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治·奥威尔作品集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只要他们（工人民兵）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八章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反映的西班牙革命战争，使人内心震撼并且印象深刻的却并非千百个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而是乔治·奥威尔及其战友们对战斗的渴望与对死亡的平静。
——————一名左翼读者，由衷的读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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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由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悲剧的见证者所写的亲历记。一旦读过这本书——假如你相信或同情某种平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你将终身难忘。
我曾经从吴季那里大略了解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录入上传了第五章，见先驱社网页http://xinmiao.hk.st/trad/theory1.htm），但当我从省图书馆的公开书架上借到它时，仍有些吃惊。要知道，这位著名的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开始（这正是他思想转变的开始）就努力尝试着在对所谓“（斯大林式）苏联神话”的批判中重树共产主义传统——民主自由、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等。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揭露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事实令人吃惊：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战争，被描述为反法西斯、捍卫民族独立与民主共和国的战争，然而西班牙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却被掩藏了——被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党人故意掩藏了。这些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的共产党当权派，通过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不但公然鼓动反革命舆论，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缴工人民兵的械——向革命无产者发动内战（从1936年晚些时候开始，以1937年五月巷战为顶峰）。最后——苏联官僚集团通过特务机关（格柏乌）与典型的资产阶级警察（即有特权的、自治的、全能的警察）——大肆逮捕、监禁、枪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革命者。有必要指出，书名中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革命的最前沿地区，它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以工商业大城巴塞罗那为中心，作者在西班牙革命战争中的全部经历就集中在这里。
很荣幸，我是作为与奥威尔志同道合者来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因而，强烈的思想共鸣令异时空的读者我激荡不已。对于那些鄙薄、耻谈政治纷争的“清流”或者所谓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我感到很不爽，因为它们荒唐而虚伪。对于这本书有一些庸俗评论，例如一位叫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评论者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他（奥威尔）对那些为共同尊严而牺牲的人们的追颂”，本书中文校译者李锋胡说此书的极大震撼力在于奥威尔对“最根本问题——人性——的展现和探讨”，在我看来，这些莫名其妙的评论只是在贬低这部著作。哪里有什么共同尊严？在袖手旁观的欧美帝国主义、扼杀革命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和苏联专权官僚、敌视革命的西班牙资产者与拥护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之间，哪里有什么共同尊严？至于人性，则以阶级斗争进程中的具体选择为前提，抽象的“天然”的人性根本不存在，偶尔的“例外”——例如第14章中那位深深同情革命的人民军军官——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人性的普遍具体性（何况那位军官对于被囚禁的革命者也只是爱莫能助）。