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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引起全场上难以形容的惊愕。爵士一下子跳起，离开座位，叫道：
“谁这样说？”
“是我，”在桌子那端有个农场工人回答。
“你呀，艾尔通！”奥摩尔说，他的惊奇不亚于其他人。“是我，”艾尔通兴奋而坚定地说。“我，和您一样，爵士，是苏格兰人，而且还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遇难船员。”
这一宣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玛丽小姐感到天晕地转，心里高兴地差点昏，不由自主地倒在海轮夫人的怀里。门格尔、罗伯尔、少校等也都围到艾尔通身边来。
艾尔通是个４５岁的人，一副严酷的面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他一定有非凡的气力，虽然很瘦。他浑身筋骨可见肥肉与他似乎无缘，中等身材，身膀宽大，举动坚决，面容严酷，神色充满了智慧和毅力。这一切使人一看便产生了好感。他似乎最近还受过苦难，这苦难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他是一个不仅能吃苦，并且不怕吃苦，而且能战胜苦难的人。
爵士和他的朋友们一看便感觉出这一点，艾尔通这个人叫人家一接触，就不能不重视。爵士代表大家发言，提出许多问题，艾尔通一一回答了。他们两个在这种场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心里百感交集。
所以，爵士最初提出的问题都是杂乱无章的，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
“你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他问。
“是的，爵士，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长。”
“是船只失事后和他们一起脱险的吗？”
“不是，爵士。在那可怕的当儿，我被甩出船帮，被海水打到海岸上来了。”
“你不是文件中说的那两个水手之一吗？”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这回事！”
“那么船长呢？”
“我原以为他淹死了，失踪了，沉到海底去了。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一个脱险呢！”
“但是，你刚才说船长还活着呀！”
“不对，我刚才说，如果船长还活着的话……”
“你刚才又补充了一句，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
……”
“是呀！他只能在这片大陆上。”
“那么，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吗？”
“不知道，爵士。我再重复一遍，我以为他葬身海底了，或者在岩石上撞死了。是您告诉我也许他还活着的呀。”
“那么，你还知道什么？”爵士问。
“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就在澳大利亚大陆。”
“船究竟在哪儿出事的？”少校终于忍不住了。
这本该首先提出的问题，但被爵士和艾尔通之间空泛的谈话给耽搁了。现在，谈话步入正规，比较有条理了，不一会儿，那段漆黑的历史情节开始明朗化了。
艾尔通对少校先生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当我正在船头接触帆时，突然被甩了出去，不列颠尼亚号正向大洋洲海岸驶去，那时它离岸不过两英里。因此，出事地点一定就在那儿。”
“在南纬３７度线上吗？”门格尔问。
“是的！”艾尔通说。
“是不是在西海岸啊？”
“不是，在东海岸，”水手长纠正说。
“在什么时候？”
“１８６２年６月２７日夜晚。”
“对了，对极了，”爵士叫起来。
“您该明白了吧，爵士，”水手长又补充道，“如果格兰特真活着，就一定在大陆上能找到他，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
“我们一定去找，一定找到他们，把他们解救出来，朋友们！”地理学家叫起来。“啊！宝贵的文件啊，”他又天真地补充上一句，“不能不说你落到最聪明的人手里。”
无疑地，没有人听这位地理学家恭维的话语。哥利纳帆夫妇、玛丽和罗伯尔又再次涌向艾尔通身边。他们握着艾尔通的手，好象有了这个人在眼前，格兰特船长的安全就有了保证。既然水手能安全脱险，船长还不能逃出那场灾难吗？艾尔通也乐意地重复着格兰特应该和他在一起的话语。大家又问了他许多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释。当他讲话的时候，玛丽小姐握着他的手。这是父亲的一个伙伴呀！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船员呀！他曾在格兰特船长身边生活过呀！他们共同漂洋过海，冒着共同的危险呀！玛丽小姐紧盯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激动地流出泪水。
