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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多人谈到云梦，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的忧乐文化和龙舟文化。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即贬官文化。照理说，云梦作为贬官文化的代表，应该是中国最具忧患意识的一座城市，然而，她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2002年三峡截流以前，云梦的旅游业异常火爆，其主要客源来自于重庆游三峡下行武汉的游客。面对这表面的繁华，没有人去想截流以后该怎么办。果然，三峡截流不仅截断了长江的水流，还截断了云梦的客流，一夜之间，云梦的旅游人气降至冰点。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大多数人大代表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应对即将席卷而来的“非典”和日趋衰落的旅游，而是如何串通起来选掉自己的市长。
2003年１月１日下午，云梦市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选举中未能超过半数而落选，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非典”事件。非常凑巧的是，那一年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局长章文雄把我调到旅游局，经局党组研究，任命我为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章局长找我任前谈话的时候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一是高层领导缺乏旅游意识，口号喊得凶，就是没行动；二是积重难返，旅游市场极为混乱。
最嚣张的是，前任质监所长去旅游码头执法时，被强收码头费的涉黑势力扣为人质长达五个小时。我当即向章局长表态，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让旅游市场“政通人和”。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只要敢于首先拿旅行社协会的会长开刀，谁还敢乱来？但对于第一个问题却有些难办。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给领导洗脑，洗得好还好，万一洗不好，惹恼了领导，脑壳上的官帽都不保。况且在当时那种局面之下，市长都还没能从两次选举才当上市长的阴影中走出来，哪儿还有心思去理会旅游？所以我劝章局长说，急也急不来，还是慢慢来吧。
机会终于慢慢地来了，官场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对我敞开了逼仄的小门。2004年5月，省委对云梦的领导班子做出了重大调整，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文昊调任云梦市担任市委书记。博士书记的到来，让求变心理强烈的云梦市民充满了期待。我心里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位文官的到来，让我感到云梦旅游的春天就要来了。但激动的同时，我对他也充满了质疑，一个文弱书生能驾驭得了官场诡异的云梦吗？
其实我多虑了。上天好像有意考验他一样，刚一到任就让他遇到了村民堵桥事件，省际交通命脉因此中断。事情的起因是，河东区的公安部门为了创收，将摩托车交通管理费的征缴承包给了地方涉黑势力。有位村民不肯缴费，遭涉黑收费人员殴打致死。村民的亲友们为讨回公道，联合上千村民拦路堵桥，酿成了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张文昊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亲自上桥与村民对话，并保证：严惩凶手，凭公理，还公道，该赔多少，一分不少；严追责任，不管牵涉到谁，一查到底。他当场宣布，河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停职。同时，他还宣布，不能因为求公理就坏了法理，对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该关多少就关多少，一个也跑不了。当天下午，他亲自将赔偿款一分不少地送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手上，同时下令将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全都请进了派出所……一场冲突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此化解。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了结。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让张文昊看到了云梦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他便下决心要肃整公安队伍。没多久，他就下令将市公安局长调离公安局，公安局长不愿离开，便冲进市委要和他理论。政法委的领导吓得脸色苍白，请示张书记要不要调特警来先卸了他的佩枪。张文昊镇定自若地说：“不用。”话音刚落，公安局长就闯了进来。张书记凛然地对他说：“组织的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服从安排，就地免职！”就这一句话便镇住了他。故事传到民间，老百姓为他吓出一身冷汗：“要是那局长发傻气把枪掏出来一枪把他打落了看怎么得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胆识且很开明的书记。”我对章局长说，“给张书记写一封信吧，先入为主，说不定能引起他对旅游的重视，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听得进正确意见。”
