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士伟来自天龙山。天龙山位于湖北省。准确地说位于湖北省红安县与麻城县之间。它一座界山。山的东面属麻城县，西面属红安县。界山不高，却很细长，由北向南，形成一条小山脉。弯弯曲曲，酷似一条天龙，因此被叫做天龙山。天龙山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所有山脉中形状最象龙的一座山。主要象在爪子上。其他以“龙”命名的山虽然形态都有几分象龙，但那些“龙”都没有爪子，所以严格上来说它们都不能算龙，而只能算“虫”。

　　惟有红安和麻城之间的天龙山，清清楚楚地长了四个爪子，所以最有资格称其为“龙”，而不是“虫”。其实，说“清清楚楚长出四个爪子”多少有些夸张。实事求是地说，也只有西面红安这边的一个爪子非常清楚非常逼真，而另外三个爪子只有形状没有造型，远看是龙的爪子，近看就是一个小山包而已。所谓的通灵人庞士伟就出生在天龙山下龙掌村。不用说，“龙掌”就是天龙山西面那个最象最逼真的“爪子”。

　　据老辈讲，龙掌村的人本来是姓龙的，但龙姓已经被山那边龙须庄的人占了，于是龙掌村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姓“庞”，并且硬说庞是龙字上面加个广，把龙罩在里面，所以比龙还大。算是自我安慰吧。由于天龙山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并不规则，所以这座所谓的界山作为界线并不十分明确，历史上，天龙山两边为争地盘抢风水，你争我夺械斗死人的事情并不少见。直到民国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938年，日本鬼子包抄武汉，偷袭马关成功之后，在麻城和红安一带与中国军队反复争夺，来回拉锯，见人就杀，小鬼子打到麻城，天龙山东面的老百姓跑反躲到西面，小鬼子打到红安，天龙山西面的老百姓又跑反躲到了东面，两面的老百姓原本积怨很深，但是，在强大的外敌面前，为了保住性命，必须达成默契，暂时不记前嫌，相互接纳相互包容，一致对外。

　　谁知由此衍生出许多爱情来。因为按照传统，同姓不成婚，所以，东、西两边一旦积怨化解，龙、庞两姓立刻广泛通婚，惜日的仇人转眼成了亲戚，走动更加频繁，通过亲戚关系相互到对方领地上定居的也不在少数。

　　到如今，东面的龙须庄既有姓龙的也有姓庞的，西面的龙掌村也不例外，既有姓庞的也有姓龙的，已经分不出彼此了。庞士伟就是这种通婚的产物。他父亲庞进贤姓庞，母亲庞氏姓龙，他随父姓，姓庞。庞士伟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不是姓庞或是姓龙，也不是爷爷曾经参加过黄麻起义，算是革命后代，而是他娶了段诗芬。这倒不是因为段诗芬在龙掌村最漂亮，而是因为她的身份最特殊。事实上，段诗芬不是龙掌村人。龙掌村也没有姓段的。她甚至都不能算农村人。最多，也只能算半个农村人。段诗芬母亲虽然姓龙，是本地人，但她父亲段哲武却是外乡人。

　　具体地说，段哲武是部队转业干部。小干部。在本地排灌站当副站长。但再小的干部也是干部。排灌站虽然落户天龙乡，但并不属于天龙乡管，而是直接属于县水利局管，所以，段诗芬的父亲属公家人，是吃国家商品粮的。这就延伸出两个结果。第一，段诗芬肯定比一般的农村女孩漂亮，根源是遗传，她母亲比一般农村妇女漂亮，如果段诗芬的母亲不比一般农村妇女漂亮，那么他父亲作为一个公家人是不会娶她母亲的。第二，段诗芬家的经济条件比一般农村人好。具体表现就是段诗芬的皮肤比一般同学白，衣服比一般同学洋气。特别是下雨天，这其中的差别最明显。一旦下雨，庞士伟他们只能穿蓑衣踏木屐，把自己搞得象鬼，起码搞得象地里驱赶乌鸦麻雀的草人，而段诗芬则能穿雨衣套胶皮靴，把自己打扮得象仙女，起码象电影里面的演员。于是，段诗芬在他们乡村中学就很出众，就成了全校女生的楷模，全校男生的偶像。庞士伟自然不会例外。整个中学的六年恰好是青春躁动的六年。说实话，庞士伟没有一天不想段诗芬。当然，是那种“干”想。也就是白天白想，晚上瞎想。

