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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自己多么不在意，无论我多想回避，无论在我的故事里我多想淡化这样一个事实，以使大家相信我跟JP谈恋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普遍且典型的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可那件事情总是无法被忽略的：我是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而JP大哥是一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法国人。
我的家乡沈阳不算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偶尔出现的异国情侣还是让人注目的。很多表现朴素而且友好，我们在副食店买香肠时，一个阿姨看着JP问我：“挣得多不，他？”
我笑笑，“还行。”
阿姨衷心地羡慕，“哎呀，你妈得老高兴了。”
还有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在公共汽车上给JP让座。
在补习班跟我学法语的很多小孩子们不喜欢听我上课了，他们强烈要求我每个星期讲一段JP的趣事。
可是也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走在大街上，坐在餐馆里，或者逛街的时候，我能真切地感觉到那些好奇的、审视的，甚至鄙夷的眼光。当然了，如果仅仅有眼光，那么也算足够礼貌了。
记得有一天中午我陪JP去中国银行将他卡里的一些欧元现汇兑换成人民币，因为是午休时间，偌大的银行只有一个窗口在营业，而恰好这家分部的排号机又坏了，所以所有的人都得在那仅有的一个窗口前面排队。
等了大约二十多分钟终于轮到我们了，整个办事过程是这样的：我们询问汇率，然后请办事人员将卡里的欧元兑换，对方请JP出示护照，拿去复印，然后履行数个手续，签名数次，再将欧元兑换，最后将银行卡和一些单据返还给我们。
那是一个熟练的办事员，整个操作过程也没有什么问题和障碍，只不过这个手续本身就比日常的存款取款的业务费时，而整个过程中，我也要为双方翻译。所以我们大约占据了那个柜台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终于办完了，我和JP回头一看，排尾很长，足有八九个人。我本来想笑着说一句类似于“大家谅解”之类的话，但见这些人大部分对我（注意是对我，而不是对JP）怒目而视，我反而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了。
但是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还真不惯着我，突然冲上来，脸孔停在我面前几公分处，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啊你，你总算完了你！”
很大的烟味，几星唾沫直落我脸上。
我没说话，当做没有听见一样，我拽着JP的胳膊往外走，低头看那几个单据。
那老太太在我身后对所有排队的人说：“不知道卖得怎么样，老外的钱能不能给她？装什么B啊？”
这句话说得跟打我的脸也差不太多了吧？我觉得一口气没上来，我气得胃都疼了。我停下脚步，慢慢转过身，我看着那个老太太，同时我也看见了所有在那里站队的人的脸，他们的目光我很熟悉：还是好奇、审视、鄙夷。
要是平时，我用脏话骂这个老太太是肯定的了。但是气血上涌的同时，我记得大四那一年，马上要出去给大连外办帮忙做翻译的时候，一位给省领导做指定法语翻译的老师要我们切记一件事情：当你陪同外国人的时候，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一定要避免在公共场合跟国人发生冲突，否则等着大家一起骂你啐你揍你吧。
我多少也是经过风浪的人，二○○五年五一节前，我领着三十个法国人在沈阳北站坐火车的时候，北站地面管理人员用扩音器以足有八十分贝以上的音量在我耳朵旁边二十公分处喊了半分钟的“靠边，靠边，靠边”，我都牢记着老师的教诲笑着并忍着耳鸣带着外国人靠边了。今天我也忍得住。
我把“×您祖宗”硬给憋回去了，对着那恨我入骨的老太太慢慢说：“阿姨，你留点口德，我祝你身体好。”
我们出去之后，JP一直在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跟外国人在一起谈恋爱，被我自己的同胞瞧不起。
这是一些中国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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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一位法国著名大学的校长访问我们学校，我领命陪同并做翻译。校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夫人，在转行主管学校的行政和学科建设之前，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实验物理学家，也是一位风趣活泼的人。
我记得校长夫人与我们学校物理专业的孩子们见面的时候，孩子们提了一个问题，她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夫人，您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但是在您的科研工作中，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自己认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呢？您的即时反应是什么样的？您又是怎么克服它们的呢？”
