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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华，原藉广东台山，中学时代开始给报刊投稿。一九七六年至今，曾任职记者、编剧教师，在影视、舞台剧等艺术领域颇有建树同时，又在多家报刊撰写专栏及小说连载。由一个剧作家跨入小说创作，其作品大部份在发表的同时拍成电影。影响较大的如《胭脂扣》、《霸王别姬》、《青蛇》、《生死桥》、《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奏俑》、《诱僧》等，曾获多种国际奖项。
严格地说，李碧华的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纯言情小说，它们有比爱情更丰富的内涵，在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面上所给人的思考，是一般的言情小说所不能比拟的。
她的写作有着引人深思的“边缘性”，既不在纯文学的中心苦思，又不在消费文化阵营盘桓过久，尝试走一条“中庸之道”──其作品既不严肃到无人问津，又不俗到“走火入魔”，而是烙二者于一炉。不走极端，好处是兼容并蓄，探众家之长，雅俗共赏，但往往不容易把握，难以界定。
解读她的《胭脂扣》，可以看到李碧华在这方面的努力。表面搅来，这是一个很艳情的故事：一个三十年代已谢世的“圹西红阿姑”，飘然从阴间来到八十年代的香港，寻找她的情人。他们曾相爱甚笃，却因不被家庭接受而生计无着，决定双双服毒自杀，谁知在黄泉路上没能重逢，她便拼了一条心向閰王求情，宁愿下世投胎减去十年寿命，也要到阳世来走一遭，以详究竟……最后自然是大失所望，断然消失，宁愿回到阴间，也不要再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作品的深刻之处，是从一个女鬼的爱情中确立了一种地老天荒也不能拋弃的价值观。它们是永恒的，以此来对应当代社会易碎的人伦关系。在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都不懂得爱情，有时，世人且以为这是一种『风俗』。”这句短语已充满暗示地把作品的浪漫性与社会因素，契合在一起。周蒏评论李碧华时说：“对八十年后期的读者和观众来说，这种鸳鸯蝴蝶派式的故事之所以欠人入胜，重要的原因在是因为它的社会背景。李碧华显然为写这篇小说，做了不少历史调查，搜罗了二十世纪初各个方面有关香港娼妓这门职业的有趣资料。小说《胭脂扣》因此也可看作是某个历史时代的重构，透过这个时代的习俗、礼仪、言语、服饰、建筑，以至以卖淫为基础的畸型人际关系，这个时代得以重现眼前。”
《胭脂扣》便由此而在香港刮起了一股“怀旧”风潮，与世纪末世界性的“怀旧”潮流契合，并使香港的“怀旧”由当初的“西洋风”转入“中国式”，从中让人看到了文学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的莫大关联。李碧华的观察力是敏锐过人的。
跟那些景幻情真的言情小说不同，李碧华作品的时代背景是很明晰的。对于现实的逼真描摹与瑰丽的想像力，是李碧华同时具备的能力。《胭脂扣》、《凤诱》、《秦俑》、《霸王别姬》等等，都有着特定的时空，过去、现在纠结一起，在不断的循环之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有着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不再执着于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天地里进行。
李碧华所塑造的人物，如《秦俑》里不杇的秦俑，《霸王别姬》里执着的程蝶衣，《胭脂扣》里痴情的如花等，他们的引人入胜之处远超于纯浪漫的因由，不仅因为她是是已“过去”了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已成为“传奇”，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个时代那大套价值观，在当代社会已不复存在。而这种缺失，看在李碧华眼中，是对现世的莫大的调刺。
由此，她常常把“传奇”和现世的爱情并置弃，比较着，让在其中出出进进的人物彼此在有意无意中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镜子；在镜中，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另一个不被人知，甚至不为自己所知的一面。如钱钟书说过的那样：“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里的光明，却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
正是出于构设镜像关系的考虑，李碧华经常把普通的情节特定化，并且将角色指派到时常变动的位置，赋予她们流动而多变的功能，他们在得到映射的同时常常受到镜像的另一位人物的震扰。袁永宝和凌梦娟就是被如花的痴情所感动，重新检讨两人之间的关系的。跟现世的众多的情侣关系一样，这对现代恋人似乎只是为了“互相方便”才走在一起的。他们对婚姻并不热衷，生活与工作的急速节奏又往往使他们心浮气躁，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会感动于如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但最终，他们也就停留在此罢了，如花为爱情所做的，他们是断不会做的。“传奇”依然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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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也说明了李碧华对现世爱情，乃至文明进程的失望。她那么迷惑深藏于远古记忆里的事物，刻划了那么多有着童稚般相信一切的人物，是为了再现对美好的事物的怀恋。
