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句的出处及对地缘政治学的启示

　　标题中的这两句诗出自《醒世碑记》，相传为清顺治帝福临所作。当然，相传而已，并无确证。紧接这句之后是“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头卧土泥”。像是顺口溜，意思似乎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近。可比较“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两位开国者都是在感慨他们之前的开国之君。但两首诗的基调完全不同。毛泽东的诗更有帝王气势，意气风发，抒发古代帝王豪杰“俱往矣”的豪迈，又表达“还看今朝”的自我期许。福临（1638—1661）是清兵入关时的皇帝，但那时他才7岁，即位不到1年。大清朝的江山不是他打下的。与残酷的征服者形象形成对比，福临还是一个情种。民间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顺治帝为情所伤，看破红尘，把帝位传给儿子玄烨（康熙帝），自己到五台山出家了。这首诗表现了他悟道之后的清醒。在比较了先朝的帝王之后，福临感叹吾亦将“卧土泥”的无奈。“土泥”是生命的归宿。古人一直知道，我们从土中来，将回土中去。例如，吴公子季札在他儿子的葬礼上说：“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语出《礼记?檀弓》，是有关内容的较早的一个记载，时间在公元前515年。1067年，欧阳修祭奠他去世26年的朋友，作《祭石曼卿文》，对亡友有美好设想：“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却“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欧阳修知道：“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曼卿，石延年字，北宋的一位武臣，诗文亦有名。石曼卿也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他主张备战，以抵抗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圣经》也有归于尘土的说法。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亚当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吃了夏娃摘给他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上帝要惩罚他：“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创世纪》三）然后，“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据此，犹太人的祖先在那时似乎是农民，或者这是他们从两河流域听来的故事。这种无奈，以及怀古，是中国历代诗人反复吟咏的主题之一，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观。

　　福临是否放弃帝位出家，今天已不可考。标题中的诗是不是他作的也不太重要。这句诗的关键是它的内容，它对国家治理、地缘政治学可以有很大的启发。

　　可以说，“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分别表达了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精髓。“百年事业三更梦”——世事无常，许多世事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多作努力，然后顺其自然，适当调整。如果刻意为之，反而容易坏事。在20世纪，德国、日本刻意追求大国地位，连续发动侵略战争，却落了个战败的结果，倒不如没有发动战争。如果没有战争，凭借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本来就可以获得地区领导权。战后，国家满目疮痍，几代人的强国梦付诸东流，真是如同一场“三更梦”。它们的邻国更是无辜遭殃。日本可以不太顾及邻国的哀痛，但是大梦醒来，恐怕不能不惋惜自己失去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战时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和技术是从属的，服务于战争，但在战后却成了它们国际地位的保证，达到了战争没有达到的目标。苏联发誓要“埋葬”西方国家1956年11月，苏联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西方外交官们说：“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埋葬你们。”，为此信心满满地挑起冲突，卷入冷战，冷战的起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外，美苏两国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是主要原因，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无论有无意识形态冲突，两个扩张大国的矛盾都难以调和。最后却被美帝国主义埋葬。苏联帝国解体，俄国数百年的扩张事业毁于一旦，而北约则咄咄进逼，一再东扩。美国也追求大国地位，但它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潜龙在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地适度扩张。在20世纪水到渠成之后，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两次打败挑战者，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而英国也很愿意接受美国做它的继承人。早年的英国和美国类似，以商业和海盗起家，首先追求的是利益。在霸权之前，英美两国没有制定明确的霸权计划，没有全国一致的目标，却逐渐积聚了霸权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它们的霸权也更持久。

　　二、万里江山一局棋

　　先从后面这半句谈起。从字面上看，顺治帝说的“万里江山一局棋”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大棋局”很相近。顺治帝下的棋很可能是围棋，布热津斯基下的棋是国际象棋。前者的变数要复杂得多。

