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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曲里面，诙谐占了不小的比例。
昆曲里的诙谐时常能传递给我们一种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智慧。人们都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未见得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得圆圆满满，生活里面的大智慧，就在于能够把一个大事情拆解为一个个小细节，再让它化有为无，可以一笑而过。
这种手法在昆曲里并不少见。
昆曲对于诙谐的展现不单是集中在某一行当的表演中，也不是非要丑角出场的时候才有诙谐，而是在各个行当里，在不同的情节里，都能够抖一个小包袱、卖一个小机关，让大家会心一笑。诙谐之美，有的时候是贯穿于整个演出过程的。
《孽海记·下山》就是一出很诙谐的戏。我们曾经提到的《思凡》中的小尼姑色空，刚逃下山便遇到了小和尚本无，《下山》就是从小和尚本无演起的。小和尚本无，与色空的身世有些许相像，在襁褓之中就病病歪歪。父母请了算命先生推算，说他"命犯孤鸾"，活不长久。无可奈何之下，父母将他"舍入空门，奉佛修斋"。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和尚也心事渐多，他想到人生易老，光阴易过，想要回家养起头发，讨个浑家，过一段神仙般的生活。
由于角色行当不同，小和尚与小尼姑在表演上的差异很大。《思凡》中小尼姑色空虽然也正值青春年少，憧憬未来的人生，但她是一个俊扮的旦角（色空虽是尼姑，为了扮相上的美丽，被处理成一个带发修行的道姑形象），她的唱念基本上还是要依循常理来表演，而不是诙谐的路数。但是小和尚不同，他是个丑角小花脸，动作都是夸张的，说的话都是口语的、直白的、幽默的，可以毫不遮掩地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
小和尚一出场的心理告白，自一开始就营造出了浑然一片的喜剧气氛。他希望自己能逃下山去，"一年二年，养起了头发；三年四年，做起了人家；五年六年，讨一个浑家；七年八年，养一个娃娃"，到了九年十年，小娃娃可以叫自己一声和尚爹爹，想到这里，他高兴得简直是手舞足蹈！他虽也曾有过小小的犹疑不决，但远没有小尼姑那么多的愁思婉转，很快就下了决心，头也不回地逃下山去了。
《下山》又被称为《双下山》，因为在本无逃下山的途中与小尼姑色空有一段有趣的相逢。《下山》的曲词比较通俗，有不少民歌的痕迹。一个略带羞涩的旦角和一个天性率真的小丑，两个少年人的相遇，带着一种天生的欢乐，而他们相遇之后的对话就好像是一段民歌的对答。
两个人彼此看一看都是年少之人，又都是出家人，觉得很有意思，就用话来互相试探。小和尚先问小尼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小尼姑说，自仙桃庵来，回家探母。小和尚说，出家人本来是不顾家的，你怎么说探母呢？小尼姑说，没有办法，母亲卧病在床，必须要回去看看。反过来，小尼姑问小和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小和尚说，自碧桃庵来，要下山去抄化。小尼姑说，出家人在山上自食其力，何须抄化？小和尚说，没有办法，师父病了，自己要尽孝心，所以下山抄化。两个人各自撒了一个很圆滑的谎，为自己下山的行径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同时又都在试探对方。
一番招呼打过，两个人又都装作若无其事，准备各奔前程，所谓"正是相逢不下马，果然各自奔前程"。最有意思的是，两个人最后还要假装一本正经地口称"南无佛，阿弥陀佛"才各自分开了。小和尚一边走一边缩头探脑地看小尼姑，恰被小尼姑看了个正着。小尼姑责问他，既然各走各的，你为什么转回头来瞧我？小和尚说，你那边有一个小和尚走过来，我想指点他一下而已。两个人心下虽恋恋不舍，却第二次装作若无其事地各自分开。这时候小尼姑又忍不住回过身去看小和尚，小和尚看到了也不依不饶，问她，你看我干什么?小尼姑说，你那边来了一个小尼姑，我也怕她不认识路，所以回头看她。两个人第三次装作若无其事地各奔前程。
这三小段的来来回回，在叙事上没有情节的推动，但是在情绪上轻松幽默，一波三折。这不同于一般的书面文字叙事。倘若书面文字只是一味的重复，而在情节上没有推进，它可能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但是在舞台上，情趣往往就产生于这样的一种重叠之中。