　　不过，庞士伟并没有因为这种日日重复的白想和瞎想而耽误学习。相反，还成了学习的动力。初一的时候，庞士伟小，想得飘渺，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段诗芬能注意到他。为此，庞士伟尝试了各种办法。比如故意大声说话，比如莫名其妙地突然快跑，比如故意捣乱，甚至还故意与高年级同学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在乎，在乎的是有没有引起段诗芬注意。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初二。一上初二，庞士伟忽然开窍不少，发现以前的那种做法相当愚蠢，要想真正引起段诗芬的注意，并进一步引起她的好感和佩服，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成绩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特别好，好到全年级第一。

　　只有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一，才能引起段诗芬的特别注意，并有可能获得段诗芬的好感和佩服。因为在庞士伟之前，段诗芬的成绩就是全年级第一。

　　认识提高之后，庞士伟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真正做到了头悬梁股锥刺，上厕所都在背三角公式，学习成绩直线上升。等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庞士伟的数学成绩99，与段诗芬只差一分。试卷张榜出来，却又引起轰动。因为庞士伟扣的一分是把“角ABC”写成了“角B”，严格地讲这确实是个错误，确实应该扣一分，但是，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段诗芬的考卷上，却没有被扣分，于是，吃不到葡萄的男同学们化爱慕为义愤，纷纷谴责老师偏心，恰好这个偏心的老师是男性，与男同学同性相斥，义愤夹杂着情感，又加上将心比心的联想，更加群情激奋，最后惊动了校长。校长跑到墙报面前一看，二话没说，掏出钢笔就把庞士伟的99分划掉，该成100分，并把那个教数学的男师叫到校长办公室，很很批评一顿，才让男生们泄了愤。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庞士伟的成绩在全年级保持第一。

　　当然，有时候也并列第一。那个与他并列的人就是段诗芬。到了高中阶段，国家恢复高考，庞士伟的努力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引起段诗芬的注意，而是为了高考。庞士伟已经想清楚了，只有通过高考，使自己也成为段诗芬父亲那样的公家人，他和段诗芬才有可能。所以，从高二开始，庞士伟就更加刻苦地学习，并且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通过高考改变身份，重塑命运。说来也怪，当庞士伟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吸引段诗芬注意之后，段诗芬反而开始真正注意庞士伟了。那段时间，段诗芬和庞士伟正好颠倒过来。

　　庞士伟不一天到晚想段诗芬了，段诗芬却一天到晚想庞士伟。并且她不是“干”想，而是有所行动。今天特意为庞士伟穿一件父亲从武汉带回来的新衣裳，明天悄悄地往庞士伟书包里塞一只红苹果。最能表现段诗芬对庞士伟心意的，是她为庞士伟打了一双手套。毛线手套。左手的五个手指头全部在手套里面，右手的五个手指头后半截在手套里面，前半截在手套外面，这样，庞士伟即使是在做作业，也不耽误带段诗芬的手套。这种状况的结果是段诗芬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成绩明显下降。而庞士伟虽然继续保持全年级第一，但由于缺少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好比一个人在跑马拉松，虽然肯定是第一，但这个第一的成绩并不理想，起码放在全国高考这个水平上是不理想的。

