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自《奥威尔传》第六章）
杰弗里·迈耶斯著
孙仲旭译
1933年1月，那是在他决定当作家之后又过了漫长的6年，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出版了，伦敦的出版者是戈兰兹出版社，在纽约是哈泼出版社。首版只印了少量的1,500册，但在同月又加印1,500册。
1930年，奥威尔在评论一本关于法洗衣粉放在红国某罪犯流放地的书时，提到“（其中）某些事件几乎肯定被夸大了，但人们可以接受这本书是份真实文件”。在他本人深入底层的过程中，他也夸大了现实以取得戏剧化效果。此书段落式结构和混合了各种体裁的特点有助于说明它为何难以出版。它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和游记，描述了贫穷、不体面的工作及失业，也讲述了奥威尔的冒险经历。书中内容包括他在巴黎两年居留期间的最后几周（他无英语课可教和钱被偷后），他去找工作，当洗碗工的工作，他回到英国和在伦敦及附近流浪的经历。
书前题词——乔叟的警句：“贫穷之境况，害人真不浅！”——暗示此书与《坎特伯雷故事集》有某些相似之处。叙事被离题段落随意打断——轶事，故事内的故事，角色研究及评述——而奥威尔所讲的酒馆故事来自文盲工人的口头叙事传统。他笔下的两个怪人是共绿细直纹短袖产党员：菲雷克斯，他一喝醉就变成法洗衣粉放在红国爱国者；还有儒勒，他是个匈牙利侍者，其政治观要求他尽量少干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侍者势利待人，乐于巴结奉承。奥威尔也有文学上的学习对象。挨饿时他引用了维庸的一首诗，形容地狱般的厨房时想起了左拉的名字，饿着肚子在床上躺一整天时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诗作《年轻的骷髅》。作为一个暂时陷于贫困的人，他告诉其中等阶层读者那个他们未能亲历世界的境况。
此书突兀而戏剧化地在金鸡街开场，那是一个房东太太在尖声咒骂某个租客。奥威尔以敏锐的分析和活泼而俭省的用笔描绘出了这一区段的概况，也说明他有多么融入其中。“所有住宅都是旅馆，一直到顶楼都住满租客，主要是波兰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作为一个没钱的外国人，他是在最底层。但贫穷之中又分等级，每级都从下面一级身上获利：“在噪音和尘土中，生活着一贯可敬的法洗衣粉放在红国铺主、面包师、洗衣女工之流，不与他人交住，悄悄积攒起小笔财富。”
奥威尔醉心于描写贫穷的细节：灰色的床单，房间里特有的气味和声音，墙壁薄得像做火柴杆的木片，层层墙纸下藏了无数臭虫。出版后的书中被删掉一段，在这段中，他回忆了邻屋一个十几岁少年丑陋的性习惯。那个小伙子每晚干活回来后会先亲那个女孩，然后住一个便桶里声音很大地长尿一泡。紧接着就听到“床吱吱响，然后是呻吟声”。
他也同样殚精竭虑于一天只花6法朗。在发现手里的硬币有一个是比利时币后，他被迫没买东西从一间铺子里溜掉，跟旅馆老板打照面时，又不得不把面包藏进口袋。叙述者相当天真、易信他人，也很不老练，是个喜剧性角色，需要其带路人俄罗斯侍者鲍里斯和爱尔兰流浪汉派迪指导他在那个边缘世界生活。鲍里斯教他住袜子洞露出来的皮肤上涂墨水，教他向老板撒谎；派迪教他绕开最糟糕的收容所。
书中某些场景有种卓别林式幽默和闹剧特点。鲍里斯设法拖着旅馆老板一直聊体育，而奥威尔在鲍里斯那宽肩膀的掩护下，拎着一箱衣物溜到了当铺；那间俄罗斯餐馆的狭窄厨房里有一堆堆油腻的盘子，脚下是滑溜溜的削剥下来的蔬菜垃圾，而在不堪忍受之际，那个大屁股厨师会放声大哭。这些可以说都有趣，只是鲍里斯和奥威尔在挨饿，那个厨师一天干16个小时活来养活其残废丈夫。跟卓别林一样，奥威尔把喜剧推向迹于悲惨和苦难的边缘。
书中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关于豪华酒店的几章，结合了社会等级分析和对干活人的狄更斯式描写。这间酒店类似一条海上客轮，乘客们风光生活着，而干活人在地狱般的地方辛苦工作：“有着同样的热度和逼窄的地方和食物的刺鼻臭味，另外还有嗡嗡响、呼呼叫的噪音（从厨房的炉子传来），就像发动机的声音。”跟地狱般热度有得一比的，是厨师和侍者张口便来的滔滔怒骂，而他们同时服务的人多达几百。