这是一种属于昆曲的奢侈。所谓奢侈，是说它在表演中不一定充满戏剧冲突。一方面，因为昆曲载歌载舞，有太多对手角色之间的配合，会令观者感觉满场生辉；另一方面，昆曲的表演将人物心理活动外化成语言、动作，使所有人都能看到台上人物内心的种种变化与发展，所以有时候它对情绪的展示要胜于情节。
戏演到这里，本无与色空二人的试探已经有了结果。小尼姑一边走一边寻思，那个小和尚聪明俊秀，他似乎也有意于自己，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土地祠，不如进去假装烧香等等他，看他来不来找我。与此同时，小和尚心里也在想着这件事，年少美貌的小尼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是心有灵犀一般，小和尚果然进到土地祠去找她。小和尚看到小尼姑打盹睡着了，想趁着她迷迷糊糊似醒非醒的时候喊一声老尼姑来了，看她害不害怕，她若害怕就说明是逃下山来的。哪想到小尼姑是在假寐，趁小和尚不注意，在他背后喊道："前面有一个老和尚来了！"这下子倒吓坏了小和尚。这就是一个幽默的包袱，是舞台上的诙谐。一丑一旦在分别讲述自己的心理活动给台下的人听，当他们聚到一起，他们的心理活动就会冲突为外在的一个小情节，产生一个小噱头。这种小冲突，轻盈、幽默而不沉重。
这一吓的结果，是小和尚的一番心事全部暴露无遗了。一个仙桃庵的尼姑，一个碧桃庵的和尚，两个人坦然相对，突然间明白了一件事："仙桃也是桃，碧桃也是桃。和尚与尼姑，多是桃之夭夭。"小和尚很风雅地用《诗经》的话答了一句："你既知'桃之夭夭'，须知'其叶蓁蓁'。我和你做个'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吧。"虽然小尼姑有些羞恼，但已经表白了心迹的小和尚很高兴，执意要与小尼姑一同下山去做夫妻。小尼姑忸怩着不肯过去，小和尚说，倘有人看见就说我们是夫妻。小尼姑说，哪有光头的夫妻呢？小和尚说，咱们就说从小就是秃子。两个浑然天真的少年男女，嬉笑言谈，看起来是一僧一尼，谈的却又是人间情事，让人更加忍俊不禁。
中国传统戏曲中有三小戏之说——小生、小旦、小丑。小戏里并非没有大美。小就有它的轻盈，小就有它的婉转，这种婉转不一定是一往情深，也许就是生活里面一个普通的细节，有时候却如同花朵盛开，突然间绽放出一种情趣。
本无与色空两个人相约要去做夫妻。小尼姑说，一个人从庙前过水，一个人从庙后过山，约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到那边再见。小和尚一开始不干，生怕小尼姑诓他，小尼姑再三保证，两个人才达成协议，一个过水，一个过山。接下来，两个人又要在舞台上进行很多虚拟情景的表演，令人看起来更眼花缭乱。小和尚因为要背着小尼姑，所以叼着靴子过河，他戴的那串念珠还要绕着脖子飞转起来，这一造型构成了一幅幽默的、诙谐的、充满了生机的、妙趣盎然的图画，而两个人身段的配合、声腔的配合、心思的配合，包括这两个已经逃出山门的出家人还在不断地念"南无佛阿弥陀佛"，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幽默诙谐的点。再加上，在这一系列动作的同时，他们还在反复地唱着几句民歌小调般的句子："男有心来女有心，那怕山高水又深。约定在夕阳西下会，有心人对有心人。"整整一出《下山》，诙谐无处不在，它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常见到的情形，用一种幽默诙谐的形式传递出来，却又在每一个细节上演得栩栩如生。
讲《下山》，必然要谈一谈丑行。丑行中也有精细的划分。小丑，又叫小花脸，也叫三面，扮演的基本上都是生活里面的小人物，地位较低却心地善良。由于他们的地位卑贱，所以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比那些达官显贵要多，而这些难题又大都是为生计所迫的小事。小丑无法像戏曲中的官生、巾生、闺门旦之类那样，总要拿出端庄肃穆的态度来，直面问题以求最终的迎刃而解，他们不能一步登天，用经世致用之学去改变生活的大格局，所以这些小人物在面对难题时往往要运用一些小智慧，有时候则想方设法将难题暂时绕开。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传递。小丑也有脸谱，他们的鼻梁上有一个白色的小方豆腐块，这一点染代表的是小人物卑微生活里的无边的智慧和聪明。利用这样的一种智慧，他们依然可以获得一种有品质的生活。