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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也是别人的评价，但天长日久，把别人当成镜子，天天反射，终于失去自我，与别人的感觉一样了。于是，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遵循社会法则，不断地向上爬，感觉爬得越高“成就”越大，仿佛自己返璞归真，成了猴子，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从树根往爬到树梢，等上了树梢之后，却发现无路可走，再退回到地上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下面有太多的笑脸对着你，你不能辜负众生啊。早知如此，干嘛要费那么大的劲爬上来呢你？

　　我坐在家乡的马路边打瞌睡，但并没有真的睡着，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父亲。

　　周末回当涂，我向父亲暗示我想学乐器。父亲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或者表示赞同，但是没说话，摸摸我的头，又叹口气。

　　我理解父亲的难处，把话岔开，再没提这件事情。我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谁知仅仅过了两天，父亲就来了，带来一把二胡。

　　这是一把旧二胡。但质量不错。红木。提在手上蛮重。顶端雕有龙头。龙头是黄杨木雕琢。可惜已经残缺。

　　“借的。”父亲说。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好像非常抱歉。

　　说实话，这不是我想要的“乐器”。我最想要的乐器是手风琴，其次是小提琴。哪怕是旧的手风琴或旧的小提琴。借的也行。至于钢琴，我不是不喜欢，而是根本不敢想。

　　尽管如此，我还是表现出欢天喜地的样子。

　　我的表现不完全是安慰父亲，也确实很喜欢。毕竟，二胡也是乐器，起码相对于凤凰琴来说是乐器。好过没有。

　　我开始勤学苦练。几乎到了着魔的程度。我一开始就追求正规。严格按照书本上的提示先练空弦，再拉音阶，最后拉练习曲，并且不断地按照书本对着镜子调整自己的动作和姿势，向一切会拉二胡的人虚心求教。为了不影响旁人，我用一根铅笔做琴码，这样二胡发出的声音就很小，但练习效果却不受影响。另外，我还创造性地做了一块与琴杆至琴弦之间尺寸一致的练习板，带在身上，随时练习指法。

　　当我带着二胡来到苗军家，拉了一首《小花股》之后，该苗军和他的母亲震惊了。

　　“你比他有天赋。”苗军的母亲说。

　　“他”指的当然是苗军。但我并不同意阿姨的观点。我认为我只是比苗军刻苦。现在我想，可能是阿姨对苗军的要求与期望比较高吧。

　　从此之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合奏。为了不影响邻居，我们都尽量“低调”。我用铅笔做二胡的琴码，苗军在小提琴的琴码上夹上几个木质夹子，而阿姨更绝，她必须对钢琴进行“改造”，在琴弦上铺一块布。

　　那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我感觉自己很快乐。感觉自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感觉自己接触到了某种最神圣的东西。感觉自己比一般人高贵。我不孤独了。面对那些不愿意接近我的同学，我基本上做到了像苗军一样自信、坦然、平和，而不是像史常红那样不服气。我更加刻苦地练琴。几乎无时无刻不沉浸在音乐当中。我已经会拉很多二胡独奏曲。为了能给我伴奏，阿姨不得不练习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还有当时流行的《喜送公粮》、《金珠妈咪赞》、《台湾人民盼解放》和《红旗渠水绕太行》等等。我感觉音乐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发觉苗军的家才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我甚至害羞地想过，如果我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该多好啊！当然，这种想法只是一闪念而已，不会当真，因为我知道这是空想。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也确实像一家人，在他家吃饭是经常的事情，如果不是父亲已经调回马鞍山，我离开亲戚家住到苗军家也说不定。如果那样，我们不是真的成了一家人了吗？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天，苗军告诉我，他们家要离开马鞍山了。说他父亲从学习班里放出来了，被转业到武汉，所以他和他妈妈也要去武汉。

　　我非常伤心。伤心地一个人躲在暗处偷偷地哭。为苗军，也为苗军的母亲。我好像已经离不开他们了。我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最亲密的人。当初我父母离开马鞍山去当涂的时候，我也没有流眼泪。是不是因为当涂近而武汉远？或者是因为我清楚与父母分别是暂时的，而与苗军和他母亲的分别是永恒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永恒的分别”，但至少到目前，我再没见过苗军，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有点事业基础之后，立刻离开海南去武汉开了歌舞厅，不断地请武汉当地的音乐界朋友来做嘉宾演出，下意识里，是不是希望碰见苗军或苗军的母亲？不管是不是，最终的结果是未能如愿。对于苗军，他的最终职业未必是拉小提琴。或许早已经当了军官，或许从事其他行业，就如我自己，无论是1977年的高考志愿选择，还是现在从事的行业，都与拉二胡不沾边啊。而对于苗军的母亲，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凭“会弹钢琴的阿姨”这点线索，在偌大的武汉，当然打听不到。

　　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共同度过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美好时光，并且这段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我还实实在在地得到过他们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