羞答答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保持了极短的时间,不久,她便失去了知觉,经过整整一昼夜又恢复过来了。她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想把手举起来,可是右手沉重得很,不能自由活动了。右手指轻轻地摸了一下脸,前额、两颊和嘴,好像豆腐和鬼芋捣烂搅拌在一起似的,鼻子也好像没有了,噗噗冒泡似的鼓起来了。我猛然想起石墙下边那些像妖怪似人的样子而战栗起来了。”在这一瞬间,她自己也只能加入那个黑暗的沉默的行列。
这位姑娘内心里同样也产生了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相同的感情。虽然她已经毛骨悚然地退出来了,但是,她和原子弹受害者伙伴们处于同一个命运。“有一年,听说原子弹受害者诊疗团要来,我去了那所医院,而且,我进入了留有各种各样原子弹爆炸的伤痕的人群中去。有位叫作三次夫人的40岁左右的妇女,眼睛和嘴上都有伤痕,由于面部有瘢痕而变成了一副使人不敢正视的丑相。据说一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她的美丽的面部,以中央为界从脸颊到头部,半面脸都是黑红色的瘢痕,好像颈部也不能自由活动了。有一个人的手,三个手指都粘在一起,变得又小又僵直了。话题各种各样,但都离不开战争的残酷性,生活的不幸和懊悔,并为此而流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所以,也没有安慰的话可说。但是,觉得他们十分悲惨而可怜,那般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大概没有什么办法,恐怕那些人在生命结束以前,一直要渡过黑暗的人生的。”
被动员到市郊工厂去劳动的一个17岁的学生,他返回被毁坏的广岛市寻找亲人。天下着黑色的雨,他在返回的途中,“听到被活埋的孩子们的微弱的呻吟声,心颤抖了”,便参加了救助的活动。为了救护学生和处理尸体而终日劳动的中学教员,在结束了一天沉重的劳动之后,这样写道:“在漏出的仅有的篝火的阴影里,只有排列整齐的尸体,膨胀着的脸,破烂不堪的衬衫,呻吟的声音和深长的睡眠。二、三个学生已经送往救护所,剩下的人用船送到似岛和宫岛线沿岸的医院,在那里予以看护。这些都搞清楚了。4点半,把一切都委托给救护班的人,我们奔往广濑桥旁去收容等待我们回去的学生,如果可能的话,想把他也托付给这个收容班。但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只发现一个陌生的老年人的尸体,学生模样的尸体终于哪里也未找到。我们4个人默默地返回了学校。在黎明前闪烁的星光下,在没有烧尽的仅有的门柱后面,背靠背地睡着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沉默寡言的教师们的苦痛的睡眠……。
给《原子弹爆炸体验记》寄来手记的164位广岛市民,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啊?他们当中还有几成的人健在啊?手记写完后,已经过去了17个岁月,他们为了补偿他们悲惨的体验,记录下各自的价值,而且为了在他们被摧残的人生中寻找出积极的意义,而发出的极其恳切的呼声,只变成了已死的书籍,像废纸似的,直到今年春天还堆积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164位原子弹受害者不顾身体内外的痛苦,高声呐喊,可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手立即把他们的嘴给塞住了。无论怎样乐观的估计,相信为这本书提供手记的市民中,半数以上仍然健在,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当中在今年春天以前已死去的,是自己一度发出的呼声被强制打上沉默的封印,抱憾终身而死的人。他们的未竟之志,谁能给予完满的补偿呢?
