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地理和心理位置

　　日本不是欧亚大陆上的国家，也不太可能是潜在的世界大国。日本列岛游离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之外。列岛相对于中国的位置，类似英国之于欧洲。但东亚的力量分布不像二战前的欧洲大陆那样分散，缺少彼此竞争的大国。日本在大陆海岸线上所面对的国家是俄国、朝鲜、韩国和中国。俄国现在无暇东顾，它的太平洋舰队的舰只大多已锈迹斑斑，而且容易受到封锁，变成日本海舰队（或按照韩国所声称的，成为“朝鲜海”舰队）。如果与日本、美国发生冲突，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范围很难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日本海总面积106万平方公里）。日本的海军实力排在世界第二位，对被地理分割为难以相顾的四大块（北方、波罗的海、黑海、太平洋）的俄海军具有明显优势。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分别打败了俄国的远东舰队和劳师远来（3万多公里）的波罗的海舰队。尽管如此，俄国仍然是一支牵制力量，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也没有解决。朝鲜半岛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激烈，其中最大部分对准了日本，其余则指向中国和美国。朝鲜在发展核武器；韩国的经济规模排在世界第11位。两者都有能力在本地区制造麻烦。不过，即使朝鲜半岛统一，整合将需要很长时期，而且人口、经济、资源、军事都不足以对日本构成威胁。当然，日本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已经把朝鲜当作威胁了。

　　在日本的邻国中，中国是可能性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把海空军主力摆在它的西南部、面向中国的一侧；在2009年又计划向钓鱼岛附近派兵。日本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在19世纪，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打败中国，先是在朝鲜打败中国，然后在中国本土打败中国，把整个东亚大陆变成它的殖民地。近年来，日本牵制中国有两条途径，第一是紧跟美国，通过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来制约中国。但这个同盟对日本也是很大的约束，妨碍日本放手争夺地区领导权。第二是促进台独，如果台湾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中国在海上与日本竞争的潜力会被大大削弱。一个独立的台湾会被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将是日本扩张的第一步。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是日本进一步入侵东亚大陆的跳板，而占领台湾岛则是日本作为岛国的本能，日本的扩张就是从海洋开始的。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维持了半个世纪。目前看来，第二条路不太容易走。

　　日本是东亚国家，但属于美国阵营，是美国在东亚的一个棋子。自从福泽谕吉（1834－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1885年）以后，日本一直在积极走向这个目标。不过，日本唯一脱离亚洲的是它的地缘政治：侵占亚洲国家，攫取领土和资源，以赢得和欧洲大国对等的地位。这种态势把日本与东亚隔离开来。日本的盟友都在西方：英国、德国，后来又加上美国。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日本一直学着欧洲国家的样子发动侵略，最后却被欧美国家和苏联联合起来打败了。显然，这个学生太出格了，还没毕业就开始攻击老师和校长。二战之后，日本退回到大陆之外的几个岛上。除了占领了琉球群岛和虾夷人的北海道之外，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大多白费了。主要原因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方法不得体，“脱亚入欧”的战略指导有错误，对地缘政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战后，日本又出现了“脱欧返亚”论。在欧（美）、亚之间的两难选择清楚地显示出日本缺乏文化根基。其实，“脱亚入欧”从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日本的最大价值在于日本自己。在东西方摇摆、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使这个国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这种潜在的危险已经爆发过一次，对东西方都造成了极大危害。

　　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和琉球成为美国的占领区。虽然美、日两国早已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日本的地位一直没有大的改变。作为亚洲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它对本地区的后起工业国（尤其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中国）心存疑虑，担心力量对比的改变。这就决定了它只能维持和美国的结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但是，日本在西方阵营中并不自在。它的领导人在七国首脑会议上缺少自信。另一方面，日本无法在亚洲找到适当的位置。它对过去的战争暴行采取粉饰的态度，中国、韩国、朝鲜等国都不能接受。日本既不能领导亚洲，又不能被亚洲领导（因为它已经是美国的附庸了），也难以与中国合作，共同促进亚洲一体化（因为美国不能接受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日本）。中日两国彼此的疑心和敌意太重。这是美国愿意看到的。美国鼓励日本进一步承担军事责任。这样，日本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才更有资本、更有信心，而中国更难接受日本的和平意图。如果日本重新武装，邻国必定增加对日本的警惕，东亚的分裂将更大。然而，日本的活动余地不会很大，因为美国对日本的疑虑并不比东亚国家小很多。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日本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必要时可以放松套在日本脖子上的锁链，却绝不会放手。美国不会忘记日本偷袭珍珠港，也不会忘记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入侵”美国。美国在1985年用《广场协议》发起进攻，再次打败了日本。在“脱亚入欧”之后，日本只能继续“脱亚入美”，在亚洲为美国充当英国角色，却缺少英国的自主权。

　　长期以来，英国的最大安全隐忧是在欧洲大陆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为了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大国，英国总是在战争中加入到较弱的一方，防止它们被兼并。日本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和日本隔海相望的东亚大陆上，中国的领土占据了大部分，而且中国的统一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对于日本，中国已经足够大，但还没有足够强。冷战之后，英国仍然借重美国抗衡欧陆国家，对欧盟也是三心二意，但现在也不得不考虑严酷的地缘政治现实：英国只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离岛，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利益更加密切，而美国则远在美洲，尽管它们有着同样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在多年的抗拒之后，英国已经在向欧洲大陆漂移了，虽然还在半推半就。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的选择余地不会比英国的更大。或许它将接受一个并不是由它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同时不损害与美国的密切关系。

　　不过，日本对它在亚洲大陆的作用还抱有希望。李登辉提出过“七块论”，设想中国分成7个独立的国家。他得到了一些日本人的赞赏。日本如果想模仿当年的英国人，在亚洲大陆上纵横捭阖，只能先制造一个分裂的中国，然后才能上下其手。除非中国犯下大错，这种期望没有牢固的现实基础。而且，美国前驻日本大使阿马科斯特认为，日本还存在着一个问题：

　　日本因地理上的限制和资源匮乏而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战略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一个能够并愿意保护它国的国家。这样，日本军事力量的任何快速扩张都将可能被邻国视为一个威胁，而非一道再保险。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21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鉴于阿马科斯特的职业，可以推论他的判断基础是政策多于学术。他的话暗示日本难以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霸主，因此劝它不要再打这个主意。不过，这两句话对中日关系同样有效。日本重新走上扩张之路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武力入侵和殖民统治目前已经不再时髦，在有“趋同”心态的日本人中间，这个事实增加了对和平的期望，减少了扩张的内部动力。更重要的是，大陆国家（主要是中国和韩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日本扩张的外部诱因不复存在。如果日本再次试图扩张，必将遇到强大的制约，反弹力之强可能会使日本损失惨重。但是，这并不意味日本将来不再扩张军力，不再寻求地区领导权。

