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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秦老板又回来了，并且带来一个女的，蛮漂亮。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昨天刚走今天就回来？是不是带来个女客户？我跑到化验室问陈秉章，陈秉章说这下真有戏看了，说不定要炒人，炒香港人。我问怎么说。他告诉我：这个女人姓唐，大陆人，以前是沈阳市文工团的，后来去了香港，现在在秦老板香港的写字楼工作，与秦老板的关系很不一般，秦老板最相信她。她今天和秦老板一起过来，估计应该与我昨天提交的那份材料有关。

　　陈秉章还告诉我，秦老板以前在潮洲是有一个乡下老婆的，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偷渡到香港后，又找了个老婆，他就是靠这个香港老婆发财的，现在倒好，又跟这个唐小姐不清不楚。

　　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正聊得有劲，唐小姐款款走来。到底是搞文艺的，一招一试就是不一样，与数百名打工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要说秦老板喜欢，我看了也不由得有点动心。

　　唐小姐是来找我的。她对我十分热情，远远地就露出洁白的浩齿，配上鲜亮的衣装，使我感到了一股袭人的力量。

　　“你好！”唐小姐直接对我说话，仿佛旁边没有陈秉章的存在。

　　“你好。”我一面回答，一面故意用目光询问着陈秉章，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为什么与我打招呼。

　　陈秉章配合得很好，马上向我介绍：“唐小姐，我们公司香港写字楼的。”

　　这时候唐小姐才不得不对陈秉章点点头，算是补打招呼。

　　我趁机上去与她握手，感觉她的手很有肉

　　“您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她也明知故问。我感受着她手上的温暖，闻着她身上奇特的香味，说：“是是是。”

　　“我们下去聊聊好吗？”

　　“好好。”

　　我们下到二楼，来到秦老板的办公室。此时秦老板不在，秦老板办公室里就我和唐小姐俩人。唐小姐没有坐到秦老板的大班台上，而是善解人意地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与她离得就很近，谈话的气氛平等许多。我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此近距离地在一起的经历，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我是过来人，有老婆有儿子，但我确实还是第一次体会到美女的魅力，是那种让你心跳的魅力。我以前还从没有体验过美女的魅力，就是谈恋爱结婚时也没有美女的概念，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择偶的唯一标准是学历，女的看男的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再看是那所大学毕业的，比如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小伙子肯定比马鞍山钢铁学院毕业的吃香；男的看女的也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才考虑漂亮不漂亮，其实考虑不考虑也差不多，当时的女大学生，尤其是学工科的女大学生，相差的只有气质，几乎区分不出漂亮不漂亮，特别丑的估计设计院也不会要，特别漂亮的恐怕也不会来设计院，所以在我们的概念中几乎没有漂亮与不漂亮之分。说实话，我对美女的认识就是从唐小姐开始的。唐小姐是我的“性美学”启蒙老师。从唐小姐身上我发现，女人的美是一种全面的美，而不像我以前理解的仅仅是脸漂亮。真正漂亮的女人，除了脸蛋漂亮之外，还包括她的身段、走路姿势、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一个自然而然的面部表情、说话的声音、语调、着装、化装、身上的气味以及说不清道不白的她的身体周围那种不知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某种“气场”。唐小姐就是全面具备上述综合“美因子”的美女，直到那时我才遗憾地发觉：真正的美女其实早就归进了专业的文艺团体，她们从小就被选进了专业的舞蹈训练班或其他表演训练班，然后就进入专业的文艺团体，这些人与我们以前建设兵团或学校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员有本质区别，说白了，真正的好苗子早被选走了，尤其是我们那一代。这一发现使我认识到自己老婆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许多年之后，我与前妻离了，为的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专业舞蹈演员出身的女人，这个人就是我第二任妻子，我不敢确定这件事与当初秦老板手下的那个唐小姐有没有关系，我想，就算没有直接关系，也应该有间接影响。

　　唐小姐那天其实只与我谈了关于人员招聘的问题，她问我该招几个人，什么样的人。我说可以先招三个人，两个搞管理的，一个高技术的。她问为什么要招两个搞管理的，不可以技术、管理、化验各招一个吗？我说管理最重要，五百多个人，需要两个人才行，再说搞管理的人本身难管理，招两个好，两个有竞争，至于化验嘛，只是简单的滴定分析和金厚测定，陈秉章一个人就足够了，如果实在要加人或换人，也可以留给新来的管理者去解决，看他们是什么意见。

　　说实话，我当时是有意护着陈秉章，尽管我知道他做滴定的姿势太难看，明显不专业，但我还是不忍心让他走，留一天算一天吧。

　　唐小姐似乎被我说服了，接着就取出一叠应聘信，我一张一张地翻着。为节省时间，我只看学历复印件。我发现副经理他们对很多问题没搞清楚，比如他们以为北京钢铁学院就是北京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培养搞广播和电视的专门人才等等。我没跟唐小姐多解释，只是让她又多拿出应聘信来，我从中挑选了三人，其中搞技术的那个人是无锡轻工学院电镀专业的，而非他们以前内定的那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生。

