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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16）
这一集是很多网友联合研究的成果，版权归参与者所有，但为了行文方便，标题里仍然只用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请各位作者海涵。
在上一集里我对“伤痕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即“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这个定义是参照“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和《伤痕》而下的。参与答题的网友一致认为《山楂树之恋》不存在第二个“扭曲”，因为它没有《班主任》和《伤痕》那样硬生生加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它的人物性格是多样化的，人物形像是生动逼真的，语言没有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可以说，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说，“伤痕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结束了。在那之后的中国文学里，光明的尾巴，“帮八股”（或曰党八股）式的套话空话等，已经不再盛行。
所谓不再盛行，并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人写那样的文章了，扭曲的语言是很难一下就被扭回来的，扭曲的思维更难一下就被扭回来，而扭曲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扭曲的思维。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人在用文革的方式思维，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文革式的语言。比如前不久在“山楂树之恋吧”就有人写了篇批判艾米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字句：“有德无才，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无德有才，那就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说这话的人认为她说的跟文革当中流行的口号是不一样的，因为她是加了前提的：“无德有才”。殊不知，这正是文革当中的说法。文革当中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当然不会傻得连个前提都不要。但“德”不像“法”，法律是（supposed）一视同仁的，而对于什么是“德”，定义权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文革时代（only？），那就是党嘴里一句话，党说你有德你就有德，党说你没德你就没德，拥护党就是有德，反对党就是无德。于是乎，这个“无德有才”的前提就被架空了，只剩下“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文革当中，这种把“德”与“才”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伤害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那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但典型思维却是“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三十年前的静秋，就因为成绩比较好，经常有人说她“走白专道路”。三十年后的艾米，就因为写了一本书，出了一点名，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戴上“有才无德”的帽子，可见文革阴魂不散啊!
沿用文革式思维，用文革式语言写作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思维和语言，但这样的写作，充其量也只能在网上贴贴，要想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进入文学史了。
艾米的父亲曾经说过：能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分两类，一类是有绝对价值的作品，无论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人会读，这样的作品因了文学史而流传，而文学史也因了这样的作品而流传。另一类是有相对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才具有了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果放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那样的作品就可能没人读。
《班主任》和《伤痕》属于第二类作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它们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我们现在来读它们，会觉得“惨不忍睹”。网友WORLDLING说：“艾米的山楂树比刘心武的班主任写得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班主任读得我起了好几身的鸡皮疙瘩：P”
这不是在贬低刘心武，刘心武的写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来衡量的，他后来写出的书，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只能写出《班主任》那样的东西，一是他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革语言的影响。二是他在那样的时代不得不使用那时的语言，不然就不可能发表。
据说卢新华的《伤痕》里最开始曾有“车窗外一片漆黑”这样的句子，这本来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车回家乡的时间，但编辑担心会被人分析成影射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车窗外灯火通明”。
《伤痕》发表后一年左右，中国文坛还围绕能不能描写阴暗面整出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中说：
“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著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写成于三十年后的2006年，最早是在网上连载的，既没有党的监视，也没有编辑的干预，所以她写得比较自由。她尽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语言方面的文革风味，但她的叙述语言，跟文革语言是完全没有相似性的，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山楂树之恋》绝对不是“伤痕文学”。
那么《山楂树之恋》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灵被扭曲了呢？
有读者提议在谈论人物心灵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给“扭曲的心灵”下个定义。网友艾友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有人在文革里造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还有的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的;有人揭发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划清界限，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往上爬，还有的人揭发家人是真诚地认为那是为了家人好;有人批判某些书'黄'，是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捞取政治资本，但私下里他们就喜欢看那些'黄'的部分，还有些人是真心认为那些书'黄'的，看了会觉得恶心。所以我觉得'心灵扭曲'就是那些从内心认同文革那些变态理论的人。”
很多网友在认真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得出了“主要人物心灵没有扭曲”的结论，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文学城艾园或百度艾园《命运恩赐（15）》下面查看那些评论，我这里就不大段摘抄了。
文革的“变态理论”究竟是些什么理论呢？让我们再回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去找答案。《班主任》里面的谢惠敏，出身工人家庭，是当时的“红五类”，她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她的价值观审美观都是标准的文革式，一看到《牛虻》这样的书，就认为是“黄”书，就要展开大批判，不批就心里难受。《伤痕》里的晓华，也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一旦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做女儿的就与其划清界线，连母女关系都不承认、更不保持了。