也许正因为他们具有这种解构难题的能力，才更讨人喜欢。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包括我们看的小说、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物，比如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那个张大民。如果在昆曲舞台上，贫嘴的张大民应该就是一个丑角。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处处遭遇尴尬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拮据，家中弟妹成群，老母有病在身，无钱无房，不得不围着一棵树搭了一间房；他的工作并不顺利，一个下岗的工人，前途未卜。倘若将这些元素一一罗列出来，实在看不出张大民具备了幸福的资本，但是小说却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他的幸福-去讲述他的生活。事实上，贫嘴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张大民的贫嘴化解了不少生活中的困难，遇到事情他能够有另外一种想法，能够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结婚没有房子，他可以围着树搭出房子；床中间有一棵树，他觉得倒很有纪念意义，所以给儿子起名叫小树。这些夸张的细节，让人觉得既出乎想象，但又合乎情理。
同理，小丑的幽默、诙谐让人感到可爱，来自于他对生活有一份认真，他愿意投入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可能是琐细的，例如《下山》里的小和尚，无非就是想有一个孩子叫他一声和尚爹爹。就仅仅为了这个，他会认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戏曲正有这样一种一脉相承的能量，也许戏曲的形式不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但是会传递一种恒久不变的生活态度。
小丑之外，丑行里面还有一类叫做付。付又称二面，因其表演冷隽，阴阳怪气，俗称"冷二面"，是昆曲特有的介于白面与小丑之间的一类角色。付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数情况下，付所扮演的角色会有一点邪恶的心术，人格不是那么高尚，但是也掀不起什么翻天的大浪。有时候付又扮演一些奸刁刻毒而地位较高的反面角色，如《浣纱记》中的伯、《鸣凤记》中的赵文华。偶尔也有比较正直的付，如《南西厢》里的法聪是个滑稽角色，《八义记》中的灵辄是个正面角色。
在昆曲的兴起地，丑的念白多以苏白为主，因而对于非吴语地区的观众来说，看昆曲丑戏有一个较大的障碍-念白。如果能够解决语言这个障碍，真正融入到情节中去，往往会看到一些极精彩的亮点。比如说，《鲛绡记》中《写状》一出。《写状》的主要人物讼师贾主文由付来扮演。贾主文一辈子给人写状为生，为了一己之私写过不少昧心的状子，如今年事已高，潜隐在家，假装修行向佛，表示不愿再做缺德生意。此时，富豪刘君玉因央媒为其劣子向沈府求亲遭拒，怀恨在心，设法报复，找上门来。
听了刘君玉的讲述，贾主文假意劝刘息讼，陷害别人的事是不能做的，天上的观世音正在对我招手等我上天呢，我要积德行善，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贾主文假意推托，实则是想多敲银子，在听说刘君玉不惜银钱之后，他立刻表示只要有银两，这个事好说。刘君玉听了贾主文的话偏又卖个关子，说你既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天上的观世音正等着接你，这个事还是算了吧，于是起身要走。两个人一来一往，贾主文的行动虽没有小丑那么夸张，但丑行的诙谐可笑在此时依然表现了出来。由此可见，丑行的诙谐不一定全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愿望，哪怕是为着一个猥琐的心事，在昆曲的舞台上一样也可以表现出它在艺术上的审美性。
