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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杨红从陈大龄那边回来后，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点音乐天赋，心里头很高兴。不过自己真的没心思学琴，只想听人拉琴。一到晚上，陈大龄拉琴的时候，杨红就把电视关了，连灯也关了，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陈大龄好像也特别喜欢优美哀婉的曲子，拉的大多数是这一类的。
杨红想，我不能再到陈大龄家去了，免得他起误会，以为我喜欢他。不过如果陈大龄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跟他说说话，而不会感到心虚。
早上在这么想，中午陈大龄就来敲她的门，问她：“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杨红心里一惊，他怎么好像能听得见我心里说的话？不过她想起，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事，别人借了你的东西，好久没还，你正在家里念叨，说怎么这么久还没还来，别人马上就还来了，搞得你以为别人在门口偷听了你的话，其实只是巧合。
杨红说：“别这么客气，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陈大龄犹豫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要来，女的，她主要是想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女朋友。你能不能在我那边坐一会，就在那里织毛衣，什么也不用说。”
杨红笑起来：“你要我冒充你的女朋友啊？你如果不喜欢她，怎么不直接跟她说明了呢？”
“女孩子都是又敏感又爱自责的嘛，何必要搞得她在那里追根究底，硬要在自己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呢？。”
杨红有点担心：“这样撒谎不太好吧？”
陈大龄笑笑，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你怕撒了慌遭雷打呀？你不是我的朋友吗？你不是女的吗？不算撒谎的。”
杨红答应了，又问：“那我要不要打扮一下，免得丢了你的人？”
“打扮什么，越家居越好。别说什么丢我的人的话，我只怕委曲了你，让她说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家伙。先打个招呼，别到时候你一赌气，就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快四点的时候，陈大龄就把杨红叫过去，让她坐在那里织毛衣。四点钟的时候，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来了，杨红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太水货了，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冒充的。
不过那个女孩倒没看出破绽。等陈大龄含混地介绍说“这是杨红，这是李晶晶”，李晶晶冲她点个头，就不再理她，只跟陈大龄说话。
刚好这时门卫刘伯上来叫陈大龄下去听电话，陈大龄客气地对李晶晶说：“你坐一会，我马上回来。”就跟刘伯下楼去了。
李晶晶问杨红：“你们家怎么不安电话？”
杨红没想到自己还有说话的任务，根本没准备，而且一听“你们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跟周宁的家去了，就说：“刚参加工作，手头也不宽裕，再说集体宿舍也不让安电话。”
李晶晶听了，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又问：“陈师母刚参加工作？陈师母跟陈老师不是同学吗？”
杨红也不知对这个问题，陈大龄的版本是什么，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也算是吧。”
李晶晶好像并不真的在乎他们两是不是同学，只要这一声“陈师母”被杨红应了，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很快便站起来告辞，说：“我还有点事，陈老师回来你跟他说我先走了。”
陈大龄回来，杨红对他说：“你说不用讲话的，现在我应了她那声陈师母，那不是我在骗她吗？真的替她难过。”
陈大龄安慰她说：“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这种事情只能是快刀斩乱麻。她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再说她会觉得这只是个先来后到的问题，比较容易接受。不是她条件不好，只是迟到了嘛。”
“她到底哪点不好呢？我觉得她跟你挺般配的。”
陈大龄忍不住笑起来，说：“你现在的口气听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其实我小时候立的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很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
杨红听着，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心想，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杨红说：“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
陈大龄说：“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组成讲师团，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我也报了名。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只想去那里教教书，教教琴，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不过H大很滑稽的，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搞得我差不多不敢报名了。更滑稽的是，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分给我，我下乡去了，反而分给我。其实我这个人，住什么房子无所谓。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呆过，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觉得很幸福。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红吃惊地问：“你分了一室一厅了？那你要搬走了？怎么你早没说？”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赶快住了口。
