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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今一看到“尹卫国的妻子”几个字，就知道这肯定是郑东陵的告状信。她看了一下信封，居然是寄到芷青单位的，连她都不怎么知道芷青单位的邮寄地址，不知道郑东陵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她想到过郑东陵再到系里去闹，到楼里来闹，在路上拦住她闹，她连郑东陵找她肉搏的可能都想到了，所以这段时间出门连高跟鞋都没穿，但她没想到郑东陵会去向芷青告状，因为她觉得郑东陵根本不认识芷青，更不知道芷青的工作单位，从哪里告起？
她有点颤抖地把信看了一遍，没怎么看明白，只看出郑东陵在挑拨芷青跟她闹，因为信里有“你一个大男人，不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卖淫”之类的言词。
芷青问：“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她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
“你指那些？”
“她信里说的这些。”
她只好又看了一遍，发现通篇都是“卖淫”“勾引”“不要脸”之类的指责，但并没有任何时间、地点、物证、旁证之类的东西。她觉得这些指控都不对，于是坚定地说：“她说的不是事实。”
“那她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封信给我？”
“大概是因为我们系里人都不相信她的——瞎说，所以她跑去找你告状。”
“她还跑到你们系里去了？”
“嗯。”
“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我说这干什么？怕不能给你添堵？”
“她为什么到你们系里去——瞎说？”
“因为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矛盾。”
“他们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她干嘛要——把你扯进去，还把我也扯进去？”
“她这个人嘛，就是这么个德性。丈夫不喜欢她，她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认为是——别的女人——勾引了她丈夫——”
“那这次他们夫妻又是因为什么闹矛盾？”
她把卫国夫妻为孩子吵架的事说了一下，他皱着眉说：“这个女人也是太恶毒了，怎么能说孩子不是丈夫的呢？这是最伤男人面子的话了。如果换了我，老早就一巴掌甩过去，然后跟她离婚了。”
“卫国是提出了离婚，所以她才大闹的。”
“但她怎么不到别人系里去瞎说，偏偏到你的系里去瞎说？是不是卫国告诉她——他是为你离婚的？”
“卫国怎么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不会这么说？”
“他不是为我离婚，怎么会编这么个谎话出来呢？”
“他不是为你离婚，是为谁离婚？”
“怎么一定得为谁离婚呢？两个人在一起过不下去了，就离婚，干嘛一定得‘为谁’？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换了你，你会甩她一嘴巴，然后离婚。”
他沉默了一会，说：“我会写封信给她。”
她一惊：“你写信给她干什么？”
“我警告警告她。她跟她丈夫闹矛盾，那是他们自家的事，不要把别人扯进去，更不要向我妻子头上泼污水，不然的话，我会对她不客气！我现在认识很多社会上的人，随便叫几个揍她一顿，破她的相。”
她听得一哆嗦，发现芷青狠起来也不是好玩的。
不知道芷青给郑东陵写了信没有，更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但从那之后，郑东陵就没再来闹了。
这事把她吓得不轻，感到郑东陵比她想象的厉害多了，卫国说他的威胁“是个人就会怕”，而郑东陵就不怕，继续闹。不光如此，郑东陵还查出了她丈夫是芷青，连芷青的单位都查出来了，真是神通广大。
她不知道郑东陵还会查出些什么来，但她知道郑东陵不会就此收手，一定在暗中收集证据，伺机报复。
她把郑东陵向芷青告状的事告诉了卫国，一再嘱咐他别又内疚，更别干出“是人就会怕”的事来，他答应了。她又叫他把一切跟她有关的东西都销毁，免得被郑东陵拿到证据，他也答应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系里准备给每个老师都装个电话，系里出一半的钱，老师自己出一半的钱。她跟芷青商量要不要装电话，芷青说：“当然要装，现在家用电话越来越普及，你又有这么好的机会，系里出一半的钱，怎么能错过？刚好我下个月要发奖金，凑足那一半的钱应该没问题。”
