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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老师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你长大了做什么？
我的回答经常变化，曾经有一阵，我说，我想当个科学家。后来学了医，先在北大学生物，再到东单三条五号的医科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见了太多白痴科学家，文盲科学家，政工科学家，骗子科学家，民工科学家。唯一一个有大师潜质的，是个教我做实验的重庆汉子，他象实验动物一样生长在实验室里。他耍起 96孔板和 eppendorf管，他从小老鼠的大脑里分出各种小叶，我想起庖丁解牛。他一边跑DNA电泳，一边看只有两个频道的黑白电视，电视上接了一根三米长的铁丝当天线，图像还是不清楚，换频道要用电工钳子拧，我想起颜回的“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他一边用1000毫升的烧杯煮方便面，一边小声唠叨：“对门模拟高血压的狗也快被处理了，又要有肉吃了”。他抱着烧杯吃方便面，笑着对我说：“暖和得象我老婆的手。”
这样的人让我气短，科学上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才气，回想起来，没有比小时候想当科学家更荒谬的了，我妈也是个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当时为什么没大嘴巴抽醒我？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石，文字，历史，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一本文字，我一掂就知道是不是垃圾。好的文字迅速让我体会到背后的功夫和辛苦，鼻子马上发酸。一本历史，我一闭眼就知道没有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成事的人和不成事的人，有的只是出发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平衡，总是历练和机遇决定成就，屁股指挥大脑。
打个比喻，如果时间或是人类经验集中到一起是一根蒜泥肠，文学研究的是各个横断面：好的文学青年，在试图还原某个时代和某个状态的艰苦努力中，创造了一种比现实更加真实的真实。史学研究的是纵切面：到底间隔多长时间，泥肠里就又出现一块大蒜。至于哲学，从来没有读过，估计就是研究时间或是人类经验为什么是香肠而不是香蕉的学问吧。
中国的史学和西方的史学基本没有相同点。西方的史学更像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时间的流逝中普遍的规律，而不在乎细节的变化。它要讲明白的是，为什么无论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奶大奶小，都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为什么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宗教原因，不出现拿破仑，也会出现仑破拿，带领法国人，展示他们少有的军功。
中国史学研究的是微观实用的人学。如果班固执笔写托勒密王朝的《汉书》，可能会有这样的文字：赞曰：“国运已尽，人力故难挽回。然女主肢体妙曼，沉毅果勇，以一人之力，几全帝祚。若乳更丰二寸，或卡尼迪斯及奥古斯都均不忍施辣手。呜呼，惜哉！” 出现拿破仑还是仑破拿，从法国或是欧洲的百年视角看，毫无区别，但是对于拿破仑或是仑破拿的二舅四婶却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史学好像从来就存在少林拳和葵花宝典两大路数。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少林拳们，内功精湛，史料翔实，史识和文笔都好。讨厌的是，修成大师还好，才情欠些，就是个无趣的大和尚。以各路野史笔记为代表的葵花宝典们，多是性情中人，但是常常满嘴跑火车，酒大了风起了月冷了写爽了，妈的成了科幻小说。所以说，至今为止，最牛逼的是那个先练少林拳，后来机缘巧合，练了葵花宝典的司马迁。
最近拿到谭伯牛的《战天京》，厕上床上，竟然两天读完了。很长时间里，我基本不读现代汉语长篇，《战天京》是个少有的例外，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详略有当而生动有力地讲解了那些人和人之间的事。
这些事儿，写正史的人，练了一辈子少林拳，心里明镜似的，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和中央文件规范，就是不说。从某个角度说，《二十四史》就是一套 3000卷的巨大习题集，还没有教参，没有正确答案。曾国藩读史长见识，仿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培养小经理：“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看他说：“《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常想起一边看英文案例，一边泡网聊天的日子。
而这些人和人之间的事儿，写野史的人不一定明白，明白的也不一定不掺一点私念，毕竟是没了下体的人，思路和言语难免偏激。谭伯牛的可贵是秉承司马迁的衣钵，站在了少林拳和葵花宝典之间，有才情又不失史识和史直地展现人和人之间，种种出发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平衡。按古代小资的话说，应该焚香一柱，煎茶半盏，于窗下听秋雨读之，不知天之将白。第二天上班，把学会的东西分批分拨儿活学活用给自己的顶头上司。
就因为这一点，如果《史记》是一百分，《战天京》可以得七十分。
在追赶司马迁的路上，如果想继续走，约略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最取巧的，但是容易入魔道：提炼出一两个核心词汇，反复炒卖，比如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第二种是积累数量，司马迁用含蓄的真实写法，用精炼的古汉语写了十本，谭伯牛至少要写200万字才能都说清楚吧？如果不想写得吐血，只有引刀自宫了。第三种是借鉴西方史学，充分总结归纳，拎出自己的中国人学体系。这点，司马迁都没做到，如果成功，可以加分，总分超过一百。高阳和唐浩明的方式不是死路，老牛拉个破俩三车，得些浮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