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奥威尔对“西班牙人”这种似乎一般性的群体的颂扬，实际上是对以具体当时的西班牙大革命中的——西班牙无产大众的颂扬；奥威尔多次流露出对有钱有势的西班牙资产者的轻蔑和不满；而他之所以要将西班牙无产大众一般化地称之为“西班牙人”，只不过是一种迎合大众语言习惯的文字处理（奥威尔正是这么想的，他在另一文章《我为何而写作》中谈到了他试图用“以一定的超脱心态”来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而他的真正立场，毫无疑问是拥护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若不理解奥威尔对西班牙革命的推崇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憧憬，若还以为奥威尔仍停留在“为民主而战”“为共同尊严而战”的价值观上，你就根本无法理解奥威尔为何以至于要把对西班牙当时最为革命的地区的致敬作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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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莫斯科官僚与共产党人在西班牙革命战争的罪行，捍卫工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尊严，这是共产主义者对七十年前的那场大悲剧的良好纪念，也是我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得到的一大启示。然而，如果仅仅由那些可耻的大规模公开迫害而认定西班牙革命是一场大悲剧，则看得太肤浅。1936—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战争之所以是大悲剧，而且算得上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悲剧，在于西班牙革命内在的深刻与宽广之令人惊叹，而革命的被叛卖和被窒息又是何等显明。
难道不是吗？在1936年7月到1937年5月，几百万西班牙工人把自己武装起来，成为反对佛朗哥的主力，他们将城市产业与交通工具集体化，并建立起苏维埃工人政权的雏形——遍地开花的地方委员会；武装工人把地主赶跑，将土地公有化，因而得到了占国民十分之七的贫困农民的支持。社会变革不仅是一夜间废除了地主和老板的私有产权，而且还在工人民兵与工人管理社会的实验中逐渐酝酿着民主平等的新社会风气乃至集体主义价值观。然而，革命工人的政治部分——无政府派、社会党左翼和POUM领导们，却始终不肯提出鲜明的工人政权纲领，反而眷恋在守卫旧秩序的人民阵线政府里（直到它们一个个被陆续踢出去）。结果，革命的游兵散勇如无首的群龙，在过于漫长的十个月里（而对于革命来说，一天等于十年！）空耗了巨大的革命热量。这真是一场令人扼腕痛惜的革命大悲剧。西班牙革命最终葬送在斯大林集团和法西斯匪军的屠刀下，不是因为屠夫的凶残，更不是因为革命无产者的软弱，而是因为革命的政治性的内疾。
对西班牙革命战争的历史政治分析由于其重要性和复杂性，需要另辟专篇。在这里，我则想重点评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核心主题——我所认为的核心主题：对工人革命这个大气候中的无产者的观照与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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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传统地认为奥威尔——这位战士作家试图以慷慨激昂的“革命陈词”歌颂革命或认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一部悲壮高调的史诗。那你就错了。这本书，从头到尾是以一个自然而又善良的世俗人的视角来看待革命与革命中的所有人，这是一种坦率的、鲜活的叙事风格，它让你觉得很真实，平易近人——尽管作者是七十年前的英国人，他所写的是西班牙革命，然而奥威尔笔下的一切却真切得仿佛与我们这些中文读者近在咫尺。奥威尔经历了西班牙革命所发生的那种思想转变历程，你甚至觉得你能触摸到它，对之阅读仿佛就是在聆听他在你面前讲述。这是一种真正的经典的现实主义。然而不止于此。作为一个亲自上前线、见证了西班牙战火的战士，奥威尔的叙述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与诙谐，生与死的界线在他笔下仿佛变得模糊了；在他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友中，枪击甚至成为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异常惨烈的西班牙革命战争处处都发生着流血牺牲，“在各地的革命中心，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战死于大街小巷”（五，P42）。然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反映的西班牙革命战争，使人内心震撼并且印象深刻的却并非千百个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而是乔治·奥威尔及其战友们对战斗的渴望与对死亡的平静。当奥威尔中弹负伤（子弹打中喉咙！）时，在忠实地记忆痛苦和怨恨之余，他却还暗自赞叹敌兵枪法一流。1937年春夏，所有前线民兵都在抱怨为什么不进攻，而在和平时期的居民看来这似乎不可理喻。实际上这些民兵都是穷苦人的儿女，他们并非被强征入伍，而是自愿赴沙场；何况没有任何强制纪律约束他们。可真正的逃兵寥寥无几。显然，这只能解释为对革命的高度觉悟在起作用。