章局长心里没底：“写给书记的信要过秘书那一关，书记能收到吗？”
“我试试？”我试探性地征求他的意见。
章局长回答：“试一下也没坏处。”
得到了章局长的支持，我旋即回到办公室，顿时文思泉涌，仅花了三个多钟头便写下了那篇让我后来意外步入官场的“牛文”——《张书记，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文章写好后，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张书记看到这封信。我想，网络是最好的平台，于是就把它发在了红网和云梦网上。因为担心书记不上网，为保险起见，我又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形式给他寄了一份。为防止秘书截留，我还将文章分别投给了《云梦日报》和《云梦声屏报》。打铁趁热地做完这一切，我便开始了忐忑而漫长的等待。
2.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反应。对此我很失望，开始不抱希望了。就在我强迫自己快要遗忘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接到市委政研室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市委的《领导参阅》内刊上，刊登了我的文章。自此我才知道我给书记的那封信，竟然费尽一番周折才摆到了张书记的案头。
原来，地方党报《云梦日报》收到稿件以后觉得题材太敏感，居然没做出任何反应，倒是《云梦声屏报》认为这是一篇好稿，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刊发，迅速报送到了市委审批。就这样，费尽周折后张书记才看到了那篇稿子。书记阅后非常重视，当即做出批示，以《领导参阅》的方式发放至每个地市级领导。云梦市委其他领导阅后相继做出批示，要求市委督察室组成专门班子，对旅游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专项治理。没过多久，云梦市委政研室按照张书记的指示，迅速成立了课题组，对如何壮大云梦旅游产业，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书记的重视与支持，让我对云梦旅游更加充满了激情。考虑到旅游业投入大，而云梦的财政并不富裕，资金瓶颈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政府如何“生钱”投资办旅游的妙方，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做参考。
我和章局长到河南濮阳考察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时，濮阳介绍了一条“政府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将机关自有绿地转化为社会公共绿地”的经验，我从中受到了启发，再次向张书记建言：拍卖行政私产，打击行政腐败，凑集50亿巨资，建设云梦大旅游。通过一番调研后我发现，城市的黄金商业地段基本上被权力部门所霸占，一个局一栋高楼，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商业门面和多余的写字楼，对外出租获利却没有上缴财政，全部用作干部职工的福利发放下去。行政资产的私有化，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闲置和浪费，衍生成了另一种腐败。
我给书记算了一笔账，如果将全市职能部门（特殊部门除外，如法院）集中到几栋高楼内办公，然后将其他所有楼堂馆所全部拍卖，不仅可以获得50亿元的财政收入，而且老百姓办事也愈发方便，将会大大地提高办事效率。最关键的是，如果有了这50亿，何愁没有资金来投资旅游？没想到，张书记收到我的建言以后再次做出批示：请政研室展开调研，将调研结果报我。尽管后来这个建议由于牵涉面太广、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没有被采纳，但我知道，我的观点在书记心目中还是得到了认同。
两次建言以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2005年4月11日，张文昊书记到云梦市旅游局专题调研旅游工作，上楼梯时他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块“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的招牌，突然停下脚步问身边陪同的旅游局章局长：“哪一位是宁致远？”正在拍照的我赶紧迎上去和书记握手。书记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很有思想。”
大约三个月后，旅游系统和市委机关举行篮球友谊赛，我和局领导站在体育馆篮球场迎候书记的到来。书记和局长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径直经过我的面前去换衣服。他走了十几步后突然回头，返回来和我握了手。
两次正面接触以后，我心里泛起了涟漪，总幻想生活会发生一些改变。机遇像个幽灵，时刻在你的周围神出鬼没，你想抓它的时候怎么也抓不住，一旦抓住，却又是那么的令人猝不及防。2005年春节前夕，章局长突然接到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说要来考察我，全局上下感到非常意外。通过好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是张书记给市委组织部发了指示：“我们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倡导一种风气，爱思考，勤学习，不跑不送为官，清清白白做人……宁致远同志很有思想，可以考虑放下去锻炼。”
