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蒙德·卡佛作品集
作者：斯蒂芬·金
译者：greentea
雷蒙德·卡佛无疑是20世纪后半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在Carol Sklenicka无所不包有时读着也有些累的传记里很早就登场了——3、4岁时他被用皮带栓住。“恩，我当然要用皮带栓着他了。”他的妈妈艾拉·卡佛在书的后半部里说——这话听上去并没有什么讽刺意味。
卡佛夫人也许是对的。作为一个住在自己小说里的迷惘的中下层醉鬼，卡佛好像从来也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里。我时常想起来Peter Straub在 “Ghost Story”里的话；“那个人只是开着车，被美国底层女人们上演的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分着神。”
1938年出生在Oregon后不久，卡佛便随家人搬到了Yakima, Wash。1956年卡佛一家又搬到Chester, Calif。一年后，卡佛和一群朋友在墨西哥狂饮。之后，卡佛更加漂泊不定：Paradise, Calif.; Chico, Calif.; Iowa City, Sacramento, Palo Alto, Tel Aviv, San Jose, Santa Cruz, Cupertino, Humboldt County . . .我们只能追溯到1977，一年后，卡佛停止了酗酒。
早年不停地东奔西跑时，他带着孩子还有一直受折磨的妻子玛丽安这个在Sklenicka传记里最不起眼的女主角。玛丽安在卡佛身后，就像老爷车保险杠上栓着的破易拉罐，哪个头脑正常的汽车经销商都不会打她的主意。无怪乎朋友们戏称他为流浪狗。或许是因为他妈妈当初带他去Yakima市中心时还要用皮带栓着他。
尽管卡佛才华横溢，但他也是个无可救药，见什么喝什么的酒鬼。刚喝完上一杯，就开始喝下一杯了。戒酒协会很早就知道，像卡佛这样的酒鬼是地理疗法最佳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拒绝承认如果你把一个神志不清的醉鬼放到加州的飞机上，他可能会在芝加哥下飞机。或者Iowa。或者墨西哥。
一直到1977年中之前，雷蒙德·卡佛一直神志不清。在Iowa作家讲习班上课的时候，他和John Cheever成了酒友。“我和他就是喝酒。”卡佛在1973年秋季学期里这样说道，“我想我俩的打字机，谁的罩子都没取下来过。” Cheever没有车，他们每周两次去喝酒都由卡佛开车。他们喜欢在酒保就要打烊前赶到酒馆。Cheever在日志里写道，卡佛是个“特别好的人”。可他还是特别不负责任的酒鬼，经常赊账，尽管他也知道遇到他这样吃了就走人的顾客只能让服务员自己垫钱。别忘了，他自己就是靠妻子端盘子来养活的。
在早年，是玛丽安·伯克·卡佛挣钱养家，而雷则是喝酒、钓鱼、去学校，写短篇小说，惹得一个代评论家和老师都将他的小说错误地归类为“极简抽象主义”或者 “肮脏现实主义”。有才华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定之道（正如美国图书馆里“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所证明的），但那些能写出既有深度又有神秘感作品的人通常本人是非常无趣的。
玛丽安·伯克遇到了她一生的爱——或者说是她的报应；卡佛看似两者都是——1955年，在Union Gap, Wash的Spudnut Shop里当售货员的玛丽安只有14岁。1957年她和卡佛结婚时只有17岁零两个月，还怀了孕。不到18岁，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在后来的25年里，她一直挣钱供养着雷。她做过鸡尾酒女招待、餐馆侍女，卖过百科全书，也当过老师。结婚最初的几年，她还干了两个星期包装水果的活儿，用挣来的钱为卡佛买了第一台打字机。
她很漂亮；而他却很粗大、有占有欲，有时还很暴力。对卡佛来说，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忠而原谅她的出轨。1975年，玛丽安在一次晚宴上“在酒精作用下挑逗”了谁——这次，卡佛的醉酒达到了顶峰——他用酒瓶底打了她的额头，伤了她耳边的动脉，差点要了她的命。“他需要‘自由的错觉’，” Sklenicka写道，“但却不能容忍她与另一个男人有染。”这是Sklenicka在传记里向这位养活着卡佛并一直爱着她的女人表现出的仅有的几处同情。
尽管Sklenicka表现出对作家卡佛的敬意，也显然理解酒精对他生活的影响，但在谈到卡佛的酗酒以及不知感恩的（且不说有时是危险的）丈夫这一面，她却几乎不置可否。她引用了作家Diane Smith (“Letters From Yellowstone”)的话；“那就是一代坏男人”，就此了之。她引用玛丽安称自己是“文学作品中的灰姑娘，为了卡佛的事业而过着流亡的生活”。写到此处的第一任卡佛夫人不过是个怨妇，而不是卡佛忠诚的保卫者，而她无疑是。雷和玛丽安结婚25年，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卡佛写下了大量作品。而他和诗人苔丝·卡拉格（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女人）在一起时，创作量还不到一半。
