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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年间的政风，与康熙末年相近。以我个人的看法，清圣祖将地方官分为六等：爱民、干练、清廉、不好名为第一等；爱民、干练、清廉为第二等；爱民、干练、虽贪不苛为第三等；清廉、才具平常为第四等；才具平常、操守不佳，但能实心办事为第五等；贪污无能兼而有之，则为第六等。在圣祖心目中，汤斌不过第二等人物，即因误认汤斌在江苏巡抚任内，有与帝争名之意。张伯行号称“天下清官第一”，其实，圣祖视之为第三等人物。他曾说过：张伯行喜欢刻书，哪里来的钱？言下并不以为张伯行一清如水。但在表面上仍评张为清廉。由此可知，他将清廉的标准打得极低；上谕中屡次表示，只要真能为地方生利，有益于民，享用稍过，不足为罪。至于用人，除了上述的第六等人物以外，第五等以上皆能容忍，第三等以上则必蒙温旨褒奖了。
同光朝慈禧太后当政，识人、用人虽不及圣祖，而想法大致相近。因此，在那时候的地方官，自督抚至州县，收陋规以及三节两寿(本人及太太)收礼，视为当然；卖官鬻缺，营私舞弊，只要不太过分，不得罪“都老爷”，亦可无事。举个例，《能静居日记》作者赵烈文，据沈云龙教授记其生平，同治八年为曾国藩奏调赴直隶，十月奉旨署磁州知州，在任一年七个月；同治十一年正月署易州直隶州知州，至光绪元年去职，在任三年有余，前后并计，不过做了五年地方官，而自光绪元年九月回南，“隐于乡里，大治园林，广置姬妾，颇娱声色之好，以迄逝世”。赵烈文殁于光绪十九年六月。五年作吏，廿载坐享。烈文犹为贤者，尚是如此，他人可知矣！
至于京官，贿赂公行，亦无足为奇。翁同铄日记中，常记某人馈赠，“受之”或“却之”，大致受者多而却者少。翁同觫尚且如此，孙毓汶之流可知矣！
因此。同光年间，袭父兄余荫，出现了许多声色犬马、无一不好的“大少爷”；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祷，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清末四公子”即以此得名。与“明末四公子”相较，文采相若，风流未逮，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求之今日，亦戛戛乎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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