甚至当POUM的战士乔治·柯普被监禁在肮脏龌龊的地牢里时，他竟然还“高兴地说”：“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十四，P178）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涉及的所有英勇的工人民兵中，有西班牙人，有英国人，有比利时人，还有德国、意大利人，因而根本不可想象将视死如归的气质归结为某一国人的“特殊品性”或某一种特殊的性格；也并非奥威尔自己想当然地认为的“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十二，P153）——在通常情况下，人的不顾一切的求生本能恰好往往占上风。而上述那些战斗激情与不怕死的精神，是大革命环境下的社会意识，每一个站在、乃至倾向工人阶级立场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它所浸染。显然，民主共和国战胜佛朗哥更有利于劳动群众，特别是渴望赶跑旧地主的农民。但从本质上看，“对工人，即城镇无产者来说，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回事”（十二，P149），这一点奥威尔看得很清楚。
另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感受可以概称为革命的真实性，这最集中地反映在奥威尔在工人民兵中的种种经历和见闻中，了解这一点很有意思。历史性的隔膜、传统的党国教化以及也许是某种精英式文化偏见——使我们形成对革命的抽象的、单纯的、脸谱化的认识，以为革命者都是高大洁净的圣贤，以为革命中的事物是至善至美的圣物，以为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一些史诗般的伟大人物所领导的光芒万丈的庄严仪式。实际如何呢？社会革命的确伟大，成千上万的奴隶闯进统治社会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意义非凡，然而革命意义不等于革命本身。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这一切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和关切心：革命的突发性与临时性——从巴塞罗那的穷街陋巷里招募民兵，而大多是十六七岁的热情的男孩子，他们的衣着参差不齐，极度缺乏实战训练以至于频频误伤自己人，但这种临时性质却由于某种伟力（似乎可认为是群众运动的壮阔波澜）而不减损革命本身的威力——“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五，P42）。革命席卷了旧社会，因而也裹挟了旧社会的种种偏见乃至恶习与污秽，这又不能不迫使人们产生某种反感甚至怀旧情绪——革命工人阶级的兵营以及工人占领的建筑里，到处是肮脏的垃圾与腐烂的食物，对面包的浪费令人深感惋惜和厌恶；在前线，年轻的工人民兵把“同性恋”当作一种骂人的词，显出他们思想陈腐落后的一面；对伤病员的盗窃劫掠竟然被习惯化，令人既不适又无奈；奥威尔诚实地写道：“有时，当你看到民兵们对待夺取到手的建筑物的那种方式，会让你对以前的法西斯所有者产生一种短暂的同情感。在拉格拉尼亚，每一间没派上用场的房间都成为随意方便之处——一种可怕而混乱不堪的场所，其中充满了被打碎的家具和排泄物。在与之毗邻的小教堂，墙壁上布满了弹孔，地板上的粪便厚达数英寸。在厨师用勺子分配食物的大庭院里，随手乱扔的锈罐头盒、泥土、骡子的粪便、腐败的食物之类遍地都是，令人厌恶”（六，P64）。我想，我们——包括奥威尔这样去如实地记述革命，是不是同时造成了对革命理想主义的一种价值观上的贬损或破坏？我认为，如果说有贬低，也只是贬低了那种单纯可笑的革命神化观所反映的“革命”形象。在完美性方面，社会革命可以类比人生：人正因为带着破碎与痛苦的怀念才可能成长并坚强起来，尽管每个人都有过可笑的幼稚阶段；革命更是如此，尤其是使社会根本解放的那种大革命（例如十月革命、西班牙革命），它必然伴随着社会分娩的阵痛——甚至于旧秩序的渣滓暂时构成造反奴隶们的部分面貌。我相信这些甚至可以使真正的革命者也不禁暂时困惑踌躇。然而，这就是真实的社会革命。小宝宝要学会走路，终究得靠自己，虽然迈出去的第一步往往是那样笨拙好笑。底层奴隶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不能指望理想主义者的天才设计和包办，虽然他们开始自主新生活的第一天是那样混乱甚至粗俗。只有在亲自战胜毒素和病痛后，第一批免疫蛋白才能诞生。只有对革命的诚实而坦率地回顾，而不是虚幻美妙的讴歌与描绘，才能鼓舞、鞭策无产大众为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而放手实践。说来仍觉得奇怪，当我读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革命的那种真切而又多少陌生的记述时，我总是既惊喜又感动。
我感觉到，奥威尔的谐趣幽默根源于对革命的诚实观照，而革命本身就具有喜剧性。由青春期的穷孩子们组成的民兵百人队，“他们的样子活像一帮土匪”（二，P15）；刚开始，奥威尔领导着一支12人的小分队，这些“坏小子们”，“你只有把他们从防空壕里拖出来才能把他们弄醒，然后就在你转过身来的一刹那，他们便离开岗哨，重新溜进了防空壕。有时候，尽管天寒地冻冷得可怕，他们竟然也能斜靠着战壕壁酣然入睡”（三，P22）。这些也许使对革命的天真幻想落空，但又的确让人在忍不住发笑之余，会若有所思。在战斗前线，民兵有计划地运用扩音器对敌方发动宣传战，甚至呼喊政治口号：“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以此瓦解敌军中的下层官兵的士气。不过也使人确信法西斯逃兵越来越多的原因与这种特殊战术有关。这使人佩服革命兵民的基层智慧与首创性，也增进了西班牙革命战争的喜剧色彩（第四章）。
