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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里是从大唐世界帝国的极盛期所开始的。要说到相关的小说的话，则正是《隋唐演义》的精彩之处。
在提到《隋唐演义》这个名字之际，有一个地方让我有点在意，因此在进入本题之前，也许先将之做一番整理会来得较好些。也就是关于将历史上的人物对读者做介绍时，如果说是在传说、小说、或者是在戏剧之中所描写的事件的话，那都是属于比较虚撰部份的问题。
从结论上看来，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希望能够尽量多花一些篇幅用于描写介绍像这样子的虚撰部分。就算不见得是真实的历史，但也都是在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之后，由众多的人所创造出来，方才使得这些人成为民众眼中的英雄的。这同时也证明了在民众的眼中，是如何地接纳了什么样的历史。本来，我写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在于“将日本的读者所不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名将介绍给大家”，也因此，我自然会希望能够让他们尽量发扬出不同面相的光芒，让读者得知他们的魅力。在这样的意图之下，自然是从最初开始就积极地提及那些他们登场于其中的传说、小说、或者是戏剧了。在前面我曾提过像《吴越春秋》、《李广传》、以及《隋唐演义》等，而在这里，则还会有《杨家将演义》以及《岳飞传》等的登场。
只不过，如果是大多数人都已经听闻过其名，而且对虚撰的内容反而更有所感的情况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现实考量上的矛盾情形。像是关于《三国演义》一书，我就认为已经不需要再于这些虚撰的故事之上作文章，反而是将话题集中在于虚撰与实际之间的落差之上。也许因为这样，写出了一些让人看了可能有点不能接受的内容吧！
前言似乎拖得有点长了，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切入正题。
西元七一二年，唐玄宗即位。他的本名叫做李隆基，乃是太宗李世民的曾孙，同时也是则天武后的孙子。当时的他不过才二十八岁，是个年轻而充满英气的天子。这个人和之前曾经提过的例子——汉武帝，以及之后将会提至的清朝乾隆皇帝有许多相像的地方。除了都是在先人之前所蓄积的业绩之下，创造了华丽非凡的极盛时代之外，他们也都才能丰沛，充满了自信和霸气。不过他们虽然都建立了华丽的政绩，但也都在长时间治世的后半段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失政，以致使得帝国蒙上了一层阴影。另外，这三人也都有着与美女之间的罗曼史，武帝是卫子夫、玄宗是杨贵妃、而乾隆皇帝则是香妃。这三位美女同时也都死于不幸，也许这就是他们不吉利的共通点吧！
玄宗在帝位和贵妃两者都失去了之后，后来便和身边最后的随待一同渡过寂寞的晚年。这一点在《隋唐演义》之中也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可见玄宗胜过武帝的，大概就是在民众之间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这一点上吧！
在前面我们也曾经提到过一点，那就是所谓的玄宗这个名字，乃是在死后所给予的称号或谥号，因此在其生前，是绝对不可能会有“我就是玄宗皇帝”这样的自称的。不过，玄宗这个谥号倒是十分少见，几乎可说是举不出其它的例子来。至于像太宗或高宗这样的称号，则可举出相当多的例子。
说到玄宗皇帝在位其间，理所当然地，花都长安自然是热闹非凡，关于其热闹的情状，在许多的历史书中均有加以解说。
也许可说是开玩笑吧，在之前，我曾经读过在日本史中关于江户时代文化的书籍，大体上在日本是于江户时代的中期之际才开始出现有料理店这样的东西的，由于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出现所谓的餐厅，因此它上头就写着世界上最初建立餐厅的乃是日本的江户。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在唐时代的长安就有名为“旗亭”的豪华餐馆了！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认为，会说出这种话的人，应该是那种认为世界就是由欧洲和日本所构成的人，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把中国列入世界之内，在写下了伦敦和巴黎尚还没有餐厅之后，就不顾其他的地方，管它是中国、印度、还是阿拉伯诸国什么的。
好了，现在我们从第五十九位的高仙芝、以及第六○位的郭子仪开始谈起。这两个人在安史之乱的时候，乃是可区分为明暗两种类型的人。安史之乱是在世界史的教科书上一定会提到的重要大事，是唐时代由安禄山和史思明所引起、延续了九年之久的大叛乱。由于其规模实在是相当地巨大，因此直到今日，也是常会被提及的话题。