就这样，一个在学生时代连班干部都没当过的高考“落榜生”，一个连任命书还没有下达就被免职的报社广告部候补主任，不跑不送，仅靠建言居然当上了一座拥有50万人口县级市的副市长。这在中国吏治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没进入官场之前，就听说了官场有许多讲究。
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许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某某领导，挖苦他怎么怎么无能，批的字解决不了问题拿不到钱。其实他们有所不知，该领导签字是有玄机的。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3.比如，领导打牌也很有讲究。有一位局长到八景洞去视察，当地乡镇领导隆重接待，邀其参观某著名作家的乡村别墅。参观完毕，局长一行回镇里打麻将。那位名作家一想此局长是宣传部门出来的，肚子里有些墨水，于是赶紧从家里拿了几本自己写的书，气喘吁吁地送到镇政府。局长客客气气地接过书，待那位作家刚一离去，便提起书撕得粉碎，边撕边骂：“妈妈的，怕是读书读迂了，打牌的时候送么子输（书）唦？”也难怪，那天下午，他一个人输了好几千。
再比如，县长或县委书记调离，该向纪委交多少“红包礼金”，更是大有讲究。某县的县委书记升职调离，调离前夕仔细一回忆，任职期间最多的一笔收了九万。第二天他主动向县纪委上缴了当书记几年来“无法拒绝”的红包礼金十万元。后来某局长东窗事发，交代曾给书记行贿八万元，上级纪委找书记核实，书记很坦然：“是啊，我交给县纪委了，这不，收据还在这里呢！”假如下次还有局长点水，他还是可以用这张十万的收据来搪塞……
像如此的讲究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老百姓是不太讲究这些的。偶尔讲究讲究，也只是当做笑话图个乐乎。有一次我听一名导游说，一个人要想平步青云，到三亚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天涯海角。到了天涯海角意味着到了天的尽头，想爬也爬不上去了。难怪有一次我邀一位官场中的朋友去三亚度假，他死活都不肯去，原来是有讲究的。
在组织部门考察我以后，等待“发配”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从内心来讲，我魂牵梦绕最想去挂职的地方是蓝墨县，因为那里旅游资源丰富，有我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把这个舞台给我，我有信心唱出一台好戏，很快就可以干出政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文学界的一些朋友，那些朋友劝我：“既然张书记做了决定，你又有这个想法，那就应该到组织部门去活动活动，不然的话恐难如你所愿。”
朋友的规劝当即被我一口回绝：“张书记如此看重我，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平台，我还跑到组织部门去跑官要官，要是张书记知道了，他会怎么看我？”朋友笑曰：“你太迂，不适合做官！”事实上，朋友们的建议是正确的，当初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的副县长生命会提前并延长三年。
但我选择了迂迂地等待。
一直等到了7月中旬，还不见任何要将我送到县里去挂职的迹象。此时，市委政研室为了完成张书记交办的“如何做大做强云梦旅游”调研课题，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有关研究人员到西北去考察，章文雄局长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行前有朋友开玩笑说，莫往那边去呀，往那边去称之为“走西口”，不吉利呢。我是一个唯物论者，不信邪，也没多想就上路了。
越往西，路确实越不好走。可是风景却偏偏就藏在那些路不好走的地方。那寂寞无人烟、被雨水冲刷得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让我心底溢满悲凉。一路上我总在不停地抱怨：“这里的县委书记是吃屎的？改革开放快30年了，每年修200米也能把这条路修通了，典型的不作为！”
车子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出发前在制定线路的时候就制订了一个原则，要去一生中难得再去的地方，所以把方位定在了西部。官场中有个说法是：当官要想爬得快，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延安。不过，恰恰相反，延安不是我的福地。参观枣园那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事定下来了。”
我非常激动，追问道：“到哪里去？”
朋友卖了个关子：“不过不是去蓝墨。”
我心里打了个顿，问：“去哪里？”
他答：“去江南。”
我冷了半截腰：“江南有什么旅游资源？挂一年能挂出什么成绩来？”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朋友继续打击我：“不过……”
我问：“又不过什么？”
“不过不是副县长。”
“那是什么？”
“市长助理，还不解决待遇……”
朋友终于以调侃的方式，把这个意外的结果残酷地告诉了我，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倒不是待遇不待遇的，问题是把我派去一个旅游资源贫瘠的地方，我能干什么？我来了情绪，立马拨通了章文雄局长的电话，明确告诉他我不想去。章局长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人家巴不得你不去，想去的人多着呢。你以为人家县里欢迎你？县里面的官员一箩筐，就怕你们这种人去抢位置。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就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越是条件不好的地方越好出成绩，一张白纸好画图，哪怕出一点点成绩就特别打眼。再说，书记放你下去是让你做事去的，是考验你能不能当官去的，只有组织上发现你比县里面其他官员更能够做事的时候，才会考虑让你留下为官！去了江南你还有机会，假如不去就连机会都没有！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张书记那边是支持你的，你不要给张书记丢脸！”