　　地缘政治就是国家作为棋手，以地球表面为棋盘，以政策、行动、军队、别国作为有形或无形的棋子，彼此博弈。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棋盘——“万里江山”和棋子。每一局棋都在这张棋盘上走。地缘政治的棋盘凹凸不平，边角不齐。各种变数多到不可胜数，因此，国家间的博弈比下棋复杂得多，结局的可能性也更多样化。在棋枰上，棋手就是对手，双方玩的是“零和游戏”，一人之得就是另一人所失。但在地缘政治中，合作正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对手，也会有很多合作，结果可能是双（多）赢，也可能是双（多）输，不直接相干的渔翁得利。在地缘政治中，国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虽然互为棋子，但一般而言，强大的国家利用别国的机会更多。此外，还有先手、后手的问题。在东方国家发现了地球这张大棋盘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在上面布满了棋子。好在中国历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国土辽阔，尚有许多回旋余地。而且，国家间政治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局输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来，但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彻底出局。德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连输两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势却局促了很多。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终于挺了过来并再次站起来，而且还有成为全球大国的可能。苏联输掉了冷战，也输掉了帝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重建苏共的大帝国。国家的兴亡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除了很少出现的紧要处，一般不会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但是，国家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在参与塑造这个长期过程。所以，每一个决策都要谨慎。

　　国家间政治和正式棋赛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无悔”。放下棋子就无可挽回，悔也没有悔处。每一个国家都会设法充分利用别国（特别是不友好国家、潜在的对手）犯下的错误，为本国增加利益，否则它的决策者就在犯错误。“万里江山一局棋”有关本书主题，以后数章中还要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在此着重谈谈“百年事业三更梦”。

　　三、百年事业三更梦请比较李商隐的《咏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鸡鸣埭（dài，坝的意思），在今南京。从东吴、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皆建都于建业、建邺、建康（今南京）。东吴把都城设在建业的时间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晋灭亡，建业为吴都51年。东吴和东晋中间隔了一个西晋，西晋都城在洛阳。从东晋建立（317）到陈灭亡（589）共272年。前后两段时间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权更迭频繁，这就是李商隐说的“三百年间同晓梦”。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屡经倒手。争霸失败者更多，挂起“一片降旗”。这不也是“三百年间同晓梦”吗？如果一个国家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虎踞龙盘的地理之势也不能提供足够安全。

　　国家的兴盛是“百年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跃进。“事业”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马克斯?韦伯认为，“事业”或“职业”一词“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8页，三联书店，1987年。德语的beruf有“职业”、“天职”之意，与之对应的英语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职业”之意。在德语中，berufen作动词用是“任命”，作形容词用是“负有使命的”，其含义是把在这个世界上的职业当作上帝的安排。韦伯认为，这样的含义只存在于信仰新教的国家中，这是新教事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因为有了更高的含义，“职业”与“事业”的意思是一样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语言中，对应的词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抽象的词。不过，在“事业”这个词上，中德语言在内涵上没有大的出入。这个事业是上帝的安排，人们必须服从。人们对来世的追求变成了致力于此世的事业。因此，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没有这个问题；佛教有过类似的世俗化转折。唐朝时，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在江西创立了农禅，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身体力行，“日给执劳，必先于众”。《祖堂集》。北方有临济宗，一直传到今天。但总的说来，禅风在南方更炽盛。也许因为禅宗的改造（应该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难容忍懒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禅宗把“平常心”当作通往宗教觉悟与自由的途径，把日常生活作为宗教修行的手段。在传入中国800年之后，佛教出现了猛烈的世俗化。禅宗的“清规”与“新教伦理”有相通之处，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号和意识形态代替粮食不是中国的传统；同样，把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国的传统。这些都是舶来品，倡导者有“全盘西化”之嫌。相反，在中国的哲学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监督着统治者的一切言行，惩罚他们的错误和罪孽，收回给他们的任命。“无常”的观念不是来自佛教，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在立国之初，周人已经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在战国时期，学者们从历史中了解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是史墨对赵简子说的话。到了元朝末年，总结为“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章溢传》。章溢与刘基、叶琛、宋濂号为“四先生”。四人一起初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提问：“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说了以上引文，又接着说：“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他实际上在重复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种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的理论和道德依据，流传至今。中国人自古就不承认，打天下就能理所当然地坐天下，传子孙。

