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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是以法家的观点来处理财政问题，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代替经济学上的原理。除了皮币为对诸侯的一种变相的征税，对于通货回笼，稍有帮助以外，至于高面额白金币的发行，对原来已经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更是火上加油。币信不立，“民弗宝用”，不管用什么行政上的压力，老百姓就是不肯用。万般无奈，一只好废止。不久，张汤得罪自杀。《史纪·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都说：
“张汤死而民不思”。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说这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曲笔”。
张汤欺上罔下，怨声载道，老百姓恨之入骨，岂仅“不思”而已？只以张汤的子孙，在两汉颇居高位，门第贵盛，下笔不能不稍微客气些。这一看法，十分正确。
张汤当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权倾一时，一早上朝，与武帝讨论财政问题，常到天黑，天子为之忘食。丞相李蔡和严青翟，只是摆摆样子。主管财政的大农令颜异，则以对皮币问题，略表不满，竟致因张汤的陷害而被诛——用皮币之初，颜异向武帝陈奏、说一方苍壁才数千钱，而“荐壁”的皮币值四十万，此是“本末不相称”。话是不错，但稍嫌迂腐，武帝就很不高兴。张汤原与颜异不和，此时见天子对他印象不好，于是叫人密告他反对改革币制的诏令；武帝命张汤查办。所谓反对的事实是如此：有人跟颜异说，新颁币制的诏令，颇有窒碍难行之处。颜异不作声，但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有话不便说。张汤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叫做“腹非”。说他身为大农令，如诏令有窒碍，应该上奏天子，不奏天子而心里反对，当论死！颜异就死在这欲加之罪的“腹非”上。张汤的为人，于此可见一般。
但是，张汤至少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培植了一些专家来从事财经的改革。这些专家都是商人，一个姓东郭名咸阳，是山东的大盐商；一个叫孔仅，河南人，是卓王孙的同行，以冶铁起家；另外一个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阳富商的儿子，十三岁就在武帝身边当传中，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东郭咸阳与孔仅，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保荐到朝廷去的。在张汤掌权的时期，这两个人的官位是“大农丞”，用现代的官制来比照，等于财政部次长，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务次长了。
其时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就是颜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则张汤关于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象得到，是越过了颜异，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张汤的改革计划，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只是纯经济观点的草案，到了张汤那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以致流弊百出。
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的，是桑弘羊。以”工于心计”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一定会先征询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他就参与了工作的。正史上记载，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分析利害，细人毫芒，此是明证。大致关于元狩、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其作业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张汤据以制订政策，交由“三人小组”拟成具体计划。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奏可施行。而在某种情况上面，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的意向。
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大要有三：币制的整理、金铁国有化、均输制度。“告绢”令则是杨可所设计，杜周所主办，而为张汤所全力支持。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正是宣帝所谓“杂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为法。
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而且临之以威，恃之以法，拿政治的力量来否定经济学上的诸般因素。所以弊随利生，效验不如预期。一直要到元鼎二年张汤自杀，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做他的副手，才进入了财经改革的正途。
先说币制。自皮币即废，白金币又“民弗宝用”，依然只有回过头来，从铜钱上想办法。桑弘羊的第一步计划是，发行一种新通货与旧通货并行，而赋新通货以独特的地位，藉以摆脱旧通货的牵累。
这种新通货，分量与五铢钱相近，但制法不同，名为“赤仄”或谓之“赤侧”。
仄与侧义通，都作边侧解释。赤者赤铜。日本的一部古籍，寺岛良安所撰的《和汉三才图会》说：“按：赤铜者黑色带少紫也，而赤字无据。”由此可知，赤厌之赤，是指紫铜，以紫铜为廓，此“廓”字又指边侧而言，因而所谓“赤仄钱”就是黄铜所铸的钱加一道紫铜的边，而且应该像几十年前的铜圆一样，边缘微微高起。这样做是为了防奸绝弊。
因为那时的“奸民”，在“铜钱眼里翻跟斗”的花样很多，其中有一种，真可以说是“刮皮”，是把铜钱磨薄，拿磨下来的铜屑，作为私铸的原料。赤厌钱用硬度较强的紫铜作外廓，使得想磨取铜屑的人，较难下手，紫铜的熔点很高，而又作成外廓，这需要高级的冶炼技术及设备，非一般私铸者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有杜绝伪钱的作用。
赤厌钱的币值是“以一当五”，虽为“大钞”，但与白金币的龟币以一当三百来比，显然合理得多。同时又规定，缴纳公家的各种赋税或捐官等项，非赤民钱不收。这在发行之初，赤民钱少，为了缴纳公库收入，非此不可，或有升水的情形。
但物以稀为贵，始终是任何交易行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等赤仄钱一多，而就其本身的价值言，一枚赤厌钱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铢钱时，自然就会贬值。不过，在公家是一样的，所以应该缴五铢钱的，大可以贱价购买赤仄钱来缴，就好比以前用公债来缴公家的各种规费一样。史书上的所谓“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即指这些情况而言。这样，便又不得不废止了。
废止赤仄钱是在元鼎四年，那时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作他的副手。第二年，由桑弘羊一手主持，下令“悉禁郡国铸钱”，天下非“三官钱”不得用。而各郡国所铸的钱，一概回炉销毁，“将铜输于三官”。
“三官”是“少府”属下的三个业务单位。“少府”也者，与“大农”相对而言。大农管理整个国家的财政，少府则掌天子个人的收支，以及宫廷御苑的一切杂务，性质与清朝的内务府无异，只是到了元狩、元鼎年间，少府的业务，大为增加，编制随之扩大。它属下有八个业务单位，主持官长称为“令”，其中“均输”、“钟官”、“辨铜”三令，负责铸造的官钱，就叫“三官钱”。
在文帝时，贾谊就曾提出过中央保有货币制造权的建议，至此始告正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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