但是，卡拉格却享受到了卡佛清醒的时光（他在两人相爱一年后便停止了酗酒），而且还有卡佛的财政收入。在离婚时，玛丽安的律师说——这既让我不快，也减少了我在读卡佛小说时的愉悦——没有一个正式的法院裁决，玛丽安·伯克·卡佛离婚后的生活就会像“一袋子打不开任何门的把手”。
玛丽安的回答是，“雷说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钱，我相信他。”卡佛一直履行着诺言，虽然没少了抱怨。当他1988年去世时，这个提供给他经济支持的女人发现，她未能分享到卡佛畅销小说带来的滚滚财源。卡佛去世时，光存款就有215,000美元；玛丽安拿到了10,000美元。卡佛的母亲得到的就更少，78岁时，她住在Sacramento的公共住房中，靠在一所小学校里当“奶奶级助手”勉强维生。Sklenicka并未说卡佛对母亲和前妻不好，但我却要这样说。
Sklenicka传记里最有价值的是对卡佛写作历史的记述，特别是在他遇到自诩为“小说船长”的编辑戈登·Lish以后。哪位读者不相信Lish对“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里的小说有着不良影响的读者，看完Sklenicka对于两人问题颇多而又恶劣的关系的记述后，就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些还不相信的人，可以去读读“Beginners”里的类似小说，现在这些都收入了容易携带，而又早该出版的“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
1972年，Lish修改了卡佛第二篇刊登在Esquire上的小说的标题——他做了大改——从“Are These Actual Miles?”（有趣且有神秘感）改为“What Is It?”（乏味）。当时卡佛很想顺利出版，便接受了这样的改动。玛丽安说他“就像妓女一样向权威卖身”。John Gardner曾经对卡佛说文字编辑是不容商量的。卡佛也许接受了这个观点——很多作家都乐于屈从于编辑——但Lish的改动太大也太过了。卡佛辩解说：“为在主要杂志上出版而作出妥协是值得的。”Lish要下类似重手改动Leonard Gardner（他要写Fat City）未能成功，但却在卡佛这里成功了。这不是个好兆头。
戈登·Lish是一个好编辑吗？毫无疑问是。Curtis Johnson是一位教材编辑，他将Lish介绍给卡佛，并称Lish“对小说的品味绝对可靠”。但正如玛丽安所担心的，至少在雷·卡佛这里——Lish是发现多余培养。在卡佛身上，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许他感觉到了卡佛的主要弱点（“取悦于人”，成功戒酒的人所用的词。）也许他对卡佛的小说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认为卡佛的人物“极其缺乏技巧”，还说“明显的行文拙劣，而卡佛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仍然沾了卡佛成功的光。据说Lish曾宣称卡佛是“他的奴才”，而在“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1976，卡佛的第一本小说集)的封底腰带上，印着的不是卡佛的照片，而是戈登·Lish的名字。
对于卡佛第三本书“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1981)的改动，Sklenicka的描写细致且令人心碎。她写道有三个版本：A,B和C。A版是卡佛交来的稿子。题目是“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B版是Lish最初退给卡佛的稿子。他将小说“Beginners”的题目改为“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并成为该书的新书名。尽管卡佛并不愿意，但还是在1980年签了约（没请代理）。很快，C版——很多读者知道的版本——到了卡佛的桌子上。B和C的差别“让他吃了一惊”。“他要求Lish改回来，” Sklenicka写道，“他没想到Lish会如此乱施刀斧。”卡佛对自己并不自信，他终止了20年的酗酒史后，只有三年是清醒的。对于Lish改动自己的书，他给Lish去了信，既卑躬屈膝（“你是个奇迹，是个天才”）也直接要求改回B版，但都未能成功。据Tess Gallagher说，Lish在电话里拒绝改回以前的版本，而且卡佛就算什么也不懂，他也知道Lish掌握着“出版大权”。