我现在准备结束《广岛札记》这本书。1963年夏季访问广岛,第二年夏季再次访问广岛,我开始许愿想写这本札记。我在这本札记中,想冠上下边这些各种各样的标题,我想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能表达出我在这本札记中想达到的目的。“广岛沉思”
“广岛:我们的家”
“延伸广岛生命”。
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的广告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已经住进我的语言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我准备重新用最基本的锉刀锉一下。而且,我也是基于同样的志趣围绕这个广岛连续写了一系列的随笔。恐怕广岛才是我最基本的、最坚硬的锉刀。把广岛看作是我这种基本思想的表现,我想用这件事情来确认我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家。
我初次访问广岛是在1960年的夏天。那时,我对广岛还未开始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我只有一种预感,是确实无疑的。我在《中国新闻》上写了包括下边这样一节的小文章。“我今天访问广岛,出席了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祭典,这对我来说,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体验。现在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体验的分量逐渐加大,将会深深地统治我的思想。我在这15年中间迎来并度过了青春,但我想我应该更早些访问广岛,越早越好。然而,即使到了今年才去,也决不能说是去的太晚了。”
这个预感应验了。在5年后的今天,广岛成了对我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我常常做非常苦闷的、难受的梦。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的广场上,一个脑袋像个阿波木偶似的用力抬起头,神色紧张的小个子的中年男子穿着睡衣,在那里站立着,用蚊子一般的微弱声音在那儿演讲。在梦境中的我,虽然听到他的声音,却知道再过几个月之后,他会因患原子病突然身体衰弱而死去。
但是,把我在广岛所看见的(终究不过是以旅行者的眼光瞥见的)人类悲惨的一幕,作一个绝望的估计吧,虽然我没有勇气使这些悲惨的现象反转过来产生正面的效应,但是,至少它能常常向我清楚地显示日本人的做人的威严。
最坏的绝望,继续在难以医治的疯狂的种子萌发的地方滋长着。我遇见了决不屈服的人们,我和那些青年同命运,他们在决然得不到救济的苛刻而冷酷的命运轨道上奔跑,我听到了这样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温柔的姑娘们的传闻。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没有确实的希望的地方,常常会接触到继续坚持着正气、继续怀抱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们的声音。我认为我在广岛具体地思考所谓人类的正统性这种东西,我得到了线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亲眼看到了人类最难以宽容的叫作“欺骗”的这种东西,也是在广岛。但是,同我仅仅能看清楚的事物的全部比较起来,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无比巨大的最可怕的东西,不过是刚刚露头而已。
在《广岛之河》第十一号上,奥田君子这样写道:
“……烧着烧着,有几百人穿着被烧得破烂不堪的衣服,拖着双腿,挣扎着走到诊疗所。想跟大家打听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究竟怎么啦?大伙说:‘噼咔一声一道闪光,又轰的一声,房屋都倒塌了,人变得浑身是火,面目全非了。’我们出神地听着,可是怎样比喻才好呢?在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死了,除了用《往生要集》来比喻以外,简直无法形容。”
《往生要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各种各样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恶梦,常常存在于民众的心中。曾经隐藏在宗教的神话当中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里被继承下来。而且在S·F提出的末日观里,最可怕的是如下一种样子:人类的血和细胞首先荒废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丑陋的妖怪的形象,终归不是人了,变成了不知是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简直无异于让民众看一看中世纪时,由于瘟疫和战乱而造成的世界末日的真实情景。但是,这些民众可能假想在他们的不幸的后面,会有神在支配着他们灭绝以后,别的群众会不会去种田,去海里捕鱼,在他们内心的一隅想起这些事情的时间的余裕恐怕不会失掉吧。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末日观里,总觉得好像具有一种延期的感觉。他们作为人类,至少也应该以人的形状和人的名义去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由于放射线损害了细胞,它影响了遗传因子时,明天的人类已经不是人了,该变成什么怪物了。难道那不是最黑暗的、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吗?而且,20年前在广岛所进行的是一场充满极端恐怖的大屠杀,在现实中,我们的文明只有那种不能称作人类的,血和细胞都被荒废的种族才能继承,这场大屠杀也许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最初征兆。在广岛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最可怕的巨大的东西。恐怕不外乎就是那种可能性。我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看着大狗睾丸(植物名)和繁缕(植物名)的叶,内心深处被威吓的情景,已经写入5年前初次访问广岛时撰写的文章里。原子弹爆炸后,在广岛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那可爱的两种越年生的草木,给这两种草木带来的实属本质上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印象至今仍压抑着我。把荒废到那种程度的东西,让它再充分地恢复过来,那已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是人的血和细胞荒废到那种地步,那大概就是世界的末日吧。当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情景还具有正当的想象力的时候,金井评论委员所说的“受害者同志”,已经不是任意的选择了。对我们来说,除了作为“受害者同志”以外,若想作一个具有正气的人,就没有别的做人的办法。
我参加了起草《原子弹爆炸受害白皮书》的运动,而且,我想同以重藤原子病医院院长为首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人想真正表达广岛的思想,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1965年1月~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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