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轩文的提醒并非多余。事实上，赵一维的来历并非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简单。不错，他是大学毕业生，是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但关于他的辞职，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实在不适应”这么简单，而是有更复杂的背景。

　　那一年，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领导，组织几百名中小学生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期间，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教育局的领导出来叫住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领导们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结果，当场烧死323人，并导致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名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而领导们当时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却全部“奇迹般”地无—人伤亡，并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面不改色心不跳！

　　赵一维当时在克拉玛依政府部门工作，他的一个同事的女儿就是那323名学生中的一员。小女孩是美人胚子，和她母亲一样漂亮，而她母亲是赵一维幻想对象，可一场大火，漂亮的女孩走了，美丽的母亲疯了。大家个个悲痛，人人义愤。“让领导先走”也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赵一维更是悲愤交加，奋笔疾书，写道：“领导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怎么就没有一个抱上一个孩子一起出去呢？在国外，遇到这种事情，肯定是让妇女儿童先走，在中国，怎么就完全颠倒过来了呢？！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千年传统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怎么我们的‘人民公仆’总是凌驾于他们的‘主人’之上呢？《求是》杂志不是标榜‘实事求是’吗？你们能不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发表我这篇文章，或者你们走下圣坛，亲自来克拉玛依一趟，看看事实，自己写一篇真实的报道？”

　　赵一维的文章是向《求是》杂志投稿的。可文章并没有在该杂志上发表。当然，也没有退稿，而是遭到安全部门的调查。先是秘密调查，搞得很神秘，最后才与他正面谈话，问他这篇文章除了向《求是》杂志投稿之外，还向什么地方投寄了？有没有向外国投寄？特别是有没有向美国之音投寄？向英国BBC投寄等等。还问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什么人与他一起策划了这篇文章等等？

　　明明是自己写了一篇投稿文章，怎么就成了与人共同“策划”了呢？

　　完了。赵一维知道自己完了。至少政治生命完了。所以，赵一维才被迫离开政府机关，被迫离开克拉玛依，来到深圳；所以，刚才张劲松一亮红本子，才把赵一维才吓得不轻。

　　这时候赵一维已经从惊恐中走了出来，把张劲松和林轩文带到了招待所。

　　这个地方叫粮食招待所，听上去这个地方不是招待人的，而是专门招待“粮食”的，难道深圳人称客人为“粮食”？张劲松想，那不是要吃人吗？一问，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属于粮食局的，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逐步取消了粮食限量供应制度，特别是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完全没有粮店了，深圳人要买粮食，直接在商店里面买就可以，不管是超市还是小卖部，凡是买日用品的地方基本上就有粮食买。想想也是，粮食不就是最常用的日用品吗？如此，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设立的粮食系统基本上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虽然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粮食系统还存在，原来属于粮食系统的国家职工还存在，这些人还要活，怎么办？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原来的粮站改成招待所就是“神通”之一，这种由粮站改成的招待所叫做“粮食招待所”，可见，人们一方面讨厌旧体制，一方面还是非常怀念那种体制的。

　　不知道是位置偏僻的缘故，还是原来粮站的职工根本就不会经营招待所的缘故，总之，粮食招待所的生意并不好。赵一维住的是一个三人房间，有三个床位，但是在张劲松和林轩文他们到来之前，一直是赵一维一个人住，另两个床位空着。浪费。

　　“我们三个人住，能不能只收五十块钱一天？”张劲松问。

　　“不行，”女职工说，“我们这是国营单位，也不是私人旅店，怎么能跟你讨价还价？”

　　女职工说得理直气壮，特别是说到“国营单位”这几个字的时候，眉毛还特意向上扬了一扬，显得非常自豪和有底气。

　　林轩文示意张劲松算了，也不在乎十快钱，跟她废话那么多干什么。但张劲松不甘心，想了想，又掏出刚才吓唬赵一维的红本子，递给女职工，说：“我们也是国营单位的，都是给国家省钱，为国家节约。怎么样？商量商量。”

　　女职工认真地看了红本子，并且把红本子上盖着半截钢印的照片与眼前这个人进行对照，最后，像是凭着《国际歌》那熟悉的旋律找到了自己的同志，态度大有好转，至少没有刚才那么傲慢了，耐心解释：“不行，不好开票。”

　　张劲松朝两边看看，小声说：“按两个人开票，开四十，但是我按五十给你。”