局长的一番话点醒了我，越是安排得不好，我就越要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一路上，我哪里还有心思游山玩水，我老是在想，是不是真如我的朋友劝告的那样，因为我没有去“跑跑”，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动”而“不动”的结果？
4.这个谜我一直猜了三年，但猜来猜去都没有猜透。圈内有一个朋友透露说：“当年组织部考察你的时候，内部有争论，大多数人认为‘一个自筹自支二级机构的负责人，凭什么一步登天派到下面去挂副县长？他的能力强不强谁都不知道，会说会写不一定会干，还是先让他到正科级的位置上锻炼锻炼吧，是骡子是马先蹓蹓再说’，可是，放下去干什么职位呢？总不能挂个局长吧？有人就提出来：‘让他到江南市去挂个市长助理吧，蓝墨县挂职的太多了。’有人马上反对：‘县长助理这个职位上面早发文件取消了，不准设了。’领导表态：‘临时设一设，没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讲究，既落实了领导的精神，又平衡了组织部官员们失衡的心态。
于是一锤定音，我便被派到了一个郁闷的地方，挂任了一个郁闷的职务。
组织上安排我去江南挂职，临行前张书记找我谈话。张书记工作很忙，能够抽出时间亲自与我谈话，这让我很感动。谈话时，我委婉地提到了江南那边旅游资源贫乏，我去之后开展工作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将来张书记能对我的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谈话时间不长，二十多分钟，张书记说话言简意赅，精准到位。他说：“致远啊，你是一个有思想、踏实肯干的人，让你进入官场也不是我的轻率之举，组织部门观察了你很长时间，这次到江南去挂职，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干点成绩出来，在百姓眼里我们是当官的，但在自己眼中我们是为百姓服务的，百姓需要的就是能为他们办事儿的实干家，而不是官油子。”
我说道：“张书记，您放心，旅游是我的专长，到了江南，我会想办法把那里的旅游产业好好搞一搞的。”张书记点点头：“那你去吧，要与那边的领导干部相处好，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吧。”
对于我的下挂，旅游局像过节一样重视。章文雄局长说：“你是我们旅游局自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组织上下派到县里挂职的年轻干部，前途无量。为了表示对你的重视，也为了给你撑撑面子，我派李辉和赵良两个副局长送你，待你安顿好以后我再单独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谢谢您这几年对我的栽培。”我诚恳地道。
于是，公元2005年8月3日，一个十分炎热的晴朗之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员，在旅游局两位副局长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挂职之旅。车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员调侃我道：“宁市长……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种挨打的感觉。”
他很疑惑，追问道：“此话怎讲？”
我反问：“你身为江南人，难道就没听说过‘挨打’的典故？”
他很尴尬，答：“愿闻其详。”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江南市的一些历史典故，并跟他讲了关于更改江南市名称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绍让那位副主任科员大开眼界。他笑道：“进入角色蛮快呀，你从哪里得来了这些信息？”
我笑而未答。
其实，这并不神秘。某位领导到一个新地方履职之前，都会有许多当地官员以各种借口主动找上门来介绍那里的情况，以表忠心。当然，介绍得最为详尽的还是当地的人脉关系。对待这些人，不同的领导往往以不同的态度视之。绝大多数领导虽然从骨子里鄙视他们，但在内心里却需要他们。这些“内线”、“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时期暗布的“东厂”或“西厂”特务，从他们的殷勤“汇报”中，领导可以掌控许许多多无法掌握的秘密信息。还有一部分领导因为升迁所需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所以对他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比较看重的也就是这些人。剩下极少数像我这样比较另类的人，处理方式则较为激进，不仅不会提拔、重用他们，还会在公开场合将他们跑官要官的丑行当典型进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为戒。第一位光顾我家的那位干部，后来就被我拿到大会上给曝了一次光……
我了解江南，其实并不是通过上面那种阴暗的渠道。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什么信息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象中，距云梦市区42公里，素有“鱼米之乡”、“茶叶之乡”、“竹器之乡”、“浮标之乡”、“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江南，应该是一座风景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它地理位置优越，京广、京珠、武广高速穿城而过，长江黄金水道依境东流。
