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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办事，既需要执著的敬业精神，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知识能力素养。
我虽然在转业前是部队一名正团职指挥员，但我是由一名从事专业技术的干部成长起来的。因此，我后来不注重官位而注重自己的能力。
官位不见得让人获得尊严，但能力却能让人受到尊重。回到地方后，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干部，许多同事都以为我是一个营连职干部。因为我完全是由组织上安排到检察院工作的，除了有关领导，知道我情况的人并不多。我知道，同时我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吧。任何奢望对自己都是一种无谓的折磨。
因此，我下定决心，运用知识触类旁通的规律，将在部队业务工作中的一些有用的积累与自己的实际工作需要结合起来。还算不错，半年多时间，以我为主承办了三件自侦案子，移送法院后都是有罪判决，这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高效率的表现。我以我的能力所表现的行动让有些曾斜着眼睛看我的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了，用能力创造了效率，也获得了尊严。
下半年，机关常委改选，我全票当选为委员。后来领导要我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我想一方面是大家看到我的能力，另一方面，时间长了大家知道这是个正团职干部，也不计较什么，老老实实做事，也许是出于同情想给我点面子。然而，对我来说，真是一百个不情愿。我找了几位领导，说我在部队没有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对党委工作不熟悉，加上到地方后，天天办案子，大多数机关干部也不熟悉，这都是不利于履行职责做好工作的实际问题。再者，我半路出家从事检察工作，我想在工作中边办案边学习，掌握一点法律知识，总不能到退休了还是个“门外汉”吧。一些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认为我既爱钻业务也会办案子，而且好管理，对我印象还好。我就利用这个情况，请他们去给领导做工作，并承诺，只要做通了领导的工作，不让我做专职副书记，我愿意到他们手下工作。
但是，事与愿违，我还是担任了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不久又担任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我这纪检组长还不是党组推荐的。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推举我，他们推荐了两个老同志。当时上级组织来考察，想从两个被推举的候选人中选一个，于是组织了我单位的中层干部开座谈会。那些中层干部和老同志就讲，今年回来的这个老黄是最合适的啦，他本来就是正团级干部，回来什么也没安排，照样工作兢兢业业，而且表现了他的能力与水平，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那时，组织部居然采纳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就把我搞到市委常委大会上通过了，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我被任命为纪检组长。于是，我又捡了个领导做了。
纪检组长是个得罪人的差使。我顶住压力，查处了多起内部违法违纪的案子，并发现，敢胆大妄为的人，不是没有头脑，就是有较硬的关系网。所以在查案过程中，得罪了领导和同事，感受到了只有第六感官才能感觉到的委屈，我也无怨无悔。
谁都知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决策正确，关键在于落实，也就是“干”，要想高效率地办事，就要实干和巧干。
权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党和人民让我们干事的资本，也就是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干事的资本。要善于充分运用权力来做好一项一项的工作，做成一件一件党和人民满意的事，要充分运用这些资本经营好一个地方，真正致富一方百姓，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权力资本为民办事的最佳效用。
但是，也应看到，如果权力资本运用不当，滥用权力，也会导致权力腐败，使自己走向反面，危害党和国家、危害人民和家庭。
“十大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工作重在落实，要做好事，必须要有扎实的工作作风，一件一件抓，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抓。“细节决定成败”，最终检验领导干部工作绩效的不是停留在嘴上、纸上的工作计划、方案，而是实际工作效果，老百姓的口碑。只讲不做会丧失民心，所有计划、方案只有转化成工作绩效，才真正体现其价值，言行一致才能赢得民心。
我国是一个缺乏落实文化的国度。这并非是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之言。梁漱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一个“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梁漱溟的话不是空穴来风。从春秋战国时天马行空般的论辩，到魏晋盛行的清谈之风，无一不是这种不落实文化的反映。
这种不落实的文化，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的许多组织成员在工作中，不能有效地抓落实。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的方面：
一是只图形式，不管实效。一些人靠会议落实会议，靠文件落实文件，靠讲话落实讲话，习惯于当“收发室”、“传声筒”，认为只要是会开了，文件发了，话讲了，工作任务就落实了。结果是，层层喊落实，层层不落实。
二是抓而不实，抓而不力。一些人部署工作时，雷声大；落实工作时，雨点小。工作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热衷于搞“达标活动”，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而实际上没有解决什么根本问题。
三是遇事推诿，不负其责。一些人没有责任心，遇到问题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能将就则将就；有风险的工作不愿干，有困难的工作不去干，得罪人的工作不想干，在其位不能谋其政。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切不可惰性缠身，否则就会误事、误民。要立志做策马奋蹄的先行者，万不可做得过且过的撞钟僧。