　　当日本强大且又缺少对手的时候，它的地理形状是一个优势，便于向海洋和大陆两个方向出击。但是，当日本挑起战争，而它的海空军不能在更远的地方阻挡敌人时，日本各岛便很难防守。二战就是一例。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在环绕东亚大陆的第一岛链的北部。它由两大群岛组成：日本群岛和琉球群岛。琉球的岛屿比日本四个大岛更小、彼此距离更远，且向南一直延伸到台湾岛。两个群岛是中国东部外海的一道屏障。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钓鱼岛在琉球和台湾之间。钓鱼岛问题实际上由琉球群岛的地位而来。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起，琉球就是中国的朝贡国，与安南、占城、高丽等最密切的朝贡国有相同的地位。1609年，日本九州岛南部的萨摩藩今鹿儿岛县。打败了琉球，占据了琉球群岛的北端，南端仍归琉球国王管辖。在这一段时间，萨摩藩主避免让中国知道琉球的变化。1875年，日本勒令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请封，并废除大清的年号。1879年，日本灭琉球国，设冲绳县。第二年，李鸿章与日本谈判琉球事件，又创办海军。日本提出与中国瓜分琉球，南部的先岛群岛归中国。清廷没有批准已经草签的分界协议。琉球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二战之后，美国托管了琉球群岛，设立了军事基地。1970年，美国把托管琉球的“施政权”转移给日本。所以，日本在法律上并不对琉球群岛拥有主权。

　　同样作为一个岛国，即使在它国势最强盛之时，英国也没有在欧洲大陆寻求领导权。历史经验告诉它，那样做的风险太大，胜算太低。拓展海外殖民地给了英国巨大的发展空间。当德国在欧洲大陆崛起，殖民地纷纷独立之时，大英帝国就分崩离析了。它不能同时应对来自欧洲和殖民地的挑战。

　　在拥有足够资源和军力的前提下，日本的地理位置能够使它（或掌握它的大国）封锁中国在台湾以北的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与英国之于德国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是，日本的位置有些偏北。在拥有足够资源和军力的前提下，中国也能够封锁日本南下通向马六甲海峡的航线——这条航线对日本非常重要。因此，两国的地理各有优劣，取胜的关键在于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军力和资源：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以及对抗的意志和决心。

　　日本和东北亚的所有邻国都有领土纠纷，包括俄罗斯，并和中国、韩国和朝鲜有历史纠纷。这些国家对日本抱有很大的戒心。在二战期间，东南亚遭受的日本暴行相对较少，时间也较短。那时，东南亚国家大多处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入侵只是给它们换了一个统治者。它们没有切肤的亡国之痛、之耻、之恨，甚至还有感激之情——两败俱伤的殖民地之争给了它们独立的机会。现在，它们愿意借助日本保持本地区的均势。因此，如果日本要扩大势力范围，唯有向东南亚发展。它的石油进口的80%以上都经过东南亚而来。这种战略选择和1940年前后很相似。其南下通道必须首先经过台湾附近海域，日本已经在这一地区增加军事存在，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还向印度洋派遣了军舰。

　　二战时期，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源，保护本土和已经在中国获得的土地，日本从中国一直打到东南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了日本不适宜扩张——不仅在战略文化上不适宜，在地缘政治上更不适宜。日本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军队遍布东亚和东南亚，一步一步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敌，目的却只是为了保住最初的扩张成果（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华北）。所以，这个扩张从一开始就是非常脆弱的，难以持久，在某个时刻一定会出现激烈的反弹，伤及日本本土。如果日本再次出现扩张的态势，它仍将必须一路扩张下去，直到灭亡，否则就保不住最初的成果。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决定的。

　　在台湾岛以北的海域有许多小岛，这些岛屿现在为日本所有。以这些岛屿和礁石为中心，日本声称的专属经济区连绵不断，完全把中国和太平洋隔离开了。在海上石油运输线上，中国对日本占有优势，因为通往日本的航线需要从中国海岸之外经过。中日之间的竞争还体现在对原油的争夺。中、日、韩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区。中日在俄国的输油管线走向上有过激烈的竞争。如果有一天日本从美国阵营独立出来，而俄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继续加重，将出现日俄联手应对中国的可能。那时，中美会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不过，日俄之间有一个大的争端，即日本的北方四岛问题。因为这四个小岛，日俄在二战后还没有签署和平协议。朝鲜是第二个技术上仍与日本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因为有俄国和朝鲜，与中国关系闹得太僵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对华政策仍将以牵制为主。

　　一般而言，大陆国家倾向领土扩张，岛国注重扩张商业利益。这是因为岛国有航运之便，却不容易守住扩张之后的领土。但日本是一个例外。它以一个岛国倾力在大陆扩张，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现在成为日本担心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领土扩张也应该适可而止。占领或瓜分一个人口较多、有明确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国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不能彻底消灭受到伤害的国民的意志，或者与他们达成和解，施害国以后就一定会吃到苦果。沙俄时期就开始建立的苏联帝国瓦解了。现在，俄国的周围有许多警惕的眼睛。德意志第三帝国灭亡后，不仅失去了它侵占的领土，还失去了大片原来属于德意志人的土地，领土反而缩小了许多。日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只被打回原形，几乎没有领土损失，甚至还能继续据有琉球。原因是日本只来了一支占领军，没有分割它的土地，同时也得益于岛国土地很难再被分割的事实。

　　日本是典型的边缘国家，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是如此。在地理上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边缘。地理位置决定了日本的文化边缘地位。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边缘，现在是西方文化的边缘。日本位于边缘位置的原因是它愿意把外来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这个说法不否认日本很好地保留了本土文化。在保护本土文化方面，日本做得比中国好得多。甚至可以说，东亚古代文明的根现在在日本。这个事实表明，在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如果没有毁灭本土文化的强硬政治决心，本土文化、乡土文化完全可以生存下去，枝繁叶茂。

　　岛国的地理位置是日本的优势，也是日本不可弥补的劣势。日本不可能保持英国式的“光辉孤立”，因为美国不允许。日本也不可能成功地玩弄英国式的均势，因为东亚大陆没有太多的空隙供它上下其手。况且日本也不是玩弄均势的高手。中国统一而又繁荣的时候，欧亚大陆东端只有一个大的国家，几乎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分裂的朝鲜半岛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也不可能倒向日本，因为日本不能得到半岛南北的信任。因此，在东亚大陆上不存在均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只是美国维持东亚不平衡“均势”的一个棋子。孤立的日本只能依附某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是美国的附庸。

　　挥之不去的上岸情结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缺乏资源的岛国，那里的人们有强烈的危机感。岛屿不能带给他们安全感。在过去200多年，英国对欧洲大陆的事务一向冷眼旁观，保持它的离岸平衡手的地位，直到大陆上的均势可能被打破。日本不同于英国。只要具有一定实力，它总想登陆，有很强的“上岸情结”。一个在地理上处在亚洲边缘的岛国，如果想主导亚洲大陆的事务，而不是起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只能像美国那样建立众多的军事基地，与众多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在目前，日本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不会得到美国的批准。

　　岛国是孤立的，而大陆国家拥挤在一起，会产生很多争执。当大陆上的纷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常常需要外部力量来解决。强大的岛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保持大陆的均势，也为自己带来安全。但岛国直接入侵大陆往往会遭遇失败。比如，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法国统一，英军退出法国（暂不包括法国于1558年收复的加莱港）。此后，英国对欧洲大陆不再有领土要求（1704年占领至今的直布罗陀是个例外）。日本在1945年战败，几乎丧失了1895-1945半个世纪的全部侵略成果。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没有获胜，在越南没有站稳。

　　日本一直有强烈的“上岸”冲动。朝鲜半岛是它登陆的第一站、通向中国的跳板。日本向朝鲜半岛的扩张始于公元4世纪末。那时，它在半岛南部建立了殖民地，支持百济对抗新罗。唐朝时，新罗是唐朝的盟友。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唐朝海军和日本海军在半岛西南的锦江（白江）口开战。唐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新唐书?列传?刘仁轨》，4083页。“带方州”，在今平壤以南，汉时称带方郡。这次战败后，日本开始向大唐学习，开启了中国官方媒体和教科书中歌颂的中日友好史。日本至今仍然保留了许多唐朝文化的特点。