所以文革造成的“心灵扭曲”，其最大特点就是用阶级的观念看待一切事物，用阶级性代替人性，用阶级立场代替真理，具体来说，就是信奉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既然“我们”是指无产阶级，那么“敌人”当然就是有产阶级了，凡是有产阶级拥护的事，我们都要反对，于是有了“越穷越光荣”的价值观，有了“黑红脸膛”的审美观，有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亲情观，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德才观，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观。
可以这样说，凡是发自内心地信奉这些观念的人，他们的心灵就是被扭曲了的。由于这些观点的盛行，有很多人虽然不信奉，但也不敢公开反对，不然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那些人的行为可能被扭曲，但心灵并没有被扭曲。敢怒不敢言，是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一大特点；言不由衷，是文革时期人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
用静秋的话来说，就是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是心灵的眼睛，代表的是内心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另一双眼睛是脑子里的眼睛，代表的是“官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两双眼睛就一定得配上两个嘴巴，一个嘴巴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嘴巴说的是“官方”允许说的话。
那时能说心里话的范围一定是很小很小的，因为亲情已经被阶级观念所代替，阶级斗争的弦从早到晚都绷得紧紧的，朋友之间互相揭发、亲人之间互相揭发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是出于公报私仇，比如有个妻子就是因为跟丈夫吵了几句嘴，就跑去揭发了丈夫曾经用带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包咸鱼的事实，于是将这个丈夫送进了监狱。还有的是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亲人做了反党反人民的事，活该揭发出来送进监狱的。那时有亲自将子女的“反动”日记交出去，将子女送上刑场的父母，也有将自己父母的“反动”言行汇报给领导，将父母抛进监狱的子女。
文革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说真话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连中小学生写作文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作文可能不及格；说假话，良心上又过不去。据说那时的父母最怕与孩子探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叫子女说假话吧，怕子女变成了撒谎的坏人；叫子女说真话吧，又怕招来杀身之祸。
《山楂树之恋》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静秋看到张村长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这教材真的要靠“编”了，因为张村长不符合当时对正面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描写。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她的心里当然知道山楂花不可能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但村长是这么说的，她该怎样写呢？
老三跟静秋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当静秋说她不会拉手风琴的时候，老三说：““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
一语道破天机!“官方”的说法是“谦虚使人进步”，但严格地说，谦虚往往是否认事实，言不由衷，相当于撒谎。我们的文化鼓励谦虚，注重礼仪，爱向世界夸耀“中华民族是谦虚的民族”“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片面强调谦虚和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鼓励说假话，鼓励玩虚的，明明是个事实，心里也是那样认为的，但却不能那样说出来，说出来就是不谦虚，不谦虚就会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的可怕只有在文革中脱离过“群众”的人才知道。
“群众”是不用谦虚的，因为“群众”就是那些不秀于林的树木，不出头的鸟，一旦“秀于林”了，一旦出头了，就不再是“群众”了，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群众”的特点，就是大家“般般高”，没有特殊的面目，没有独特的个性，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显著的成就，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于是也就免去了谦虚的麻烦，使他们有大把时间，可以集中精力，端好了枪，盯住那些“出头鸟”，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
老三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个问题上，是很有一些智慧的。关于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老三有实事求是的看法：“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
但当静秋担心编教材需要撒谎的时候，老三安慰她：“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静秋自己不想撒谎，但她也不想说村民撒了谎，于是老三搬出了那个“诗意”的理论，为静秋解了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初次见面，老三就从不同层面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他的智慧表现在他早在三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谦虚”与“撒谎”的关联，认识到了不同的层面对“真话”的要求是不同的，科学的真实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是两个既相关相似又相区别的概念。
科学的真实就是客观事实，就是客观规律，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科技文章的作者必须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某棵山楂树的花本来就是红的，就不能虚假地论证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但文学艺术的真实就比科学真实复杂，文学艺术描绘的往往是作者心目中的世界，想象中的，梦中的，乌托邦的，魔幻现实主义的，WHATEVER。怎样对待科学真实与文学艺术真实，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
在那个不得不备有两双眼睛两张嘴的年代，静秋对老三有种先知先觉的信任，一开始就把自己担心的“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端到了老三面前，而老三也没辜负静秋的信任，他坦率真诚机智地回答了静秋的问题。他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上的智慧，使静秋获益匪浅，打开了她的一个心结，不然的话，编教材将变成一桩苦差事，使得她每天都必须为写了假话而内疚，或者为写了真话而担心。
老三在静秋面前的真诚，使得戒备森严的静秋在他面前逐渐敞开了心扉。但老三并不是一个只说真话的人，他也说假话，老三的真话与假话,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楂树之恋》。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真话与假话的圈子里打转，说不说真话，对谁说真话，如何说真话，什么是真话，怎样证实一个人说的是不是真话，如何对待说真话的人，如何对待说假话的人，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说，《山楂树之恋》不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昙花一现式的“伤痕文学”，它探讨的是亘古不变的话题：爱情，人性，真话与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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