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B.怀特作品集
《巴黎评论》：太多的评论家将一个作家的成功归结于拥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您能谈谈您自己在弗农山庄的童年生活吗？
E.B.怀特：我小时候感到过害怕但是并没有经历不幸。我的父母慈祥善良。我们是个大家子（六个孩子），组成一个自己的小型王国。没有人来我们家吃晚饭。我父亲正统保守，事业有成，工作勤奋，也常忧心忡忡。我母亲慈祥、勤劳、孤僻。我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位于绿化很好的郊区，有后院、马圈和葡萄棚。除了自信我什么都不缺。我也没受过什么苦，除了童年时人人都会经历的恐惧：害怕黑暗，害怕未来，在缅因州的一条湖上度过一个暑假之后害怕又要回到学校，害怕上讲台，害怕学校地下室里的卫生间，那里的石板小便池水流不止，害怕对于我应该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小的时候对花粉和灰尘过敏，现在也还是。这种过敏，也许就像某些评论家指出的，有助于促成一个不幸的童年。如果是这样，我也是毫无知觉的。也许受到惊吓或者对花粉过敏都不无好处——我不知道。
《巴黎评论》：您是多大的时候知道自己要从事文学这一行的？是因为某个特殊的事件，或者某个时刻吗？
怀特：我从来都没有肯定地知道我要专事文学这一行。我稍有把握觉得自己不妨尝试一下写作时已经有二十七八岁了。当时我已经写了不少东西，但是我对自己有没有能力让写的东西派上用场却缺乏信心。一年夏天我出国，回纽约后发现我的公寓里堆了很多邮件。我拿了信，也没打开就去了一个十四大街上的儿童餐厅，我在那里点了晚饭，然后就开始拆信。其中一个信封里掉出两三张支票，是《纽约客》寄来的。我想大概总共不到一百美元，但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现在仍然记得那种“这就对了”的感觉——我终于也是个专业作家了。那种感觉很好，那顿晚饭也吃得很愉快。
《巴黎评论》：您最早被《纽约客》录用的都是些什么文章？您是自己附信投稿还是通过经纪人投稿？
怀特：是一些短篇速写——即罗斯 所谓的“随笔”。其中一篇我想题目是“一流导航”（The Swell Steerage），是关于当时跨大西洋游轮上新的团体二等舱的。我投稿从没有附带自荐信或者通过经纪人。我过去常把手稿放在信封里，再附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以备退稿用。这对我来说是高度的原则问题：我相信完美的拒绝法则。我从没有用过经纪人，我不喜欢经过经纪人修饰的手稿模样，加上封面封底，用铜夹子一夹。（我现在有一个经纪人主要负责类似剧本改编和翻译版本之类我搞不清的事情。）
《纽约客》上发表的早期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请自来，是意料之外的稿源。这些稿件或者是邮寄的，或者干脆是被作者夹在胳膊下面送进来的。奥哈拉 的“下午的特尔斐人”（Afternoon Delphians)就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纽约客》有几年一度平均每年发表五十个新作者的作品。我觉得有些杂志拒绝发表非邀约稿件是懒惰、故步自封、狂妄自大的表现。我是说发行量很大的这一类杂志。科技类杂志如果要求作者是知根知底的行家那尚且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我是出版商，我就不愿意发行一本不能全面关注所有事件的杂志。
《巴黎评论》：但是《纽约客》致力于发表当时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了吗？像海明威，福克纳，道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米勒，劳伦斯，乔伊斯，伍尔芙这些人？