本来高仙芝这个人，就并非身为汉人，而是高句丽人。也许这样说有一点失礼，但他确实是高句丽被灭亡之后的遗族，而在来到了大唐之后出仕的一个例子。
关于高仙芝的事迹，乃是在于大唐帝国的边境，特别是在担任西方之守护而建立其功勋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西元七四七年，他曾率领着一万名士兵越过帕米尔高原西行的事。关于这件事在我于陈舜臣老师的对谈之中也曾经有提到，根据英国的东洋史学家Ｍ·Ａ·史坦所言，这乃是超越了罕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上的壮举。的确，以一万的部队要渡过那样的帕米尔高原，没有独到的指挥统率能力是绝对不可能办得到的。而他自渡过帕米尔高原之后继续西行，让西域七十二国尽皆服属于大唐之下，在历史上可说是非常大的胜利。
在此所提到的都是他好的地方，其实，高仙芝这个人在功名的欲望之上非常地强，在此之后也曾发起过不必要的战斗，那就是对石国的讨伐。
石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大致是现在的塔什干特，是一个绿洲型的国家。他在捕捉其国王之后便将他送往长安，最后和其他的俘虏一同尽数斩首，可说是件非常无益之事。要说这事无意义嘛，也许说他残忍无道还更贴切一些。
国王被杀死之后的石国，就开始谋划对唐的复仇，而由于其单独之力没有办法完成，因此就向阿巴斯朝的伊斯兰帝国求援。在此高仙芝再度越过了天山山脉向西行，与伊斯兰军展开了对决。这场在历史之上留名的大会战，也就是怛罗斯河之战。
这时在唐军之中，有着由土耳其系的少数民族（译注：由于土耳其乃是唐代突厥西行之后所形成，因此此处指的应是突厥系的民族）所组成的部队，他们对高仙芝也有所反感，因此就投向伊斯兰军之中，造成高仙芝的大败。
在这个时候，有许多的中国人为伊斯兰军所俘虏，其中还包括制纸的工匠，这些人一路前往西方，甚至到达了萨马尔甘得。于是，纸的制法就初次地传到了西方的世界。
在这群俘虏之中，有一个名叫杜环的人，被抓到了伊斯兰帝国的根据地，也就是阿拉伯。后来在他回来之后曾留下了有关阿拉伯的贵重记录，可惜目前已经失传。
就这样，这场怛罗斯河之战，造成了不只对阿拉伯世界，甚至连对遥远的欧洲都有非常意义的结果。纸在中国是在后汉时代由一名叫蔡伦的宦官所发明的，一直到这时为止，经过了六百数十年，在欧洲都一直未曾有过纸的使用。而也是因为如此，西方的文化终于能够追上中国——其实正确地来说应该只能说是比较接近了而已。不过，总是比以往在欧洲使用纸莎草或是羊皮纸来得方便，文化的传播度也大不相同。
对了，刚才所提到的杜环，他在去的时候是以俘虏的身份经陆路前往的，然在回来的时候则是搭乘阿拉伯商人的船只，由海路所返回的。至于书的标题，则是叫做《经行记》。
在高仙芝吃了败仗之后，他并没有向朝廷报告，就这样继续过着他的日子。而当时的玄宗皇帝正与杨贵妃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同样地在南方，杨国忠一党在对南诏国的作战之中也吃了败仗，这件事也并没有告诉玄宗。
大抵上这是西元七五○年左右的事情，那时的玄宗已经即位约四十年左右，早就不若以往那么地看紧政务了。
所谓的南诏国，位于现今云南这个地方，立国的并不是汉民族。它同时受到中国和印度二方面的影响，文化程度甚高。而其第五代的国王阁罗凤这个人更是十分英明，曾三度将杨国忠派来的大军击破，形成了完全拒唐独立的态势。
在作战中，有个名叫郑回的唐朝官吏遭到俘虏，阁罗凤认同他的才能，让他当上了重臣，仿效唐的文化将国家进行全面性建设。
而郑回也不负所托，在南诏除了制订国家制度之外，也导入汉字，并确立了与唐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后，南诏的王族也都赴唐的成都留学。关于阁罗凤和郑回两人的描写，虽然也应该能够写成有趣的小说，但似乎还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在此之后，安禄山就发动了有名的叛乱，关于当时的事情，在《隋唐演义》、以及井上靖先生所写的《杨贵妃传》之中有着详细的描述。此外，当然陈老师的《小说十八史略》之中亦能够读到相关的故事。
杨贵妃这个人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地想要掌握权势的具体行为，然而她的族人除了过着奢侈的生活之外，却也形成自己的派阀而意图稳固自己的政权。
杨国忠这个人，在《隋唐演义》的原文之中，是即使杀了他都还嫌便宜他了的恶党。在财政等等的方面上，他倒并不是完全地无能，惟在个人的感情上一直嚷嚷着安禄山会叛变！安禄山会叛变！结果，安禄山真的被逼得叛变了。这时候杨国忠还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预言成立，真可谓是不要脸至极的说法。
