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军当然说谢谢，非常满意，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巨大差别。直到有一天，当他利用这个岗位为自己淘了满满一大桶金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内部调整"的真正价值。

　　也就是在南都，换上其他地方，说出来恐怕还没人相信。

　　为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南都有关方面精心组织了一场形式特别的报告会。听众是身居要职的各级官员和大型国营企业的一把手，而报告嘉宾却是一位身穿囚服的犯人。

　　报告人叫戴向军，今年46岁，曾经是南都赫赫有名的大老板，资产达数亿元。四年前，因财务欺诈、侵吞国有资产、偷逃税款、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罪名锒铛入狱，身陷囹圄。

　　戴向军原名叫"戴想军"，上军校之后，在老师的建议下，改名为"戴向军"。

　　戴向军不是南都本地人，老家在千里之外的淮北平原。半个多世纪之前，那里曾爆发了一场决定中国人民命运并足以改变整个世界大格局的著名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徐州、蚌埠两大重要城市，但广大乡村却掌握在人民解放军手中。戴向军的老家戴家湾属于乡村，控制在解放军手中。不知道是宣传动员的工作得力还是这里的老百姓天生觉悟高，反正当时戴家湾的全部老百姓都投入到支援解放军的运动中来。他的父亲戴梦田那年17岁，血气方刚，不甘落后，当然不会例外。戴梦田做了一辈子关于田地的梦，直到解放军开进村之后他才第一次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所以，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商量，戴梦田决定和堂弟二秃子一起报名参军。除了感恩戴德的思想外，参军光荣也是原因之一。当时他们村凡是参军的人，一律戴大红花，骑老黄牛，敲锣打鼓从村头到村尾来回走几圈，一路上惹得大姑娘小媳妇踮起脚尖张望，像戴梦田和二秃子这样的穷光蛋，哪里经历过这排场？就冲这儿，他们也要参军。但是，临报名的时候，区上的王干部打量了他们俩半天，欲言又止，最后却动员他们参加担架队，并说参加担架队也是参加革命，还说担架队好，不用打仗还能发饷。二秃子不干，态度坚决，因为他知道，参加担架队是不会戴大红花骑老黄牛的。二秃子胆子大，他反问王干部，是不是因为看他是秃子怕部队不收？那可不行，咱部队上秃子不少，为什么他们能当解放军我就不能当？王干部说不过他，只好同意。戴向军的父亲戴梦田脸上有麻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王干部才动员他参加担架队的，但既然秃子能够参军，麻子当然也可以参军了，因为他也见到咱部队上的人有脸上长麻子的。不过，戴梦田没有二秃子那么冲，比较随和。戴梦田觉得王干部说的话多少有些道理，参加担架队虽然没排场，但排场不能当饭吃，子弹不长眼睛，要是真参了军，排场是排场了，但排场之后吃枪挨炮也不一定，既然都是参加革命，干吗一定要当解放军？再说，好不容易梦想成真，分了田地，还等着他播种呢，参军就没办法种田了。于是，戴梦田听从了王干部的建议，参加了担架队。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肠子都悔青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二秃子成了部队首长，娶了城里的老婆，回乡的时候县人武部派小车子送着，乡长陪着，那排场……而戴梦田除了说"如果当初我也……"之外，只能老老实实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戴向军出生的时候，父亲一看是个带把子的，想都没有想，立刻就给他安上了"想军"这个名字。意思很明确，就是想着将来参军。1977年，戴向军到了父亲参加担架队的年龄，赶上国家恢复高考，戴向军的考分超过大专线，按照他本人的意愿是上地区师专，两年之后就当老师，吃商品粮，属于国家干部。可父亲不同意，坚决要儿子上军校，并拿他远房叔叔二秃子做例子，说只有到部队才能有出息。

　　"当一辈子老师有什么出息？"父亲戴梦田说，"在部队上，只要不转业，就一直往上升。你看你二叔，都当师长了，你当老师能当出个师长来？"

　　戴向军承认当老师永远当不来师长，上军校多少还有这种可能。再想想，全村现在最受人尊敬的还是他二叔，于是，子遂父愿，上了陆军学校。到校后，接受老师的建议，改叫"戴向军"。

　　毕业实习那年，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戴向军当实习排长，打穿插，可步话机坏了。明明他们已经占领了阵地，后面的部队还继续打炮，连长急得骂娘。关键时刻，戴向军灵机一动，用旗语代替步话机，为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荣立二等功。

　　正当戴向军准备在部队上大展身手的时候，一道命令下来，他所在的部队被撤销。

　　戴向军感觉如青天霹雳。

　　不错，他早知道要裁军。可没有想到裁到自己头上。不仅是文革之后第一批陆军学校毕业的，而且还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立过二等功，他这样的人都不保留，部队保留什么样的人呢？

