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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营粮食起家，则必具有豪杰的作风，得游侠的庇护，实可断言。值得后人佩服的是，他逆取而顺守，到天下大定以后，配合国策，从事农商，在整个重新开始的经济建设中，他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取得了很好的报酬。
汉初朝野上下，所全力谋求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粮食从何而来？要靠耕作。
大乱之后，田地荒芜，而人口锐减，所以耕作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力不足，于是而有奖励生育的法令。可是人口的繁殖，非三年五载所能见效；要解决眼前的困难，必须设法使现有的人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汉朝的农业政策，特别提出“力田”二字，意思是说，不但要求务农，而且要求特别努力。
努力需要有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农村。这不外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物质方面，第一是减税，把农民对公家的负担，降到最低的程度。第二是开放关禁及货币的制造，使农民易于获得必需的物资，以及易地就业的便利。第三，弛山泽之禁，开放一切天然资源，鼓励大家去生产。
可是，物质方面的优惠，有时会产生流弊。利之所趋，不免争夺，则与原来求安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如开放铜山，自由铸造货币所引起的“奸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是则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展开以伦理为中心的精神建设，所以又强调“孝弟”。上慈下孝，弟兄友爱，则协力耕作，任何天然的困难皆可克服。因此汉初诏令中，常见“孝弟力田”四字。吕后当政时，特置“孝弟力田官”，品秩甚高，职掌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墩行”者孝弟，“务本”者力田。
力田之力，不是一个泛泛的动词。汉初农村的情况，亦可说是惨不忍睹，往往赤地千里，不见人烟。有人烟的村落，则水利失修，六畜稀少，从瓦砾中重建，在蔓草中耕作，全靠双手努力。所以人力这个因素，在生产事业中有无比的重要性。
一般农村，无论贫富身分，有力可出的，无不投入生产，如朱家的儿子，亲自下田，即为一例。总之一般货殖家，所最重视的生产条件，不是土地，亦非金钱，而是奴婢。
“奴婢”二字，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是奔走使今，增加生活上的便利。”而在汉朝，尤其是汉初，奴婢的意义相当于工厂的机器，耗费的动力少，效率高，易于保养才是部好机器。那时的奴婢也是如此，要求他能刻苦，耐劳，性格驯良，易于管理。
因此，要了解汉朝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当时的奴婢制度有所认识。奴婢的起源甚古，但作为一种生产的劳动力而买卖转让，则起于秦代。《汉书·王莽传》记秦代“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既然奴婢同于牛马，自为财产之一，所以《史记》、《汉书》记富人常记其奴婢的数目，临邛卓家，“富至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
《张安世传》：“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写得尤为明白。
秦灭汉兴，多改前朝弊政。买卖奴婢，同于牛马，这种残酷的现象，何以汉初容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这仍然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汉书·食货志》说：
“高帝令民得卖子为食”，倘非如此，则可想而知的，父子都将饿死。在这样的大乱之后，政府如果没有相当的财力，展开大规模的救济工作，那么开放这样的禁令，实在亦不失为针对现实，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我们从汉高祖五年的另一道诏令：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来看，可以证明他“令民得卖子为食”，确是出于不得已。
卖子为食，自为父母所痛心不忍，所以在淮南有个比较特殊的办法，仿佛作房地产的抵押，或者上当铺那样，卖子与人作奴婢，称为“赘子”，三年不赎，便正式成为他人的奴婢。
当然，“自卖”不尽是为了饥饿。如电影《七仙女》的男主角董永，是因为父亲死了，无以为殓，因而“自卖与富公，以供丧事”，这个故事出于刘向《说苑》。
再有一种是受了欺骗，或受到威胁而被卖的，不妨称为“盗卖”。彭越的好朋友栾布，几乎为汉高祖丢入锅中煮人肉汤的栾布，就曾“为人略（掠）卖为奴于燕。”
奴婢的买卖，也像买卖牛马鸡鸭那样，不但要看货色的好坏，而且也要看供求关系。汉哀帝时，曾特颁禁令，限制奴婢人数，这样便成了供过于求，奴婢的身价顿减。在通常的情况下，好比菜市场里把鸡鸭灌水、灌食物，以求增加斤两那样，把待价而卖的奴婢外表，也要修饰一番。《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装点门面，等一成交，绣衣丝履自然归原主收回了。
私人买卖的奴婢以外，还有“官奴婢”，称为“臧获”。这个名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臧”与“赃”相通，犯了抄家的罪，其家人子女，当作赃物一样被没收入官，所以称为“臧”。“获”者逃亡而被捕获，罚为官奴婢，称为“获”。
这“臧获”“二字，是指明官奴婢的由来。
另一种解释，以奴为“臧”，以婢为“获”，出于杨雄的《法言》，他说：
“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为获。”但是，在河北、山东交界之处，又有另外说法：“齐之北鄙，燕之南郊，男子以婢为妻者，卑之曰臧；女子以奴为夫者，丑之曰获。”何以为臧，何以为获？取义何在，虽未说明，但当时确有这样的称呼，应无可疑。因为杨雄生当汉时，他的《法言》是记实之作。
官奴婢既为罪人的家属，籍没入官，则其人数，必与罪案的多寡，量刑的重轻成正比例。汉文帝时讼简刑清，官奴婢的人数甚少。据《汉书·贡禹传》所记，文帝的“宫女不过十余”，这虽是有意颂扬圣德，特别说少些，但加十倍，亦不过一百多。到武帝以后，迭兴大狱，特别是“告缉令”中，中人之家，大抵破产，私奴婢入官即为官奴婢。到了元帝那一代，官奴婢至十余万人之多，坐耗衣食，每年所费达“五、六万万”钱，而早在元帝的父亲宣帝时代，就有“官奴婢乏衣食”的记载，可以想见这些人所加予国库的负担是如何沉重？
这些官奴婢与私奴婢不同，他们几乎完全是消费者。宫内及设于宫城内的官署，都用官奴婢服役，大官如尚书、诗中，更特赐妙年美貌的官婢伺候，这些都称为“诗史”。汉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内，每五天得放一天假，以便回家休息洗沐，因此，“侍史”要照料官吏的起居，但不得荐寝。话虽如此，自免不了有许多风流韵事。尤其是年轻英俊，风流惆悦的富家子所集中的“郎署”，更为“侍史”向往之地。
官奴婢亦供皇帝赏赐之用。《史记·封禅书》记武帝赐方士架大“僮千人”，这个“僮”字，不尽指奴，亦包括婢在内。又《汉书·外戚列传》：“武帝赐其大姊奴婢三百人。”《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光武赐东平宪王苍，宫人官婢五百人。”就这样动辄以数百上千人赏赐，也还有极多的官奴婢“游戏无事”。
私人所有的僮仆则与官奴婢正好相反，都是生产者，在汉初，他们对当时的经济复兴，曾作了绝大的贡献。因为僮仆为主人的生产工具，所以不免有压榨劳力的情形，汉朝僮仆的苦况，有一篇文献，可以介绍。
这篇文献名为《僮约》，作者叫王褒，字子渊，宣帝时做到谏议大夫。他是四川人，为司马相如以后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写有《甘泉》、《洞萧》等赋。这篇《约》类似目前的杂文，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不合理的现象，但若非当时对待僮仆确有此种苛刻的情形，则不致叙入文中，所以虽带着“游戏文章”的味道，确为写实之作。
《僮约》的第一段叙明缘起：
王子渊从成都女子杨惠，买夫时髯奴便了，决卖万五千。
由此可知，当时不但丈夫可以卖妻子，妻子亦可卖丈夫，卖价是一万五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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