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值西元七五六年的十一月，而在十二月时便攻陷了洛阳，举兵不过短短一个月而已。本来大唐帝国的正规军队号称总数有六十万，其中的十八万由安禄山一个人所掌握，大约占了全军的三成。由于这样的数字实在太过巨大，因此曾经有过削弱其兵权的提案，然而玄宗却没有采取行动。这个时候，玄宗到底是完全信赖安禄山呢，还是因为怕如果处理得不当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此才一时难以下手呢？这确实是非常微妙。
不管怎样，安禄山在起兵的一个月后攻下了洛阳，而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有一座历史上有名的城寨，叫做“潼关”。如果不通过此处的话，从洛阳是绝对无法到达长安的。潼关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交通要塞，同时也难以攻陷。当时镇守此地的正是高仙芝。高仙芝虽曾一度出击，惟此时同僚封常清因遭到击破而逃回，并提出只能回守潼关的进言。就算还想在其前方进行防御，但其势实在难以阻挡，因此两人便后退回潼关。同时为了防止敌人的追击，还将街道上两旁的大槐树砍倒阻于路中，现在看来的话，实在是非常地可惜。
接下来，安禄山军虽然攻向潼关，但毕竟一时之间难以攻陷，而被一一地击退。可是就在此时，玄宗竟将高仙芝和封常清一起处死。如果就这样让高仙芝和封常清继续守着潼关的话，也许长安就能够平安无事也说不定，可是此时负责监视高仙芝的宦官，一个名叫边令诚的，因为曾贿赂高仙芝还是封常清遭到拒绝，因此便怀恨在心，竟声称两人不战而逃回潼关，而且还将军需物资中饱私囊等等。早已失去判断力的玄宗听信了这番话，于是在潼关便将二人处死。就在两个人将死之际（当然遇敌而后退是事实，但是将军需物资中饱私囊则是冤罪），潼关的兵士们为此大呼冤枉，更有其声响撼动天地之说。
在这两位将军遭到处斩之后，由于潼关不能不守，因此便派了另一位名叫哥舒翰的人前来代替。哥舒是姓，而翰是名，是个相当少见的姓名，此乃由于他为异民族出身之故。结果，守潼关的任务失败，在作战中不幸身亡。
安禄山这个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胡人。就像高仙芝是高句丽人一样，哥舒翰也不是汉人，而是北方骑马民族出身。不论是攻的一方还是守的一方，大家都是少数民族的人，连安禄山的部下也都不是汉人。由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将军，因此也有“安禄山的叛乱乃是唐方面主观的说法，其实根本就是受虐的少数民族的革命”的看法。不过从既然连防守的一方也是少数民族出身这一点看来，就应该不能够说是革命了！而且，安禄山并没有受到虐待，反而是受到礼遇而大大出仕呢！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只不过是教条式地看待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关系错误的刻板意见罢了。
在此，关于高仙芝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大体上，唐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国家，即使不是汉人，也是能够逐渐出仕的。像是日本人阿倍仲磨吕，就以文官的身份出仕，深受玄宗的信任。另外，在高仙芝担任将军的时候，还曾有位上官看他不顺眼，骂高仙芝是个吃狗肉的高句丽家伙。关于这一点，陈老师认为这正是在唐帝国中还有种族歧视的例证。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高仙芝是汉人的话，当然也就不会被这样说了，然而那位骂高仙芝的上官，也并非汉人，而是西藏人。因此，我认为这是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同仁之间感情的互相排斥，也可能是官场的竞争，甚至是一种嫉妒。陈老师将之举为歧视的例子也不无可能，因为大唐帝国并不是乌托邦，彼此之间还是可能有差别意识，也可能有缺点或是不好的地方，毕竟这是个普通的人类社会，大可不必过度美化。至于前述论点也只是我个人专断的推测罢了。
事实上，高仙芝当上了将军，而那个骂高仙芝的西藏人更在将军之上，应该是大将军之类的吧！从这点看来，倒没有因为民族的关系而不能出仕的事情。举例来说，如果因为是高句丽人，因此就算再怎么有才能也难以出仕，或者只因为是西藏人，所以就算有实力也难以浮上台面，像这样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可说是并不存在的。以现在日本的官公厅干部中并没有外国籍这一点看来，当时可能还更为开放。不过这不只有日本才如此，近代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制约而形成的，如此较古代或中世纪的世界更为排他的构架，反而是另一种讽刺。
好了，之前我们也曾经提过将高仙芝和郭子仪分为明暗两者的说法，暗的一方是高仙芝，当然，明的一方就是郭子仪了。
