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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罗姆酒。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天天抓抗日分子和******，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总会有办法的。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我说。
他们会为我办吗？
总可以先求求看。我呼吸急促，被石膏箍紧的肋骨疼痛发作了，冷气也不帮忙，我的皮肤在石膏下面一层蒸汽。
这天晚上我和彼得喝了三杯酒。他没有酒量，人喝傻了，瞪着我们谈出来的美好前程一个劲儿傻笑。他走后已是深夜，尽管我脑子密密麻麻排列满了该办的事项（要把彼得带到美国得办多少事啊），我还是很快沉入睡眠，把拘留室亏欠的一觉也一块儿睡了回来。
醒来是下午一点，我床前又添了几束花，其中一束是菲利浦送的。由于他在行帮的人缘，也由于他儿子供出了我，世海也获释了。
我无心去想菲利浦和温世海的愧疚；我想的是，这一天真好。这一天彼得开始在唐纳德的诊所当医助了。这个医助职位你们可别小看，它从此建立了一个学院优等生和实践之间的纽带，从它开始，彼得就算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人。在美国走到哪里，都向你要“工作经验”和推荐人。在唐纳德的诊所涂红药水紫药水，可以给彼得提供这两样东西。
这一天还好在我有了新的生活方向，一个和彼得共有的生活方向。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都很滑稽，转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绝对秘密，连彼得都被我瞒住了。我是为他好，怕吓着他。此前护士告诉我来了个鬼头鬼脑的人。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美国女人，问我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让此人几次诡秘地来打听我的病房号码。一个很贱的中国狗腿子，她说，从电话上打听不到就悄悄溜进了住院部，是被她挡住的。用美国英语说：就是我把那货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计划是在此之后拟定的。彼得照样在傍晚时分来看我，和我一块吃布法罗鸡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萨，总之那几顿晚餐让他领略够了美国人在口味审美上的无救。这天我们刚刚点了被美国人篡改的意大利面，父亲来了，照样是笑声比他人先到达。
呵呵，我把绿波廊搬来了！
跟他人一块儿到达的，是一个拎折叠桌的伙计，一个拎多层食盒的跑堂，还有他的小夫人凯瑟琳。
他叫伙计把十多样点心摆开，一面掏出手帕头上颈上地猛擦汗。意大利面送到，他挥手叫医院的送餐员“拿走拿走，中国人谁吃那个”！
彼得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扫来，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来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谢谢主，你不像你父亲这么旁若无人地吵闹。
就在那顿晚餐进行的时候，我的逃跑计划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断夹食物给我，很像样子的一位小长辈。我突然说：凯瑟琳，你这头发怎么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脸通红。我这位晚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今天对她的头发如此捧场。
我自己做的呀。照着玛尔琳·黛得瑞茜的发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头发剪一剪，烫一烫，我来替你做。她对我们之间刚刚出现的和平喜出望外。不过你现在的头发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样，明天我带一些东西来做给你看。
凯瑟琳这点好，女流的事物样样精通，第二天真的让我改头换面，披了一头“郝斯佳”卷发。她为了我的发式整整忙了一天，带了个小煤油炉，悄悄在厕所里点燃，把三个烫发夹子轮流在上面烧。她为我仔细篦过头发，又是涂油又是打蜡再用火烫的夹子去卷，我的头发熟了似的冒起香喷喷的油烟。
晚上六点，彼得面前的，就是这个油头粉面的我。他半张着嘴，皮笑肉不笑，我赶紧说：快说我美丽！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艺！
他说：好的——真美丽！
小夫人从厕所出来，脸上一片羞红：告诉彼得，要是有根粗夹子，她可以把我做得跟费雯丽一模一样！
在那个向费雯丽借来的头发下面，还有一系列借来的东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凯瑟琳的。头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带一件晚装旗袍来。她以为我在医院闲得生霉，实在没什么好玩儿，玩儿起她和她女死党之间的游戏来：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转动石膏钳制的身体，让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红色底子，上面罩一层黑蕾丝。这大概是小夫人凯瑟琳最得意的行头，看梅兰芳、周信芳搭班唱戏时才穿。
晚上十点钟，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后熄灯。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
在护士轻轻掩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汇中饭店的一个三等房间里。我是九点钟左右离开医院的。和彼得、凯瑟琳前后脚离开。日本宪兵雇的廉价眼线假如在医院某个角落埋伏，一同出门的凯瑟琳和彼得会让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头粉面地走出医院，把换洗衣服打成个长形包裹，斜抱在怀里。盯梢的汉奸假如正盯着大门，看见的是个刚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为了甩掉可能的跟踪，我叫黄包车夫在最热闹的福州路上飞跑，然后再转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卖一种名牌食物，叫“阿娘黄鱼面”，吃的人排队排到了马路上。做学生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开荤，所以知道馆子楼上有个门，通向隔壁的公寓。从公寓二楼下去，穿过走廊、天井，再出门，就是一条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松许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只手拎着。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装紧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让我走到汇中饭店时累得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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