然而，我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江南的种种情况，却让我大跌眼镜，一个财政收入不足三亿的县级市，与兄弟县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会问题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从文化的角度撕开一角，处处皆能发现“文化挨打”的痕迹。
5.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标。一座不缺历史但无地标的城市，浑浑噩噩地走过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竞争中如何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其次，这座城市还存在严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个光顾我家的干部，一见了我的面就对我说：“我们江南人喜欢告状，‘喜诉讼，好斗殴’是写进了县志的，您要严加提防！”后来我到了江南，发现当地人都喜欢重复这个句子，似乎“‘喜诉讼，好斗殴’写进了县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种性格体现在经济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无休止的跟风内斗。江南的茶叶曾经远销蒙古、俄罗斯而闻名天下，茶农们为争抢市场份额，牟取暴利，纷纷往茶叶里掺树枝、牛粪，一时间砸了牌子，将市场拱手让给了别的省市。江南的浮标曾经名扬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标”之说。由于行情好，江南的浮标老板相互压价，过去一百多块钱一支的标被压到了七块钱，浮标产业霎时崩溃……
江南人还有一句来客必做宣扬、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称“一江南单位”，即“一丁点”的意思。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到江南视察，江南当地领导敬酒：“给您只加一lia子。”张书记揶揄道：“江南人总是喜欢说一lia子一lia子，什么时候能够变得大气一点？”
张书记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文化胸怀的广度，决定了经济思维的宽度。江南总是把经济落后归罪于云梦市把大型国有企业云炼、南化划给了大厂区，却从来不从文化层面去进行反思。云炼、南化的划出，固然影响了江南的发展，但不能够成为永远的借口。为什么江南在经济上处处被动挨打？有两则坊间传说很能说明问题。一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岭炼油厂想把生活区建在江南，江南的领导说：“不行不行，上万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盐对付，莫把江南的物价搞高了。”结果，这个项目建在了长河经济开发区。
还有一则与啤酒有关。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产规模10万吨以上的啤酒厂，江南的主要领导闻讯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产10万吨？那要耗掉我们江南多少水？我们月谷水库的水自己喝都不够，还要保云炼，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转身，将酒厂落地在了河西县……
文化的被动必然导致经济的挨打，经济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选举“重灾县”，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事故”；每次换届，从票箱里跳市长是经常上演的保留节目。跳出来的多，落马的也多。所以，云梦的市直机关干部，大多不愿空降“江南”，就怕换届落马。
离江南的地界越来越近了，我没有一丝激动，反倒十分忐忑。一个政治生态如此恶劣的地方，是福是祸，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江南市委组织部长在一家简陋的餐厅里和我们见了面。开饭前，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员，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组织部长表示礼节上的欢迎，鼓掌之后端起酒杯就算办了交接！
当我见到市长柳博温时，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按照政府办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给政府办主任老童打过一个电话，老童态度有些漠然。我问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他有些不耐烦地答：“你来了就知道了，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长楼下。”我迟疑片刻，又问：“我需要带铺盖行李吗？”他回答：“你带也可以，不带也行。”说完，挂了电话。
我如刺鲠于喉般难受。
我当然不可能带铺盖行李。按照一般惯例，赴任履职的干部报到的时候，如果住房没有安排好，就会先安排到县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没有招待所的，就在当地最好的宾馆包一间房，一直住到腾出住房为止。这个时候是当地干部和新任领导加深感情的最佳时机：先入为主，门好进。坊间经常会传出某某领导和宾馆的服务员或大堂经理有染的传闻，如果属实，一般都萌芽于这个阶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时候，县里的招待所刚刚改制变卖，政府办又想省钱，加之我这个“空降官”是职级最低的，所以省去了这一段经历。