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是 “Raymond Carver: A Writer’s Life”令人心动之处。每个作家也许都会猜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做。我当然会想；在1973年，当我的第一本小说被接受出版时，也是类似的情形：年轻，酗酒，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在晚上写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熬出头。出头之日来了，但在读到Sklenicka传记之前，我想到的都是双日出版公司给“Carrie”的$2,500预付金。现在，我意识到要是碰到戈登·Lish做我的编辑，可能什么都拿不到。
只要稍微看看“Beginners”里的小说，再看看“What We Talk About”，就会发现明显的改变：“Beginners”里有着大段大段翔实的叙述，中间穿插着对话；而 “What We Talk About”里则有着大段的空白，有些小说（比如“After the Denim”）就好像James Patterson小说里的章节。在很多时候，不应让编辑改动自己作品的问题困扰着卡佛的小说。在这个问题上，Sklenicka不愿或者无法代表玛丽安表达自己的愤怒，称Lish对卡佛作品的编辑是“篡夺”。他将自己的文风强加于卡佛，而卡佛的作品被称为“极简抽象主义”其实是Lish的事。“戈登……以为自己全知全能。” Curtis Johnson说道，“这是非常有害的。”
Sklenicka对很多改动进行了分析，但聪明的读者可以去读“Collected Stories”，自己做出判断。两个最令人沮丧的例子是“If It Please You” (“After the Denim” in “What We Talk About”) 和“A Small, Good Thing” (“The Bath” in “What We Talk About”)。
在“If It Please You”中，James 和Edith Packer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他们去当地的宾戈游戏场，却发现以前常去的地方被一对年轻的嬉皮情侣占据了。更糟糕的是，James发现那个年轻人在作弊（他本人没赢钱，是他女朋友赢了钱）。当天晚上，Edith悄悄告诉丈夫她“身上有污迹”。后来回家时，Edith告诉丈夫血流得更多了，必须第二天去看大夫。躺在床上，James祈祷起来（这是他和作者卡佛在每天的戒酒者见面会上学到的生存技能），一开始他很犹豫，然后便“开始大声且真诚地祈祷起来……他为Edith祈祷，希望她能平安无事。”但是祈祷并没有使他轻松，直到他把那对嬉皮情侣也加入到自己的冥想中，之前的痛苦才被丢在了一边。小说在一线希望中结束：“‘如果这能够让你愉快，’他在为所有人（包括生者和死者）重新祈祷时说道。”在被Lish修改过的版本里，没有了祈祷一节也就没有了顿悟——有的只是焦急而愤怒的丈夫在游戏后告诉被惹恼的嬉皮们在“牛仔裤之后”还可以追求什么。这是完全的改写，是一种欺骗。
而“The Bath” (Lish编辑版)和 “A Small, Good Thing”（卡佛原创版）之间的区别更加不可接受。儿子生日时，Scotty的母亲订了一个最后谁也没有吃到的蛋糕。Scotty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了车，陷入昏迷之中。在两个版本中，面包师都在孩子躺在医院里快要死去时，给孩子父母打了催债电话。Lish的面包师是个邪恶的角色，象征着死亡的不可避免。我们听到他最后还在电话里催讨蛋糕钱。而在卡佛的版本里，这对夫妻——他们是真实的人物而不只是影子——去了面包师那里，而面包师在了解情况后，为自己无意的冷漠道了歉。他给丧子的父母端上了咖啡和热面包圈。三人在一起吃东西谈话，直到第二天早上。“在这种时候，吃东西是一件很小但是很美好的事。”面包师说道。这一版本里有了一种令人欣慰的平衡感，是被Lish删节后的小说所缺乏的，而这正是更加重要的：卡佛版本里有情。
“Lish能够……把雪堆弄成雪人”，Sklenicka这样评价Lish版卡佛小说，而这并不是比喻。她在谈到Lish改动“They’re Not Your Husband” (in “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中的一段时，指出Lish的改动“使得两个人物都更加卑鄙、粗俗，并且被削弱了。”卡佛自己则说得最好。“The Fling”的主人公最后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没有爱也没有安慰可以送给自己的父亲。他对自己说：“我只有一张平整的脸，内心一无所有，唯有空虚。”这就是Lish将卡佛小说改动后呈现给世界的问题所在，也同时使得Sklenicka的传记以及“Collected Stories”受到欢迎并成为还原真实的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