这个人姓郭，名子仪，字也是子仪。在现在的日本，举《三国演义》为例来说，像是刘备玄德、或是诸葛亮孔明之类，把姓、名以及字三者同时加在下起称呼乃是一种误用，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称呼郭子仪的话，那不就成了郭子仪子仪了吗？从这一点即可说明将姓名与字号一起称呼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了。由于《三国演义》的登场人物全都具有响当当的名字，因此我在此特别提出这一点说明。
在此要多作说明，所谓的字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在本名之外可供人称呼的俗名。一般都是自己取的，根据日本的汉和辞典上头的记载，给自己取字号是二十岁时的事情。也因此，有一些读者写信来告诉我：那你把登场人物中十几岁的人就取了字号，是不是不正确呢？
在此说明一下，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在广义上来说应该也是三国志的读者，所以我以三国志为例来回答。在《三国演义》的第十回中，有着“马超，字孟超，年仅十七”的文字叙述，如果是熟渎《三国演义》的人，应该对这句话有所印象吧？关于这一点，陈老师做了以下的说明：有些人甚至在七岁时就取了字号，像这样的场合可能是自己一直没有决定，而可能由塾里的老师或是谁所取的。
在此之后，在宋这个朝代之中，有个著名的人物——文天祥，字宋瑞，乃是由天子所赐。这个人是个大秀才，在二十岁时便考取科举，于是天子为了鼓励他，就给他这样一个字号。从此，他便改掉以前所取的字。由于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字”这个东西，并不限定要到二十岁的时候才由自己取。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字，至于女性，若是文人或诗人的话，则也有取字号的可能。
在取字号时，虽然选择与本名有一些关系的文字的例子不少，但也有许多例外。以三国志为例，像是诸葛亮的名字为“亮”，与他的字孔明中的“明”字都一样是代表光明的意思，因此是有关系的。不过，在向我表示意见的人之中有人提到，张飞的字是翼德，名字中的“飞”和字中的“翼”不是也有所对应吗？然而实际上，张飞的字是益德而非翼德，翼德乃是《三国演义》之中的创作。因此，字与本名也不见得是一定有所关系的。
还有，在中国有着伯仲叔季的顺序，这是一种兄弟的顺序，从上开始依序排列。要以三国志中登场人物来说的话，孙策乃是孙家的长男，而他的字正是伯符，取了“伯”这上一字！而司马懿乃是司马家的次男，他的字仲达，就取了“仲”这一个字。虽说大部份是依照这样的顺序，然而在《隋唐演义》之中登场的秦叔宝，明明身为长男，却取了“叔”这么一个字，因此可知，辞典上所写的毕竟是原则，例外还是存在的。
好了，现在回到正题，郭子仪乃是在安禄山之乱中指挥军队而大获全胜的人，在郭子仪手下有个以副将的身份活跃的人，叫做李光弼。这个人也是位名将，在战术方面上看来，说不定李光弼还来得更为优秀也说不定。我在此选择了郭子仪，乃是因为他在安禄山之乱中，最为活跃而具代表性之故。
其他的有名人物则首推颜真卿，这个人是以书法名家而出名，被称为是继王羲之以来的书法名家。也因为他的书法被用作为练习用的字帖，因此凡是写书法的人，必定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接着，则还有颜真卿的堂哥颜杲卿，以及张巡等。
这个叫做张巡的人，也是在中国历代名将之评传中一定会出现的人。这个人主要的功绩是守住睢阳，此地为中国南北交通之动脉，是非常重要的据点。如果这个城池落到安禄山军手里的话，安禄山军就能够一举进入长江的下游流域，而可能使得大唐帝国失去其经济的基磐，最后走向灭亡。虽说是这样的一个重大据点，然而张巡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以三、五千的兵士对抗十万敌军，一直死守了二年之久。听说他在这期间之中虽也曾派人前往求援，惟大家因嫉妒张巡的功劳而不愿前往救援。
这个张巡曾使用过许多不同的计略来守城，但也许有人会想，这些会不会是延用《太平记》中楠木正成的那些战法呢？根据记载，他曾以稻草人来欺瞒敌人的耳目，而这件事是发生在早楠木正成六百年之前的事情，因此张巡视绝不可能仿效《太平记》的。
张巡在孤立无援的情势下，持续奋战的结果用尽了食粮，全城均陷入了饥饿之中。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兵士因营养不是而失明的情况，在敌人前来攻击时几乎可以说连站都站不稳，最后终于失守，而张巡也因此而被杀。张巡的活跃虽然救了大唐，称得上是唐的大恩人，然而张巡并没有立刻受到表彰，说到底就是因为他在失守之前曾经因为饥饿而有过吃人肉的事情。吃人可说是人伦上的大罪，因此自然有人会对是否要对犯这样大罪的人加以表彰有所意见。
而最妙的是，在中国，会把吃人这样的事情，当作是普通的事一样地写出来。当然，在中国会发生这种吃人的事情，一定会是在像这种围城作战而食粮耗尽，或者是在大饥荒的场合，这样的例子在日本也不是没有，中围人对于因为喜好而吃人肉这样的事情还是会感到很怪异的。不过历史上，将吃人肉这样的行为加以美化的例子可说是绝对没有的。
就这样，虽然张巡造成了许多的议论，但平心而论，未将食粮送达，朝廷方面也有责任，而且他也确实对唐有恩，因此最后还是加以表彰。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到今天，说到守城战的代表，还是一定会提到张巡的。