　　唐小姐这一次在蛇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她也回过几次香港，秦老板也过来几次，但总的感觉仿佛唐小姐是老板，尽管她没做什么，甚至好像都没说什么，但大家都很害怕她，包括几个香港师傅。

　　唐小姐做事很认真，亲自写信打电话约那三个人来，并且不厌其烦地看我呈送给秦老板的计划，一项一项地核对，一遍一遍地向我请教，有时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从她体内呼出的热气，我发现那才是她身上真实的气味，是那种不含香水和化装品的气味。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气味对异性很重要，人可以没有性行为，但不可以不接受异性的气味，否则就会得病。这时候我就觉得与秦老板很平等，尽管他是香港人，是大老板，但我和他可以接受来自同一个女人身上的同一种气味。

　　我一面接受着唐小姐身上的气味，一面向她解释着计划中的问题，在向她解释与指教的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原计划中的几个问题，及时地作了修正。由此我发现，对别人指导的过程也是自己完善提高的过程。

　　那段时间，秦老板每次过来都对我很客气，这点不仅从脸色上能看出来，就是每次请大家吃饭，秦老板也专门把我叫到身边，仿佛我在公司的地位比副经理还高。我发现香港老板特别喜欢请员工吃饭，当然被吃请的不是一般的员工，而是像我和副经理以及香港师傅们。说实话，每次吃请我都很心疼，想着自己在这里大吃大喝，老婆孩子却在家受苦，所以每次吃请我都想象着我老婆孩子也来了，这种画饼充饥的想法非但没有减轻痛苦，反而更觉得难受，仿佛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有时我甚至想，老板您干脆别请我了，直接把该花的钱给我，我寄给我老婆，让她跟儿子买烧鸡吃。后来，我就真的这么做了，每次秦老板请我大吃大喝之后，我就给老婆寄一封信，里面夹十块钱，让她去买个烧鸡跟儿子和保姆开一次荤。那时我虽然还没拿过一次工资，但基本上不用钱，从家带来的钱也不见少，不在乎十块钱，关键是我有盼头，觉得很快就会领工资，一领就是一两千，几乎是大款了，还在乎十块钱？我在信中对老婆说：我现在很有钱了，你们尽管往好里吃！

　　秦老板很爱吃，也很会吃。我发现他请我们吃饭不见得是为了融洽关系，好像吃就是吃，没什么目的和企图。以前听人说“吃在广东”，我以为仅仅是说广东的菜好吃，当时我还不服气，觉得我们家乡的菜也很好吃，甚至更好吃，我至今都认为天下最好吃的菜其实是我妈妈做的菜。现在跟着秦老板吃多了我慢慢悟出：“吃在广东”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广东人(当然包括香港人)其实很“好吃”，不仅正餐要吃，广东人的喝茶其实也是吃，而且能吃得很饱，并且每天不是喝一次茶，而是喝好几次茶，比我们那里正餐都多，早上有早茶，晚上有晚茶，另外还有中午茶，下午茶，还有的茶楼干脆提出“二十四小时全日为您服务”。

　　我和秦老板在一起当然不全是吃，事实上，他与我在一起讨论过关于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包括技术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镀金不难，难的是既要有很好的结合力，又要有很好的光泽。他说就表壳镀金来说，其实就是在不锈钢表面镀金，而不锈钢表面镀金是最难的，因为不锈钢表面有一层氧化膜，这种氧化膜能起到防止金属生锈的作用，但同时也是造成镀层与基体结合力不牢的主要原因。我或然发觉秦老板其实很有水平。因为从他所受的教育背景看，他能说出这番话来确实很不简单。想想也是，就算他这份产业是靠老婆起家的，但如果他自己不是才华出众，一个香港的富家小姐能随随便便嫁给一个大陆的偷渡仔吗？再说，就是给了他一个起步平台，如果他自己不争气，也不会有今天的气候。从他将工厂迁到深圳这一步看，至少他的眼光是很准的。

　　秦老板有一次对我说，他现在非常忙，他的主要业务在香港，所以很少过来，他想把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还说他准备公开选拔经理，要我也参加竞选。我听了后明显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往上涌，但嘴上却投其所好地说：我看唐小姐就不错，对公司很忠诚，做事不唬。秦老板这时候普通话仿佛大有长进，他好像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楞了一会儿，说：不行，唐小姐要负责香港写字楼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定单大部分靠她。我又说：香港那边不是有您吗？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个大小孩，摇摇头，说：不行，我今后要经常过大陆这边来，我准备在关外搞一个大的工业区。我问：公司准备般到关外吗？他说不，搞大工业区是搞房地产开发，搞起来后出租给人家开工厂，就像我们这间厂，就是租用蛇口鱼工贸的。他还告诉我，关内已经没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着做商业用地，不会用来做工厂，还说现在香港老板来深圳都喜欢在关外开厂，因为关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工厂租给别人，而自己却又要租别人的厂房，在内地我还没听说过厂房可以租的。