“那就装吧。”
芷青说：“你干脆趁这个机会到学校要求换个房吧，搬了家再装电话，免得到时要重装。”
“你以前不是不赞成换房的吗？”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知道你们之间没什么事，但隔壁左右的不知道，容易造成误会。换了房，你们不在一起不接触了，人家就不会——有那些风言风语了。”
她不想换房，好像一搬走，就跟卫国永诀了一样。但她又怕不换房会让芷青起疑心，把事情闹得更糟糕。
她跟卫国说起换房的事，他也很难过，但还是说：“换就换吧，免得芷青不高兴。反正不管换到哪里，总还在一个学校里。”
“但我搬走了，我们——怎么联系？”
“我也去申请装个电话，我们可以打电话联系。”
她知道他们系是个穷系，不会掏钱为老师装电话，担心地说：“那你不是得花一大笔钱？”
“没关系。你装电话的钱够不够？”
“我够了，芷青说这事他包了。”
“他比我强。你要是跟着我，就该受穷了。”
“但我愿意。”
他搂住她：“真不想让你走——”
这下轮到她安慰他：“走到哪也在一个学校里——”但过了一会，她又说，“今后我们就只能打电话了？不能见面了？”
“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办法的。”
她到学校申请换房，等了一段时间，学校给她换了房，她从鸳鸯楼搬了出去，装了电话，还添了一点新家具。
卫国那边的电话装好后，两人就可以经常打打电话了。她觉得卫国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特别好听，说的话也特别温柔，就像在她耳边对她倾诉衷肠一样，她有事没事都要打几个电话给他，就为了听听他的声音。
就是从那些通话里，她得知卫国已经写了个离婚协议，叫郑东陵签字。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郑东陵不肯签字，说她也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相持了一段时间，无法达成协议，卫国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
刚开始，她有点担心：“你现在提出离婚，不怕她——大闹？”
“她这种人，不管我什么时候提出离婚，她都会大闹。但你放心，她现在不会去找你闹了，因为她向你系里告过状，向芷青也告过状了，都没告准，还被芷青威胁一通，她一定知道你丈夫很维护你，你们关系很好，那就说明你跟我没什么，再加上现在你搬走了，她会认为我提出离婚跟你没关系——”
她对此半信半疑，但后来郑东陵的确没再找她闹过。
有次她去电信局办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机密，吓得她再也不敢从家里给卫国打电话了。
那次她正在排队，看见墙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张长长的打印纸，两边有洞洞的那种，在那里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质问：“我上个月哪里往长沙打过电话？”“这才怪了呢，我从来没往这个号码打过电话！”
然后那个男人冲到窗口去跟电信局的服务人员理论，被窗口排队的用户一阵好骂：“你他妈的想插队？滚出去！”
那人辩解说：“我不是插队，我早就站到了，是他们把我的账搞错了，这个通话记录上有好多个电话，都不是我打的，我要问个明白——”
结果窗口那里一阵混战，终于将那人挤了出去。
轮到她办事的时候，她出于好奇，也向服务员要一份通话记录。服务员说要交打印费的，她问了价钱，不贵，只几块钱，就要了一份，拿出来一看，上月的通话一个一个记录在案，卫国的电话号码一清二楚地写在上面，连每个电话打了几分钟都写在上面。
她惊呆了，急忙把通话记录撕掉扔了。
她不知道芷青知道不知道可以从电信局查到通话记录，估计是知道的，因为芷青父母家老早就有了电话，说不定芷青那么积极支持装电话，就是为了抓住她和卫国通话的证据。
她由此想到，芷青上次说什么要给郑东陵写封警告信，很可能是在骗她，信是写了，但写的不是警告信，而是勾结信，让郑东陵先按兵不动，等他来收集证据，一旦拿到证据，就联名到学校去告状。到那时，系里不信也得信。
她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从家里给卫国打电话了，改从外面的电话服务点给卫国打电话，一般都是下班之后，骑车回家的路上，找个电话服务点给卫国打电话。为了不让电话服务点的人怀疑，她经常变换服务点，今天在这家打的，明天就到另外一家去打，有时还用英语交谈，像搞间谍工作一样。
除了卫国，她就没什么别的电话了，所以家里的电话变成了芷青专用，连小今都掌握了规律，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就大声叫：“爸爸，电话！”