　　戴向军找到首长。

　　首长说："是啊，你热爱部队，这是好事情，而且干得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转业确实是可惜了。"

　　戴向军见有门，脸上禁不住露出一点笑容，这是他这些天来第一次面露笑容。

　　但首长没有笑，他依然严肃。首长告诉戴向军，这次裁军下了死规定，一刀切，一个不留，包括首长自己。

　　"否则，"首长说，"口子一开，谁都可以找到自己留下来的充足理由。"

　　戴向军强迫自己接受现实，当即向首长表示坚决执行组织上的决定，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同时，积极做好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配合组织上百分之百地落实这个最后的任务。直到这个时候，首长一直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把一只手放在戴向军的肩膀上，重重地按了按，说这就对了，并且语重心长地提醒戴向军将来无论到哪里，都要谦虚谨慎，和同志搞好团结，做人做事情都不要怕吃亏，天下没有白吃的亏。戴向军认真地点头，努力将首长的话全部记在心里。

　　戴向军说到做到，站好最后一班岗，不仅自己以愉快的心情面对转业，而且还努力做好战友的思想工作，主动帮着先离队的战友收拾行李。最后，戴向军分配到了好单位——南都市公安系统——不仅可以享受发达地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继续穿制服。

　　正式安置前，南都专门为他们这批转业干部举办了一个培训班。地点位于南都市黄埔区的省委党校内。在戴向军之前，同样的地点已经迎接过一批学员了，所以，他们这批人被学员们自己称为"黄埔二期"。

　　由于不忘首长的临别教诲，戴向军离开部队后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具体表现就是没有趁离队和报到之间的间隙回老家，而是一趟火车直接坐到南都，所以，他是"黄埔二期"最早的学员。由于来得太早了，所以工作人员还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早就来报到啊，我们都还没准备好呢。"工作人员说。

　　"不好意思，部队的习惯，总想着要打提前仗。"戴向军忙解释。

　　工作人员自然说没关系，并开玩笑地说来早了也好，干脆帮我们整理房间，迎接其他学员。戴向军当然说好，说当兵的，别的不敢说，干力气活没问题。

　　本来是说着玩的，可戴向军当真了，把自己当成了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整理房间，迎接新学员，以至于后面的同学以为他就是工作人员，直到那天开完欢迎会，大家才知道戴向军原来也是他们"黄埔二期"的正式学员。

　　欢迎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选举班长和联络员。班长好选，谁在部队的职位最高就选谁，一致推选他们这个班职位最高的柯正勇。接下来选联络员。联络员是跑腿的，不计较职位高低，勤快就行。但正因为如此，反而不好选，好像人人都符合条件，到底选谁就成了问题。关键是大家都刚刚见面，互相之间不认识，怎么选？如此，酝酿了半天，连个候选人都没有提出来。这时候，主持欢迎会的刘主任主动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戴向军。刘主任感觉戴向军义务帮忙这么多天，没有什么可报答的，提议他当联络员，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吧。刘主任提议完之后，学员们一片茫然，他们并不知道"戴向军同学"是谁。这时候，刘主任抬抬手，让戴向军站起来。于是，戴向军就站起来，习惯性地向大家行了一个军礼。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这几天忙前跑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原来也是他们班的学员。好了，不用选了，鼓掌通过。就这样，还没有正式到地方上报到，戴向军就拥有了一批社会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柯正勇。柯正勇是副军级转业，到地方上职位也比较高，即将就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由于柯正勇是班长，戴向军是联络员，他们两个人之间接触最多。虽然大家都是学员，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但戴向军每次来到柯正勇房间，都要按部队时候的规矩喊报告行军礼，以下级的身份和语气汇报工作，接受指示，让柯正勇依旧有部队首长的感觉。在具体工作上，凡是需要吃苦出力的，像每天早上发报纸，课上分发资料，收集学生的意见和想法等这些琐碎无功的事情，戴向军全部包了，从不让柯正勇操心；而凡是出风头的事情，比如代表他们这个班对外打交道的时候，或者友谊球赛、联欢聚会需要发表讲话的事情，戴向军都把柯班长推到第一线，甚至为他起草发言稿，搞得自己像秘书。戴向军的这些做法当然获得了柯正勇的好感，并逐步建立了信任。培训班结束时，柯正勇对戴向军说出了心里话。说要是以前，他就会把戴向军留在身边，可这里不是部队，他也刚刚来，没那么容易跨部门调人，但作为即将上任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他说话还有点分量，在公安系统内部帮戴向军动了动。

　　"原本分配你去劳改局是吧？"柯正勇说，"现在你改去交管局，系统内部调整，变动不大，但我觉得交管局更合适你，你觉得怎么样？"

　　戴向军当然说谢谢，非常满意，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巨大差别。直到有一天，当他利用这个岗位为自己淘了满满一大桶金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内部调整"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