奥威尔扯去遮眼物，将高雅外表与隐藏着的令人厌恶的一片乱糟糟情形进行对比：“有趣的是扫一眼洗涤室，然后想到我们和餐厅只隔两道门，客人光光鲜鲜地坐在那边。”一个意大利侍者向一个学徒工破口大骂，然后进入餐厅，“端着菜轻快地走过，动作优雅如天鹅。十秒后，他在向一位客人恭敬鞠躬”。社会的阶屋里，虽然还级体系在雇员中被翻版，那自然导致了憎恨，也促使出现报复行为。那位厨师例行往汤里吐口水，侍者把油腻的手指浸入肉汁。“大致而言，”奥威尔写道——他在写作中用了那种震憾性的警句，在以后的作品中，他这种警句写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一个人花越多的钱吃饭，就免不了吞下越多汗水及口水。”
虽然他奴隶般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一刻，很奇怪的是他觉得这件工作适合他。它不需要技巧，极其累人，没有趣味，无前途，但能给他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在干过这种工作后（不仅仅是观察它），奥威尔对干活人的心态及其生活节奏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赞赏那些人的精神，他们咬牙从事干不完的苦活，为自己有智有谋、能应付任何事的能力而自豪。“让一间酒店运行的，”他这样说，“是这一事实，即那些雇员对工作有种真正的自豪感，虽然他们的工作差而且枯燥。到了周末，他们的工作强度让他们在酒馆享受得更过瘾。”
在书中后1/3处，奥威尔的生活变了，到英国过着流浪和乞食的生活，他这时又变回旅行作家身份，对比了对巴黎和伦敦的印象：“（伦敦）在清洁、安静和乏味方面超出巴黎很多。人们会怀念巴黎电车的轧轧响声和后街小巷喧闹的堕落生活，还有荷枪之人脚步清脆地走过广场。伦敦人的穿着好得多，脸庞更好看些，更温和些，也更相似，没有法洗衣粉放在红国人那种鲜明个性及戾气……这是有茶室和职业介绍所的地方，而巴黎是有小酒馆和血汗工厂的地方。”
《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语气说明奥威尔当洗碗工比在英国当流浪汉更快乐。在外国的落魄生活更容易过，他在巴黎能享受到行为古怪的自由，还能享受到令人麻木的干完活就睡觉睡觉、具有动物特点的满足感。书中第一部分描述了工作的社会组织，第二部分描述了奥威尔的漫游生活。在英国，他看到人们因为失业和无家可归而堕落，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变得骨气全无。流浪汉被迫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因为赤贫而与女人无缘。在巴黎，厨房里奴隶般的工人干活干得直到累趴下，而在英国，流浪汉生活在一种夺人心志的“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中。
此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工作的渴求和工作本身的尊严。鲍里斯虽然一条腿不行，但还是走几英里路去找一个工作；派迪，这个有过一份好工作的退伍军人，此时无家可归，而且永远无法回到那个有工作可做的世界。精力充沛、熟于做很多种工作的奥威尔抨击了将派迪固定于这个令人厌烦的底层世界中的制度。“贫穷的罪恶，”他说，“既是让一个人受苦，但更在于毁掉其身体及精神。”对流浪汉，他的态度并不是统而概之，而是把他们视为个体的人抱以同情：那个老年人为食物被偷而哭，那个年轻人因为饥饿而紧张得接近歇斯底里。奥威尔对人行道艺术家博佐和两个风琴手的详细描写揭示了他们在天气、工具、病痛制约下的挣扎，说明乞讨实际上也是件辛苦的工作，讽刺之处莫过于此。