怀特：对于任何能交出一份好稿子的作家，《纽约客》都有兴趣发表他的作品。《纽约客》通读所有投递的稿件。《纽约客》登场的时候海明威、福克纳这些人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如果能发表这些作家的作品，杂志本身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它付不起他们的稿费，而且主要是这些人并没有投稿。他们把稿子卖给《星期天晚报》以及其它阔绰的出版社，总的来说对于规模小、稿酬低的新出炉的周刊他们是不大有兴趣投稿的。而且我的想法是这些作家中有一些对于《纽约客》的调侃风格并不欣赏。罗斯并不急于发表大腕级人物的作品；他对于挖掘新的尚未被发现的有才华的人更感兴趣，像海伦·霍金森和詹姆斯·瑟伯 这些人。我们的确发表了一些伍尔芙的东西 —— “惟死者识布鲁克林”（Only the Dead Know Brooklyn）就是一篇。我肯定我们还发表了一些菲茨杰拉德的东西。但是罗斯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去网罗“出头”作家。他搜寻的是那些需要翻石倒砖才能找到的作家。
《巴黎评论》：《纽约客》拒绝一个熟客的稿件是什么样一个程序呢？由罗斯出面吗？
怀特：《纽约客》拒绝一个熟客跟拒绝一个生客的稿件是完全一样的态度。就是退稿而已，通常由负责这个作者的编辑出面。罗斯不直接跟作家和艺术家交涉，只有一些早年认识的老朋友是例外。他甚至都不愿跟沃考特 打交道 —— 罗斯觉得他太难相处，有些小题大做。罗斯不喜欢退稿，也不喜欢解雇人手 —— 这两件难事他都尽量推给别人去做。
《巴黎评论》：小团体间的宿怨会威胁杂志本身吗？
怀特：宿怨不会威胁《纽约客》。我记得的惟一一桩《纽约客》的宿怨是编辑部和广告部之间的不睦。很大程度上是个一边倒事件，编辑部会时不时地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向敌对阵营里扔一个手榴弹，警告他们靠边站。罗斯铁了心不让他的杂志被广告部的小子们左右。就我所知他是成功的。
《巴黎评论》：您是什么时候搬去纽约的？在加入《纽约客》之前您都干过什么工作？您是阿尔冈昆团体（the Algonquin group）的成员吗？
怀特：1921年我大学毕业后就去纽约工作，但没有住在纽约。我住在佛农父母家里，每天坐车去上班。七个月里我换了三个工作 —— 先是联合出版社，然后是跟着一个叫维特的搞公共关系的人干，再后来是美国新闻社。三个工作我没一个喜欢的，1922年春天我和一个大学同学哈佛·库什曼坐着一辆T系列的福特车向西走，既是寻求发展，也是为了远离我不喜欢的东西。六个月后我到达西雅图，在那里我当了一年《时代周刊》的《巴黎评论》，坐一艘货船去了趟阿拉斯加，然后又回到纽约。这次回去后我干起了广告这一行，在西门纽曼克广告公司（Frank Seaman & Co. J.H.Newmark）。二十年代中期我搬进了西十三街112号公寓，一共有三个室友，都是在康奈尔的大学同学：布克·亚当姆斯，谷斯塔夫·篓布兰诺和米奇尔·盖尔布里兹。房租是110美元一个月。除以四就是27.5美元，这是我能负担的数目。当时我交往的朋友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另外还有彼特·维什，罗素·罗德，乔·塞耶斯，弗兰克·沙利文 （他年长很多，更成熟，但是我认识了他，也挺喜欢他），詹姆斯·索伯，等等。我从来都不是阿尔冈昆的成员。加入《纽约客》之后我在圆桌边上吃过一顿中饭，但是我并不喜欢，和大人物在一起我感觉很尴尬。我跟本奇利 、布龙 、多罗西·帕克 还有沃考特始终都不算熟。我不认识唐纳德·马奎斯 及瑞戈德·拉德纳 ，这两人我都很钦佩。我当时相对年纪比较小。
《巴黎评论》：您年轻时是个读书狂吗？
怀特：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读书狂，事实上我这一辈子读书很少。跟读书比起来有太多其它事情是我更想做的。我年轻时读动物故事 —— 威廉·朗和恩内斯特·汤普森。我读了很多关于小船航行的书 —— 这些书虽然没什么价值但是就是让我着迷。二十年代我读报纸专栏：F.P.A.，克里斯托夫·莫里，唐纳德·马奎斯。我试着投稿，也发表了一些东西。（小时候我是圣尼古拉会的成员，那里是我文学事业的辉煌起点，身上挂满了金银徽章。）我的读书习惯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变的只有我的视力。我不喜欢在家里待着，一有机会就往外跑。要读书就得坐下来，一般都是在室内的。我是不安分的人，宁愿扬帆起航不愿啃书本。我从来都没有过非常强烈的文学好奇心，有时候我感觉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搞文学的人。除了我以写作为生这一事实。