做事就要做到事半功倍，还必须讲求工作方法。凡事要化繁为简，要事急干，急事早办，动必量力，举必量技，切不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更不可把复杂的事情离奇化。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被称为一锹土事件：
某汽车厂在自己的地皮上，用自己的钱搞一项技术改造基建项目，竟然拖了两年零九个月才办完了破土动工的手续。在办理手续中，该企业前后共盖了20多个章，而盖一个公章往往又要好几个人签字，一锹土未动就交了各种费用51万元。该厂原是个汽车修理企业，后来转为汽车组装和挂车、半挂车、汽车配件制造。多年来基本上未进行过很好的技术改造，不适应当前生产任务的需要。于是，该厂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在厂区内扩建新厂房，资金由工厂自筹。由于该厂属于某自治区两个厅双重领导，厂址又在自治区首府，这样就增加了办事的难度。于是，技改报告这个“皮球”被踢来踢去，经过了自治区和首府20多个有关单位，经过了140多人的手，一直拖了两年零八个月未办成。此事后来被新闻单位披露，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又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挖开了第一锹土。
还有一篇资料，河南有一位名叫郭东安的农民，从49岁开始办身份证，先后四次在镇里办理，今年62岁了，历经13年才见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证。美籍华人阮大方打算在浙江杭州投资创办灵隐停车场，从1993年开始，他先后跑了32个部门，盖了214个图章，耗费数百万元，可是直到1998年初还没有办成。
这些沉重的案例都说明一件事，在我们干部身上存在严重的拖沓之气。办事拖沓原本是旧衙门作风，现在之所以成为气候，主要根源还在于有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特权思想和明哲保身意识。有的是为了逞权势，故意卖关子、兜圈子，找托词；有的是为捞好处，利用权力来“吃拿卡要”；有的是为了推责任，对一些问题，害怕出了岔子个人担风险、负责任，于是一拖再拖。这些现象不但会败坏个人形象，也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坚决杜绝。一个好领导必然是一个雷厉风行、果断快捷的人，做到说干就干，毫不含糊。
做事要抓住根本。否则，舍本逐末，问题永远也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明了这一问题：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发现袋鼠从笼子里跑了出来。于是，他们便开会讨论原因。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笼子的高度不够。于是，他们决定把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10米加高到20米。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
他们将高度加高到了30米。没想到，他们又看到袋鼠全都跑到了外面。管理员们很紧张，他们准备将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米。
正当管理员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加高笼子时，长颈鹿来和袋鼠们闲聊。长颈鹿问袋鼠：“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袋鼠说：“很难说。如果他们还继续忘记关门的话！”
这个寓言故事说明：做事要抓住根本。否则，舍本逐末，问题永远也得不到根本解决。做事需要掌握一定的工作技巧，要善于区别轻重缓急，把握主次矛盾。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许多人就缺乏这种做事的工作技巧。有的抓不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思路不多，方法不对头，措施不得力。结果力气没少下，效果却不明显，落实也到不了位。
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组织，其领导者都是具有抓落实工作技巧的人。比如德国的罗兰·贝格公司，其创始人罗兰·贝格，就有一套有效的抓落实的工作技巧。
罗兰·贝格每天都把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和需要别人做的事情制成“内部备忘”，发放给相关人员。每一份“内部备忘”都标注上具体的时间，到了这个时间，秘书就会把“内部备忘”重新放在罗兰·贝格的办公桌上。
罗兰·贝格说，没有人能侥幸让他忘记一件他关心过的事情。他还认为，如果整个组织系统的领导者都掌握了做事的工作技巧，那么，高效率的做事就不再会是难事了。
做事是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体现，一个人只有将生命的历程与体验紧密地与时代合拍、与社会合拍、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合拍才能呈现出最美丽的风景。
真正的干事者不为名，不为利。干事者最大的动力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比忠诚，激励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他们对群众、对工作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名利不会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留下隽永的痕迹，事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逐利者的本质是见风使舵，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干事者的本质是积极肯干、为党为民，哪怕事业上遭受挫折也决不放弃。他们的心中装有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理想，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刚直不阿的风骨。在跌倒处爬起，从低谷迈上高峰，是他们最真实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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