　　这是中日两国第一次交战。此后900多年，日本不敢北上登陆。直到丰臣秀吉（1536-1598）统一日本，日本才又一次向大陆扩张。明朝末年（1592-1598），中、日两国的军队再次在朝鲜半岛交战。这场战争是万历皇帝晚期的“三大征”之一。那时，明朝已经不可挽回地衰败了。按照中国王朝的兴衰周期，它也到了彻底衰败的时候。国内当然已经动荡不安；在边境，努尔哈赤正在东北积聚力量。但明军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实际上，进入朝鲜半岛的明军是一支多国部队，不仅有大量的朝鲜士兵，还有来自暹罗和琉球的军人。盟军的人数（7?5万）大约只有日军的一半。他们阻挡了日军向中国方向的推进。中国正统史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两战皆输。黄仁宇认为两场战争（1592-1593，1597-1598）实为一场，中间隔了一个奇特的议和期。那时，明朝已到了末年，非常腐败，无力获胜，当它再次准备议和时，丰臣秀吉病死，战争不了了之。见《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龙庆和万历时期”，614-621页。

　　丰臣秀吉被认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鼻祖。他明确提出先占领朝鲜半岛，进而侵占中国的战略。他的想法成为日本的战略文化遗产。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日本一直试图完成这个古老的方案。在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试图通过“封锁”政策，压迫岛国英国屈服，但都没有成功。在日本，丰臣秀吉的政策路径截然相反，从岛国向大陆进攻。在二战期间，日本形成了一个从朝鲜半岛到中南半岛的封锁线，来封锁中国。岛国长期占领大陆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当时的中国贫穷和腐败，但日本仍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个任务。

　　19世纪末是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最后时代。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初就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首先在太平洋，1875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和千岛群岛，1876年，占领位于日本东南1300多公里处的小笠原群岛。然后，日本在19世纪末提出“大陆政策”，把炮口转向亚洲大陆。1894年，中日打了第三次战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此后备受日本的侵略和压迫，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为大多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国人所熟知，不必细说。所以，第三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最长久，对中国的危害最大。

　　在唐、明、清三朝，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场战争，前后跨度1300多年。这三场战争有几个共同特点：（1）日本都想以朝鲜半岛为登陆跳板，进而攻击中国；（2）日本都利用了半岛上的内乱作为出兵的理由，中国都是被动应战；（3）双方同时展开海战和陆战，这种作战方式在中国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又，日本发动三场战争的时机都很类似：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日本开始走向强大。第一场战争是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日本学习唐朝的典章文物，仿照建立了一整套律令和官僚制度，国势初盛。第二场战争是在日本首次统一之后，实施自由贸易，崇尚武士文化，国势再盛。第三场战争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建立了现代工业和军队，国势三盛。可以说，日本强大后必定会向大陆扩张。只有第三次大陆没有力量反击日本，遂酿成大患。

　　三场战争的结果不同。第一场以中国的绝对优势获胜，此后是长期和平。第二场是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不了了之。第三场以日本的绝对优势获胜，中国本土岌岌可危。三场战争反应了两国力量的消长。有这三场战争为先例，中国必然会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鲜半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集团对抗。那时，中国刚刚结束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和抗战，民不聊生，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个国家打仗，但中国仍毅然派兵跨过了鸭绿江。这个决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对敌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今天有很多争论。但仅仅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无法回避这场战争，即使是在国家极其贫穷的时候。其实，国家越是贫穷，就越不能回避。一个强大的国家选择余地更大，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反击，或者是否反击。而贫弱的国家只能在最初的时候就做出决定，否则一切就会太晚了。

　　易走极端的国家

　　因为缺乏战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极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这种情形和中国相反。中国一般不缺少战略眼光，但往往被强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决心做出选择，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动。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会失去弹性，应变能力变得很差。清末是一个例证。同样受到西方的冲击，日本很快做出反应，开始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清朝却陷入了“体用”的形而上学之争，错失良机，成为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

　　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极端：急剧、彻底地抛弃传统。虽然这次极端的行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现出它灾难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顾实力、缺少战略的侵略。军国主义者坚信，“精神性”可以弥补实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日本军人的坚韧、无畏和残忍，给对手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这种弥补远远不够，既不能缩小它和美国的工业差距，更不能屈服邻国的抵抗的意志。最终，日本仍没有逃脱战败的命运。

　　武士道是战败前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进与不服从因素。日本军队的跋扈不仅在中国，也在日本本土表现出来。1930年4月，日本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日本右翼反对该条约，当年11月，刺客开枪打死了首相滨口雄幸。这次暗杀和军队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出于军事的原因。1932年5月，海军军官在官邸谋杀了首相犬养毅。陆海军的另一伙军官发动恐怖袭击，向政友会（犬养毅的政治派别）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和内大臣官邸投放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实际上，犬养毅是反对这个条约的。1936年2月26日，22名陆军下级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发起叛乱。叛军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杀害了内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总监。首相冈田启介仅以身免，他的秘书却被杀害了。

　　战后，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军队。但右翼的政治暗杀行为并没有终止。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鼓动军队发动1930年代那样的叛乱，然后切腹自杀。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秘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

　　如今，在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以后，日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有论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走向极端：其一是国民丧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时候方向出现偏差。埃兹拉蒂在2000年写到：

　　像目前这样的过渡期对日本文化来说要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扰乱作用。当日本人缺乏作为团体行动基础的国民目标时，他们可能变得近乎绝望。在这种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行动计划，就可能导致不幸的甚至自我毁灭的转折，就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时那样。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35-236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在这本书中，埃兹拉蒂多次做出类似的评论。他还说过：

　　当旧的模式失灵，日本人失去了他们所亟需的共同事业感，他们为了重新获得那种自己所珍视的感受，哪怕那种新的模式丧失理智或具有毁灭性，他们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当时最有吸引力的事业不放。因为日本文化中极少有人能够独立于团体之外来反对团体的指导，所以，一旦人们转向新的事业，就可能走向极端。

　　日本的历史说明，当围绕某一积极的事业形成共识时，日本文化的天赋就使日本能够实现伟大的目标。但日本历史也暴露了一些日本文化由于丧失了共同目标而迫使它丧心病狂地寻找解决办法时，它就会走向极端并导致自己的毁灭。《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52-253页。

　　日本现在失去了目标，还没有找到新的目标。这是一段危险的时期，而且将持续数十年。

　　2005年，在教科书和领土问题上，日本和中国、韩国、朝鲜、俄国都发生了纠纷。这时，日本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还想把朝鲜拉回到有关核武器的六方会谈中，它的经济复苏也需要扩大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努力都需要别国的支持。但是，日本因为自己的言行在东亚陷入孤立。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者抗议日本篡改历史，并号召抵制日货。美国也不信任日本，它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是虚晃一枪。美国需要维持日本的附庸国地位。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又扼守在欧亚大陆东部之外，这个附庸国是极为珍贵的。美国把它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不仅仅是为了压制中国，也有牵制日本的意思。日本修改教科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否定它的战争暴行，批判东京审判，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就失去了道义根据。中日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中日都不可能从争执中获益，但日本受到的损失更多。在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中，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必然受到限制。日本民主党前代表鸠山由纪夫批评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鸠山说：

　　小泉外交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长期战略而凭一时高兴来对待外交。我认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爱，这给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损失。日本《每日新闻》晚版，2005年4月4日，转引自4月7日《参考消息》。