　　事业不是梦想，梦想不能代替事业。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天道之运行。伊曼努尔?康德指出了人类理性的两难困境及其限度；卡尔?波普尔揭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指出历史没有目标；从弗里德里希?尼采到后现代派诸家试图颠覆西方的传统价值，把人类从理性和科学中解脱出来。这些都说明了某一层面上的无常。量子物理的发现则证明了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性。虽然无常是常，但无常也非恒久不变，否则无常也就成了有常。所以，佛家说：“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中论?观邪见品》，龙树造，鸠摩罗什译。据此，无常其实是常态，无常不成其为无常。我们不应该执著于常或无常，应该以平常心待之，不要有分别心。

　　相比与儒家、佛家、物理学的理论，道家的无常思想可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它更接近日常生活。道家对待“无常”的态度是豁达的：“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庄子?秋水》。道家这样的境界，大概很少会有人表示拒绝吧，但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

　　帝国的扩张、帝国的维持，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额外的目标和开支带来沉重负担。从962年到1945年的近千年间，德意志民族建立过三个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封建帝国，权力大多分散在各邦，有些像中国的先秦时期。在封建制度之外，宗教分裂进一步撕裂了德意志；由于地处中欧，邻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能接受德意志的统一；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争斗。在1871年，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最接近完成统一的目标，但他的统治是灾难性的，时间也很短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拥有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陆空军，尤其在二战初期，闪电战势如破竹。但纳粹德国最后仍然战败，千年帝国之梦在十余年间破灭。波拿巴?拿破仑在战场上时常改变主意，部下只好紧紧跟随他的主意而不求理解。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说过：在遭遇敌军之前，任何战略都没有意义。老毛奇不仅是西方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他非常宽容前线指挥官改变他的战略，哪怕导致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可见，伟大的战略家都知道制定战略与实施战略的区别，也都谙熟“无常”。

　　“百年事业三更梦”所表达的意思好像是消极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却是非常积极的。历史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创造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世事无常”，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历史，不要误以为人类有确定未来历史的能力，那是超人类力量（佛、上帝、真主）的工作，以偶然的方式展现给人类，人类不能把握。爱因斯坦曾经断言：上帝不掷骰子。他错了，上帝的确会掷骰子：自然界存在着偶然性。过去恍惚是一场三更梦，未来仿佛是一场三更梦。我们不能把梦境当作现实（现实也是一场梦），错认他乡为故乡。历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们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改善现在。由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百年事业”，需要长期的努力。在中国已经真正开始崛起之时，“为了中国崛起”是一个危险的念头。

　　常与无常本无区别。我们仍需奋斗。在排斥了过去与未来的确定性之外，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现在”。与佛家的觉悟者不同，我们不能够破得那样彻底，还需要在现实世界留下坚实的落脚点，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其实，大乘的觉悟者也发愿留在娑婆世界普度众生。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前和死后都是无知的黑暗。纳博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摇篮在深渊之上摇晃，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短暂的光明隙缝。”Speak，Memory：AnAutobiographyRevisited，VladimirNabokov?这是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可比较《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纳博科夫更精细、恐怖，而《远游》更雄浑、阔大。时间是一切武器中最强大、最恐怖的武器。除了不可验证的传说之外，虔诚的宗教徒、得道的高僧（未必是佛教出家人），都不能明确知道此生之前、此生之后的事情。此生也许只有一次，此生的幸福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由的价值所在。除了个体的生命之外，延续生命，延续文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文明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没有生命，就不会有文明。没有了文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就会深陷蒙昧、野蛮、黑暗。

　　四、帝王之梦与百姓之梦

　　百年事业三更梦，这个梦是帝王之梦。平民百姓很少像项羽、刘邦那样做帝王梦。他们无权无势，无论他们的梦想多么不切实际，多么荒唐可笑，最坏也不过是个人的“意淫”，能够伤害个人或家庭，却不会危害到国家。最需要警惕的是帝王之梦。