　　结果，庞士伟并没有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段诗芬自然更不用说。庞士伟并不承认是段诗芬的过分关注耽误了他的高考。他强调是整个学校教学水平太差而导致他通过不了高考。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他的论断。因为在庞士伟之后这么多年里，一直到现在，盘龙中学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本科、专科甚至是中专分数线。因此，庞士伟认为段诗芬没有耽误他高考的说发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仅如此，庞士伟还十分感谢那段时光。那段时光虽然没有让庞士伟改变身份跳出农门，却奠定了他和段诗芬的感情基础，并且最终让段诗芬成了他的老婆。而庞士伟刻苦学习的最初动机，不就是想赢得段诗芬的芳心嘛。从这个意义上说，庞士伟已经成功了。我们今天说起来简单，其实这件事情在当初并不简单。主要是段诗芬的父亲段哲武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竟然是说庞士伟害了他女儿，说如果不是庞士伟的勾引，他女儿就不会分心，而只要段诗芬如果不分心，考上大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段诗芬铁了心，不听父亲的，继续与庞士伟来往。父亲扬言要打断女儿的腿。女儿说打断腿也要嫁给庞士伟。父亲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女儿说断绝父女关系也要嫁给庞士伟。最后，还是母亲理解女儿的心，从中调解，并在段哲武面前谎称女儿有女儿的难处。生米做成熟饭了，段哲武才勉强默认。虽然默认，但父亲并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

　　找个理由去武汉出差了。结婚当日，送走客人，段诗芬要庞士伟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样来。庞士伟发誓，不吃馒头争口气，累死累活也要混出个人样来。段诗芬说错了，不是累死累活，而是要多动脑筋。庞士伟说是，多动脑筋。可是，在农村，尤其是当时条件下他们地方的那个农村，光动脑筋是不能出人头地的。这时候他们出人头地的标准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赚钱。有钱了就自然出人头地，没钱就没有出人头地。但赚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红安，不靠铁路也不靠水陆，交通不方便，山多，但山下面没有埋矿石，地少，而且地里尽是石头，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一挖，竟然还是红的，一看就没有肥力，种下的庄稼先天不足，营养不良，所以，红安自古就穷，当年这里之所以能诞生一百多名共和国将军，贫穷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庞士伟的爷爷就是当年参加黄麻起义的勇士之一，还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过，但是运气不好，从苏联回来后成了张国涛的部下，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陕北后，立刻就跟随部队往西走，最后被马家军的大刀砍了。

　　早年父亲非常不服气，常常把“老头子要是还活着”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口号喊了几十年，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一件旧军大衣之外，并没有喊出更多的实惠来。庞士伟比父亲庞进贤实际，知道喊得再多也没用，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台湾回来探亲，县长亲自陪着，比接待过去从北京回来的老将军还殷勤，这时候再说“我爷爷要是不死”有什么用？

　　庞士伟认定关键要自强，有钱了，不需要扛爷爷的牌子，不仅自己在岳父面前硬气，就是娃崽，在学校里老师都客气些，于是，庞士伟暗下决心，一定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自己盖楼房，为村里修水泥路，再给学校赞助几台电风扇，让娃崽在学校当班长，不仅让老婆在娘家有脸面，还可以把自己祖上的面子都争回来。庞士伟首先发动全家人上山扒松针。他们这里靠山，天龙山上虽然没有矿石，但是却有马尾松。马尾松的叶子不像叶子，像针，所以他们就叫它松针。松针长在树上是青的，掉到地上是紫色，像干枯的树皮，别的用没有，扒到一起当麦秸烧火做饭还可以。庞士伟发动全家上山扒松针的目的就是拿到家里当麦秸烧，然后用省下的麦秸打成草帘子，挑到窑厂上卖，卖给窑厂盖砖坯。砖坯必须用草帘子盖着阴干，否则就会晒干裂，成为废品。

　　所以，窑厂收购麦秸帘子。这样，庞士伟就间接地把松针变成了钱。自家麦秸用完了，又拿从山上扒来的松针跟邻居换麦秸，再把换来的麦秸打成帘子，再挑着麦秸帘子卖给窑厂盖砖坯。其实草帘子根本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这活凭的是力气，除了出点力气，没有其他成本，积少成多，到年底，再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两项进账合起来好歹买成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当时庞士伟卖牛的时候，全家反对，说牛是全家的命根子，庄稼人，少了牛怎么耕田耙地？