再说到郭子仪这个人，他也有着有趣的故事。当他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军队的食粮曾因失火而被烧掉，他因被问及管理的责任而被押入牢房。就在可能会因重大的过失而被处死的当儿，押解运送途中，碰到了诗人李白。李白在与郭子仪谈话之后，认为这家伙将来一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此就向玄宗皇帝求情，这故事在《隋唐演义》之中也有所记载。而后不久，李白因卷入叛乱而在将因反逆罪被杀头的时候，郭子仪就以自己的功绩代之而将其救回，来报答其当初的救命之恩。
郭子仪这个人虽然建立了相当大的功绩，不过却没有因此受到朝廷的猜疑而被赐死，很幸运地渡过他的晚年。甚至，当郭子仪的儿子后来娶了皇帝的女儿，而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曾脱口而出道：你虽然自以为是皇帝的女儿，但我的父亲如果要做皇帝的话，也不是办不到的，只不过是没有这么做而已！这位公主后来气得跑上朝廷告状，毕竟这样的话还是不能够说出口的，这在别人耳中听来可不得了。我在《隋的时代》中也曾经提到过一个叫做杨素的人，这个人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曾脱口而出道：如果你再这么自大的话，等我当上了皇帝，就不让你当皇后了！结果这么说，他的太太因为向别人诉苦，而使得杨素因为这缘故而遭到一时的免职，可见这样的玩笑是绝对开不起的。
而这时的皇帝——也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郭子仪儿子的人——听完女儿告状之后，却只是对她说道：“事实正是如此，这件事是你不对。”反而没有对郭子仪的儿子采取任何举动。不过郭子仪听了倒是非常地惶恐，甚至打了自己的儿子好几大板来请罪。
总的来说，郭子仪这个人，是个十分幸运的人，当他从第一线退下来以后就当上宰相，拥有地位和财富，并且受到人们的尊敬，过着幸福的人生。但也因为这个缘故，自然也就不太能够成为小说的题材了。
要说到小说的题材嘛，李泌这个人倒还蛮适合的。这个人乃是玄宗之子——也就是肃宗皇帝的好朋友，在安史之乱时被招揽成为皇帝直属的军师，立下了平乱的大功。他虽因讨厌宫中的权力斗争而曾经隐于山野，但不久后又被召回当宰相，充满着那种会受日本人喜爱的军师风格。
好了，正如大多数人所知，安禄山是被自己的儿子所杀的，而他的儿子则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又再被自己的儿子所杀，而后安史之乱方才结束。
总之，唐帝国是踏上了通往灭亡深渊之路后才又走了回来的，不过，社会却因此而产生了很大的变动。对于那些建立了功绩的将军，以及在叛乱之后弃暗投明的将军来说，不给他们一些领地是绝对不行的。正确地说，由于当时并不再是属于封建的时代，而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当然不会称之为领地，但他们还是握有一定地域的支配权，在当地独占了可以收取税金、以及征募兵士的权利。当时这样的情况叫做藩镇。重点在于，这已经是一种半独立的地方军事独裁政权，关于其内政，朝廷几乎也已经无力干涉。
这时，就算朝廷的权威依然残存，但也只是一种形式，对于藩镇的支配者来说，只要在形式上能够实施善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也只是一种形式，对于藩镇的支配者来说，有种拥民众以养兵的感觉，因此民众自然是叫苦连天了。
这样的情形下，好不容易苟延残喘延续下来的唐帝国，自然不得不对这些藩镇采取行动，于是朝廷便紧紧地握住住江南。江南乃是富庶的泉源，只要这片富庶能够一日流向朝廷，长安便能够继续繁荣，相对地，而唐朝也能够确认其富强的地位，个别的藩镇是没有办法单独与朝廷对抗的。但也因为如此，一些有野心的节度使，便决定要携手共同来对抗朝廷。
在这样的时代之中可做为名将代表的，就是李晟这个人。不好意思，名字相似的人实在太多了，必须要注意加以分辨才行。
这个人乃是第六十一位李朔的父亲。在名将列表的李朔之处特别把他的父亲写出来，就是因为这位父亲李晟也是非常有名的名将之故。只不过在逸话的部份，儿子这边比较来得有趣就是了。
李晟这个人对于朝廷十分地忠诚，曾灭过数个横暴的藩镇。同时他还是个沉默、礼遇兵士的人。对于兵士们若有好的表现，即使是微不足道，他也会给予奖励。能够被称为名将的人，基本上对于兵士一定都是非常地礼遇，甚至能够让兵士们在其手下愿意不惜生命为其作战。说到这一点，似乎张飞就没有做得很好了。
由于李晟建立了那样大的功劳才成为宰相，照理说他的儿子李朔应该能够提早出仕才是，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李晟这个人认为自己的儿子什么能耐也没有，自然不能够只凭着父亲的名声而出仕——这在现代的日本似乎并不是如此，不管是政要还是职业棒球选手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也因此李朔一直不能够出仕。然而朝廷倒不这么认为，曾数度想要提拔李朔，只是这一直到身为父亲的李晟死后方才实现。当李晟还在世的时候，李朔一直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不过他倒没有因此而对父亲有所怨怼就是了。