《巴黎评论》：亲近自然对您来说一直很重要。这与《纽约客》的都市化格调及它早期的一些文章似乎是相矛盾的。
怀特：没有矛盾可言。纽约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我爱这个城市，我爱这个国家，且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城市是国家的一部分。我曾住在东四十八街上的一个公寓里，当时一到迁徙季节，后院里的鸟比我在缅因州看到过的多得多。春天或者秋天，我走到阳台上就看到隐士夜鸫在麦克沃耶的院子里啄食。也可能是白喉带鹀，棕鸫，松鸦，戴菊鸟。约翰·奇兰报道过大纽约区内动植物的丰富物种。
但也不光是鸟和动物。城市的风景是一道让我着迷的奇观。人就是动物，城市里充满了披挂着奇奇怪怪毛羽的人，在维护他们的领地权，在为了晚饭掘地三尺。
《巴黎评论》：虽说您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搞文学的人”，您在过去十年里有没有读过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书呢？
怀特：我敬佩任何有勇气写东西的人。至于出版物，我没有谈论的资格。在我应该读书的时候，我几乎总是在做一些别的什么事情。我从没有读过乔伊斯以及很多其他改变了文学面貌的大作家，这对我来说是件颇让人尴尬的事。前天晚上我一眼扫到《尤里西斯》就拿起来想看看。我只读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我就走人了。作者是天才并不足以让我看完一本书。但是我拿到像温德尔·布莱德利写的《他们因风而活》（They Live by the Wind）这样的书我就会被牢牢地粘在椅子上。因为布莱德利写的是一直让我迷恋（和亢奋）的东西 —— 帆船。而且他写得很好。
瑞秋·卡森 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给我印象很深。人类是生存还是毁灭也许就由这本书决定了。我读纳伯科夫的《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时很喜欢这书 —— 记忆的感觉就是那样的。
《巴黎评论》：您对别的艺术形式有什么特别兴趣吗？
怀特：我对于任何别的艺术形式都没有兴趣。无论音乐还是美术还是雕塑还是跳舞我都一无所知。要是让我看芭蕾舞，我宁愿看一场马戏或者球类比赛。
《巴黎评论》：您能够边听音乐边做事吗，或者说一心二用？
怀特：我工作的时候从不听音乐。我没有那种注意力，而且我也不喜欢。相反如果是一般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倒是不会打扰我正常工作。我的房子有个起居室，是进行大小事务的中心场所：它是通往地窖、厨房和橱柜（我家电话住在橱柜里）的必经之地。起居室里总是人来人往。但那个房间很亮堂，让人心情开朗，我常在那里写作，对身边热闹的狂欢节可以置若罔闻。一个在我放打字机的桌子下面推地毯清洁器的姑娘从不会让我感到什么特别的烦躁，我也没为此停止写作思路，除非这个姑娘特别美或者动作特别笨。感谢上帝我的妻子从来没怎么保护过我，听说很多作家的妻子对她们的丈夫都很有保护欲。结果我家的成员对于我是个舞文弄墨的人这一点从来没放在心上 —— 他们就是想吵就吵，想闹就闹。如果我受不了，我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一个等待理想写作环境的作家临死也写不了一个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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