　　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作为反对党，民主党一直在批评执政的自民党。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中，党派之间的攻讦也不总是公正的。但是，以上对小泉的批评却是可以从日本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小泉所缺乏的“仁爱”，是日本从中国学习儒学过程中丢失的重要内容，非小泉一人之过。哲学史表明，中日儒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仁”之有无。缺少仁爱之心，这可能是日本易走极端的一个原因。其次则是通常所说的岛民心态。

　　在文化方面，日本入侵中国还源于强烈的“弑父情结”。日本以弑“父”这一行为，来达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转向，从东方转向西方。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源和长期的模仿对象。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彻底打败中国就能了断过去的缘分，转而模仿西方，完成“脱亚入欧”。在日本帝国的等级制度中，为中国安排一个低的位置，日本就能够从过去的模仿者变成领导者，成为东亚的霸主。日本占领了东亚，西方国家被当作下一个“弑父”的对象。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才会认为自己进入了更高的文化等级。

　　每一个后发工业国都面临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不仅日本如此，俄国、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在欧洲，今天也要应对全球化（或美国化）的挑战。但是，只有日本才成功地做到了激进地否定传统，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应当超过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时期的俄国。从福泽谕吉到白鸟库吉，日本的一流学者多有提倡“脱亚”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日本这个激进的向西方学习者，现在保留了更多的东方传统。而中国经历了19世纪后半叶的“体用”之争，屡遭入侵，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几乎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毁灭殆尽。似乎中国更擅长以渐进的手段，完成激进的目的。东亚文化之“父”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复活，东亚的古老文明将难以为继。

　　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徘徊，似乎成了弃儿。当然，日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立国之本。这说明在不太成功的弑“父”尝试之后，日本仍然没有成年，没有找到归宿。日本能否成功地“脱欧返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之争的深层原因是地区领导权。现在，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它无法接受跟随中国。一旦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和日本同样的成就，日本就别无选择。它无力摆脱地理和传统的制约。

　　无论中国人是否愿意承认，日本都是中国目前最发达、最强大的邻国，实力在中国之上。中国人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个国家，不可意气用事。如果有可能，应该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维持双边友好关系。但是，日本将可能成为一个威胁。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正在重新武装，军队再次走向海外，并建立军事基地。此举必将改变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将受到更大牵制。布热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前景。他在2007年说：

　　几乎可以断定，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将放弃和平主义立场……如此，则日本必然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强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原著于2007年首版。

　　日本在军事上是美国的跟班，它或者继续作为美国在东亚军事存在的一部分，或者逐渐获得独立。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两种前景都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他提议，应该让日本在扩大了的北约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把日本纳入北约的安全框架内。同时，他要求美国促进中日妥协，以减少中日对抗的风险。布热津斯基认为，也不太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日妥协将导致日本被一个由中国实际主导该大陆、美国逐渐被排斥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所吸引。”《第二次机遇》，169页。不过，2007年春，历史学家入江昭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日本的未来就在中国主导的东亚。所以，日本未来地位未定，而不确定中可能潜伏着危险。

　　如果有必要，和平主义占上风的日本将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对于这一点，东亚人比西方人少了许多美好幻想。1965年初，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上任后第一次访美，先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得到约翰逊的承诺。次日，1月13日，佐藤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提出，如果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美国应该从海上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从海上的话或许可以立刻使用”。佐藤在1964-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任期之长为日本罕见，可见其政治地位之巩固。他于1968年提出的“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也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领土）成为日本核政策的指导原则。但美国可以将载核舰只停靠在日本港口。佐藤认为，如果美国从海上（日本领海）对中国发起核攻击，就会不违反三原则。以上内容出自日本外务省的常规解密文件。美联社2008年12月21日电，共同社12月22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2月23日。佐藤的公众形象是一个强烈的反核者。在他任内，日本于1971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本人在197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反核者、和平爱好者佐藤荣作，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核战争贩子。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价值选择在言行之间有如此极端的反差，极其罕见，因此特别值得世人警醒。

　　在佐藤访美之前不到3个月，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加深了佐藤对中国的担忧和不信任。但是，佐藤要求美国对中国的常规武器进攻也要尽早报复以核打击。那时的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日本发起核攻击，更没有力量发动跨海的常规进攻。在21世纪，如果有日本首相鼓动美国对朝鲜实施核打击，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8年10月，日本航空幕僚长（空军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文章《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否认日本对朝鲜、中国、美国的战争是侵略。他因此被解职。同年12月23日，在熊本县的演讲中，田母神声称，自卫队99%的军官都会支持他的观点，并提出要“与美国商谈给予日本核弹发射权事宜”。这就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击、表面上最反对核武器的国家。其实，“热爱和平”、“反对核武”是它的趋同文化、掩饰文化要求国民在战败后必须这样做。“爱好”、“反对”不是出自独立人格和良心呼唤，因此根基很浅，如同时尚潮流一般，很容易风飘云散。从日本大众对待侵略和大屠杀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痛彻入骨的反省，没有排斥暴行。一旦局势有变，日本政坛出现一位强势人物或一位煽动家，大概不难一呼百应，改变日本国民目前对和平的爱好。

　　如果日本不能获得邻国的谅解，它就难以在本地区发挥与它实力相应的作用。如果不能首先成为一个地区大国，日本就不可能成为它希望的世界大国。如果不能纳入东亚，而美国又将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那么，重新军事化、获得核武器是日本成为大国的唯一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可能会寻求打败中国。日本人的性格是极端的，并且常常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外人很难了解摆动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本尼迪克特描述：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饱受日本穷兵黩武之害；在20世纪后半叶，我们看到了一个恪守和平宪法的日本。在21世纪，日本将重新摆向另一个极端吗？也许。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尽管还不是显著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和平宪法可能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步骤。但我们不知道日本是否将在适当的位置停下来，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让自己在到达极端之前停下来，真正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的历史证明它经常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正在日本兴起，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足够警惕。马修斯说：

　　过去几年，美国把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反恐战争上。这时，另一个可怕的挑战——崛起的民族主义——已经在美国最密切的盟国之一扎下根来。这个新情况可能产生骇人的结果，即，兴起一个军事化的、咄咄逼人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这对它的邻国将是一场噩梦。《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尤金?A?马修斯，《外交》2003年11/12双月刊。

　　因为存在着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如果日本真的重新转向军国主义，中国即使足够强大，也未必能够阻止日本冒险。看一看二战史就知道了。那时，美国对日本有极大的优势，日本的决策者也很了解这一点，但仍然决定冒险开战，以偷袭开始了战争，企图一举毕其功。2002年2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日本国会发表演讲。他提到美国将在两岸冲突中协防台湾。日本议员热烈鼓掌，表现出日本政治界精英的反华情绪在上升。

　　公开的“反华情绪”日益成为日本政客中的主流。日本领导人正更加可能支持台湾，参拜靖国神社，呼吁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进一步削减援助。《中国和日本：友谊的幌子》，本杰明?塞尔夫，《华盛顿季刊》2002-03冬季号。

　　新一代的日本人忘记了二战和暴行。日本政界的“反华情绪”有增无减，与中国大众的“反日情绪”遥相呼应，彼此促进。据报道，日本一位防务政策高级官员说：“在日本，我们应该与中国对抗的情绪逐渐高涨。”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12月11日。在2004年底颁布的日本5年《防卫计划大纲》中，中国和朝鲜被指为潜在的威胁，这是日本首次明确指出威胁的来源，向中国和朝鲜发出了非常强硬的信号。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预想了和中国的对抗，日本的军费开支却在减少。从2005年起的5年中，军费开支将下降到2330亿美元，比此前5年的平均开支下降3?7%。这反映了日本的预算紧张，也反应日本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