这个叫做李朔的人，后来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将其生涯都投注在打倒强横的藩镇之上。其中最有名的，就属发生在西元八二一六年的战事，这年李朔刚过四十岁。
当时有名叫做吴元济的节度使，其势力非常强大，吴氏一族历经三代，大抵支配了中国东部地方的藩镇，在数十年之间，朝廷的军力根本就一步也踏不进这个范围之中。而吴元济这个人还联合了其他的藩镇，做了许多非常蛮横的事情，像是派刺客到京城长安将宰相暗杀之事。因此也使得朝廷再也不能坐视不管，而命李朔前往讨伐吴元济。惟在我方兵少、敌方兵多的状态下，看起来实在是没有胜算。
当冬季来临的时候，两军依旧对峙——大家应该知道所谓的黄道吉日吧？时至今日，这样的事情还是有的，指的就是好日子。而相对地，不好的日子就称为黑道凶日——在一个降雪的黑道凶日里，李朔命令兵士出征。这时部下们都非常吃惊，一般来说，出征不都是要选吉日来进行的吗？像隋的炀帝要远征高句丽之时，即使准备早已妥当，还是要等到正月一日才出发。当然，现代也许有人对这些根本不以为意，然而像是结婚典礼不也要选好日子，而火葬场在大凶之日甚至会关闭不都也是受到这个的影响吗？连现代都尚且如此，对于距今一千二百年前的人们来说，在黑道凶日出击，不更是件破天荒的事！不过由于李朔这个人深受部下的信赖，即使是在这样大雪纷飞的黑道凶日夜里，就算可能全数灭亡，仍旧愿意为了他这个人而送命。就在全员有了这样的觉悟之后便出发去了。
而相对地在吴元济这一方面，虽然坐拥大军，然而在冬日的大雪期间，都相信绝不可能会被敌方攻击，更何况还是在黑道凶日呢？当他还抱着美女在城内睡觉的时候，于黑夜将明之际，李朔便迫近了城下附近。就在此时，李朔在城外的濠渠中见到了数万只的候鸟歇息其间。一般来说，奇袭的时候应该都是不发一点声音的，然而李朔却对濠沟投石，惊起了这数万只的飞鸟。当时守城的兵士觉得奇怪而前往察看，一看之下发现不过是鸟，便不以为意，没想到李朔的部队竟会趁此时入侵。激战之后，吴元济遭到俘虏，奇策获得了大胜。之后，李朔也曾打倒不少其他横暴的藩镇，当上宰相后不久便过完了他的一生，父子两代均为朝廷尽忠。
另外，在这时间前后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就是唐代一个叫做王式的人。这个王式本来生在学者之家，当时正是裘甫之乱发生之际，那是九世纪后半的事情。当时这个裘甫在今日浙江省的海岸一带发动乱事，并急速地扩展势力，到了已有日益扩大的态势。这时，学者出身的王式当上了讨伐军的司令官。这个人所担心的只是不希望民众被卷入叛乱之中而已。如果等到民众卷入其中的话，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那么，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呢？王式赶到了当地，首先便是打开官库，做了隋代的张须陀也曾做过的事，就是将官库中的米粮全部分给贫穷的人民。此外，他还宣布那些因饥饿而加入叛乱的人不加以问罪一事，于是便将民众从叛乱军的核心加以分离，而使得叛乱军变得孤立。在三天八十三次的战斗之后，他留下了八十三战八十三胜的记录，将叛乱完全地镇压了下来。
这个人也曾经说过许多有意思的话，例如他曾经说过出去侦察的兵士最好是选胆小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勇敢的兵士很可能会凭恃自己的勇敢而与敌人进行不必要的战斗，而胆小的兵士反而会爱惜自已的生命而平安地回来报告，因此胆小的兵士比较适合。
此外，在这时，有一支名叫维吾尔的少数民族，在国内许多地方过着贫苦的生活。事情之所以变成这样，就是因为唐与维吾尔交恶而发生战争。在边境地带的这些人虽然遭到俘虏，但却不便将他们杀死，然而若是将之送回，又会造成两边关系的恶化，因此也不可行。虽然想要找一块适当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但开拓似乎并不顺利，于是就只好让他们贫苦地活着。
王式把这份工集结了起来，对他们说：“如果想要单纯地获得一些好处的话，我倒是可以提供，但如果你们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以获得正当的报酬的话，那就加入我的军队吧！”于是大部份的维吾尔族就加人了他的军队之中。总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将他从百人之中挑离也实在是蛮可惜的一件事。
不过就算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唐在安史之乱后，也总算持续了约一百四十年之久，只是，最后还是发生了黄巢之乱。这场乱事可说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动乱。
