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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浦家面试。菲利浦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浦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彼得他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衣出来。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土里土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大起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刹时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浦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浦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浦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浦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利浦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浦雇用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利浦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again，please。”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卷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亚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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