　　美国通过改革战败国的政治制度，化敌为友，由此长期控制着战败国。1951年，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日美安保条约》。从那时起，日本不再是一个正常的战败国，而是在军事、外交等方面受美国控制的盟友。这种关系随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而有改变。在911之前，美国已经在考虑把日本推向东亚政治的前台。在今后某个时期，这个议题还会重新提出。日本参加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一个突破。制约日本重新军事化的两大阻碍，国内的和平主义情绪和美国的迟疑态度，都在消退中。日本国内对向海外派兵的支持率已经接近50%，日本为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提供后勤支持，并加入了在伊拉克的占领军。美国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以此作为对中国的制约。

　　日本已经把“周边有事”扩展到美国受到攻击，实际上走上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道路。在未来的冲突中，日本已经在法律上保证了与美国一起作战，而不是仅仅提供后勤支援。在美国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之前，日本一定会再武装。中日彼此猜疑很深，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美军驻扎在日本可以推迟中日的军备竞赛。鉴于目前日本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都高于中国，因此这个推迟对中国是有利的。

　　俄国仍是一个虚弱的国家，它的最大资本就是核武器和能源，它会利用这些资本来维持国家地位。绕开中国的纳-霍输油管道就是一例。日、俄已经开始接近，为100多年来所罕见。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俄日关系大多数时候都处在紧张甚至敌对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苏联废除了与日本的中立条约，捅了日本“背后一刀”，并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四个岛。因为“北方领土”的争端，两国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以结束战争状态。在冷战期间，日本是美国的伙伴，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日本世界第一的扫雷和反潜作战能力，是为配合美国封锁苏联太平洋海岸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仍然有用。

　　有史以来，东亚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两强并存，又彼此猜疑，对抗难以避免。对抗难以避免的另一原因，如前所述，几百年来，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对手。现在，日本从中国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胁。即使不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实力增强也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因为它改变了均势，也就是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和安全格局。均势的调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有得之者就有失之者。失之者必不甘心。

　　缺少战略传统的日本

　　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传统的国家。这一事实为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士所承认。在中国，李宗仁是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他与侵华日军打了多年的仗。他总结道，从明治维新起，日本就在基本国策上犯了致命错误：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李宗仁回忆录》（下），615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这个评论是一针见血的。他提出了日本侵华的两大原因，对于日本来说，这两个因素是一对矛盾。日本本来接受的是中国文明，后来在美国的炮击之下，转而学习西方文明。在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用它后来习得的文明果实进攻它早期文明的母体。除了地缘政治的追求外，当时日本入侵中国，还有两种文明没有调和的因素。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分裂症”，结果在中西文明的联合打击之下遭到惨败。至今，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摇摆，这是文明的精神分裂症仍然存在的症状之一。此病症表明，至少在东亚地区，日本还不具备文明或文化的号召力。

　　中国能被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征服，却不可能被日本征服，首先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早期的时候，中国自成一个世界，征服了中国就是征服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干涉。而到了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贫弱的一部分。许多强国在中国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日本强大得多的美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们不可能袖手旁观，让日本在远东坐大。另外，古代中国人一般并不太关心哪里的人来当皇帝。而20世纪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渊源，是一件代价极为昂贵的事情，很难持久。日本大大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胜仗，占领了领土，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这些都是日本战略上的失误。李宗仁接着写道：

　　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浅，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李宗仁回忆录》（下），616页。

　　李宗仁所说的“志大才疏”，专指制定战略的领袖。在战术上，他承认日本将官“一丝不乱”、“令人生敬生畏”。作为战地指挥官，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虽然如此，他认为日本的战术优点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场，替他们设想了另一场侵华战争。他认为，那样的结果将对日本有利得多。但日本的战争没有战略。

　　战术失败有时会挽救战略失误。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关东军试探进攻苏联，和苏联远东部队时有小规模的冲突。1939年9月，在外蒙古与内蒙古交界的诺门坎，苏军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挥下，迎战比他们人数略多的关东军（双方都不足6万人）。岛国的日军在装备、战术上都远落后于陆地大国苏联的军队。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下，一个师团、近两万日军被消灭。1941年4月13日，按照苏联提出的条件，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这时距德国入侵苏联只有两个多月。

　　中立条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还是个疑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情报，并立即开始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赞同进攻苏联的人，不仅有陆军将领，还有外相松冈洋右——他刚刚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计划在1941年9月初对苏联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日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强国美国。日、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激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巨大劣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强，消灭美国有生力量，迫使美国讲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战略错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日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之前，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美国，参见《剑桥插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美国的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日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美国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日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1940年，美国在日本的进口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进口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插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出入），铁为80%，棉花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美国的物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美国把作战重点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国家战略的不足，同时也会加深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出色的战役。如果日本偷袭失败，美国人一定会很满意，不再过多追究。日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对日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脱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帮助美国了解敌人的性格，制定对日政策。她的《菊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菊与刀》，85-86页。

　　如果战略眼光只盯在当前的现实，就不可能投射很远。没有战略，国家就没有目标。在快速变化的、动荡的时代，没有目标的国家是危险的。国家不应该永远摸着石头过河。

　　本尼迪克特说的“许多专著”，应该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余》（1901年）中写道：日本“至今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余》畅销了20多万册，“没有哲学”的命题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论。“哲学”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中国也沿用了他的翻译。是一个新概念，同时，日本还没有走出因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话未免有些偏激。诋毁传统的强劲潮流很快抵达中国，似乎非除旧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善的研究》，试图把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日本学界通常把这一年当作本土哲学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做加减法，他似乎不能在一个源流中创新。儒、释、道等思想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更侧重发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维。这种不足阻碍战略文化的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弥补。

　　虽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后，他的哲学被当作日本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同时，德国历史哲学中受到纳粹赞赏的部分也被介绍到日本。一般说来，极端专制国家很难产生理论创新，专制者却一定会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西田的理论有浓重的形而上学。他的书发行量很大，但还不足于动摇日本人的思维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维能力，正合“有勇无谋”一词。国家战略属于“抽象思辨”的范畴，以对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及目标的把握为特征。如果目光只限于“现时现地”和“现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历史，不能展望未来，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这是日本漠视它对邻国所犯罪行的深层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战略空间。

　　日本缺乏战略，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因为没有能够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日本人中，可以说找不到合乎条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围绕政治活动应付日常事务的政客之流，战前的日本可以勉强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辅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术员。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意识来自天皇。……现在许多国家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称为政治家，这种评价已经形成共识。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245-24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深感威胁。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的激烈辩论。那一段时间美国表现出的绝望和痛苦，超过了美国今天对中国的警惕。虽然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日本更让美国人担心他们的霸主地位。这场辩论产生了一批从新角度审视日本的著作，它们的作者被称为日本学的“修正主义者”。美国人发现，在战后经他们一手塑造的日本政体，和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卡尔?凡?沃尔福兰有言：“（日本）通产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营部门’都是与这些标签向美国人所显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调和的分歧？》，卡尔?凡?沃尔福兰，《国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沃尔福兰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他把日本称为“astatelessnation”——无国家的民族。这是他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自1989年出版以来，《日本权力之谜：无国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日本学的一本经典著作。沃尔福兰并不是说，日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故国的民族，像以色列复国之前的犹太人。State指政体。他是说，“没有个人或集团得到授权，可以做出对日本所有机构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全国努力的一部分”。《再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90秋季号。沃尔福兰是较早提出日本欠缺国家战略的学者之一，也是很有影响的研究日本的学者。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观点，在自己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日本是传统上就不善于制定国家战略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1页，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战略，日本总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这导致了它的战败。中曾根说：