直到这时为止，没有任何人再怀疑水手长的身份了。只有少校，或许门格尔也在内，他们心里想艾尔通的话是否能完全相信。这种意外的巧合可以引起若干怀疑的。当然，水手长举出许多事实以及许多彼此相符的日期，还举出许多动人的特殊细节。但是细节尽管正确，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骗子的手段往往高明得多，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少校保留态度，不肯立刻下断语。
至于门格尔船长呢，他的怀疑不久就被水手的话打消了。当他听见那水手对玛丽谈论她父亲时，他认为艾尔通真正是格兰特船长的伙伴了。艾尔通非常熟悉船长的孩子。当他们出发时，他还在格拉斯哥港见过他们。他说，那天船长向朋友告别，举行了宴会，两个孩子都来吃饭。那时，小罗伯尔还不到１０岁，船长托水手狄克照看他，他却背地里爬到桅杆上的横木，虚惊一场！
“真是这样吗？”小罗伯尔笑着问。
水手长又随便讲了许多小事情，仿佛无足轻重，但船长却看得十分重要。他歇下来，玛丽就柔声请求他：
“再说呀，艾尔通先生，再给我们讲讲我们的父亲。”
水手长极力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爵士不愿打断他的话头，但是有更多的问题挤在脑子里，海轮夫人让他看玛丽那种快慰的情绪，不让他开口。
就在这段谈话中，艾尔通叙述了不列颠尼亚号的历史以及它在太平洋上的航行。玛丽对那次航行也知道一部分，因为船只的消息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５月才消失。这一年中，这艘船在大洋洲各主要陆地都曾靠岸，他们到过新几内亚、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这些陆地多是殖民地，所以他们到处受到英国当局的歧视。然后，他们居然在巴布亚西岸找到一个据点，觉得可以在那儿建个移民区，并可以保证它的繁荣。的确，在摩鹿加和菲律宾的船路中间如果有一个中途站，一定能吸引许多船只，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就取消了。格兰特船长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反对那些不顾国际共同利益的政治斗争。
不列颠尼亚号在勘察完巴布亚之后，就到卡拉俄去办粮食，１８６２年５月３０日离开卡亚俄港，准备由印度洋取道好望角回欧洲大陆。启程后三个星期，一场骇人的暴风雨把船打坏了。船几乎要翻了，非砍断桅杆不可。船底漏洞开始进水，怎么也堵不住。全体船员几天几夜未合眼，快累死了，他们一刻也离不开怞水机。轮船在风暴中颠簸了８天８夜，舱里水深６米了，船体渐渐下沉。而小艇又都在狂风暴雨中刮走了。大家只好在船上等死，而这时候，正如地理学家推测的那样，船望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不一会儿，船就撞岸沉没了。先是猛烈一碰，艾尔通被浪头卷进去，打到一个珊瑚礁上，晕了过去。苏醒过来以后，他已落到土人手中。当他被带往内陆后，再也没有听到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关于格兰特船长的叙述到这里结束。这段叙述引起不止一次的惊呼，少校再也不怀凝水手长所说的事实，否则，不免太不公正了。有了文件，再加上艾尔通的个人经历对于这次寻访就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一切充分证明格兰特船长及他的同伴没有葬身海底。人们很合理地推测到那三个人的遭遇，所以大家又请艾尔通叙述一下他在内陆的情形。这段叙述很简单，很通俗。
艾尔通成了土人的俘虏之后，就在大运河流域一带劳动。他生活得很苦，因为那部落本身就是穷苦，但是他并不受到虐待。艰苦的奴隶般的生活过了两年，他的心中依然怀着恢复自由的希望。尽管逃跑会遇到很多危险，但他还是等待任何一个小机会以便逃脱。
１８６４年１０的一个夜晚，他趁土人防备不严，跑到原始森林里躲了起来。整整躲了一个月，他吃的是草根、树叶、树皮等，在广无人烟的地域来回徘徊。白天靠太阳，晚上靠星星辨别方向，他常常沦入绝望的境地。就这样，他越过沼泽、河流、高山，走过许多探险家都不敢到的地方。最后，他跑得精疲力尽，死去活来，已奄奄一息，才来到奥摩尔这个善良的人家里，以劳动换得幸福生活。
“艾尔通对我很感激，我对他也很满意，”那爱尔兰移民听完这段叙述之后说，“他是个聪明又勇敢的人，只要他愿意，这儿永远是他的家。”
水手长做了个手势，表示对爱尔兰人的感谢，他等候人们继续提出问题。这时他心里想他的听众问这问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应该满足他们。但是，现在他回答的问题有的提过好几遍，还有什么新问题呢？因此，爵士让大家展开讨论，根据目前情况，应该怎样制定下一步的寻访计划。少校转向水手长，问道：
“你说你是格兰特船长的部下，有什么证明吗？”
“这还用说，”艾尔通毫不迟疑地回答。
但是，他感觉到少校对他有点不信任，因而又补上一句。
“我有船上的服务证书。”
说着，立刻走出大厅去取那证书。他来去不过一分钟。奥摩尔趁这个当儿说了这样一句话：“爵士，我可以向您保证艾尔通是个诚实人。他在我这里做了两个月的活，没有一点可责备的。我事先已知道他是个遇难的俘虏。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值得你信任。”