西班牙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悲剧，其发展水平堪比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但是刽子手、教唆犯和一众包庇罪恶的帮凶却直接地导致大革命的死亡。西班牙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喜剧，它把千千万万卑微粗陋的底层生活呈现在其所处时代的顶峰，革命的草创、颠簸与不协调令人忍俊不禁，它所昭示的历史前途又如此令人激动欣喜。
至此，我们应不难理解乔治·奥威尔何以说：“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八，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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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谈谈对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政治部分的看法。
很明显，第五章和第十一章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政治分析，据奥威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曾有评论家指责他塞入了两章评论，“把本来不错的一本书变成了新闻报道”（奥威尔《我为何写作》，1946）。奥威尔料到了这一点，在第五章开头，他故意写道：“如果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毫无兴趣，请跳过这些内容不读”（五，P39），在第十章的末尾他又写了类似的话（十，P123）。我前面已揭露过那些耻谈政治的虚伪庸人了，这里就不多费篇幅了。值得关注的倒是奥威尔的态度，他的态度正表明他知道他的读者主要是些小资品位的人，而且他有意但又委婉地关照这些人，让我说得更明白些吧，奥威尔试图迎合一种似乎可称为“大众性”的有产文化偏见。如果你略带一些思考来阅读，会发现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充满了这种迎合的努力——我前面提到的奥威尔多次用“西班牙人”这种阶级性模糊的词来代称西班牙无产大众就是小小的一例。奥威尔的写作动机很显然——如果不被他拐弯抹角的掩饰所迷惑（他在书中末尾写道：“请注意我的派别身份，请注意我在事实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由于我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实难免以偏概全”）——奥威尔试图通过这部亲历记让人相信他所揭示的关于西班牙革命战争的一切。这种写作意图与人们对作家这一社会身份的传统理解是一致的——最一般地看，作家的使命就是创作一些受人欢迎的作品，作家这一身份的具体利益在于争取尽量多的读者。正由于此，《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那种直率而诙谐的风格尽管令人喜爱，但是全书充满的那种迎合有产偏见的风格——那种试图劝说人的姿态，却总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即使在一本书中，你也能捕捉到两个奥威尔——作家奥威尔与战士奥威尔的文化差距，相对而言，我更崇敬作为战士的奥威尔。
具体到他的政治分析中，你会发现奥威尔缺乏明晰的阶级观点，特别缺乏对政权、纲领立场这些革命核心问题的关注，他的许多政治分析过于琐碎和婉转（这一点恰好与他的文风相悖），更糟糕的是他的一些评价却道德化了。试举一例，第十一章说涅格林政府能在鼓吹清洗“托派”的叫嚣下“保持了清醒”，拒绝大规模处死“托派”，“考虑到他们头上的压力，这样做值得大加赞赏”（十一，P144）。可奥威尔却没想到，共和政府只是一具空壳，它本身并无力量——尤其是涅格林（此人是社会党分子、1937年5月后的共和总理）等人——既没有革命群众基础也没有什么政治胆魄，它虽然受到共产党舆论的压力，却更受到西班牙革命的巨大压力。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拒绝清洗“托派”（当时是工人革命者的代称），并非什么值得赞赏的勇气，恰好是因为这帮政治杂碎的怯懦。这一点，我还将在另外一篇政史材料笔记中进行分析。
奥威尔的思想转变（即他向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转变）显然是经历了西班牙革命战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奥威尔的政治觉悟建立在现实的直觉和经验基础上，还应该提醒大家注意，这本身是一场半途而废的大革命，革命并未贯彻到它逻辑的结果——建立统一的工人国家。这一事实使奥威尔的共产主义观带有二重性质：它既朴素而坚定，又遗留了许多旧偏见，在理论上它先天不足且短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威尔对五月巷战的粗浅理解，以及对乔治·柯普在五月巷战中的表现的错误评价。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的眼力始终没有跳出五月巷战的表象而洞察其伟大的革命实质，反而囿于自己的偏狭观点而称赞POUM的中层干部乔治·柯普在五月巷战中的消极保守，这不能不令我感到吃惊。