　　人生在世，不满百年。帝王之梦是权力在握，长生不老。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信方士，自称“真人”，遣徐福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更信方士，敬鬼神，还把女儿嫁给了方士。武帝听了方士讲黄帝登仙的故事后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史记?孝武帝本纪》。躧（xǐ），鞋的一种。武帝召文学儒者，说他要怎样行仁义。汲黯当场揭发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这个事例又一次证明，任何学术或主张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必将走向虚伪。武帝气愤退朝。一代枭雄曹操疆场厮杀多年，见惯死亡，也曾伤感地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曹操。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在初登基时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旧唐书?太宗纪》。时间在贞观元年。但是到了晚年多病的时候，他开始服用丹药。王玄策消灭中天竺国，把印度的国王和方士带回长安。太宗相信方士已有200余岁的谎话，服了他的药，结果中毒暴亡。成吉思汗在晚年的时候，听说道士丘处机活了将近300岁，邀请他去阿富汗见面，想要他的长生不老之药。他们初次见面时，成吉思汗满怀希望地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反而赞赏他的诚实。事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本书引文的句读略有改动。明初，太祖、成祖不信神道，杀戮过甚。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唐宋时已经基本绝迹的活人陪葬再度兴起，孔子连用假人陪葬都不能忍受。他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朱元璋死后，他的40个妃子中有38人殉节，“这显然是学蒙古人那一套”，《剑桥中国明代史》，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本引文所出的第三章的作者是小约翰?D?郎洛瓦。以延续帝王进入阴间后的享乐。明英宗在临终遗言中吩咐取消殉葬，此时距明朝建立已经有96年了。《明史?英宗后纪》还赞美曰：“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以上这些梦想的例子限于有为之君，昏庸皇帝的美梦就更多了，不值一提。自古以来，皇帝们对生命的逝去很敏感，不始于顺治帝，亦非终于顺治帝。这种敏感没有妨碍他们施展雄才大略。

　　这些还只是帝王私生活中的黄粱美梦。当他们企图展现雄才大略时，危害要大得多，能够把整个国家或地区搅得天翻地覆，他们还能在众人的死亡中慷慨浩歌。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20世纪的政治领袖们已经轻松地把枯骨的数字推升到千万级了。相比之下，将军杀人，小技耳。如果有一点无常的知识，他们也许就不会去争当世界领袖，不会试图推进历史。

　　帝王们感叹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快乐，惋惜的只是他们自己逝去的岁月。在帝王的统治之下，即使恭逢“盛世”，那也只是权贵的盛世，与百姓无关。更不用提战争频仍，饿殍遍野，生灵涂炭的时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小曲因温家宝引用而闻名一时。《山坡羊?潼关怀古》全曲如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张养浩（1270-1329）是元人，担任过高官（礼部尚书）。在20世纪之前，高官同情百姓境遇者并不少见。这是张养浩在去陕西赈灾的路上写的。另外，“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表明作者没有脱离传统的“怀古”内容。此之谓也。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如果匹夫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只能是奴隶。甘愿这种卑下地位者不过是奴才。奴隶和奴才都不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不可能促成现代国家的兴起。“兴”的标准应该是百姓福祉的提高。不能让百姓受益的国家之“兴”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少数权贵挂在脖子上的奖章。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保护每一位国民的安全、福祉，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个人就没有群体。个人价值最重要。没有个人价值，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百姓不是棋子，更不是弃子。国家不能为了帝王之梦而牺牲当下，牺牲现实，牺牲百姓，最后毁坏国家未来。