要谈到黄巢的事情，其实也是说来话长，不过这场黄巢之乱，可是造成了唐帝国自北而南一阵大混乱，而且最后还攻进了都城长安之中。
黄巢这个人乃是盐贼出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盐这项物资从汉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中国朝廷的专卖品，也因此当景气萧条的时候，盐的价格却反而不断地攀高。总之，盐的售价就这样一直上升，甚至到了百倍、千倍的无理价格。可是不管怎么贵，这毕竟是生活的必须物资，只是要买又买不起，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投机取巧的人，他们自己开辟了一条黑市路径。如此一来，只要花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盐，这对民众来说可是件天大的好事。而另一方面，盐贼也因此赚了很多钱。虽说是半价，不过就算是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也一样是可以赚到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拥有财富的黄巢便发起动乱，将整个中国都给卷了进去。
因此，朝廷也必须奋力对抗，而第六十二位的李克用，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这个名叫李克用的人，本来是骑马民族出身，是个非常勇猛的人。这个人一生下来就瞎了一只眼睛，因此被称为独眼龙。至于日本伊达政宗的独眼龙之称，就是学他而来的。在这一方面，李克用也是比伊达政宗要早了八百年左右。
李克用所率领的军队全部一身黑，包括甲胄、军服、马匹，全部都是一片黑鸦鸦，因此有着鸦军——乌鸦部队的称呼，非常地厉害。当这支部队在地平线现身时，自然是一片黑——如同黑云袭来般地具有迫力。
这时，在另一方面，也就是黄巢这一边发生了内部的分裂，有个叫做朱温的男子背叛了黄巢，而加人了唐那一边。朝廷赐给了他新的名字，叫做朱全忠，因此，有一段时间他被叫做朱全忠。然而从中国所出的书看来，几乎都还是叫他朱温。原来这个人除了一开始背叛黄巢之外，最后也背叛了朝廷，把皇帝和他的兄弟全都给杀了。在将唐灭亡之后，还在长安放火，把都城整个烧毁，是个非常无法无天的人。也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全都是以朱温来称呼，而无法让他使用像全忠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字。他在将腐败的宦官一扫而光之后，就将首都由长安移到了开封，之后虽然有推行改革，惟粗暴而残忍的行事过多，终为其子所杀。在那之前，他还曾说过：“随便给我儿子一个没用的职务，跟狗或猪一样就行了！”这实在是蛮讽刺的。
另一方面，李克用这个人，无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上看来均是典型的武将，和朱全忠这样的奸雄可说完全不同。怎么说呢？像朱全忠就曾故意不将李克用的功劳照实传达至朝廷之中，有时甚至还对李克用的部队急袭放火，然后在烟雾弥漫之际对乘马逃脱的人放暗箭使对方落马。当李克用觉得情况不对而接近时，竟发现是朱全忠的部下。
就在这两人的抗争过程中，唐灭亡了，接下来就进人了五代十国的时代。
说到在五代十国之中建立诸国的帝王，其实也就是那些在唐末活跃于天下各地的武将们。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如后汉末期的群雄一般具有魅力，就算是各自将之放到帝王纪中来叙述也不会说不过去。不过，在这之间，我要说一个有趣的人，那就是建立前蜀这个国家的王建。他在少年的时期是一名无赖，做过各式各样的恶事，让故乡的人相当地头痛。后来虽然一度从商，不过还是在进入了军队之后才逐渐崭露头角。他在与黄巢叛乱的战斗期间，三十八岁当上将军，可说是名乱世中的勇者。而若是在平和的世界里，他就只会是一个精力无处发泄的混混罢了。
在西元八八五年的冬天，当强大的贼军进攻长安之际，当时的皇帝——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倡宗的人——年轻却无能，在无法与贼军对抗的状况下逃到了蜀。大约是和一百三十年前的玄宗采相同路线前往的，而这条路线也就是俗称的“蜀之栈道”。
这时贼军的追击十分猛烈，在逃亡的皇帝一行人后方一路追赶，并开始对栈道放火。冬夜里，自北方而来的强风吹袭着峡谷，乘着这股风势，猛烈的火势几乎将栈道完全卷入，连皇帝身旁的随从也一一地被卷人其中，而掉落至黑暗的谷底之中。年轻的皇帝抱着马背，几乎呈现半昏迷的状态，而救了皇帝的，正是王建。
王建背上背了装着传国玉玺的箱子，左手牵着皇帝的马缰，右手则不断地挥剑斩落燃烧中的木枝，才好不容易在烟雾之中突破重围救出了皇帝。由于他身为皇帝的救命恩人之故，因此得到皇帝莫大的信赖，当皇帝回到长安时，自己便留在蜀地，以一己之力取下了蜀。当唐灭亡之后，他虽曾呼吁各地群雄组织打倒朱全忠的义勇军，只可惜后来未能成事。结果，他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号为大蜀，在历史上被称为前蜀，而首都当然也就设于成都。
