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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一种误区

  自栗致炟的涉嫌刑事犯罪案发生以来,黎明就陷入极度的苦恼中。当然,其中有黎明与栗致炟的特殊关系的原因,他与栗致炟是一道从那个贺兰县走出来的成功人物,他们不仅是中学同窗,又是知青时代的伙伴。如今,可谓同朝做官,又是近邻。他哪里想得到,栗致炟会走到这一步。每每思索这事,又有一种莫名的愧疚与深深的遗憾在黎明的心中油然而生。也许,这是朴素感情的一种自然流露,黎明与栗致炟的特殊关系,毕竟会使他们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感情这东西往往会干扰理智,甚至搅浑理智。感情这东西又是人人皆有的,无论庶民百姓,还是政界要员。不过,对于黎明,一旦他坐在汴阳市人民法院院长的座椅上,理智就占领了头脑,感情则悄然淡化。

  也是栗致炟的身份太特殊的缘故,在将他的犯罪事实弄清之后移交地方法院之时,作为法院院长的黎明,就有了应接不暇的来访者、咨询者和交谈者。无论是黎明的下级,还是上级领导,他们都对突如其来的刑事罪犯有几多惶然,几多困惑,甚至还有点不知所措。市长致死人命案,不仅在汴阳市,就是在全省,也属首例。黎明还为此查阅了历代犯罪的资料,即使走进历史的长河,去追溯历朝历代的罪犯故事,也找不到像栗致炟这样的高官这样的犯罪事实。正是这样,黎明对来访的法官,还是想听汇报的领导,就不觉得突然了。人们都是一样的,凡没经历过又没听说过历史上又没记载过的事情,又让自己遇上了的这种“麻烦”,都会使当事者举棋不定或是优柔寡断。然而,黎明却是清醒的,明智的,无论是对来请示指导的下属法官,还是对要听他意见的高官,都是一种答案,他对栗致炟的犯罪是这样看的:

  栗致炟原来是一位市长,这种职位会给人一种仰慕之感,甚至是神秘之感。但是,不要忘记,栗致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的人。他的感情世界与普普通通的人没有区别。就是说,栗致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与千千万万的人是一样的人。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职位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人与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感情与欲望是一样的。也可以说,平民百姓可能犯的罪过,高官大亨也可能会犯这种罪过。因为身份的不同不等于欲望的不同,职位的高低更决定不了命运的走势。其实人的天性是一样的,至少是共性多于个性。大凡人的天性都是既非全黑亦非全白,而是两种颜色的奇妙混合物。当一帆风顺得志之时,他可能成为圣贤;当“逆水行舟”又遭遇困境时,他可能乱了方寸,昏了头脑铤而走险,以至于坠入罪恶深渊……

  黎明的这番理论,是告诉世人,即使在形形色色的犯罪事实中,大人物与小人物是一样面临考验的。在这种考验面前,人与人也是平等的,小人物是平凡的人,大人物也是平凡的人,不能因为罪犯的职位高低、分工不同而予以不同的看法和待遇,更不能因为是高官犯罪就大惊小怪,乱了阵脚。他指示法官,对栗致炟的案子,一定秉公执法,依法办案,自主办案。他不强加于办案法官什么观点,也不指示他们要怎么去办这个案子,一切都严格遵照法律程序进行。面对社会各种千奇百怪的复杂心态,面对栗致炟的特殊身份,面对一个法官的良知和责任,黎明只有一种选择。几十年了,黎明在法官的位子上摔打磨砺,接受考验,他深知,作为一名法官的价值和意义,人民百姓把法官视为社会的裁判,时时期望裁判能公正执法,公道待人,公平做事。他们最怕裁判的嘴歪,吹起邪哨、黑哨。

