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也就是期待，期待就是有希望，有希望的人就不会绝望。应该说，江南春雪在那段时间里给予了天涯常客很大的希望，以至于虽然他遭到娃娃头的冷遇，天涯常客居然还能安心写作。继续写《有罪释放》。

　　《有罪释放》的主线是皖南农民企业家胡孝儒。2003年5月27日，胡孝儒一早起来就感觉要出事，但又实在想象不出能出什么事。是收购工人疗养院的事情出事？还是参与318国道改造的事情出事？最后，在助手姚根寿的提示下，竟然想到是不是儿子胡继贤在澳大利亚要出事。正想着，电话响了。果然是一个陌生但又耳熟的年轻人打来的。难道是儿子的同学？胡孝儒感到天塌下来了。然而，年轻人并不是胡继贤的同学，而是孙大午的儿子孙萌。孙萌告诉胡叔叔，他爸爸被抓起来了。直到此时，胡孝儒的不祥预感终于得到灵验。小说也由此展开。为了让故事生动，小说还专门安排胡孝儒专程去了徐水一趟，并且是带着自己的法律顾问一起前往的，而法律顾问吴菁菁是个女孩，并且是个看上去蛮开放的女孩，因此，故事丰富了。小说的最后，是新任县长范小青知道了胡孝儒与孙大午的关系，主动要求胡孝儒帮她联系孙大午，目的是要借孙大午的知名度组建一个专门为农村民营企业解决贷款难的融资担保公司。范县长雄心勃勃，胡孝儒却有苦说不出。因为，自从孙大午有罪释放之后，居然一个电话也没有给他的老战友胡孝儒打来，而胡孝儒也是大企业家，皖南人的脾气是不拿冷脸碰人家热屁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好意思主动联系孙大午。胡孝儒的助手姚根寿觉得孙大午不够意思，其实是冤枉了他，孙大午是真实的人物，他怎么可能主动与天涯常客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主动联系呢？

　　天涯常客为自己的构思激动，所以写起来比较上手。事实上，天涯常客写哪部小说的时候都比较上手，因为他写哪部小说的时候都比较激动，不激动他不会写。著名文学理论家胡经之教授曾让他的博士生黄玉蓉采访过天涯常客，黄玉蓉问天涯常客：你写小说列提纲吗？天涯常客当时非常想说列提纲，因为如果说列提纲，就显得正规一些，起码对学院派来说可能更认同一些，但他还是对黄玉蓉说了实话，说不列提纲。事实上，天涯常客以前在写科技论文和著作的时候是列提纲的，准确地说是列目录，列目录当然也可以理解是列提纲，起码是“提纲中的提纲”，相当于提纲的二次方，也应该算“列提纲”，但是，他写小说不列提纲，只是构思，并且是反复构思，等他被自己构思的故事撩拨得激动了，他就开始写，而且往往是一气呵成，就像他在长篇小说《从坡坡屋出来的女人》后记当中说的那样，“小说有气，一气呵成的气，如果没有气，小说就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硬造出来的。我不喜欢硬造出来的东西，喜欢一气呵成。自然，流畅，舒坦。”天涯常客因此就“发明”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写小说主要靠激情，没有激情，是写不出好小说的。天涯常客还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论据，不是以他自己为论据，因为他自己作为论据只能是正向论据，要想证明一个“理论”，还必须有反向论据。天涯常客的反向论据是：著名大学的文学学士、硕士甚至是博士，绝大多数并不能成为作家，要说文学理论，他们不懂吗？肯定懂，起码比天涯常客懂，比九月半和叶小舟懂。难道他们不爱好文学吗？肯定爱好，如果不爱好，干吗报考这个专业？要是不爱好，怎么能学得好？既然懂，并且爱好，为什么还不能成为作家呢？天涯常客认为，主要是没有激情，没有一种被自己构思的故事煽动起来的激情和冲动，所以就写不出来，即便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没味道。因此，天涯常客的观点与韩少功的观点相反，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创作既是理性的劳动，也是感性的劳动，并且更重要的是感性劳动，而不是像韩少功说的那样主要是理性劳动。理性劳动的成果只有“理趣”，而没有“情趣”，而小说是供大家娱乐的，不是供人们做理论研究的，所以，小说宁可没有“理趣”，也不能没有“情趣”。

　　天涯常客甚至再次把自己的“理论”推广，推广到一切艺术创作都需要激情，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共同结果，并且主要是感性的结果。天涯常客的“理论”目前还没有得到文学界的明确认可，但是已经得到音乐界的间接支持，因为《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的作者蒋开儒就说：“现在人太懂得技巧了，大家都懂，所以，光凭技巧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一定要被什么东西感动了，才能写出好作品。”天涯常客认为蒋开儒的话就是对他“理论”的间接左证。现在，天涯常客就有激情，就想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所以，他的创作就很上手。从理性上说，他想表达在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法律法规建设是相对滞后的，因此造成许多荒唐的事情，比如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就违法了，按照这部法规合法的事情，对照那部法规就违法了，从而说明法制建设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重要。从感性上说，他为孙大午鲜明的个性所感动，也被自己“卡基姆”的手法和构思的故事所激动，所以，这部题材沉重的小说竟然被他举重若轻了。

