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载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6年4月21日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克·西蒙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四十周年纪念日，中国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以对。但是，一本几周以来一直排在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列的长篇小说为人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与今天这个时代之间的关联。出生于1960年的余华在小说《兄弟》当中讲述了两个兄弟从60年代直到今天的起伏多变的故事，一本讲述下层人物的长篇小说，在里面，滑稽可笑总是与悲剧相互连接。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余华将于4月25日在柏林的世界文化大厦举行朗读会。我们在北京西部的一个宾馆里见到了他。
马克·西蒙：余华，在你的这本新小说里，你把文化大革命时代与当代联系在一起。这两者有什么关联？
余华：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块钱币的两面。今天社会的很多极端现象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极端现象反弹出来的。事实上，我本人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以前，我一直想要写一点关于今天时代的东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我发现，我们必须把今天的中国和文革时的中国联系起来看，因为这两个时代本身就是紧密相连的。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没有文革时的压抑，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种种放纵。当放纵是从压抑里释放出来时，这样的放纵就会极其汹涌。目前中国的发展正是摆向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如果说过去有某种行为特别明显的话，那么今天正好和这个行为反过来。说到恐惧，在文革的时候，人们都很害怕，人们不可以写错句子。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有一次说：太阳落山了。这句话就已经是反革命了，因为太阳当时就象征着毛。在今天的社会里，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伦理的沦丧，人们变得什么都敢做了。好几年前，我们一些中学同学聚会，聚会上突然有人打了起来。这时候我注意到社会分化了，一些人已经被社会所排挤，而另一些人却相反，当了官，赚了钱。
马克·西蒙：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有什么不同？
余华：这个很难设想。如果当时中国像今天这样开放的话，中国的经济将会拥有比今天更大的发展和规模，但是人的内心可能会和现在不一样。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社会准则了。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一些东西达到成功，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这样做。腐败肯定不会这么严重。对今天的人来说，伦理的界限好像已经不存在了。
马克·西蒙：人们是如何适应如此巨大的变化的呢？
余华：一些人无法消化这些变化，他们自杀了，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怎样，大多数人都适应过来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各种欲望的巨大膨胀和强烈张扬，并不仅仅是在性方面。比如说有一家大型的炼钢厂，它的产量在一年之内翻了一倍。这很奇怪，因为这个工厂的规模并没有改变，那么它是怎么突然产量翻番的呢？社会学家发现，在工厂的旁边有很多土制的炼钢炉，当地的农民把自己炼化的钢水提供给工厂，而工厂再把这些钢水回炉继续加温，从而达到缩短生产时间的效果。这样的结果是，周围所有的树和灌木都因为高温而枯死了。在这一切的背后，潜藏的是一个突破所有规则、不断索求的巨大欲望。从文革开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
马克·西蒙：这个巨大欲望是如何表现的呢？
余华：比如说住房，有人可以花1亿多买一个住房。而另外的一些人，说的是一个贫困的家庭，孩子求爸爸给他买一个香蕉。但是这个父亲买不起。当他意识到他再也无法买得起香蕉时，他从窗户跳了出去。他的妻子走到院子里，看着他咽气，然后又重新上楼，什么也没说，就上吊了。类似的富贵的故事和贫穷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发生。
马克·西蒙：如果从西方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人们并没有对最近的历史做出任何反应。似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被遗忘了。
余华：我们的沉默好像是我们想忘记这段历史。我曾和一些二十几岁的人聊过天，对于他们来说，文革就好像清朝一样遥远。他们的父母并没有跟他们讲过文革。也许是他们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自己就生活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可能他们也不想让孩子讲这些故事。
马克·西蒙：下一代会不会开始询问：你们那个时候到底做了什么？
余华：这个我不能设想。不久前去世的巴金曾经建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是另外的人并不想让人们回忆起这段历史。如果有人在网上建一个论坛，讨论文革，那它有可能会被屏蔽掉。
马克·西蒙：文革中有什么东西给您造成了文学上的影响？
余华：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可以读。在我的小说里，两兄弟寻找书籍，却找到了一个红色的高跟鞋，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开始猜这是什么东西？我们那时候只认识布鞋和球鞋。这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社会的残渣。我们问自己，这究竟只是一只鞋，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我还偶然找到了一些没有被毁掉的书。但是它们都很不完整，不是缺了开头，就是缺了结尾。每个人读过一次，书就会缺少一些页，所以那些书变得越来越薄。我现在还清楚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里面有很多性描写，当时对我的震撼非常大。到了八十年代，我有一次买了一本莫泊桑的书，然后发现就是这本书。那个时候我既不知道开头，也不知道结局，连题目也不知道。缺了开头，事情还不是很糟糕，让我痛苦的是，竟然缺了结尾，我无法知道故事是如何结束的。
马克·西蒙：在您看来，西方对今日中国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
余华：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个西方人清楚，而且他们经常比我们自己还了解中国政策的走向。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理解，他们无法想象，中国内部的欲望已经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例如一个德国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社会的经验标准来理解欲望，但是今天中国人的对一切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力。外国人很难理解，在当代中国有钱意味着什么；他们也不理解，贫穷意味着什么。亲身经历的故事与书上的故事是不同的。今天甚至有很多中国人也困惑，我们的民族怎么会突然发展出这么强烈的欲望，这也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马克·西蒙：在您的小说中，主人公最后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要突破什么样的界限，于是他就梦想自己进入了太空。那么现实是怎么样的呢？
余华：李光头此后的发展就是虚无。最后准备进入太空，这是一个中国农民的想法。如果人们返回去，又会怎么样？那就只有一种比死亡还要糟糕的生活。我认为，社会生活里极端现象已经达到了顶峰。然后我猜测，这个社会将会逐渐发展成一个较为正常的、较为温和的社会，一切的存在都有一个合理的度。前提当然是经济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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