  不久以前,黎明曾把他看重的学者专家召集过来,还有他的同仁,他希望与这些人共同研究一下,看看这些年国民的婚姻家庭及爱情感情何以出现那么多问题。特别是夫妻之间,情人之间,情敌之间,往往会有那么多的火拼故事出现,往往因为家、因为爱而付出血的代价,这到底是为什么?丈夫杀妻子,妻子害丈夫,男人杀情妇,情妇害情夫,还有妻子与情妇的厮杀,丈夫与情妇的丈夫格斗等等。大家对这种反复出现的残暴行为先是表示一番震动,然后各自发表了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先前的计划经济向如今的市场经济转轨变型期间出现的畸形现象,也是必须经历的一种过程和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是平均和平等的。无论是住房、交通工具、吃饭穿衣,还是手中金钱、银行存款,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如此的人人一样的物质享用,谁也不羡慕谁,更不相互妒忌或眼红眼热,所以大家就心平气和,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如今不一样了,发了财的有钱人,住进了贵族小区的花园别墅,开上了锃亮发光的汽车,时不时地还天南海北飞来飞去旅游览胜,平时不是酒店聚会,就是度假村休闲。这种超级享乐,就使那些见识不多又贪恋富贵的平民眼馋起来,爱财媚势的女人一旦遇上那行为不轨、贪色爱色的有钱人,双方就一拍即合,一场市场交易立马成交。这就叫以色换财,以钱买色。可以想象,建筑在如此基础之上的“架构”,一旦遇上钱色退化,或是有钱色更为强劲的对手杀入,岂能不凶多吉少。

  有人说,出现这类问题的,除有钱人之外,也不乏有权人,因为如今的官人,有实权的人,地位明显高于他人,犹如鹤立鸡群。虽然他们的正常收入并不高,但是他们手中的一支笔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用的金银财宝。查他们的银行存款,也许没有多少,可是他们那支笔,签个字就能调动千金百银,叫它往哪里花用就可以往哪里消费。有人说,这类有权的官人,其实他们的生活质量比发财的老板还高,毕竟大款还不是公款的对手。他们若是看中哪个意中人,包养个什么的,也不在话下。

  有人说,这都怪国人没有承传先祖的遗训。几千年以前,先祖就教诲我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看看,如今这些人都算啥东西。刚刚富贵了,就贪财贪色;而那贫穷之辈,却人穷志也短了,就拜倒在金钱权势门下,甘做钱与权的奴隶。可悲啊!如今的人,有钱的富人不知怎么做富人,有权的官人不知怎么做官人,没钱没权的百姓也不知怎么做百姓了。唉!这人在无奈的叹息之后,又道出孔老夫子一段名言,以证明先祖的品德高尚的境界,更是今天的富人和穷人都该认真效仿和学习的。那段话是: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有人发出一种异议,无论是封建的历史王朝,还是早先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有情夫情妇的出现,并不乏情人现象,只不过那时情人家庭之间没有如今这等火拼凶杀的现象而已。

  有人说,也不是没有,只是这种暴力现象少见,少见的原因是那时的情人现象、婚外情现象较之如今少得多。想想看,分母少了,分子能多起来吗?

  有人说,是这回事。还有一个原因,那时代的情人,多是感情的真正融洽,多属于情投意合的知音知己,非今日为身外之物而结合的功利之辈。所以那时的情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情人,如今的情人,绝大多数是伪情人,如市场上的伪劣商品一样,也是假货。只要身外之物变了,情人立马反目翻脸,甚至视为仇人。

  有人立即赞成这种说法,道出经济杠杆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本不该进入市场的良心、道德、贞操,也进入市场与金钱交换了。

  有人就说,这很正常,毕竟咱们的市场构建的时间太短,诸多规则尚不完善。有些人突然见到那么多的花花绿绿的现钞和珠宝,就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了,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只要能获得金钱利益,什么东西都敢出卖。

  有人就附和地说,这也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逻辑,事物都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哪里有从天上掉下来的完善与规范。不是说,咱们眼前的市场经济还是初级学步阶段摸爬滚打的嘛,当然弊病很多了。

  这时候,有人突然提出,像栗致炟出的这事,并非属于大家正在议论的这种现象。他的情人似乎不是爱他的权,而且也不缺钱。这又是为什么?