　　关于大东亚战争后的日本状况，我只能说，日本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强。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丝毫没有改变……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

　　作为日本前首相和实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试图在此书中弥补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论事，没有国家战略所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深远目光。在这本书中，中曾根康弘在多处提到他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气。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历史。

　　按照沃尔福兰的观点，日本国没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对经济和政治决策承担最终责任。日本的体制是不同等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中心。日本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的特点是中央官僚们和企业家的伙伴关系。《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86/87冬季号。在经济起飞之后，这种官商合一的关系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这个特点不是在战后才形成的。小约瑟夫?奈写到：

　　在德国，虽然希特勒得到了军方和工业巨头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断专行的。而在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协商而制定的。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和历史》，15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这是裕仁天皇逃脱战后惩罚的原因之一。一个人的独裁可以给国家带来灾难，一小群人的专制同样可以是灾难性的。虽说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但这个决策层相当封闭，利益取向比较一致，各人的性格也多是从众的。沃尔福兰注意到，“美国有时被半开玩笑地称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对党”。见《再论日本难题》，《外交》1990秋季号。由此可见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介入之深，影响力之大，同时也可见日本官僚机构倾向于内部达成“共识”。即使在民主体制下，他们也很容易操纵民意，或忽视民意。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权威和一致的国家，民众需要领导者替他们思考、决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团内获得庇荫，就能打开权力之门，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

　　不仅“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一些日本学者也深有同感。不过，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产生足够的行动能力。日本《外交论坛》杂志社在2000年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回顾20世纪：现代日本的兴衰周期”。牛尾治朗在会议上批评说：

　　日本尤其不习惯于大处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观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战后的日本也还是这样。当要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眼镜看世界时，我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在冷战之后，每个人都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独立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阶段。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roundtable01?html?

　　美国并不信任它的这个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既是日本的保护伞，也是美国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动的锁链。即使有这条锁链，日本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它没有外交政策。战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极端的可能性，而锁链的强度有限。有日本学者指出：

　　一些观察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没有一个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外交政策的东西。如果把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在异时异地所执行的，比如这样一些领导人，帕默斯顿子爵、奥托?冯?俾斯麦、温斯顿?丘吉尔，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陆奥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个比较，这个评论一点也不令人惊异。《日本外交改革：早该进行的政策检讨》，《外交论坛》2002年秋季号。

　　作者把陆奥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当年，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胁迫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在天皇拥有绝对权威的日本，处在一位强势首相之下，外相陆奥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间？《马关条约》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条约过于贪婪、过于咄咄逼人，导致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俄因此交恶。从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先赢后输，在1945年战败后失去了在《马关条约》前后获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马关条约》埋下了日本今后过度扩张和失败的种子。有鉴于此，很难说陆奥宗光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具有统治世界的军事实力，而没有能制订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只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最终遭到失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不过，没有战略不代表没有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占领中国，做东亚的霸主。为此目的，日本最终选择了跟随纳粹德国。

　　如今，在美国的“忠实的男仆”这一点上，日本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曾根说：“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把因果关系掉过来可能更接近实际：因为日本缺乏战略，所以对美国过分依赖。在国际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现出战败国、小国的心态。比如，在里根访问日本时，日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绝了美国“按照国际惯例”、让美国的警卫车跟在总统的座车后面的要求。为了让美国驻日大使放心美国总统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时，“我将以自己的身体保卫里根总统”。在参加八国峰会时，中曾根自比为日本的冠军，决心不输给里根和撒切尔。各国首脑合影时的位置本来无一定之规，中曾根却炫耀他和里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80-81页。以此作为向日本国民邀宠的资本。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属于实力派，也算是一位有头脑的政客。他任首相时（1982-1987），日本经济力量正处于顶峰时期，连美国都感到惧怕。但这种小国心态只能让日本继续追随强国，以及美国之后的强国。当然，大国领导人炫耀与美国政要乃至媒体记者的交道，这种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国独有。但中曾根的表现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状态，即缺少领导人的信心和战略眼光，而在其他国家更可能是一个特例，只是某一个不自信的领导人的失态。如果日本再次试图充当亚洲的领导者，过程和结果可能仍然是灾难性的。因此，东亚的和平在于给日本指定一个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强国

　　缺乏国家战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模仿、追随强国。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文化中有两种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艺伎。这两种人都不是独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们（她们）把自己的技艺磨练得很精湛，是为了给主人（或客人）服务。艺伎逢场作戏，比武士还少了一份忠诚。因此，日本总是模仿强国，寻求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

　　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追随者，不是一个领导者。唯一的半个例外是从明治维新成功到二战战败的数十年间，日本企图做东亚的霸主，建立以它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企图以霸道实现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杀来建立“王道乐土”，与中国传统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远。日本野心的来源则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宪法和陆军模仿德国，海军模仿英国。不过，德日两国关系在二次大战前并不好。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诸岛给日本。割让辽东半岛侵犯了其他列强的利益，德国与俄国、法国干涉，最后日本不得不忍痛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让日本一直耿耿于怀，埋下了两国交恶的种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攫取了德国的在华利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这又让德国愤恨不已。此外，两国的经济结构相似，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冲突的。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89页，三联书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前与德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后与美国结盟。它的盟国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盟。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国的扩张。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被废止。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开始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日本转而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因此走向与美英的对抗，加速了它的失败。“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日同盟的结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样，《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的终结也将动摇日本当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219页。如果现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摆脱美国的控制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仍有可能滥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论坛》圆桌会上，东京大学的山内教授说：

　　如果我们考察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事实：当日本和英国或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大国——在一起时，日本的表现就很好。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国——如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时，日本就衰败了。

　　山内只说对了一半。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日本是否跟随海洋大国，而在于它所跟随国家在当时的地位。英国和美国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结盟就是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小伙伴，从它们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时也受它们制约。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现有秩序的压抑，是挑战者。它们的挑战方式不是和平的，它们的地位都是未定的。由于日本缺乏制定国家战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极端。另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战争狂人。他们对日本不断发起战争的影响很大。

　　在德国似乎蒸蒸日上的时候，1936年11月25日，两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日防共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议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对苏联形成了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此后，德日关系日趋密切，而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德国撤走了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销售武器——有点像1950年代末对中国“背信弃义”的苏联。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在日本，“欧洲战争，以及德国1940年春夏展开的闪电战所引起的国际狂乱改变了一切。一股非常明显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开始蔓延。”《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267页。因为德国取得了胜利，在三年的协商之后，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协定。三国约定，在受到非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他们彼此之间应该运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因为签署了这个条约，日本耗费巨资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的最后写道：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作出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将证明，它汲取了一项教训，即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到达荣誉之路。《菊与刀》，218页。

　　日本走向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它可资模仿的对象，目前就是美国。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军事上。因此，如果今后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军事力量，将不会令人惊讶。但是，中国和韩国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积贫积弱；甚至朝鲜，在军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从这一点看，亚洲大陆不会再次诱惑日本发动侵略。