　　人生是一场三更梦，历史则是一场春秋大梦。与帝王们的恋恋不舍相比，文人对时间的消逝、历史的远去更多是一些无奈和感伤。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解读跛足道人关于人生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道人称赞他“解得切，解得切”。这是小说作者开宗明义提出要旨。根据甄士隐的领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暂住民”。“暂住证”的有效期不过数十年，也不得不时时接受瘟神、噩运的检查。与《红楼梦》的开篇要旨类似，《三国演义》的开篇是一首咏史诗，为全书的国际纷争定下基调。《临江仙》全诗如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许多人误以为这首词的作者是罗贯中。其实，它出自杨慎品评历史的弹词《二十一史》。毛宗岗批《三国演义》时，把这首词放在小说正文的前面，后来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杨慎（1488-1559）是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博学多才，24岁中状元。杨慎是一个典型的儒者，耿直敢言，因忤逆明世宗被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他的《临江仙》表达了中国传统文人对历史的一般看法，《临江仙》被广为传唱已足以证明。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喜欢写怀古诗词，怀古时又多时光不再、英雄往矣、万法皆空的感慨，在英雄豪情中不免藏着淡淡哀伤。其中多有名诗、名词。比如，《金陵怀古》是一个常用的题目。王安石（1021-1086）在晚年不得意时填《桂枝香?金陵怀古》。其下阕是：“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曾是一位强势、强硬的宰相，也难免对时间的流逝表露出脆弱的一面。与王安石同时代而年纪较轻的苏轼（1037-1101）填《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和杨慎的词出现了意思相近的“谈笑”和“笑谈”。周公瑾谈笑间，曹操大军“樯橹灰飞烟灭”；白发渔樵笑谈间，“古今多少事”灰飞烟灭。沉重的历史在回顾中变得轻松了。上引的这首词也属于这一类，它的通俗名声很大。《三国演义》是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争的一部小说。虽然魏、蜀、吴的三角关系是在中国领土的大框架内，但现代国际关系中争斗的要素那时都已经有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首词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看法。中国的这一类怀古诗往往都流于伤感，在“笑谈”之中似乎放弃了努力。今天，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社会（不是国家），但如果以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必然会吃尽苦头。

　　风水轮流转。大国崛起又衰落。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与国家相比，个人的价值更珍贵，文明的传承更持久。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多次被异族入侵打断却又顽强地延续下来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20世纪中，中华文明先是受到外来优势文明的冲击，然后又受到国内政权的摧残。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后果最为悲惨。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维持中华文明的正常生长，给予她足够的养料，一切足矣。这些养料不需要官方的梦想，不需要刻意制造——这些很可能是有毒的。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社会自然会给文明添加营养。在自由之中，中华文明的传人将做出更加伟大的创造。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局，一盘新的棋局就要开始。我们恰逢其时。刻意追求世界地位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平常心”对待中国的发展是最好的办法。将来的中国应当彰显文明、维护和平、促进贸易……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是这一切的必要保障，不是国家兴盛之目的。国家的强盛不是刻意追求来的。很多时候，越是刻意追求一个目标，越容易适得其反。帝国和强国的产生是偶然的，无常的，是天意和个人决定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个人决定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人做出的”。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国家需要留给那些“没有合法性的人”以机遇。这些人如同机遇一样可遇不可求。因此，个人自由对国家的扩张必不可少。明克勒在考察各帝国历史之后说：“差不多每一个帝国都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产生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心不在焉的时刻”（inafitofabsenceofmind）是英国历史学家JohnRobertSeely在1883年说的，由明克勒转引自尼尔?弗格森名噪一时的《帝国》。这个表达与北京土话中故作潇洒的“一不留神就……”不同。“心不在焉的时刻”只是成功时刻到来时的“心不在焉”。它要求的做事态度是认真的，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过程中，不刻意追求某个宏大目标。

　　以上说了这么多，对标题实在有“过度诠释”之嫌，而且标题所出的诗很可能不是顺治帝所作。地理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命运，但棋局与梦境经常难以分别。比地理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没有人的地缘政治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请记住刘禹锡《金陵怀古》中的一句诗：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全诗：“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冶城、蔡洲、幕府都是金陵（南京）的地名。对比“山川空地形”和“钟山何处有龙盘”，可知仅有好的地理条件是不够的。

　　切记！切记！言归正传，请读者诸君开始阅读本书的正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