陈大龄微笑着，看了她一会，才轻声说：“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就在五区，从这里的校门出去，沿着滨湖路，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你讲师团要去多久？”
“去一年，如果愿意，呆长点也不会有问题。”
杨红觉得心乱如麻，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慌忙告辞回家去了。
(51)
那天晚上周宁回来，杨红把陈大龄参加讲师团的事告诉了他，说：“我也想报名参加讲师团，我可以到你老家去教书。”
周宁说：“你别说起风就是雨了，你到那种地方去，过不了几天就会哭着要回来的。陈大龄也是吃饱了饭无事干，肯定是想分学校一室一厅的房子。”
杨红觉得周宁无缘无故地就不喜欢陈大龄，就说：“别人陈大龄才不是你说的那种小人。住什么房子他根本不在乎。”
周宁就呲地一笑：“他不在乎，那就别搬过去，怎么还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总之他那人不太正常的。楼下小龚为了不去讲师团，专门出钱请医生给他开骨节核的证明。大刘呢，就赶快让他老婆怀孕了。只有陈大龄这样的人，癫癫狂狂的，才会想起跑那种地方去。像你这样没受过那种苦的人，说想去还可以理解。像我这种尝过那番苦的人，一旦逃离了那个地方，就再也不想回去了。陈大龄下过乡，那个罪还没有受够？真的搞不懂这种人。”
杨红说：“可是我总是要去的，听说年轻的，没下过乡的，都要轮着去的。”
周宁睁大了眼：“你也要去的？什么时候？你去了，那我怎么办？过一个星期就坐汽车去看你？乡下的路，颠颠簸簸的，只怕是颠到了骨头都散架了，想做都做不动了。”
杨红觉得他想来想去，最后都落脚到“做”上去了，也就不再在周宁面前提讲师团的事了，今年自己是去不成了的，系里把课都排好了，以后再说吧。
杨红就在那里扳着指头，算陈大龄还能在H市呆多久，一算就吓了一跳。如果九月初就走，那就只有十天左右了。杨红就觉得心里很难受。想到这一点，又很惶惑，我这是怎么啦？爱上陈大龄了？我是结了婚的女人，怎么可以爱上丈夫以外的男人呢？真的不能再跟陈大龄来往了，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但她又忍不住想跟陈大龄来往，就在心里说，只是一般同事，一般朋友。他要下乡去了，我送点东西总是可以的吧？杨红就挖空心思，想送一件又实用又贴身的东西给陈大龄。最后就想到做一个被套给他，这样他洗了被子就不用缝，一装进去就可以用，而且又是天天要用的，还贴身。想到贴身，杨红又觉得脸红了，为什么我要送他贴身的东西？真是不可救药了。
鬼使神差地，杨红就跑到街上去买了布，回到家就裁好了，用缝纫机缝好，怕拉链会夹了陈大龄，还专门用了暗拉链，从里面拉上，这样就不会划破陈大龄的皮肤了。还剩了一些布，杨红就做成两个枕头套，又用另一个颜色的布剪成提琴和蝴蝶的图案，绣在枕头上。一切都做好了，就拿到陈大龄房间去，看他喜欢不喜欢。
陈大龄自然是赞不绝口，说杨红太费心了，又说提琴的颜色、蝴蝶的颜色与枕头的颜色深浅相配，绝了。说完就掏出钱来，一定要杨红收下。
杨红把钱扔在桌上，说，这是对你参加讲师团的鼓励，不收钱，连学校都要鼓励你的嘛。
陈大龄就一再坚持，说学校鼓励是学校鼓励，你刚参加工作，钱也不多，我工作时间长了，比你宽裕，心意我领了，钱是一定要给的。说着，就抓住杨红的手，把钱硬塞在她手里，又把她的手握拢，不让她把钱丢桌上。
杨红被他抓着手，突然涌起一股冲动，好想贴在那个胸膛上，闭上眼睛，就贴那么一会。但她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想被人使了定身法一样，心里乱糟糟地想，以前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他碰你一下，你就恨不得冲十遍澡，甚至把他碰过的那块挖掉；另一种是如果他碰你，你不会反感，因为他是你的男朋友或者丈夫，他碰你是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现在看来还有第三种男人，就是你看到他，明知你不该碰他，他也不敢碰你，但你就是渴望被他抱在怀里……
陈大龄见杨红突然不跟他争着退钱了，发现她正愣愣地看着他的胸脯，便很快撒了手，有点不自然地走到一边去，讪讪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被套和枕头我从今天起就开始用。”抖开一看，有两个枕头套，就笑着说：“怎么有两个枕头？我用一个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个你用吧。”
说完，又觉得不妥，赶快声明，“我是说，你拿回去用，不是—-”。
杨红见他这么泰然自若的人也有不自在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忍不住笑起来。
陈大龄红了脸，自嘲地说：“算了，不说了，越描越黑。”
杨红见他这样，越发大胆，追问一句：“听说口误都是内心世界的反映—”
陈大龄的脸更红了，把眼光逃向一边，说：“弗罗伊德的话你也信？”
杨红见他窘成这样，发了慈悲之心，岔开话题，问他：“听别人说，你为了供你弟弟读书，连婚都不结？”
陈大龄缓过气，镇定起来，笑着说：“这个版本还不错，让我弟弟做了替死鬼，怎么没人把我树立成心灵美的典型？”然后解释说，“其实供我弟弟读书跟结婚没有关系，用不着二者必居其一的。我的工资，加上我教琴的钱，养活一个妻子一个弟弟肯定不成问题。我只不过是没遇到合适的人罢了。你还听到过什么版本？”
杨红格格笑着说：“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会气死。”
“是不是说我那方面不正常？”
“你怎么知道？”陈大龄若无其事地说：“人人都在那里传嘛。难怪我找不到女朋友，都是他们把女孩给我吓跑了。”
杨红真诚地说：“其实就算你那方面不正常，还是会有人爱你的，女人不是只要那方面的，女人要的是感情，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很多女人宁愿要感情。”
陈大龄饶有兴味地看着杨红：“很多女人包不包括你呀？”
杨红埋下头，不知该怎样回答，心想，他可能只是一般性地问问，也可能是问我会不会为了感情嫁他。
幸好陈大龄很快转移了话题：“以前还想，是不是要摆个擂台，现场表演一下武功，免得别人说我不正常。听你这一说，也不用摆擂台了，别人说我不正常应该是件好事，这样就可以试出来谁是真的爱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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