这次我到政府办去报到，连老童的面都见不到了。他派了个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带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边上，一栋两层独立小楼。上面一层住着市长柳博温，下面一层被隔成了许多间供司机保安居住。分给我居住的那间房是用三胶板从市长司机住房中间隔出来的，间隔没到顶，垫个椅子即可从门外翻进房内。
在我搬离那间房子之前，我经常忘记带钥匙，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进门。厕所在走廊上，是临时改建的，一面是墙，两面是窗户，用报纸一糊帘子一拉，既当厕所又当浴室。看着这一即将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话来：“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很纳闷，不知道好在哪里。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楼上住着市长，对溜须之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对于他的好意，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来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6.政府办给我准备的床，是一张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拼凑起来的席梦思。床上铺了薄薄一层棉絮，棉絮上铺了一张凉席，放了一个枕头，外加一个缺门的衣柜（前任女市长用过的旧物），一部新装的挂式空调，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当。送我的司机眉头皱得老高：“一没书桌二没电视，连冬天的行李都没有，这日子怎么过？”他赶紧给章局长拨了个电话，章局长让他转告我，叫我不要发躁，他明天带办公室主任来帮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亲自跑到江南来，帮我置齐了行李。
与宿舍比较，办公室的设施相对要齐全一些，但也十分简陋。办公桌桌面掉了好大一块桌皮，让它新来的主人很掉面子。对面坐着一位已经退线的老领导，不常来，桌面上积满了灰尘。桌上没配电脑，我找老童，老童说：“政府办没这笔经费，副市长的电脑都是自己想办法找别人赞助的。”没办法，我只得再次向章局长求援。章局长把他自己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借给了我。
这一借就是五年。
待我调离江南去归还电脑时，已退二线的他笑道：“配置太低了，当废品卖200块钱都没人要，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当然，这都是后话。
住宿和办公的问题勉强解决了，吃饭和交通却成了难题。过去市委、市政府招待所没有改制前，领导在那里开了个小食堂。后来，招待所卖给了一个浙江老板搞开发，市里的“空降领导”便失去了开灶之地，只能到处蹭饭。权力大的不用发愁，餐餐都有人请，权力小的就有些可怜了，只能到其他机关去搭餐，每天敲着钵子挤食堂。后来，市委领导对两办负责人说：“让一个县领导在外面蹭饭太没面子了，还是办个食堂吧。”两办一合计，把食堂开在了县农办。农办领导求之不得，一来经费上不会吃亏，二来办事拉关系方便。
我去的时候，领导食堂刚办起来不久，这便是我到江南以后碰到的最大幸事。即便如此，我还是尝到过蹭饭的滋味。没办这个食堂的时候，“空降派”领导们都觉得不方便，真的开起来了去的次数却并不多，经常去吃晚饭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有剩菜剩饭，我会让炊事员帮我热一热对付对付；如果没饭了单独为我一个人做饭，我怕给人家添麻烦，便往往会跑到街上吃蒸菜。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上街去解决晚餐，路过一家饭店时，碰到某局的一个股长和另外几个不认识的人，在饭店前坪摆了张桌子喝酒，股长很热情地给我装烟，问我吃饭没有，我觉得一个县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吃大喝影响不好，便撒了个谎说吃了。他说，吃了也没啥，再喝几杯酒吧？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肚子真的很饿，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吃的问题因为食堂的开办而变得不成问题，但交通工具却成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我家离江南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如果政府不安排车辆就只能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找到老童和他探讨这个问题。老童对我说，政府办没有车，有什么事秘书科临时安排调度，谁用车谁加油。我问：“那费用怎么办？”老童答：“不知道，要请示柳市长。”我又问：“我上下班怎么办？”他回答得很干脆：“你可以搭家在云梦的几个领导的便车，否则就只能搭公共汽车。”
“搭‘回头的’拼车也不错呀，15块钱一个人，坐满就走，很方便的。”末了，他又补上一句。
我很无语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说实话，初见老童，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恶劣：冷漠、欺生、吝啬，甚至有些盛气凌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他可以凌驾于其他所有副市长之上。虽然我对他不满，但我还得给他赔笑脸，毕竟他是地头蛇，得罪不起呀！我不明白，市长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一个五十大几又不会来事的老同志来做办公室主任。我更不明白，我一个挂职的干部，他为什么要给我下马威。