芷青的电话大多是跟他工作有关的，因为芷青在学校管招生，家里的电话号码列在招生简章上，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谈孩子读书的事，还有人找上门来，请客送礼，想把自己的孩子搞进贵族学校。
她越来越多地听到芷青在电话里跟人争论，好像是为学校招生的事，芷青说不能光看钱，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招收，不然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但对方显然不赞成。两边总是和风细雨地开场，脸红脖子粗地收尾。
她担心地问：“你这是在跟谁——吵架？”
“不是吵架，是讨论招生的事。”
“跟谁讨论？”
“还不是学校那帮负责人！都是些不懂教育的家伙，只想捞钱，但他们没有想过，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如果学生中考成绩不好，谁还把孩子送你学校来读书？”
“你说的是对的呀，他们不赞成？”
“他们赞成我就不会跟他们——吵了。”
“他们为什么不赞成？”
“他们说这学校明摆着是为赚钱办的，现在人家愿意交钱你不收，要把人家卡在校外，那你还到哪里去招生？”
“你没把质量是生命线的——理论——跟他们说说？”
“怎么没说呢？他们不相信嘛，他们说不管中考成绩好不好，只要愿意交高费，就能进高中，还能进重点高中。”
她觉得这也是个事实，她妈妈在重点高中工作，知道每年有多少学生是靠钱进来的。她建议说：“那你就对他们说，高中可以靠钱买进去，大学就不行了，高考是全国统一进行的，高考成绩不好就上不了大学。如果从你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上不了大学，你们今后也很难招生。”
“我当然对他们说了这个，但他们不信嘛，他们说只要有钱，就能进大学。”
她仔细一想，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这倒也是个事实，我们学校就有很多高费生——”
“但是这样搞不是害了学生害了国家吗？这样一层层地买上去，教育质量怎么保证得了？”
既然芷青把认识提到这个高度了，她就只有同意的份了。
她以为这只是工作上意见分歧而已，没想到芷青就为这个丢了工作。
有一天她下了班，看时间还早，就弯到卫国那里去了一趟，然后去幼儿园接了女儿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芷青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她一愣，做贼心虚地问：“你今天——不上班？”
“没班上了。”
“他们把你——解雇了？”
“谁敢解雇我？”
“那你怎么——今天就跑回家来了？明天不用上课了？”
“我辞职了。”
她一愣：“怎么突然一下就辞职了？”
“不是突然一下，是老早就不想干了，那伙人完全不懂教育，不按教育规律办事，我跟他们在一起共事，干得憋气。这几年我一直想改造他们，但最终发现他们——不可造就，稀泥巴扶不上墙！”
她现在关心的不是那几坨稀泥巴扶不扶得上墙，而是芷青的工资拿不拿得到手。她问：“那你——不就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再找呗。”
她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这几年，芷青的收入还不错，工资啊奖金啊外快啊，加起来比她的收入多多了，现在一下少了这份收入，她很惊慌，好像马上就得克扣孩子的用度了似的。
芷青安慰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
但这个“很快”一下就“很”掉了好几个月，芷青还没找到工作，不知道是用人单位越来越挑剔，还是芷青越来越挑剔，总没有看对眼的时候。
芷青把保姆辞掉了，自己带孩子，反正小今已经上幼儿园了，就是晚上和周末需要人带，再就是生病的时候家里得有个人。
芷青对孩子还算有耐心，但对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则怨声载道。她不敢跟他谈任何有关工作和金钱的事，一谈就会打开他的牢骚坛子，滔滔不绝。她开始还提点建议，开解开解，但她发现他根本就不想听建议，越建议他牢骚越多，专门跟她唱反调，说着说着就变成两夫妻抬杠了，于是她自我闭嘴，再不管他的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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