《凤诱》里，李凤姐从古远的年代辗转来到香港，但经济急速发展中的香港并不是天堂，人们都感到失意和失落，想来寻找一段热烈的爱情的李凤姐大失所望，黯然离去。
也许真正的爱是在《秦俑》蒙天放的三世不渝的等侍中，是在《破戒》红萼公主义无反顾的殉情中。中国古典文学中瑰丽的想像与夸张，在李碧华这里也重新接上了因缘。由此也形成了李碧华一个很显着的写作特色：作品充满着一种浪漫的凄迷，在一种古典情怀的滥觞中，抒发了一种华美的悲哀，渲染了一种魅惑的气氛，为现世提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浪漫想像。
她的大部份小说，都让人感到有着诡异的风格，神秘气息很重。生死轮回，缘订三生等传说的介入，成为惯常情节构架，巧妙地跋涉于时间的长河，又把人物的情怀推向极致，加上被审美化了的情欲，让作品蕴含着浓郁的诗意。古典的爱情模式，既有辛弃疾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一往情深，抵死缠绵”的凄艳，也有汉乐府的《上邪》诗中所表达的那种决绝：“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胭脂扣》里的如花是个典型，死后还魂也要来找她尚在人世的爱人；《秦俑》中的蒙天放也不遑多让，三世之后仍苶法忘怀他的冬儿，尽管后来冬儿已面目全非了，除了在栔代，她还是他的挚爱情侣外（她宁愿走死而把生的机会留给他），第二生的她已成了一个三流的电影小明星朱莉莉，第三生更成了日本少女山口靖子。但是，小说结尾的那一种话：“雄伟壮观，辽阔广大的俑馆内，古今交融的世界，人都很渺少，只是，世上还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何尝不是李碧华心底腔真诚的回声！
当然，李碧华也有矛盾的一面，有一些时候，她都提到过爱情的缥缈。殊不知，她所怀恋的是人类精神最值得记取的某一部份，她这么以一种瑰奇诡异的笔致稍一强调，无形中触及到现代都市人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某个情结，他们从震惊到认同的过程，也是她成为畅销作家的过程。
跟亦舒、林燕妮等情小说家有一个较明显的区别，李碧华笔下的主角并不是多为女性，玉情至性的男性角色跟勇敢痴情的女性色色相互辉映蔚然成为一道动人的景观。自然，倘是女性，大抵也是对被指派的身份有抗拒、反叛意识的“角色”，虽然往往披着“传统”的外衣，却没有多少“传统”的内涵。如花是这样，冬儿、潘金莲、红萼公主等等也是这样，在大环境里她们作不了主，但在“小气候”中他们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但明显的是，李碧华希望能超越于单纯的“女性”的写作，她并没有完全告弃作品中的性角色，但她会易地而处，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两性关系的存在状态。她明白其中的艰难，却又为重建被打碎之后的两性关系寻找新的可能。也许女权主义者会对男性作出种种指控，极端的甚至有一个完全公平、完全开放的世界。重建是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事业。所以，李碧华用一个个从历史烟云中挖掘出来的，带着传说甚或是寓言色彩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既父权制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漠视和背叛，又对女性固有的缺陷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似乎是对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的一种社会学预测。
李碧华的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大都是由剧本转化过来的，运笔较为平实，戏剧情的冲突多见，而心理描绘较少。语言中自嘲与讽刺的成份较浓，反而减弱了本身应有的 永，特别是早期的作品，文字之结屈聱牙，或多或少影响了她的读者绿，大抵相当一部份年情读者，是宁愿去看她所编剧的电影而不去看她的同名小说的。
她本人十分相信轮回或鬼神那些事情，“色”与“空”常常成为她小说中矛盾冲突的根源。《诱僧》之类的题材，接二连二地出现在她笔下。奇异的情景，荒诞的情节，不寻常人物，反道的情欲，固然给人一种强列的诡异的美，令人把不已，但把人世间不可回避的问题幻化成恣意的想像，模糊的情结，也未免过于虚无。
拥有“自己的天空”，是每一个作家都渴望的一种境界。李碧华无疑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虽然她所写出的故事都还是些未能进入“大历史”和“大空间”悲观，但这些“小历史”与“小空间”的文化文本在边缘的缝隙之处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庶几也可以代表了香港人身处边缘却创造了另一种历史格局的独特经验？
（摘自《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