　　东亚的历史问题

　　日本的“脱亚”有一个过程。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他声称，为了报答儒汉化之恩，日本有义务抵挡西方的入侵，以便让支那（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些话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仍然站在亚洲的立场上。在10多年后，可能是日本对中国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企图吞并中国。

　　同样在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发表了关于全球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他敦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的大对决做好准备。他的长子近卫文麿继任为贵族院议长，后来在1937-1941年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积极推动对华作战。日本加入欧洲、企图征服亚洲的转变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侵略者的理论根据是种族冲突，这个理论在今天看当然是错误的，在当时却是对西方政策的合理反应。白种人严重歧视有色人种，这种歧视在1960年代的美国仍是合法的。20世纪初日本面临一个选择：与中国一起对抗西方，或与西方一起瓜分中国。日本选择了后者，最后，企图独吞中国。在日本看来，中国实在提不起来，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伙伴。

　　日本有占领中国的框架政策，在学校和军队中为侵略做准备，但没有明确的战略和日程表。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华一般是由军队中的激进派推动的，在事成之后得到军部和天皇的默许。这种鼓励的态度又刺激他们采取下一步激进行动。和德国不同，日本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对发动战争承担最后责任的人。战争期间内阁多次换届，内阁总理中有因不赞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战争仍继续进行。战后，最高权威天皇逃脱了惩罚。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观点可以分为三派：虚构派、中间派和大屠杀派。其中虚构派的人数最多，他们认为受害者总数从0到40或50不等。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无论是在英语学界还是在汉语学界，都没有人支持虚构派；中间派承认有杀戮，但他们接受的被害者总数只有数千到两万不等，大卫?阿斯纠把他们大都归入虚构派；大屠杀派人数最少，他们认为被害者总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大多数人接受的数字是12万。见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关系。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伴随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他们在华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队在东北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日军轰炸重庆开了全世界空袭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击就是一个后果。“南京大屠杀”已经远远超出了南京的范围，成为日军在华所有暴行的象征。日军在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虽然统计数据非常重要，但战乱中的屠杀永远也不会有准确的统计，更何况被害者已经不再说话，杀人者也很少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记住，大屠杀不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把大屠杀简化为统计学的争论，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未来暴行的放纵。任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一旦在日本得势，必将对中日两国的未来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与他们掩盖谋杀张作霖是一样的。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陆军大佐的带领下，日本关东军的一些军官炸死了军阀张作霖，然后嫁祸于中国军人。在了解了真相之后，日本内阁决定隐瞒事实，“断言公开真相将伤害皇室，恶化中日关系，侵害日本在中国的特权。此外，内阁也不愿意在议会上对事件承担责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146页……这是日本“耻感文化”的特点。他们在意的是别人的观感，而不是罪恶本身。因此，犯罪之后最重要的是掩饰罪恶。恢复名誉的体面手段是否认罪行，而不是真诚地反省忏悔。如果掩饰不成，他们会恼羞成怒，迁怒于受害者。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远远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日本否认战争暴行的象征。日本军人把中国人当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杀。侵略与屠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因宽容而被放置一边，或在“学术”争论中被中立化。它更多地是一个“良心问题”、“责任问题”。一个民族可以暂时回避历史，但永远不能回避良心，永远不能回避责任。良心和责任对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约束力，不仅仅对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杀了是非、善恶的区别。这与佛教教义是不一样的。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有条件的，赎罪需要忏悔、行善，并不能一死了之，否则会堕入地狱，来世也不得好报。在日本文化中，“忏悔”很少。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恶，那么作恶时就不会畏惧。“羞耻”感是现世道德对恶行的约束，是容易抵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罪恶。这正是日本采取的手段。

　　中国反对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干涉日本内政。而是因为它所崇奉的国家神道、所供奉的战犯，曾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灾难。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天皇实行独裁，政府“废佛毁释”，独尊神道教。它将国家作为唯一的神来供奉，政教一体。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与日本传统相违背，靖国神社并没有体现“死者平等”，它是有选择的，只有为天皇战死者才能进入靖国神社。死于战争的日本平民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那些被日本军人杀害的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在靖国神社祭奠之列。国家神道是和日本扩张同步开始的，从建立起到今天，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精神寄托。尽管天皇在战后公开否认了自己的神性，靖国神社仍然以诸天皇为中心，为他们的战死者招魂。《不能用生死观为小泉参拜开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岗，《参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战后期，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攻占，国土被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划区占领。挑起战争的希特勒已经自杀，代表德国投降的人并不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盟国对德国的清算是彻底的、无情的。但日本与德国完全不同。它在盟军踏上领土之前投降，政府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天皇及以下官员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领军只有美国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需要日本作为反共前沿阵地。因此，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暴行没有受到认真的追究。

　　从慰安妇问题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强权”，而非“公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之后说，慰安妇都是自愿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强征的事实。中国和韩国对此都非常生气，但安倍坚持他的观点，不为所动——直到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就此问题道歉。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对慰安妇的道歉。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严厉批评可能会使日本选民感到生气。但是让日本的亲密安全盟国——美国生气可能会损害安倍的形象”。这里说的“日本”是日本的全体选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于美国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本国选民的压力，对日本在亚洲强征慰安妇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认这一事实。路透社的这条新闻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当亚洲各国政府批评日本时，没有人在意，但是当《纽约时报》报道此事时，他们就得作出反应。他们担心美国精英生气。”路透社东京2007年3月1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日本人只服从强者，不服从事实。慰安妇事件再明确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济南大屠杀……等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战争暴行，无力摆脱靖国神社的阴影，无法和邻国达成彻底的谅解。且不论道德上的得失，在战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韩国不同，日本并无强敌压境，而且拥有先进的海、空军，却把外交建立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之上。虽然德国同为战败国，同样有美国的驻军，却可以采取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够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采取和美国不同的政策。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中国的历史是落后挨打的历史。究其原因，中国的愚昧、腐败和内乱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外来干涉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这105年中，中国的内乱与外患是相辅相成的，两次现代化努力都毁于日本侵略。晚清持续50余年的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在北洋时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继承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后，日本先后发动济南事变（1928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紧逼，然后大举进攻，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中国晚了一步，此后步伐缓慢，于是步步落后于日本，处处受制于日本。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很快就投入建设，而中国则陷入内战。内战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断的早期国共内战的继续。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岛后，大陆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内乱和灾难，在1979年重新开始现代化建设，至今进展还算顺利。中日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国仍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落后的起点在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迟缓。

　　东亚的和解道路

　　日本学习太快也并非没有坏处，因为它没有睁开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纪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扩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这辆将要倾覆的彩车，且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为世界带来了灾难。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视这场灾难。

　　日本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0多年，夺去了大约2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和6万多西方盟军的生命。其中中国人超过一半，还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也因战争死亡了310万。《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3页。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和其他许多重大的代价之后，世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谁是战争的元凶。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彻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是元凶，每一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却不知道是谁的命令。他们都可以声称不承担责任，而日本的最高权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则被塑造成一个和平爱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战争又的确爆发了，那只能说明日本被迫应战。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对美开战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那时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还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持续了10多年，这与日本官方极力掩饰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关系。这些只是内部问题。日本在对外政策中掩饰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残杀这样的问题上。这种鸵鸟政策大概就是所谓的“耻感文化”吧。

　　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些办法。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慎独”的修养，在法家则是严刑重罚，在民间信仰中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则为恶人准备了地狱。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对于日本人，大概是现代国际政治文明更有用处。

　　日本是否接受战败的历史，不再向战犯致敬，还与中国是否强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关系。鉴于这一点，中日的最终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牵涉到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是不够的。即使到了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仅此一项就不足以改变中国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说两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变轻视中国的态度，中国人就不可能改变反日情绪。