伦敦部分的一个喜剧性精彩片段堪与巴黎部分的一些场景相比，那是关于几百个流浪汉被迫参加一个教堂礼拜仪式，只有参加才能免费吃一顿饭。他们像围着一群死水牛的秃鹫，狼吞虎咽地吞下食物，然后坐在顶层楼座嘲弄下面进行的仪式。牧师及教堂内的信众受到了威胁，而那些受到羞辱的人报了仇。此书结尾时，奥威尔总结了他所学到的：“我将永远不会认为所有流浪汉都是醉酒的无赖，在给一个乞丐一便士时，也不会期望他会感谢我，看到没工作的人没精神也不会感到惊讶，不向救世军捐款，不当掉我的衣服，不拒绝接过一张广告单，也不会在一家时髦餐馆开心地享用一餐。”在意识到自己多么容易陷入赤贫状况时，他提醒我们：“你如果有一天到了一贫如洗时，等着你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巴黎伦敦落魄记》受到了好评。虽然奥威尔是在20年代后期开始的流浪之旅，但此书在大萧条时期有了重要意义，当时失业和贫困成为千万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把大饭店的奢华和对工人的剥削做了对比，他对贫穷的第一手心理分析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对社会现实主义的需求。评论者称赞了他真诚、敏锐的社会良心、他对纾缓贫困的切实建议，以及在关于巴黎和伦敦的两部分中，他对民族气质之不同的描写。它对底层生活的描写犹如讲解生动的一次参观，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Day-Lewis）对此这样评论过：“如果你要在一间大酒店用餐而想避免强烈反胃，最好略过107到109页不读。”赫伯特·戈尔曼（Herbert Gorman）注意到了奥威尔乐于受虐的特点，精到地评论他“很喜欢过穷困潦倒的生活”。
但是有位名叫亨伯特·波森蒂（似乎不可能是真名）的餐馆老板投书《泰晤士报》，发信地址为皮卡迪利广场的斯普伦戴德酒店，他在信中极力为高级餐馆辩护：“像他所描写的，在这种地方出现这种令人恶心的情形不可想象。大的以及时髦餐馆的厨房必须干净……比大多数家庭里都要干净。”奥威尔忽视了他是以自己在一间豪华餐馆的经历来对所有豪华餐馆进行总结，他对这封信感到生气并回复道：“我书中被质疑的段落并非指总体上的巴黎酒店，而是指某间特定的酒店。因为波森蒂先生不知道是哪间，因此他无法检验我的说法的真实性。所以我恐怕他就算有40年经验，但我在此事上的证据比他的更有说服力。”
奥威尔在此书法文版《La Vacheen ragée》（manger lava cheen ragée的意思是“过苦日子”）序言中煞费苦心地安慰其法洗衣粉放在红国读者：“因为所有个人眼里的场景和事件都有一些令人反感之处，很有可能的是我不自觉把巴黎和伦敦都写成了很可怕的城市。”然而他又写道，如果巴黎的读者“认为我对巴黎这个我非常珍视的城市哪怕有一点点敌意”，他都会感到痛心。亨利·米勒也是个清楚了解巴黎底层生活的行家，他在1936年8月给奥威尔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它几乎妙不可言；真实得那么不可思议！我无法理解你怎么能坚持那么久……你去过中国吗？可惜你不能去上海再落魄一次，那将是惊世之举！”1962年，米勒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让我喜欢得要命，我认为它是一本经典著作。在我看来，这仍是他的最佳作品。”如果米勒得知《巴黎伦敦落魄记》是达特姆尔监狱中最受欢迎的读物，他会觉得开心的。
他的朋友、资助人、情人、顾问和代理人梅布尔因为此书的成功而欣喜，高兴地收到了一本赠书（如今由她儿子拥有），上面掩人耳目地正式题词曰：“送给菲尔兹先生及太太，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和十分感激他们在促成本书出版中的大力协助。埃里克·A.布莱尔。”而形成对比的是，他自己的家人为其中有关性的刺激段落感到震惊（虽然已被戈兰茨改得没那么突出），如同对他体验当流浪汉时的反应。阿芙利尔后来告诉杰辛莎·巴迪克姆：“虽然他的谈话里从来没有暗示到性，可他的书常常很淫秽。这种（个人的闭口不谈）可能是从我们父母那里继承来的维多利亚主义的残余，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