爵士正在向庄主解释他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艾尔通的身份，而这时艾尔通已拿着证书走来。这证书是船主和格兰特船长共同签署的，玛丽认出是父亲的笔迹。证书上写着“兹派一级海员脱姆-艾尔通为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关于对艾尔通的身份毫无怀疑的余地了。“现在，”爵士说，“我征求大家的意见，今后将怎样做的问题。你的意见，艾尔通，是特有用的。如果你再给我提些建议，我们将十分感谢。”
水手长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谢谢阁下对我的信任，我也尽力不辜负您的希望。我对这儿的风土人情也了解一二，如果我能给诸位帮忙的话……”
“你当然能给我们帮上忙！”爵士说。
“我和大家想的一样，”水手长又说，“船长和那两个伙伴既然从那场惨祸中逃脱出来，没有跑到英国的属地，现在又无任何消息，就不得不怀疑和我遭遇一样，被土人掳去了。”“你说的正是我所预料的情况，”地理学家附和说，“那几个遇难人明显做了土人的俘虏，他们在文件中也预料到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推测，他们所去的地方和你一样，在南纬３７度线以北呢”。
“很有可能，先生，”水手长回答说：“那些歧视欧洲人的土人很少住在英国殖民区的。”
“这叫我们找起来困难多了，”爵士说着，心里没有主意，“这么一大片陆地，我们又怎么能在内陆找到俘虏的踪影呢？”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海轮夫人用眼光探问全场的旅伴，但是得不到答复，就是那心直口快的地理学家也破例地哑口无言了，门格尔船长在大厅里踱来踱去，也感到有些为难。“你有什么好主意呢，艾尔通先生？”海轮夫人终于问水手长了，“假如是你，将如何做法？”
“我要做的话，夫人，”艾尔通相当快地说，“不再回到邓肯号上，直接驶到出事地点去。到那儿再见机行事，这样，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然后再斟酌处理。”
“好倒好，”爵士说，“只是要等邓肯号修好了才成。”
“船坏了吗？”艾尔通问。
“是的，”船长回答。
“坏得厉害吗？”
“厉害倒不厉害，只是需要些修理工具。一个蒸汽轮的叶片扭坏了，只有到墨尔本才能修好。”
“不能张帆行走吗？”水手长又问。
“能是能，但是，稍微起了逆风，邓肯号到吐福湾太浪费时间了。不管如何，还是要到墨尔本去的。”
“那么，让它先去维修好了，”地理学家叫起来，“我们不坐船去吐福湾了。”
“步行去吗？”船长问。
“横贯澳大利亚和横贯亚美利亚一样，我们沿着３７度纬线走就行了。”
“但是邓肯号呢？”水手长问，显得格外关心。
“等邓肯号修好后，去接我们。有谁反对这个计划？少校怎样？”
“我不反对，”少校回答，“只要横贯澳大利亚是可行的话。”
“那没问题，”地理学家说，“我还建议海轮夫人和玛丽小姐一块去呢！”
“你说的是真心话？巴加内尔？”爵士问。
“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亲爱的阁下。这只有５８０公里的路程，一天走３０公里，不到一个月就走完了，和修好邓肯号所需时间差不多。啊！如果要在向北一点的纬线上行进，如果要在澳大利亚最宽的部分穿过它，如果要经过那些酷热的大沙漠，总之，如果要做许多最大胆的探险也没做过的事，那就不同了。这趟旅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坐轻快的马车，也可以坐土车，坐土车更有情调，等于从轮敦到爱尔兰去游览一番，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若是有猛兽呢？”爵士想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提出来。
“澳大利亚没有猛兽。”
“遇到未开化的土人呢？”
“这条纬线上没有土人。即使有，也不象新西兰的土人那么凶狠。”
“还有英国的流犯呢？”
“在澳大利亚南部各省没有流犯，只有东部殖民区才有。３７度纬线穿过的维多利亚省不仅拒绝流犯入境，而且还制定法律，连外省期满释放的流犯都不准入境。甚至今年维多利亚省政府还通知轮船公司，如有接受流犯的港口，禁止以后运煤，并停止对公司的补助。”
“是的，”奥摩尔肯定了巴加内尔的说法，“不仅维多利亚这样做，而且南澳、昆土兰、乃至塔斯马尼亚各省也纷纷效仿。
“就拿我说，我也不曾遇见过，”艾尔通附和道。“你们该放心了吧，朋友们，”地理学家又说，“既没土人，又没猛兽，更没流犯，连欧洲也没有这样好的地区！现在，大家该同意这个计划了吧？”
“你的意思如何，夫人？”爵士问。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我亲爱的爱德华，”海轮夫人回答完，又把头转向大家说：“上路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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