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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盘子一一卸下，然后是饮料，与此同时，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请求，我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送过来。除了两小袋辣酱，你还要别的什么？……便衣福茨看着我的侧影，继续打问着我非凡的曾经。十八岁的军队记者，二十五岁的女少校，这绝对不平凡吧？他这样问道：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女人的经历也属于超常，对吗？女领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见她的歉意笑容；她帮不了他的忙，因为这餐馆的工友之间从来没人谈自己的曾经。如果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还不去改变或推翻自己的曾经，这远走高飞还有什么飞头。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大喜欢自己的曾经，我们的背井离乡证明了这一点。这份“不喜欢”微妙丰富，同理查·福茨是讲不清的。女领位穿着粉红长旗袍，亮晃晃假缎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点着菜单上的一只只招牌菜，连笑容都廉价起来。她比我大几岁，还在大学做本科生，还要靠亮大腿挣口粮，她怎么可能喜欢我的曾经。
我背转身，麻利地将一个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钱小费抓过来，塞入围裙中央的兜里。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准着我，我肩上、背上，后脑勺都负载着一种奇特的压力。我的肩膀单薄，上面曾挎过武器。
晚上下课时间是十点半。所有的同学都说要去学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样，先是借故有事，再是托辞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样：跟着他们进了带男性头油气味的这家酒吧。我硬不来面子上挂不住，等于告诉全体同学我多么穷。如此之穷，他们也帮不上忙，你要他们怎么办。穷到这地步，就不合群了。这点我相当明白。因此我来是来了，却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块钱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这个班曾在学期刚开始时有过一个男同学，叫汉斯，一头浅色头发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静，从来不换衬衫。一次他向一个女同学借了六块钱吃晚餐，从此再没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认为他穷得过火也自尊得过火。直到今天，一提汉斯人们还会哈哈地笑，为了赤贫和清高，汉斯把自己给放逐了。而我明白，汉斯若不放逐自己，这个集体也早将他逐了出去。那么穷谁受得了？那么穷不是对所有人都是个颇大的嘲讽吗？
因而我对我的贫穷守口如瓶。
进入地铁站已近午夜。尽管啤酒会上谈的话题都很高雅，我对自己仍十分恼恨。我难道高雅得起？是什么让我跟着他们在酒吧里高谈阔论？是虚荣。可我虚荣得起吗？
地铁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迅速在两个旅伴中做了选择，走到那个梳马尾辫、穿一身黑的亚洲男子身边坐下来。第三个人在我上车时朝我堆出一个很大的笑容，这不是什么好事。在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我选择一身黑衣的亚洲男子做我的旅伴，并不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危险。只能是两害取其轻。
亚洲男子眼神遥远，看着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极慢，细长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击却颇激烈。我从书包里翻出巨大的笔记本和书，发现他敲击的手指停止了，却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这边的忙碌打断了，那些手指不耐烦地僵滞住，等着我忙完，它们好继续刚才的敲击。
顺着那些细长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见一层淡得难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苍白的皮肤下。当那笑意慢慢泛上他面孔的表层，向他的颧骨和眼角、甚至耳根聚集时，你仍旧不能确定那是个笑，只是个笑的许诺。这个时候他眨了一下眼，似乎打发掉那个令他发笑的荒唐念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这罕见的宁静中存在着危险，内向的危险及他自身的危险。
我翻出书包里的字典，迅速查出在课堂上记下的两个生词。我查字典一贯有这种按捺不住的急切响动。这响动在别人听来大概十分乱心。他湖面般的宁静侧影动弹起来，向我转过脸，浓黑的眉毛微微拧起。
我惊讶地发现，他苍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长的鼻梁下，一副严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翘的下巴。我发现自己看他看得很细，连他右眼下面一颗很小的痣也看见了。看着看着，我笑了一下。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三更半夜对着一张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么意思？
他马上还我一个笑。他笑起来露出一口女孩子的又小又齐的白牙齿。
我想，可以了。我马上合上字典，拿起笔，刚刚查过的两个生词，忘得十分干净。我朝着笔记本眨巴着眼，咬着圆珠笔屁股。在课堂上我最腻味别人咬笔屁股。除了我之外，几乎全班的人都会这一着。而这时我竟也犯这毛病，似乎要给这年轻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紧事要做；我做得这么专注，根本顾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视线落到了我的笔记本上。我不愿他看见纸面上的空白，便从嘴上抽下笔。现在他的目光焦距又在我的笔尖上了。而笔尖仅点下一个黑点，随车厢晃动，黑点渐渐肿大。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终于承认我并不打算写什么，我这套动作是虚拟，充满表演性。我在表演给一个陌生的亚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来多么有模有样，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态。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心竟这样不老实！
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做不出功课吗？