　　女职工脸上紧张了一下，也朝周围看看。

　　“没关系的，”张劲松说，“万一遇上检查什么的，我们就说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个人是朋友，来看我们的，不在这里睡觉。”

　　女职工还有点犹豫，张劲松又鼓励了一番，并且林轩文和赵一维也加入鼓动者队伍。一个中年女人显然经不住三个年轻男人的劝，最后，女职工说：“我是看大家都是国营单位职工，照顾你了，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实在顶不过了，就说他是刚来的，还没有来得及补办。”

　　女职工说的那个“他”，当然就是林轩文，仿佛林轩文好欺负，可以当黑户。这时候，黑户林轩文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一口一个没问题，终于让女职工接受了张劲松的建议。

　　住下之后，趁林轩文上厕所去，赵一维向张劲松开口，问能不能借十块钱给他。

　　不就十块钱嘛，张劲松想，就算是被骗了，也无所谓，再说赵一维这个样子也实在不像骗子。

　　张劲松掏出二十块钱，给赵一维，问够不够。

　　“够了，”赵一维说，“打个长途电话足够了。”

　　“打长途？给谁？”张劲松问。

　　赵一维脸上难堪了一下，说：“给我妈妈，让她赶快给我寄钱来。”

　　“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张劲松问。

　　赵一维叹一口气，没有说话。

　　张劲松又拿出五十，给赵一维。赵一维不要。

　　“算借你的。”张劲松说。

　　赵一维满脸通红，不知道是激动的还是感动的，搓搓手，双手接过五十块钱，说：“放心，等我妈妈寄来的钱一到，我马上就还你。”

　　正在这个时候，林轩文进来。林轩文正好看见赵一维伸手接钱的动作。

　　林轩文皱皱眉头，没有说话。

　　在以后的几天里，赵一维的主要工作就是天天盼望着妈妈能赶快寄钱来，粮食招待所的那个女职工已经被他问得不耐烦了，说：“放心，我们要你的汇款单没有用，必须拿你的身份证才能把钱取出来。”

　　赵一维自然是解释他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身上没有钱实在受罪，连招待所的门都不敢出，天天躲在房间里吃方便面。

　　赵一维确实是天天吃方便面，期间张劲松和林轩文出去吃饭的时候，还特意喊他两次，但是赵一维一方面说谢谢，不去，另一方面诅咒发誓，说他最喜欢吃方便面，不喜欢吃饭。

　　这一天张劲松和林轩文又从外面回来，赵一维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立刻迎上来，热情地请他们出去吃饭。

　　“你不是只喜欢吃方便面吗？”林轩文问。

　　“我妈寄钱来了！”赵一维说。听起来好像是所答非所问，但张劲松和林轩文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赵一维真不小气，那天他请张劲松和林轩文吃的饭是张劲松他们来深圳这些天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不仅菜饭够量，而且还要了酒，搞得林轩文非常不好意思。三人喝着酒，赵一维掏出一百块钱，还张劲松，张劲松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林轩文已经代表他表态了，说大家朋友一场，谁还没有一个难处，区区几十块钱，算了。

　　“亲兄弟明算账，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赵一维说。

　　张劲松想了一想，接过来，然后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找出三十块钱还给赵一维，赵一维自然是不要。

　　“那不行，”张劲松说，“既然是明算账，那么就要算清楚。”

　　赵一维拗不过，只好收了。

　　赵一维问张劲松他们这些天忙什么。张劲松说，想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赵一维又问，不是说去找工作的吗？张劲松停顿了一下，看看林轩文，然后对赵一维实话实说。

　　“我们跟你不一样，”张劲松说，“我们没有文凭，找不到好工作，但是又不甘心像农民一样去打工，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生意做。”

　　赵一维听了之后，想了一下，说：“能自己当老板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先打工。”

　　“为什么？”林轩文问。

　　张劲松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从眼神看也是这个意思，问赵一维为什么这么说。

　　“人生地不熟，”赵一维说，“一边打工可以一边熟悉这里的环境和风俗习惯，这样风险小一些。”

　　张劲松不说话，他在想，想着赵一维讲的或许有道理。

　　“不过也不一定，”赵一维说，“如果确实有好生意，当然不要放弃机会。其实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基本上没有排外现象，边干边摸索也可以。”

　　听赵一维这样说，张劲松的眉头舒展了一些，举起杯子，说：“借你吉言，干！”

　　“干！”赵一维说。

　　“干！”林轩文说。

　　三个人搞得象桃园三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