　　天涯常客在创作《有罪释放》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下娃娃头，事实上，他经常时不时地想起娃娃头，因为毕竟，从理论上说，此时的娃娃头是他的女朋友，并且是朝婚姻方向发展的女朋友，是他理论上的未婚妻。但是，创作的快感让他变得豁达。天涯常客重新审视了自己和娃娃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未来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并且努力让自己接受其中任何一种可能的结果。如果娃娃头这段时间确实是忙，忙得没有时间和他联系，而不是一时冲动才和他成为“朝着婚姻方向发展的女朋友”，比如哪一天他又突然接到娃娃头的电话，电话中说：“我们明天结婚吧。”那么当然是好结果，对于这样的结果，天涯常客不需要任何心理准备就能接受。至于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娃娃头真的就是一时冲动而才成为他理论上的“朝着婚姻方向发展的女朋友”，但是现在清醒过来了，后悔了，却又不好意思自己把说出去的话吞回来，只有通过现在这样不断地冷落来摆脱他，那么当然是不好的结果，或者说是天涯常客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现在天涯常客要准备的，就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接受这样的结果。

　　有江南春雪这个忽隐忽现的“影子女朋友”垫底，天涯常客竟然也想开了不少。想着作为作家，关键要出作品，不断地出作品，不断地出好作品，甚至是像华裔美国作家哈金最近说的那样出伟大的作品，有朝一日真的成了贾平凹或余秋雨了，还愁找不到老婆吗？而如果自己不努力出好作品，不能成为贾平凹或余秋雨这样的大作家，那么即便碰巧找到了一个像马兰那样的知名美女做老婆，自己能配得上人家吗？能维持长吗？如果真能维持长，那要付多大的代价呀？有多累呀！

　　天涯常客突然发现问题的根本还是在自己。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好人，然后才想着去找一个好老婆，如果自己算不上一个好人，即便找到了一个好老婆，也活受罪。

　　这么想着，天涯常客就把阻力变成了动力，就近乎疯狂地投入到创作当中。

　　但是，天涯常客没有想到，《有罪释放》还没有完成，他和娃娃头本来就不紧密的关系彻底断了。

　　天涯常客和娃娃头的关系彻底了断源于一件事，一件大事。

　　那年秋天，深圳举行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这是一件大事，不仅在深圳是大事，就是在全国，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情。

　　深圳举办文博会，表面上看是一场商业活动，是受成功举办高交会的鼓舞，举办的又一个常设性的大型国际展览会，但是，在天涯常客看来，并不这么简单，她至少还含有另外两层含义。第一，她标志着深圳主导经济的全面转型，由建设特区之初的“三来一补”经济为主逐步转变成以金融、国际贸易、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新“三加一”为主的新经济，而展览业兼顾贸易和文化两业，理所当然属于未来优先发展的主流经济。这种转变一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全面搞活开放，当初国家赋予深圳的一些特殊优势已经不明显，比如“三来一补”的加工型企业，既可以在深圳搞，也可以在东莞搞，甚至可以跑到长江三角洲搞，所以，深圳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用官方的话说，就是要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但是，随着几年的摸索与实践，现在这种行动已经变成主动行为了，因为实践证明，新“三加一”经济效益更好，更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所以，以前被迫的转变已经逐步变成自觉的行动了。第二，深圳文博会的举办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从官方来说，当然与广东要建立文化大省，深圳要“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有关，但是在天涯常客看来，与“文化平反”也脱不了干系，因为深圳曾经一度被人称为“文化沙漠”，要想“平反”，必须矫枉过正，搞得比其他地方更“文化”。比如在文博会之前，深沪两市都搞了“百架钢琴广场音乐会”，由于上海搞了一百架钢琴，深圳就硬是搞了两百架钢琴，尽管后来有专家评论说深圳的演奏人员平均水平不一定比上海的演奏者高，但起码数量上占了优势，显得比上海“更文化”，现在，文博会也是“更文化”的又一种新体现。

　　天涯常客不打算袖手旁观，他想参与。为了亲身体验也要积极参与。天涯常客自封自己是“深圳作家”，是专门写深圳故事的，那么，对这样的大事情，尤其是关乎文化本身的大事情，当然不能放过。谁知道就是因为参加这个文博会，让他跟娃娃头的关系来了一个彻底地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