  自栗致炟从市长的位子上走进监狱,有关他的隐私就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了。尽管领导人物不想叫这种绯闻无节制地散播,但是,如今的媒体是越来越难控制了,特别是那些什么网,真不得了,什么消息都上得去,放得出,尽管有许多信息尚不准确,更不系统,甚至有失误,但是它只管往外传播,你若不服,也可以将自己所知所为所见发上去。

  这位人士的看法,立即导向了大家讨论的内容,栗致炟方成为议论的焦点。

  说到栗致炟,大家都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许多事应该反省,却又觉得说不到深度里,说不到点子上,只能是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谈。也许,这是因为不大了解栗致炟的缘故,大家只是道听途说一些支离破碎的传奇故事,有不少玩意儿还是歪曲事实的故事,这时候就一股脑儿地装进栗致炟的“档案袋”了。谁叫他栗致炟如今成了囚犯,曾有市长身份的他只能在职务前边加上“原”字了!至于他的情人陆雯,当下关于她的舆论就更离谱了。舆论这东西,它能把人捧香,也能将人搞臭,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旦事情弄糟,它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特别是这种没有出处又声情并茂,找不到作者却血肉俱有的“马路传闻”,从制造这种东西开始,制造者就没有想过对自己的产品要负什么责任。也许,这与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对这种“产品”署名有关,这种货色可谓集体制造,属大锅饭模式,出了问题时,能拿谁是问?

  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终于都把目光对着了黎明,想听听他对栗致炟沦为囚犯的看法,还有他幕后的那个已被舆论造成狐狸精的小情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颇感兴趣。在这种期盼目光的包围中,黎明说话了。也是他有一种责任感的缘故,在这种时候,他觉得应该更加讲究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事实传真出去,以正视听,避免以讹传讹。即使栗致炟沦为囚犯,也应该对他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还有一点,黎明想与大家交流一下栗致炟之所以沦为囚犯的根源。他认为,这不只是栗致炟一个人的罪过,它其实是一种社会问题,一种为官者的通病。尽管有患病轻重之分,时间长短之别,尽管不为官者的这种病症尚未暴露,或在潜伏期。但是,有一点黎明坚信,他们已经患了病。黎明企图把他观察和了解的这种病状、病情、病因剖析出来,以期与同仁共同研究抑制这种病症蔓延的处方,进而,看看能不能找出一种预防性的措施,以达到根除这种病症的目的。

  黎明是这样讲出他的心声的:

  我们不是一直讲实事求是吗?可是,每每遇到具体的事情,往往就不能实事求是了。咱们对栗致炟的问题,就不够冷静,不够成熟,这是没有实事求是的缘故。栗致炟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公民,既然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可能犯的罪行,他也可能会犯的。如果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对栗致炟的犯罪大惊小怪,指东道西。一个市长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公民,然后才是市长。即使有个把市长犯罪了,烂掉了,又怎么样?他不会影响大局,地球还要照样地转下去的。有了这种平静的心态,我们就能客观地、冷静地,又公正地切入对栗致炟问题的思索与剖析,栗致炟的犯罪才能引起真正的关注。其实,栗致炟的罪过是滋生于如今大环境的土壤里的,它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这一点,可以由起初大家议论的那种凶杀火拼的现象去证明。犯罪的过程与结果大同小异,只是身份不同而已。如今的大环境中出现两种以往从来没有出现的现象,一种是大伙都在拼命地挣钱、赚钱、弄钱、捞钱,以期得到更多的钱。无论是靠正当的方法,还是用非正当的手段,目的都是把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另一种现象是大伙都在拼命地争官、做官、升官,以抓权、揽权、掌权、用权,进而还想得到更大的权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栗致炟在这种大背景下,把权力看得至高无上,把做官当作唯一的生路,只要有碍仕途升迁的事,不,应当说,只要他认为的可能有损自己官运官命的事情,他一概不做。即使做过的事,对外界是一概封锁,当做绝对的秘密。本来,他与妻子的感情已从淡薄走向冷淡。这一点,我个人以为,这不是栗致炟一个人的责任。他成婚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臭名尚未脱掉,尽管他是留美博士,在那时候,臭知识分子的余毒根本没有肃清,他的婚姻是在父母反复的催促下仓促完成的。当然情况也有不同,有那桃花运好的,或者叫婚运好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代,也有遇上知音成为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这种事,不要争论,更不要找个例否定另一个个例。我还想说,即使那个时候的成双成对的凑合婚姻,其中也有不少是先有婚姻后培养爱情的,从而圆满地走至今天。其实,真正的婚姻之中有坚实爱情基础的家庭并不多见,大多是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家,这就是现实。可是,咱们的栗致炟有了这种艳遇,或者叫桃花运,他真正地喜欢上了另一个女人,那女人也真正爱上了他。这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并不多见,因为这个女人喜欢的并非栗致炟的职位权力,我认为他们的相互钟爱,确实是相互爱慕的结果。栗致炟为了做官,做更大的官,就千方百计地掩藏这个事实,包括对他最信任的领导和同仁。他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喜欢这个女人,直到他的妻子发现了另一个女人闯进了她的生活,栗致炟还是死不承认。特别是对外界,他对情人的事实,对自家院内起火的事实,一概守口如瓶,拒不认账。当后院的火实在扑不灭时,他曾求别人帮忙救火,却不向人家道出实情。就像病人找医生治病,只要大夫开治病处方,却不跟大夫说出真正病情。即使再高明的大夫,也难将药物下准下够。倘若栗致炟能爽朗一些,诚实一些,能诚恳地对待自己求助的帮忙人,把自己与妻子的感情问题道个清楚,把自己心中已有另外女人的事讲出来,这样,帮忙的人就能对症下药,在劝和无效时,就会竭力劝其二人离异。人大多是通情达理的,有那咬住死理走到黑的人,多是缺少劝解和劝解不力,使其钻进了牛角尖回不过头来,最后一头撞到南墙上。当然,栗致炟不讲实话,也不提出离婚,还是担心仕途受到影响,其实他的内心是想与妻子离异的。当今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观念,凡婚姻发生变故的干部,大多就很难被重用和提拔,还可能在社会上留下诸多闲言碎语。尽管这种观念没有写入红头文件,它却真实地埋进了人的心里,特别是执行政策的人的心里。再说栗致炟,他的观念也发生了问题,把做官当成唯一的追求,把升官当做唯一成功的标志,这又是一个误区。许多年来,人们生吞活剥地搬用并接受着一种观念,即做了官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丢了官没了权就失去一切。其实,生活并非这样绝对,也根本不是这回事。因为如今不是战争年代你死我活的拼杀时期。就拿栗致炟说,他若不当市长,难道就失去一切了吗?他还有他的专业,他的博士学位,他完全能在专业技术领域里做出非凡的成就,赢得另一种甚至比做官更大的更持久的乐趣。还有,他有爱情,有自己的爱好,有可爱的女儿,有各种各样的愉悦,难道这不是美好的生活吗?最近有社会学家对当下国人的快乐指数做了一番认真的调研,尽管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随之翻番增加,可是,人们的快乐指数却没有上升,反而向下滑落。不仅在全世界的以区域和文化分类的排次中位置靠后,即使拿自己的不同时期相比,人们也发现一种现象,拼命挣钱拼命争官并不一定获得快乐,这样给自己无止境地施压,快节奏满负荷地为钱和权拼搏,带来的是压抑和沉重,这种生活并不幸福,当然也不快乐……

  大家听着黎明心平气和的评说,心中豁然醒悟,对栗致炟的陷入绝境,有人为之遗憾,有人为之惋惜,有人对其抨击,也有人讲,栗致炟要是压根儿没进政界做官,依然做他的专业技术工作,他也许至今依然是幸运快乐的。

  听到这种见解,黎明接道,这话有道理。当今选用干部,有另外一个误区,往往把一个人才在专业上、学术上的地位与成果当作选拔党政官员的参数,甚至把这种专业方面的水平和成果等同行政管理方面的水平和能力,这的确是可笑和幼稚的。这种用人误区,首先毁掉了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使他正在发展的学术成果毁于一旦。因为做了官,他就丢掉了专业,丢掉了潜在的将出现的成就;同时,这种人物不一定具备行政管理能力,他的上任当官,又搞乱了一方政府机关或一家事业单位;还有,他的上任又堵塞了一个真正具有领导能力和管理专长的人才的仕途,从而扼杀了另一个人才。看看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因为用错一个人。是的,也许,栗致炟压根儿就不该进入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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