　　不仅家里人反对，就是邻居也看不惯，背后悄悄地议论庞士伟不务正业，像个败家子，庄稼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家卖耕牛？在他们那里，耕牛是家庭成员，而且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冬天没有青草的时候，宁可人饿肚子，也要把省下的黄豆用水泡发起来，裹在干麦秸里喂给牛吃。所以，当初庞士伟卖耕牛买拖拉机的时候，除了他老婆段诗芬之外，几乎全村人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后来据村里一些喜欢分析的人士判断，买手扶拖拉机本来就是段诗芬的主意，庞士伟表面上硬，暗地里怕老婆怕得要死，他的坚决态度只不过是执行婆娘的意思罢了。但不管是谁的意思，后来的发展证明，庞士伟卖耕牛买手扶拖拉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庞士伟把手扶拖拉机开回村里的时候，是冬天，还没有赶上春耕，他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帮窑厂拉砖运瓦。

　　那时候砖瓦便宜，拉砖运瓦自然也赚了多少钱，但拖拉机拉得多，一趟顶平板车四趟，而且跑得快，况且这家伙傻，没有思想，不知道累，可以来回不停地跑，一天下来，一台拖拉机挣的运输费比十架平板车多。

　　春节前后，窑厂歇工了，庄户人家也忙着过年，走亲访友操办喜事，但庞士伟却没有歇，他的拖拉机更没有歇。庞士伟让老婆段诗芬把手扶拖拉机洗干净，他自己动手用木工活安装一个松木架子，再让老婆用装化肥编织袋缝制成一个临时顶棚，罩在木架子上，车厢两边则用麦秸编织的草蒲垫子铺成座位，干起了拉脚的生意。从村里到乡里，七八里地，要是靠两条腿走，来回就是一上午，还走得筋疲力尽肚子乱叫眼睛发花，花五毛钱，坐上庞士伟的小手扶，一路嘟嘟嘟，一刻钟就到。

　　从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十五，庞士伟的小手扶一天也没有歇过，天天客满。正月初二和正月十五，还应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专门加开直达县城的“专拖”，一人两块钱，为抢位置差点引起两个小伙子打架。那一年过春节，村里家家往外花钱，只有庞士伟和老婆段诗芬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数钱。一毛两毛，五块十块，数得两个人心潮彭拜，激情沸腾，春意盎然，连夫妻生活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春之后，庞士伟家虽然没有耕牛，但是把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卸掉，换上耕具，耕起田来比牛好使。

　　主要是拖拉机没有思维，连畜生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好统治，比牛还好统治。手扶拖拉机听话，不需要人做它的思想工作，甚至连欺骗式的思想工作都不需要做，也不需要用鞭子打，一天到晚自觉地忙个不停也不嫌累。晚上歇机了，往院子里一丢，还不用人伺候。庞士伟家里人服气了，邻居服气了，全村人都服气了。不用说，庞士伟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了当时全村最富的人。还一度把生意做到汉口和郑州。

　　庞士伟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庞士伟首先为自己家盖起了全村惟一的楼房。上梁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当然，帮忙是象征性的，不但看热闹，中午还能混一大碗大白菜烧肉的盖浇饭。菜是老婆段诗芬烧的，有城里饭馆的味道，起码看上去象。主要诀窍是加了酱油味精和芡粉，芡粉的作用是使菜看上去油汪汪的，不象农家菜，象县城馆子里面的菜了。由于菜好，所以来的人多，声势大，事情惊动了乡里。乡长和书记一商量，决定把他树立为带头致富的好典型，号召全乡老百姓向庞士伟学习，新闻稿发到了鄂东日报上，庞士伟还被请到县里做报告。第二件事情是他一下子为儿子的学校捐献了10电风扇。不仅给四个教室每间安装了两台，连老师的办公室也都装了两个吊扇。这下，儿子长进了，立刻了当班长。老师对待庞士伟儿子比对村长的儿子还宽容。庞士伟的第三个计划是为村里修一条水泥路。