　　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房地产开发这个词。后来的发展证明，秦春泉在商业运作上确实是有远见的。随着像他自己这样一些本来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板在大陆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及在劳动力、厂房租金、税收、环保征收、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比如像秦老板自己，后来是深圳特区外，也就是所谓的“关外”，就是秦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再后来就是东莞，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

　　秦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手机响了，他取出来，打开翻盖(比石大哥的那种先进，石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大哥大”)，迅速往楼顶上跑，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喊什么我听不懂，但肯定是谈业务的，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后面走，隔一段距离，等我到达楼顶时，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等我告诉他后，我们接着说。有几次，秦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这样，一旦手机响起，他随时接听，非常从容，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现在回想，秦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

　　秦老板与我很少谈他个人的事。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厂里有许多跟秦老板一个村的人，有些还是他的亲戚，比如秦德能、秦德龙、秦德宝等等，我甚至怀疑秦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果然，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有一个叫秦春盛的，我问秦德龙：秦春盛是你叔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秦老板还是我叔呢，有什么用？秦德龙告诉我，这里姓秦的都是一个祖宗，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比如秦春盛就是秦德宝的堂叔，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从秦德龙身上，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质并非一般齐，有那么多素质差的，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比如秦德龙，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后来，在我当上经理之后，我真的将秦德龙提为工段长，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这些自是后话。

　　秦德龙告诉我：秦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秦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秦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秦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得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秦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陈秉章曾对我说过，副经理对秦老板很有些意见，我想不通，现在将秦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似乎有点通了。

　　副经理和秦老板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两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年在一个班时，副经理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好，经常给秦老板抄作业，后来长大了，副经理由于自己乖巧，更由于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顺理成章地进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而秦老板则老老实实地下地种田。而且由于家庭出生富农，生产队不把他当人，什么脏活累活没人干的活都派给他，好事轮不到他，坏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歧视他，就是副经理。据说，秦老板偷渡之前对自己的父母都没说，但他对大队书记的儿子副经理说了。秦老板有点迷信，他认定成事在天，于是他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如果副经理当时反对他这么做或干脆去检举揭发他，那就说明天意不让他偷渡，他就认了，谁知他这个好朋友听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跟没听见一样，秦老板就偷渡去了，并且一直认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结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恒基公司里，秦老板和副经理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工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并且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副经理这人天性就四平八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与秦老板虽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没反应；另一种说法是副经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装着没听见，假如秦老板偷渡成功了，并且将来发达了，他没反对没揭发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资本沾光，如果偷渡没成功，被抓了，他没任何责任，对政府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听见，私下对秦老板还可以说：你看，我什么话都没说，还不是要你三思吗？还有一种说法最离奇，说其实副经理当时听了之后立刻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来得及反应。不管是那一种说法，反正秦老板与副经理二人的关系不一般，反正后来秦老板衣锦还乡时第一个就找副经理，要他辞去那狗屁民办教师，跟他出来干一番事业。依副经理的性格，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他经不住身边人的怂恿，特别是看着以前靠自己关照的秦春泉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大老板，连县长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多少也激起他体内雄性荷尔蒙的膨胀，加上他当时正为“民转公”的事闹得很不顺心，于是就跟着秦老板来到蛇口，干起了现在这个副经理。

　　副经理对秦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两千五百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二十名工程师的工资！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七十二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秦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秦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比国务院总理都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秦老板之所以要按国内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秦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两千五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副经理事实上等于是这个港资企业的负责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对公司贡献远远大于公司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就论与秦老板个人的交情来说，他也远远深于任何一个港籍职员，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比自己的下级低十倍？！既然说到待遇，还不仅仅是工资，就是吃饭，还是在副经理几乎翻脸的情况下，通过唐小姐调停才争取到与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千五和两万五对副经理来说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书先生出身的副经理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闹翻了。

　　尽管副经理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对秦老板的强烈不满还是偶尔表露出来。副经理有两个表露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本着我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产，甚至于有时候希望生产上出问题，他躲在一边看笑话，反正你秦春泉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几个香港师傅，管我什么事？二是脸色铁青，副经理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一旦发怒就脸色铁青，据说副经理与秦老板在一起经常脸色铁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副经理脸色铁青的样子，事实上，每当我用到“脸色铁青”这个词组，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副经理当时的样子。副经理面色洁白，温文尔雅，脸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过目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