“我很高兴，是一位女孩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夫人说，“我想跟你们说，没有一个研究成果的取得不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的，我也想跟你们说，要努力，要持之以恒。但是我想这些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者玻尔他们早就说过了。不过，女孩，或者男孩，我要告诉你们，当遭遇了那些见鬼问题的时候，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先哭一场再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她别致的思想和回答赢得了雷鸣一般的掌声。
我陪同这位夫人两天，到后来混熟了，又开始八卦了。
大家不要觉得意外，只要是女人，别管她是干什么的，总是喜欢八卦。
一位法国女副市长曾经跟我聊了半个小时她的情史，最后下结论说：“我亲爱的Claire，你相信我，男人没有好东西，我离一次婚就看得更明白一些。”
这位风度翩翩，优雅迷人的科学家坐在车子里对我说：“Claire，我也离过一次婚，科学家也会离婚的。宁可离婚也好过已经不相爱的两个人在孩子们面前吵架。”
然后她看看我，“你还没有戒指，那么你有男朋友吗？”
“我有的。”我说，“他是个温和可爱的法国人。”
女校长一下子就高兴了，高兴得眉毛都掀了起来，“哈哈，那真好！Claire，为你高兴！”然后她说了比那段精彩的回答让我更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那样，你就能成为法国人了！”
我脸上还有微笑，但是我没有马上说话。
这个法国女人的优越感就这样自然地流露出来了，所以我也不太想掩藏我的不满。
说错话的人马上醒悟了自己的口误，她笑着说：“你知道的，能够在这两个最美丽的国家旅行的日子是多么让人向往啊。”
我也笑着说：“您一定要大力促进两所大学之间的校级交流，沈阳市政府一定会颁一枚荣誉市民的勋章给您。”
“好的，好的。”她拍拍我的肩膀。
无论如何，夫人是一个大人物，而我只是一个小老师小翻译。
我再不高兴，出于礼貌，也不可能把此事上纲上线。
我把我所有的不高兴都发泄在了JP的身上。
在他酒店的房间里，我一边指点着一边气愤地说：“你们算老几？你们算老几？你以为我稀罕变成法国人？你们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是帝国主义的末期，你们在做最后的挣扎，你们社会发展迟滞，你们人口递减，民风懒惰，你们有什么资格在那里优越……你知道明年在北京办奥运会不？你知道当年巴黎曾经是北京申办的对手，让我们给灭了不？你们，你们屁大点儿个地方（vousêtesaussipetitqu’unpet），还敢叫嚣……”
JP一直背对着我玩电脑，听到这里回过头慢慢说：“原来我们是屁？那得是谁放出来的？”
“少跟我油腔滑调的。”
“是你自己缺乏逻辑。”
“我句句事实，哪句话缺乏逻辑了？”
“是我跟你说要你变成法国人的吗？”他看着我问。
“……”
他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坐下来，“我从来也没有说过，对不对？你想怎么样，当中国人，或者变成法国人，都随便你。我从来没觉得哪个好，哪个不好，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行了。不知道手续困难不困难，我变成中国人也行……”
我轻轻地笑了，不屑地看着他，“入中国籍老难了，你须对这个国家做出杰出贡献才行。你行吗你？”
他一下子把我摁倒，哈哈笑起来，“杰出贡献？那我贡献点精子吧，能算不？……”
“滚！”
挺气愤的一件事儿就这么被大哥插科打诨地给糊弄过去了。
我想他是对的，别人说什么并不值得我去生气，去介意。我知道自己要去怎么做就可以了，但是不可避免的，我多少留了些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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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那真不是愉快的一天，当我们窝在JP的床上，一边喝酸奶一边看那个叫做《罪恶之城》的电影，以为这样的一天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的Skype响了，有人在另一侧呼叫。他看了一眼，然后回头告诉我，“是我爸爸妈妈。”
我们关了电影，我抱着被子，一声不响。
然后我听到一个如洪钟的声音，“你这个差怎么出了这么久？快两个月了，还不回法国。”
那是他的爸爸。
然后是她妈妈的声音，“电话也不常打，你让我们担心了，Jean-Paul。”
“事情多。”JP说，这时他回头看看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说，“爸爸，妈，实际上，在中国，我有一个人。”
彼端沉默。
“一个中国女孩。我们现在在谈恋爱。是为了她，我在中国耽搁了这么久。”
又沉默。
“喂？你们听见了吗？”JP说。
“是的。Jean-Paul。”他爸爸说，声音震耳欲聋，JP不得不调低音量，“我们听见了……不过，哦，这是你的女朋友了……那么你搞定没有？性生活还愉快吗？”
我差点没从床上摔下去。
JP面有尴尬之色，“还没……”
他爸说：“抓紧啊！”
JP无奈地摇摇头，估计谁碰到这样的家长都够喝一壶的。
然后他妈妈说：“儿子，她真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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