　　从村里一直修到乡里。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他出钱买水泥，村里出人工。石头不用买，直接从山上拣，捡完了就去挖，全村每家每户按人头出工出石头。等到石头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眼看着就要动工了，乡里头突然来干预。说眼下乡里都没有通水泥路，你们村就把水泥路通到乡政府，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呢还是要向乡里示威呢？乡长这话不是对庞士伟说的，而是对村长说的。村长平时对老百姓嗓门大，可一见到乡领导，嗓子就象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吃鱼吃卡了刺一样，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勉强说出来的话，不是哑音就是磕巴。

　　最后，还是乡长说话。乡长说：要修水泥路可以，干脆你们把乡里街面上的水泥路一起修上。村长回来找庞士伟商量。庞士伟一开始态度硬，不答应，说凭什么我要帮乡里修街道？为村里修路，大家乡里乡亲的沾亲带故，肥水没流外人田，还图个人缘，再说自己家进出也方便，为乡里修街道，知道的是给他们压的，不修不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拍马屁呢。“不行，”庞士伟说，“我们庞家自古就没有出过拍马屁的。”乡长苦着脸，说：“你姓庞，我也姓庞，一笔写不出两个庞。

　　论辈分，我还喊你叔。叔，你想想，如果不听乡长的，我这个村长就当不成了。我们姓庞的不当村长，肯定要姓龙的当。我自己当不当这个村长无所谓，可我们姓庞的就都要受窝囊气了。”村长当时是上门求庞士伟的，所以这话是在庞士伟家里说的。因此，当时庞士伟的老父亲庞进贤和他老婆段诗芬也在场。老父亲老了，现在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但是，那天听村长说到这里，立刻拿眼睛瞪着儿子。老婆段诗芬懂规矩，关起房门和庞士伟两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主意一点也不比庞士伟少，开了房门在堂屋里，当着村长和公公的面，低眉顺眼，不随便插话，但她母亲姓龙，这事情村长不清楚，庞士伟清楚。

　　庞士伟将心比心，知道村长这话段诗芬听起来肯定不舒服，所以他不想接这个话题。“那好吧，”庞士伟说，“可是话要讲清楚，我只出水泥，别的一概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村长拿出对待乡长的态度对待庞士伟，一边说着，一边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村长以为只要庞士伟同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他没想到，村民们不答应。龙掌村的村民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如今的乡长吗？所以，他们不但不答应，还有人放出难听话，说你庞士伟要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干脆你自己包工包料，也不要为村里修路了，先拍乡里的马屁，把乡里的街面修好，再把从乡里到县里的水泥路也修好，修好了你就调到乡里上班了，当乡长了。这样的话庞士伟怎么受得了？不仅庞士伟受不了，连他老婆段诗芬听了也受不了，关起房门之后对庞士伟说，做好事也要后个分寸，如果不掌握分寸，好事情也成了坏事情。庞士伟一想，也是，最后，修路的事情当然就这么拉倒了。

　　除了落得一声骂之外，没有落下任何好处。这件事情对庞士伟打击很大，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上落后，而且思想上落后。不仅是群众思想落后，干部思想也落后。他虽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没能力改变村民的思想，更没能力去改变干部的思想。庞士伟有些灰心意冷，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况且，自从他致富之后，村里很多人效仿，不少人家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向他学习，而且是真学，比学雷峰认真，一时间，竟然很多人家把自家唯一的耕牛卖了，全部买回来手扶拖拉机，但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手扶拖拉机能派上用场的活就那么多，手扶拖拉机多了，庞士伟的活就少了。庞士伟不愿意跟他们搞恶性竞争。

　　于是，和老婆段诗芬商量，到更广阔的大市场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老婆本来就是半个城里人，而且真正嫁给庞士伟之后，才深切地体味到作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以及作为半个城里人和真正农村认得差别，所以，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现在庞士伟打算走出山村到城市发展，虽然走出的只是身体，并没有改变作为农村人的身份，但也比完全窝在山村好，当然是绝对支持。于是，庞士伟在那一年的春天走出了山村，走出了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