从表面上看，1937年五月巷战因国民自卫队（其幕后主使是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以及国内外有产阶级）试图解除巴塞罗那电话局大楼乃至全城的工人武装而引起，无政府派与POUM的工人则进行反击——请想想，这是什么？这难道不是反革命势力与革命无产者之间的武装的阶级斗争吗？更直截了当地说，这难道不是政权之争——社会革命的最高阶段吗？但当时的奥威尔却认为这仅仅不过是无政府派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扯皮，完全与革命战争无关，而且此前他“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九，P101）！那么奥威尔此后的认识呢？——我读遍《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每一句话，都没发现他任何根本的反思，他所费心的只是在劝告尊敬的读者们：五月巷战这一“错误”并不能归结于革命工人以及POUM的革命者们（奥威尔将五月巷战称为“错误”，参见：十，P131）。奥威尔认为，对于反革命势力企图解除工人武装的行为，只要防御既有成果就行了，因而他得出结论说通过五月巷战“他们（工人阶级）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他认为最要命的问题只是在于反革命势力在事后把五月巷战的责任推卸到POUM身上，从而迫害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这些，不能不说是奥威尔关于西班牙革命战争的最显著的政治判断错误。
对于乔治·柯普这个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生计和国家来到西班牙作战的比利时国际主义战士，我们应当相信他的确英勇无畏、大公无私，然而他奉行POUM领导的消极防御战略从而阻止革命战士向有产阵营乘胜而进——实在算不上什么光荣行为（关于柯普奉命阻止阶级决战的具体事件，参见第十章）。对于POUM决策层害怕革命因而以“敌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君子协定束缚革命者手脚的可耻打算，基层战士应以鲜明的革命纲领与领导们分庭抗礼、另立旗帜，而不是像柯普那样与机会主义者沆瀣一气。可是奥威尔却这样称赞柯普：“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十三，P171）柯普最后死在了共产党人的监狱里，让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吧：在某种程度上，死于共产党人与警察之手，正可能是柯普们的必然归宿。对敌人仁慈，与被敌人杀死，这两者恰好对立，却又在客观上统一。
我理解柯普与奥威尔在战斗中结下的深挚友谊，甚至看到最后一章里奥威尔为了救柯普而奔走时，我甚至深深地为之悲伤而震动（我甚至想起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船舱进水、危在旦夕时，男主人公杰克奋不顾身地救女主人公露丝的那种伟大悲剧）。可是，出于对严重错误的不自觉反倒去称赞错误，这决不是对好友的合理追忆与记念，更不能实现对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历史性的尊重。
然而归根结底，我还是提请大家注意，《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奥威尔的缺点与错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的缺点与错误。奥威尔们——为工人革命而战的西班牙无产者及国际主义战士们，不能与机会主义的决策者、乃至屠宰革命的杀人司令部相提并论。至于柯普们——可想而知，在革命中有一批这样的奉命执行中央路线方案的战斗指挥员，的确应当从政治上无情地审视、评判他们，鞭挞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应该承认，他们首先是第一线的战士并且现场指挥战斗，而非以分析决策为职责的政治领导者。我个人倾向认为在坚决批判柯普们的奉命调和行为及思想时，同样应视他们为革命无产者队伍的真诚的一部分。因为，如我前述，他们本来并不负有路线决策的责任，这是其一。其二，他们长期无私地奋战在火线上，而不是在后方、不站在统帅全局的位置上，因而缺乏理论推演的起码时间和空间；他们只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简洁信念和觉悟而作战（柯普是一个典型），而不是像安德列斯·宁（POUM领导人）那样已经形成精熟圆滑的中派主义理论。在革命中，觉悟的无产先锋分子必须时应与柯普们暂时决裂；工人革命一旦在坚强而大胆的先锋队领导下崛起，强大的革命感召力就能把柯普们（即使不是一下子）拉进为工人政权而战的运动轨道。从这一估计来看，柯普们仍应得到历史的尊重。他们所犯的错误充其量也只是革命战士的错误。指出这一点，并非包庇、原谅或同情机会主义路线，我倒认为为柯普们的必要辩护是为了为伟大的西班牙革命辩护。
奥威尔揭露了共产党人与警察对工人革命的肮脏的暴行，这令人愤恨不已，难以释怀。然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最大价值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它对西班牙革命进程以及革命中的工人阶级的如实记述。对革命的写真，就是革命本身的赞颂。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仅使人们缅怀那场已逝的革命，它还仿佛是一席跨越时空的精神盛宴，使人由衷地崇敬与向往革命，并且在这个资本仍然奴役着人们的社会里继续坚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全文完）
作者：黔进派无名苦力
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