这个问题，直到离开江南前，我才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其实是我误解了老童。他是一个有傲骨的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不唯上，不谄媚，同他一批的政府办主任在县级领导岗位上都干厌烦了，他还在政府办主任的岗位上磨蹭，连个副处级待遇都解决不了。照常理，人大换届政府办主任是当然的人大代表，人家劝他提几条蓝盖芙蓉王香烟到各代表团走一走，他死活不肯，情愿不当这个代表。结果不出意料，他当然落选，成了江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落选人大代表的政府办主任。
落选就落选，他毫不在意。在他眼里尊严比权力重要。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居然很少开口找市长追加政府办的办公经费，要维持正常运转只有一个办法：抠。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常常“目中无人”。在他眼里只有朋友没有领导，尤其像我们这些挂职的年轻干部更没放在眼里，初来乍到受到他的冷遇自在情理之中。我在江南待了五年之后即将离任之时，第一个打电话要请我吃饭的居然就是这位让我曾经寒心透顶的老童。此时，他已“捡漏子”去政协当了副主席（前任因腐败落马了）。席间我问他：“依你这个脾气是怎么混了个副县级的？”他道：“那些混到了副县级的未必就比我强多少！”
我摇了摇头，敬他一口酒：“你不适合当政府办主任，再干下去会把挂职干部都得罪完了。”
他哼哼一笑：“你不觉得后来我也有所改变了吗？”
我细细一想，是有变化。在他离开政府办之前，从省委统战部来了一位挂职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处长。闲暇之余我去他办公室闲聊，正碰上秘书科给他派发办公用品。我发现我刚来时每年配发手抽香纸巾四盒，他却给配了六盒。当时我就开玩笑：“这个老童好势利，省里来的就是省里来的，我们市里来的他妈的就不是人，同样是挂职，竟然少发两坨卫生纸！”
7.老童听了很尴尬地一笑：“你没有发现，后来给你也多发了两坨？”
我来江南近一个月之后终于见到了柳市长。他是我的老乡。在江南的党政领导班子中老乡很多，市委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一个市委副书记、加上我，基本掌控了江南大局。市长柳博温来江南之前系云梦市交通局长。常务副市长资历很老，能力和烟瘾都很强，曾经在共青团云梦市委当过书记，运气不好，刚去河东区当书记就赶上当地有人闹事，制止不住，跑到首都闹出了动静，组织上追责，便快刀斩乱麻地将他发配到了江南。有人总结说，这是一条血的官场教训，即“安全乃第一要务，再怎么提拔也莫往最敏感的地方去”。
早上八点，秘书科通知我九点半在市长会议室参加市长碰头会。我心里有些许激动，终于要给我分工了。九点一刻，我早早地来到会议室恭候正副市长的出现。因为各自工作忙，来了近一个月，我人都还没认全。
许多人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县市级机关的议事程序。其实很简单，三个会议就解决了。市长碰头会议是例会，什么时候开、多久开一次，根据市长不同的性格决定。喜欢开会的一周一次，每次半天。不喜欢开会的一月一次，每次半天。碰头会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汇报会，即各位副市长简明扼要地将近期所做重要工作向市长汇报，让他做到心中有数。附带提一提需要请求市长解决的某些问题，不外乎要编制和要钱。编制和钱是最令市长头疼的事情，市长一般都会采取回避的办法不置可否。还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本来直接由分管的副市长拍板就行了，但许多人怕把握不住不愿意自己一个人担担子，也会提交市长碰头会议向大家通个气，市长会礼节性地让各位副市长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各位副市长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般不会就别人分管的问题指手画脚。即便被市长点名要求发言，要么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轻描淡写、摸不着头脑地来它几句，要么直接表个态——“我没意见”就OK了。绝不会有哪一个人，会蠢到为不属于自己分管线上的问题而据理力争，哪怕是即将出台的这个决策明显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否则，是自讨没趣。
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尴尬。那时我刚来，不懂潜规则，我在市长碰头会上提出，江南的鞭炮厂遍地开花规模小，都是采取由本地人建作坊浏阳人承包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鉴于江南严重的安全形势，不但不能把鞭炮业作为江南的主导产业，还要严格限制其发展。因为工业不属于我分管，我的提议不仅没有得到其他领导的附和，而且还得罪了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后因对震惊全国的玉涛河砷污染事故负领导责任下野）。五年之后，江南如我所言真的发生了鞭炮爆炸事故，三个消防官兵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市政府规格最高的会议是市政府常务会议。常务会议主要是解决一些需要由市政府集体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大事项，由市政府组成人员（含正副市长）及市政府全体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常务会议不定期召开。