　　在争执的背后还有中国对现状的不满和日本对未来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在今后数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有点像198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的心态。日本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明确说出他们的担心。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美国《时代》有过一篇封面文章：《中国和日本：我们能交谈吗？》《时代》杂志2004年11月29日。，副题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误解之后，亚洲大国仍在挣扎着把过去留在身后》。文章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后，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场他们认为是剧烈的权力转移，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动力（更不用提军事实力）正在不可阻挡地从东京转向北京。然而，尽管他们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上升力量，许多人讨厌他们所说的中国坚持让他们对问题做出交代，他们相信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就应该被放进历史之中。

　　一个事件是否被放进历史，取决于它对“现在”有没有直接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还没有成为历史。中国人的历史纵深感要比日本人强一些，不仅存于“现存者”之间。何况这段历史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日本领导人仍在参拜靖国神社，向战犯致敬。如果日本人把他们的战犯“放进历史之中”，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历史。出于国际政治的考虑，中国曾经给予日本太多的宽容，错过了让日本认真道歉的最好机会。中国开始认真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已经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在华暴行已经过去了60余年，受害者和目击者都在急剧减少。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许多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给否认者留下了机会。

　　日本总是要摆脱不利的事实。1932年12月犬养毅担任日本首相，他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日本占领满洲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比克斯注意到，“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上不断重提的说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171页。现在日本坚持的“摆脱道歉外交”和战前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日本在“摆脱”之后的走向也将一致吗？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参拜靖国神社。此后陆续有首相向战犯致意。他们不能不引起怀疑和愤怒。在另一方面，日本总会有一些学者和老兵反对否认暴行的观点。有些人采取“工具理性”的治学态度，不偏不倚，有些还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如大屠杀派学者井上清，老兵东史郎。对日本的走向极端，他们是一个有力的牵制。他们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受到威胁。虽然右翼势力在上升，但良心与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在2002年，中国有人提出了在历史问题上妥协的“对日新思维”，终于在众人喊打之下无疾而终。两国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违，中国无法绕过历史问题处理中日关系。如果日本领导人继续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中日就像是两辆重载卡车，在一条线路上相向行驶，总有一天会发生撞击。

　　因为历史的缘故，以及日本官方对待历史的态度的缘故，大多数中国人厌恶甚至仇视日本。这些厌恶和仇视确有扎实的事实根据，中国人难以摆脱。但是，仇恨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让仇恨蒙蔽我们的双眼。在厌恶和仇恨之中生活只能伤害自己。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得更美好，而这个“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包括国家的富强，文明的昌盛，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所以，中国需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审视日本，并考虑把日本纳入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体系之内，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无论是在种族还是在文化上，日本无疑是和中国最接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这个事实本来可以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双方的交流应该相对容易一些。但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日亲善”。如果日本能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甚至更多地帮助中国发展，日本在将来东亚的地位会更加巩固。日本只能依附于一个大国。在中国强大之前，日本将继续依附美国。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出现在中国整体实力明显超过日本之后。那时，中国民众可能会宽容一些，较少受到现实的干扰。他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暴行会心平气和一些，能够接受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在既成事实面前，日本也可能放弃它在看中国时的紧张和轻视，考虑重新回归亚洲，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像它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那样。只有在日本成为本地区第二位的国家之后，日本才有可能认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错误。

　　2007年有过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的后代向斐济政府道歉。报道说：

　　8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食人族的后代为祖辈吃掉斐济传教士的行为道歉。和解仪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市举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保莱阿斯?马塔内、斐济政府代表和数百名民众出席了和解仪式。

　　1878年4月，斐济一名官员和3名传教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加泽尔半岛被当地部落杀死并吃掉。此后，英国传教士乔治?布朗指挥并参与了“惩罚”行动，杀死多人并烧毁了几个部落村庄，他的行为引起澳大利亚等地宗教组织的强烈抗议。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07年8月16日报道，新华社次日转发。

　　从吃人事件发生到道歉与和解仪式，中间相隔了129年。可见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炎热潮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估计没有任何一人的寿命超过129岁。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战后出生”不能成为日本回避残忍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的借口。如果日本能够与东亚国家举行这样一次和解仪式，对日本、对东亚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获得的权力大多以美国的损失为代价，因为美国在操纵、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此外，这样做也许还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号召力。毕竟，改变战败国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题。

　　中日需要和解。在中国一方，和解依赖一个多元社会的建立。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和不满必须得到宣泄，受害者（尽管在世者已经很少了）必须得到补偿。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谅解，使愤怒得到缓解。任何以压制民众情绪为前提而达成的和解是没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从长远来看，日本比中国更需要和解，因为它是施害者，将来还可能是弱者。日本一再挑起中国人的痛苦记忆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为和解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战争及暴行的分歧问题上，西方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边。原因不大说得出口，不过是蔑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已。这对西方（主要是英美）来说是非常短视的，英美有一天或许会纠正这个错误，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为在二战中，它们也是日本的敌人。这和它们为了给苏联难堪而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视而不见没有区别。

　　日本应该是东亚经济、安全合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它在历史上就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继续依附美国，依靠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日本获得更多的外交和军事自主权之后，显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不会完全追随美国。它会成为美国更平等的伙伴，在两国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更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是争取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这将和中国形成竞争的态势。当美国不再有实力控制东亚之后，最好的结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作为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日本很难承担起地区的领导责任。日本在1895-1945年之间50年的尝试彻底失败，给本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第三是融入以中国为龙头的地区一体化之中。从中日1000多年来的关系和两国人口、面积的差距来看，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它将是历史模式的再现，但前提是中国稳定地发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有能力团结本地区各国集体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东亚就仍将是散乱的。日本还有第四个选择，即孤立。这将使日本边缘化，丧失影响力。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数落别人的缺点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个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引开了对自己的批评。作为一个和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家，我们应该从日本看到许多引以为戒的东西。和一个世纪前的日本类似，中国也正在经历国家的崛起，面临与当初日本类似的选择。不同的是，中国的崛起只是一次复兴，是以深厚而长久的历史为基础的。历史纵深感有助于中国把握未来的方向，减少国家战略的可能失误。这种失误曾把日本和德国带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当时它们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业化方面，日本也有许多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国一直倾力发展重工业，在补“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战乱一直没有完成的一课。这一课日本在20世纪初已经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标志着它成为新兴工业国）。正是这一课的缺失，使中国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此后，在整个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时与它们对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失大于得；而日本则是冷战（包括朝鲜战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叹：“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这个有利因素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仍打下了重工业基础。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为起点（1951年日本结束美军占领，1953年中国结束战争状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比日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为日本战后工业复兴的起点，中国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当然，双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础），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时间至少比日本落后25-30年。如果不考虑这个时间差距，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和日本多有相似之处。现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经有20年了。作为后起工业国，中国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训——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以避免陷入长期不景气的覆辙。这个覆辙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简而言之，日本不具备地区领导能力。如果处理得当，日本不太可能对这一地区造成大的危害。一个富裕、安详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日本可以做另一个欧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选择发展军事力量，与周围国家抗衡。日本将处在又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个要跟随的国家，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区领导者。在中期内，日本仍将跟随美国，因为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也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而且由于难以调和的历史问题和它的长期不景气，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在持续下降。中国的“强大”目前还只是体现在潜力和活力上，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还落后于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为诸国效法的对象。中日之间目前的纠纷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