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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的利害关系看。也不能说破。庄生极其爱惜羽毛，点尘不染，同时在这方面的警觉很高。而朱老大则是“愚而好自用”的人，如果事先说破，就算他能懂其中的道理，一定在态度、语言上也会流露出来，无论如何瞒不住庄生。这件事只要有第三个人知道，庄生必然峻拒，同时会怪陶朱公轻率，不可共事。这样，儿子未曾救到，先已失了一个朋友。
陶朱公退休以后，事业交给他的子孙掌理，谨慎经营，守成而已。倒是一个“穷士”，受了他的指点，以创造性的事业而致巨富，成为当时一个杰出的企业家。
这个人的姓氏失传，单名一个“顿”字。因为他发迹在山西猗氏县，所以称他为“猗顿”。他是鲁国人，与陶朱公住得相近，务农为生，而运气不好，也种地，也植桑、育蚕，但却常在饥寒之中。
猗顿穷困之余，去向陶朱公求救，如何可以致富？陶朱公回答他说：“子欲速富，须畜五(牛字)。”凡是雌性的畜类，都称为“(牛字)”。所谓“五(牛字)，就是雌的牛、马、猪、羊、驴。陶朱公是劝猗顿去经营畜牧。
畜牧需要很大的资本，猗顿既是鲁国的“穷士”，常在饥寒之中，又如何能筹集资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陶朱公不但指点了门径，很可能还贷放了资金。
于是，猗顿到了“西河”这个地区，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繁殖无数，发了大财，驰名天下。据说，他的财产，可敌王公。
“西河”这个地名，在汉朝以后就不大听到了，它就是黄河由陕西人山西，在龙门的那一段，当冀州之西，所以称为“西河”。西河之南，是猗氏、临晋、安邑这些地方，现在称为“运城盆地”，冈陵起伏，牧草茂盛，是畜养牛羊的好地方。
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猗顿的记载，说他致富的原因，与《汉书》所载不同。
司马迁说：“猗顿以盐盐起”，盐字念作古，这个字有许多解释。在这里“盐盐”
二字连用，指天然成粒状，不须加工炼制，就可食用的盐。这种盐是什么盐？是关云长的家乡解州的池盐。
解州与安邑、猗氏密迩，所以解州盐池，亦有人称为猗氏盐池；山西称为河东，因而又笼统称为“河东盐池”。这些地方为蒲州所属，古称“蒲坂”，是舜建都之地，他未受尧禅位以前，在这里经营过商业。《南风》一诗，内容就与池盐有关。
《南风》中有这么两句：“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为何南风可以使人发财？因为河东盐池，不需人工，当初夏季节，薰风一起，“附岸池面，缀珠凝脂，盐颗自结。”于此可知，恃河东池盐为生的，真个是靠天吃饭——天要热，黄风来时，骄阳如火，把“紫色澄氵亭，浑而不流”的盐池中的液体，晒成颗盐，生计即可无忧。最怕雨水多，一方面不见日光晒不成盐；另一方面流潦汇注，会把盐池中液体的含盐量冲淡。
由于池盐不是“煮海”——蒸发海水中的水分，留下盐的结晶，所以盐池为晋国的一大利薮。齐桓、晋文相继称霸，在经济上都得盐的助力。不过，池盐虽天然成颗，“捡现成”毕竟也要有人去捡。而且可想而知的，越是捡现成的，越会发生冲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人力、人谋，必不可少。
无疑地，行顿在经营畜牧的同时，也从事盐业。畜牧是远程计划的投资，而池盐在当年即可收本计利，两相配合，有利无害，更以猗顿的“士”的身分和头脑，他必然会在组织“盐民”，改进技术，讲求效率等等工作上，发生作用，得到盐户的支持和官方的信任，形成此业中的领导者，因而成为盐业巨子。猗顿起于畜牧，成于盐盐，司马迁和班固，或者因所闻不同，以致笔下有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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