我抬起头，见他正看着我。
我笑笑。赶紧在纸上“刷刷刷”写下一行字：亲爱的安德烈……我头也不抬地说：不，我在写信。紧急中写下这样一行字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和我从来是不通信的。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撂下来。五分钟后，我说：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他说：你的也说得很好。
我笑起来。这笑声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着，心里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钟过去，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平常是不讲中文的？
我说：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讲中文。
我九岁来美国的。
从哪里来的？
印尼。你呢？
从北京。他的手指又敲击起来。手腕上有条细长的伤疤。他之所以危险，我似乎找到了根据。他已经又转回脸去看窗外，但我很快发现他始终以玻璃的投影在观察我，正如我对他干的是同样的事。
他问：你住哪里？
艾文斯顿。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
你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口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果断、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口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乱套了。我转过身，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紧时间对我笑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乱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紧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身，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出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会怕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出手及时扶我一把。或许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诉你，我也坐错车了。他见我眼睛猛一瞪，又说，真的，我住罗杰斯公园。也坐反方向了。
罗杰斯公园离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带聚集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里有家咖啡馆在我的同学中享有盛名，他们时常去那里朗诵在别处绝对没人懂得的诗或小说。我只去听过一次他们的诗朗诵，见到的男人全梳辫子，女人一律剃大兵头。
你什么时候发现乘错车的？我问道。
比你早五秒钟。他神色一本正经。
可是为什么你反应得比我慢？你的反应至少比我晚十秒钟。
嗨，你在用FBI的语言跟我说话。他的轻蔑加深了，哄慰消失了。
最初他容貌中那种独特的情调；由黯淡的忧郁和消极组成的情调此刻都不见了。我发现他其实非常主动，机敏，或许在不屑于看我的时候已把我看透，把我对他的猎奇，甚至一点儿着迷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他在猎我，而我一直以为我主控了猎手的位置。
你不信吗？他拍拍他身边的位置：来，坐下，我说给你听——
我不久意识到我紧挨着他坐下来，车的每一个不规则的晃动，都使我的腿碰到他的腿。腿与腿之间虽有两层牛仔裤的厚实作为最后界限，但那触碰有种赤裸的敏感，使我觉得越来越危险。
我发现乘错了车，不过马上意识到这是末班车了。他对我说着，眼睛却在说别的，在发问：使我和你乘错车的原因是不是同一个呢？他说：就是马上下车，也赶不上往北边走的末班车了。因为我知道那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二点整，你看现在几点？他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手表的长短针指到十二点一刻。
他看着我，要我看他多么死心塌地。他要我学他，索性踏实下来，把剩下的歧途好好走完。
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我们？他咬文嚼字，又用英文强调一遍：我们？他的强调不是用音量，而是用发音的细致，唇齿动作过程的大大放慢来体现的。他的一点儿暗示和挑逗，我马上接受过来。一个年轻女人，在异国异地的午夜同一个不知底细的年轻男人一同误人歧途，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意外等在前面，简直太未知大叵测。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全部精神都调动起来。
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用猎物的乞怜目光看着他。
他耸耸肩，说：我不在乎。我常常错过末班车。
那我呢？我其实已不怎么恐惧，可我不能不装得恐惧。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装蒜。难道我不是在十四岁时就独自在深夜站过若干班岗？十八岁的我，难道不是独自押车，车上满载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我说：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信任得过分了。因为信任便是压力，再邪恶的动物在信任的压力之下，多半不会乘人之危。我的故作弱小，故作轻信使这黑衣男子绝不占我便宜。
他笑笑：你这么害怕？他认真起来，打算为我独当一面了。下车你跟着我就是了，他说，其实我们这样的穷光蛋，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他连续用着“我们”。穷光蛋识辨穷光蛋总有好眼力。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一上车就看上了他，迅速在他那儿找到了认同感。
车这时向前踉跄一下，又向后来个趔趄，不动了。喇叭里传出口齿不清的声音。终点站到了……别忘了检查您的随身物品——提包、帽子。晚安，诸位。
我忽然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里昂。他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必然有一场悲惨的失散，至少得有个名字去开始广漠的苦寻。
然后我告诉了他我的姓名。
他看着我：你没有英文名字吗？
我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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