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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赖老板那里的两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次。前面说过，吃住都在工厂里，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作为一个管理者，只要不出厂就是在上班，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是常有的事情。不要说是生产上的事情了，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也常常如此。前几天，一个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说有人强xx她，大家都闹醒了，我去检查了一通，见门窗都是好好的，十几个女工一个房间，怎么"强xx"呀？几百个女工，大多数是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妹，像这样半夜惊醒的事经常有。

　　我说的"休息一次"其实就是去广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台湾的孔老板。

　　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从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几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恒基公司稳定下来后，就给这个同学去过信，他回信说让我有空去广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在南头坐的大客车，回来乘的是火车，因为听陈秉章说，从广州来深圳如果乘汽车路上很可能被"卖猪仔"，也就是车走到一半被人赶下车，说车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辆车吧。我当然不愿意被当成猪仔卖，于是回来时就乘火车。

　　火车上相当挤，挤着挤着就有人吵起架来。这好像已经成了规律，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挤到最后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欢看热闹，这些天在恒基公司做经理，整天装腔作势，压抑得够呛，好不容易放风一次，当然要回归自然。于是，我拼着命往里挤，车厢里的人以为我是他们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觉地让开一条道，那意思是希望我过去后能给本来不怎么旺的火添把柴，这样他们看起来更过瘾些。我当然也不愿意辜负同胞们的殷切希望。

　　挤到前面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来，这戏还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么演？二的那一方是两个香港人，说着满口白话，大声地指责一个矮矮胖胖活像癞蛤蟆的人。我不知"癞蛤蟆"犯了什么罪，只觉得他怪可怜，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讲的是普通话。这下我找到帮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惯富人欺负穷人，特别是香港的富人欺负我们大陆的穷人。我正在想着怎样介入，突然，得势不让人的香港佬掏出一个小牌牌，抵到"癞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癞蛤蟆"就要求饶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个小绿本本，举在手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谁给你权力在这条路上执行公务的？我怎么不知道？"一句话，把两个香港人镇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继而收起他那个小牌牌，满脸推笑，像汉奸见了日本鬼子。"癞蛤蟆"见有人挺身而出为其撑腰，顿时来了精神，"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尽管站起来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蛮高。"癞蛤蟆"说了句整话："他们打翻了我的饮料，不道歉，还要我赔他们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俩香港人说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话。"好了，吵什么吵？他能故意把饮料往你们裤子上倒吗？车上人挤，大家包涵点嘛。"我说。香港人还要说什么，我说好了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反正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等他们走了，我才故意大声说：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又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围的大陆人一定觉得很过瘾，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癞蛤蟆"很感激我，坚持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说不用了，到了。

　　我和"癞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车站。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蛇口。他说顺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刚才帮了他，有一种有功要受禄的感觉，于是随他上了的士。

　　刚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个小本本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发的，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很管用，买票上车都优先，所以我一直带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派上用场了。心里一阵窃喜。但这种小本本与"皇家警察"手里的小牌牌一样，事实上是经不起细问的，好在并没有人细问。刚才"皇家警察"没敢细问，现在"癞蛤蟆"也不好意思细问。"癞蛤蟆"这时候毕恭毕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台湾宏大公司孔祥儒董事长"。

　　"啊，失敬失敬，原来你是台湾的大老板呀！"

　　我这时候才发现他与我们大陆人是有点不一样，比如皮带系得很低，将整个肚子突现出来，仿佛是我儿子刚刚学英语，将英文字母"D"写反了。

　　"哪里哪里，孔祥儒，小企业，做自行车花鼓的。"

　　真是人不可貌相。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我没想到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台湾的大老板看作是癞蛤蟆。此时我觉得应该将错就错，故意装傻，继续扮演所谓的豪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