贾主文给刘君玉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主意，他说这一状告上，"管教沈、魏两家纵有百万家私，尽化为水，两家骨肉，俱作流民"。当银两在前的时候，他早已顾不得天上正在向他招手的观世音菩萨了。但是另一方面，钱没到自己手中，总是有点不托底，于是贾主文又对刘说，我的状子写得好不好，关键是我能不能看见"这个东西"。刘君玉故意装糊涂，先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最后又说自己也有个毛病，非得要看见这个状子写得好不好，"这个东西"才能拿出来。整整一出戏，两个人各自心怀鬼胎，言里来语里去，不断地相互试探。
贾主文和刘君玉都不是生活中的善良之辈，一个心术不正，意图陷害，一个阴险恶毒，见钱眼开。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两个人走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戏也有审美可言吗？其实这就是昆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审美中的一种，即把生活中的丑陋、世相人心用一种诙谐的审美方式呈现出来。
小丑的声音圆脆，态度幽默，动作夸张，令人觉得他们天生是带着诙谐元素的。但事实上，诙谐不仅仅止于小丑行，有的时候生旦相对，他们的身上也会有诙谐的因子，引人发笑。明人汪廷讷的《狮吼记》有两出非常著名的昆曲折子戏《梳妆》和《跪池》，虽是生旦戏，却也同样诙谐幽默。
宋代文人陈季常娶妻柳氏，柳氏生性悍妒，把丈夫看得很紧，陈季常又是一个惧内之人，由此引出了一部舞台上的喜剧。"妻管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并不少见，也时常成为大家逗笑的对象，这是生活里面一种诙谐的潜质。而这种取笑放大在戏曲舞台上就变成了喜剧情节。
惧内的陈季常私下里也会唉声叹气，叹自己怎么娶了这样一个妒妇，苦日子无尽无休。但是叹归叹，一看见妻子，他又立刻迎上前去一个劲儿地阿谀奉承，夸赞娘子意态慵懒，美如西施，准备好镜台犀梳，小心伺候娘子梳妆。前一刻还在感叹怨愤，后一刻则百般殷勤，这本身就幽默十足，观众自然会心一笑。陈季常称赞镜子里的娘子丰采翩翩，如同对门的张家媳妇。谁知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就惹恼了妻子，她硬指陈季常心中必是有张家媳妇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了岔过话题，陈季常取出一把折扇为娘子扇风。柳氏见扇面精致，又怀疑这扇子是个风流定情之物。陈季常赶忙解释说是小朋友送的，柳氏步步紧逼，你说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多大年纪？陈季常答得含含混混，柳氏一下子就将扇子撕破了。从一早起到现在，没有多大功夫，已经闹了好几场。
正在此时，偏偏添乱的人又来了，陈季常的好友苏东坡派人来约他同去游春。陈季常战战兢兢出来接待，嘱咐对方说话小声，谁知席间有琴操坐陪的话偏偏又被柳氏听见了。柳氏盘问陈季常，他辩解说人家说的是他的名字陈慥而不是什么琴操。柳氏不肯相信丈夫的辩解。陈季常再三保证游春时一定无妓，倘若有妓，甘心受责。于是柳氏让他去隔壁借打人的竹篦来备用。陈季常觉得有失颜面，不愿去借，柳氏便取来自家的一根藜杖，以备责罚丈夫之用。即将出门之际，陈季常还在与娘子就如果犯错要受打几下之事讨价还价，实在令人觉得可笑可叹。柳氏说如果有妓同行，要打他一百藜杖。陈季常虽然心中不免害怕，但享乐当前，他还是决定且顾眼下，挨打的事回来再说，这就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一个幽默的噱头。事实上，《梳妆》只是一个引子，为后面陈季常与柳氏的更大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
游春之后，陈季常回到家中。柳氏派出去刺探的苍头也回来了。柳氏听说果然席间有妓，心下异常恼火。陈季常虽想抵死不认，无奈证据确凿，只得都承认了。柳氏虽免了他的打，但罚他跪在家中的池塘边思过。
巾生饰演的陈季常本应是个风流倜傥、儒雅蕴藉、满腹经纶的文人，身上带着浓浓的书卷气，但有时读书读过了头，难免就有点呆头呆脑。陈季常这个巾生的表演就更多地在表现他的痴、他的弱。陈季常此次被夫人拿到了短处，再加上平素就惧内，于是这个书生身上的呆气就全然显现出来。柳氏罚跪，陈季常就真跪在了池塘边。柳氏气尚未消，转身回房，说是要去吃点陈皮砂仁汤，消消心中闷气再放他起来。陈季常恳求柳氏将家中的大门关上，只因"恐有人看见不好"。柳氏说既是如此，那就打了再跪吧，吓得陈季常立刻跪了下去。