王建自己本身虽没什么学识，但却十分尊重文化和艺术，也对文人相当礼遇。他除了集结避战乱而来的文人，将蜀建为文化的中心地之外，连他的妻子也以女诗人而闻名，被称为花蕊夫人。王建的墓在死后千年以后被发现，而成了成都贵重的文化遗产。当然，这此事情对日本人而言也是毫不起眼的。不过，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若是有机会前往成都的话，请一定要到王建的墓地永陵去看一看。
唐玄宗：西元六八五～七六二年。在位时间为西元七一二～七五六年。姓名为李隆基，是唐的第六代子孙、第八任的皇帝。年轻之际即有英迈果断之名，他结束了因武则天所导致的混乱朝政，而展开了所谓的开元盛世。即位当时虽然任用良臣并热心改革，可惜后来因倦于长久之统治而逐渐放纵。他本来也具有艺术的才能，惟在得到原为皇子妃的杨贵妃（西元七一九～七五六年，幼名玉环）之后，便沉溺于其女色中，也因此导致玄宗后期的政治紊乱。除了杨贵妃的一族专横之外，更招致了安史之乱，以致种下唐衰亡的远因。安史之乱之际，于向四川逃亡的途中，因兵士的要求而赐死杨贵妃，是以在长安回复之后，于失意之余，竟自己过着如幽闭一般的生活。
——《旧唐书》卷八一九《玄宗纪》、《新唐书》卷五《玄宗纪》、《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一上》、《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列传》高仙芝：？～西元七五年。虽为高句丽人，但自父亲那一辈起便出仕于唐，并因父之功勋而成为游击将军从事于西域方面的军事置作。西元七四七年曾进出帕米尔高原讨伐与吐蕃结盟的小勃律，并因此而使得包括大食等西方七十二国服属于唐。西元七五○年于讨伐石国之际虽然将其围王俘虏，惟西域诸国向新兴的阿巴斯朝求得援助，造成西元七五一年与其联合军于但罗斯河畔之战吃得败仗。此仗正是唐之势力在西城消退的原因之一。他虽然逃避掉了此一失策的责任而保全了自己，然当西元七五五年发生安史之乱、洛阳遭到陷落之际，他因退守潼关，使得玄宗大怒，因而被杀。
——《旧唐书》卷一○四《高仙芝传》、《新唐书》卷一二五《高仙芝传》郭子仪：西元六九七～七八一年。华州郑县（今河南省郑县）出身。唐代玄宗皇帝时期的武将。在安史之乱时与李光弼共同在河北地方转战，获得不少功绩。继承玄宗之后的肃宗也曾赞赏郭子仪有再兴唐朝的功劳，然因他的意见不见容于肃宗，在战后便为宦官所妨碍，于解除了兵权之后便一直不遇。后来在肃宗之后的代宗时代，随着吐蕃的侵入而再度开始活跃。于西元七六三年与吐蕃联合的仆固怀思之乱，以及七六五年再加入回纥的三十万联合军侵入之时，他击破了主力的吐蕃。德宗即位后受尚父之称号，并升进为太尉中书令，是支撑着动摇的唐帝国时代之武人。
——《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新唐书》卷十二七《郭子仪传》颜真卿：西元七○九～七八六年。长安出身。以书法而为人所知，同时也是名刚直之士。虽为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所嫌恶而担任山东省平原的地方官吏，但当西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开始时，虽然周围均投靠安禄山，惟他与堂兄颜杲卿一同兴起义兵加以抵抗。后来在七五六年时脱出平原，前往位于陕西省的肃宗跟前，为重建大唐而奔走。他虽以直言而闻名，惟也因此之故易于遭到疏远，其生涯可说是非常不遇。晚年因被派避至淮西去说服李希烈而反遭到俘虏，经三年间的幽闭之后为其杀害。留下其革新性且充满活力的书法字帖。
——《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李朔：西元七七三～八二一年，陇右（今甘肃省）出身。本来为文官，因身为宰相之父李晟的庇荫而成为官僚。当唐后半期朝廷的支配力量衰退时，要以强大武力将世袭化的藩镇加以平定统合可说是一大难事。宪宗虽以压抑藩镇为名，但讨伐蔡州的吴元济却几度均遭遇失败。西元八一六年时担任此一要务的李朔便以计谋捕得吴元济，并将之押送回京问斩。这样的成功冲击了藩镇，而成为抑压藩镇成功之关键。李朔可说是唐在守势之下尽力于维持国家之时代中的典型武将。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朔传》、《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朔传》李克用：西元八五六～九○八年。唐末的武将，实际上为后唐的建国者（太祖）。土耳其系、突厥族。在唐末的混乱之中与后梁建国的朱全忠常有着对立的关系。被称为用兵的天才，率领着身着黑色服装的军队，以黑鸦军之称而为人所惧。由于单眼之故，被称为独眼龙。无论其激烈的行动，在大局的抗争中终因无法完全胜过朱全忠而只得承认后梁。惟后来到了其子一代时硬打倒后梁而建国后唐，使之成为短命的王朝。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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