接下来的，又是一个很幽默的细节：陈季常独自跪在池边，听见阵阵蛙鸣，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央求"蛙哥"不要再叫，否则万一被娘子听到，误以为是自己在向人诉苦，那麻烦就更大了！这就是戏曲舞台上夸张的诙谐，现实生活中，就算有惧内的人，想来也很难达到如此程度。
有时候诙谐与夸张是捆绑在一起的，诙谐一定是把生活中某种东西延伸、夸大，放大为一个意象，然后再反过来触动我们。
然而这些在一般生活中不容易出现的情节，按照情理推导下去，却又是合乎人们的想象的。陈季常跟青蛙对话是《跪池》这一出戏中最精彩的情节，这番话使他的内心活动纤毫毕现。诙谐之美，正是借助这种外化呈现方式，借着一片蛙鸣，达成一种诉说和宣告，这既是戏曲审美的需要，也是推进故事情节、丰富人物个性的需要。
陈季常老老实实地跪在池边，跪到打盹差点跌入池中也不敢起来，跪到膝盖疼痛也不敢起来。此时的舞台仿佛有点冷清：柳氏已经进去，陈季常一人跪在池边，比站着还要矮了半截。观众坐在台下有什么好看的呢？在没有看熟昆曲的人想来可能这实在是个无趣的场面，但是看过《跪池》的人一定能感觉到此时台上那暗中的热闹。一个巾生孤零零地跪在那里同样能让人看出热闹，这就是诙谐的美妙。
陈季常与青蛙说话，埋怨苏东坡害得自己受罚的时候，苏东坡来了，正好听到。苏东坡又好气又好笑，奚落了陈季常几句，打算帮他教训一下悍妇。与柳氏一番寒暄之后，苏东坡问柳氏："琴操是我的相知，季常不过陪坐而已，尊嫂何必吃这样的寡醋？"那柳氏岂是受得教训的，恼怒之下不再尊称苏大人，她咄咄逼人地称之为"老苏"，指责就是像他这样狗党狐朋带坏了自己的相公。越说越恼，她举起青藜杖就向苏东坡打去。在历史上，苏东坡从来都是受人景仰的一代文豪，谁能想到在昆曲舞台上，居然成了在青藜杖下挨打的形象！一见柳氏要打苏东坡，陈季常只得拼命拦阻。事实上，从头至尾，陈季常阻拦柳氏打人的理由也都颇令人发噱。一开始柳氏要打他，他关心的是柳氏刚养起来的新指甲-打我不要紧，把你的指甲弄坏了怎么办！此时他央求娘子，打我是打得的，打他可是打不得的。这一系列的笑话，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虽然夸张，却很生动。
《跪池》一出最终以苏东坡的告败而结束。戏中的陈季常与柳氏是一对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的巾生和五旦，这是无关乎丑角的诙谐幽默。其实仔细想来，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与内中的某一个情节不谋而合。不是么？
《金雀记》的《乔醋》，演的是夫妻之间假装吃醋的故事。才子潘岳就任河阳令，接夫人井文鸾来到任所。潘岳为官，头戴乌纱，因此是小官生扮演。井文鸾身为夫人，与《跪池》中的柳氏又自不同，身份要高贵许多。但他们的生活中也并不缺乏诙谐的元素，《乔醋》就是夫妻间的一场笑闹。
"乔醋"的起因是潘岳将妻子给他的定情物送给了另一知己-名妓巫彩凤。巫彩凤对潘岳一往情深，在乱离之中为他守志遁入空门。经过种种波折，潘岳得到了巫彩凤写给他的诗稿。而正在此时，夫人井文鸾到了。匆忙间，潘岳将诗稿遗落，恰被夫人拾得。井文鸾对巫彩凤早有所知，并且打算成全二人，所以准备不追究，但是又想跟丈夫开个玩笑。所以这是一出蓄意的玩笑戏，是井文鸾揣着明白装糊涂、捉弄相公的一场夫妻间情事。
潘岳处理完公事回到府中与夫人相聚，井文鸾追问当年交与他的那只金雀是否还带在身上，潘岳支支吾吾，回答说在书箱内放着。井文鸾要潘岳把金雀取来，说要将两人的金雀用同心绣线系在一起。潘岳并无金雀可取，想来想去，觉得不如索性把巫彩凤的书信交给夫人看，也许夫人就不怪罪自己了，或者肯把巫彩凤接来也未可知。但一找之下才发现信已经不见了。台上的潘岳焦虑万分，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井文鸾心下偷乐。井文鸾这才揭破谜底，将两只金雀都拿了出来。她指责丈夫说，夫妻本是"连枝同并，只合气求相应，共享安宁，你如何觑傍枝，觅小星？你言清行浊，亏心短行"。潘岳还想辩解，井文鸾又拿出了巫彩凤的书信，潘岳只得赔着笑脸向夫人解释此事并非自己本意，乃是别人撮合，实为无奈之举，后来惹动真情才做下错事，夫人向来贤惠，希望能得到原谅。井文鸾故作恼怒说，我平时是贤惠，今日权且不贤惠一次。一番佯装吃醋，直逼到潘岳给夫人跪了下来，井文鸾才揭破了一切，众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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