为保证会议的质量和效率，会在会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首先由政府办向各副市长征求意见，请他们自行申报需要上会的议题。市长收到议题以后进行筛选，敲定上会的事项。议题敲定以后，市长会事先同分管副市长及与议题相关的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协商，在脑子里形成一个预拍板的初步意见。议题上会以后，会走“议题相关部门汇报，各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发表意见，各位副市长发表看法，最后由市长表态，形成纪要”等固定程序。会上争论会十分激烈，各职能部门及分管副市长为维护各自利益而据理力争。其实力争也只是摆一种民主的姿态，如何表态市长已了然于胸。否则的话，每一个问题争来争去，争论一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有结果。这样的会议最大的好处在于，责任和风险大家分担，究竟怎么办，还是由市长一个人说了算。
比市政府常务会议规格略低的是市长办公会议，市长和各位副市长都可以主持召开。主要是市长或副市长就各自分管的工作进行协调。比如，市政府决定“五一黄金周”举办旅游节，主管旅游的副市长得召集旅游、公安、建设、文化、安全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明确分工，责任到部门，并细化到人。有必要的话还要发纪要。许多复杂的矛盾往往一纸小小的纪要就能解决问题。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相当于政府的小法律，一经出台即具备法律效力。当然也会出现两份纪要前后矛盾被收回的情形。
例如，关于江南烟花鞭炮燃放的问题就曾经先后出台过几个纪要，先是燃改禁，后来是禁改限；起初将管理权交给城市管理部门，后来嫌整治力度不大，移交给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接过权力后，精力上顾不过来，又发现无利可图，几经协调，再次将“权”交还城市管理部门。经过几反几复，江南的烟花鞭炮燃放就此失控，365天天天炮声隆隆。
九点三十分，会议准时开始。柳市长就我的分工问题做了个说明。他宣布，因为我曾在建设部门工作过，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要到省里学习两个月，他的工作暂由我“挑土”。权力的分配意味着官场生活的真正开始，尽管只是短暂的“挑土”，但毕竟是粉墨登台了。所以散会以后，我开始思考该以怎样一种形象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其实，对于官员“职务如何行为”以树立权威和形象是有许多讲究的。在来江南之前，一位热衷于政治的朋友给我立了整整“18条官规”：
一、不要轻易接受局长以下干部的吃请，时刻要想到自己的身份。
8.
二、有事让局长来找你，切忌主动上门，要搞清倒顺。
三、任何事情都不要忙于表态，视‘看似表了态其实没表态’为表态的最高境界。
四、一定要重视每一个报告。老百姓看一个领导有没有水平就看领导的报告做得有没有水平，绝不能照本宣科地念报告，一不小心就会被笑掉大牙。江南曾经有位领导外出学习考察回来以后按规定要在系统内传达考察学习的体会，他让办公室给他准备一个稿子，写稿的人没去过那些地方，只好到网上去抄，结果抄出了问题。那位领导事先没来得及看稿，拿起来就念：“最近我到新马泰转了一圈……”刚念完，觉得不对，马上接了一句：“我什么时候到过新马泰？岂有此理！”
五、管住自己的嘴。你不开口，人家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就叫城府。更何况隔墙有耳，一不小心你的话就会被传到书记或市长的耳朵里。
六、恰当作秀，抓住最佳时机，树立亲民形象。
七、任何时候莫嫌农民的烟酒差。烟再差也要接过来吸几口，酒杯再脏也要捧起来抿几口。否则，农民的心就会受到伤害……
说实话，朋友教给我这“十八条官规”的时候我还是很反感的，之所以反感有两个原因，一是太过于强调官本位意识，完全割裂了领导干部与老百姓之间的血肉联系；二是把我当成了弱智，怎么为官的基本概念我还是懂的，我不需要别人手把手地教。对于我在江南市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不能穿西装，那样显得太过于正式，让人觉得与基层有一种距离感。也不能穿T恤，那样显得太过随意。即要显得庄重又不会显得太正式，所以我选择了短袖衬衣。包括如何与下面的人见面，说话用什么语调我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我将上任以后的第一站选择了视察“实事工程”。由于我没有配车，因为是为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挑土，所以老童为我安排的是那位副市长的车。为了使“视察”收到实效，事前我找老童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他对我说，急需要解决的是因周边单位自筹资金不到位，由市建设局负责的小街小巷整治工程已无米下锅。此去名为视察，实则“讨账”、“化缘”。他告诉我说，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协调了多次，一直没有结果。
第二天，在电视台记者及建设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我一家家上门“拜码头”。一路上个个部门诉苦，家家单位说情，道一千说一万，一句话打总结：没钱！就在我感到极为狼狈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了江南市移动公司。公司老总一见面，就以公司不是受益单位而是报账制单位没有经费开支的口子为由不肯出钱。我耐着性子听完了他的一顿唠叨，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市公司管财务的老总是李总吧？他是我同学。”那个总经理一听，马上改变了态度，立刻拨通李总的电话递给我。我和李总客套了一番，单刀直入地请求他支持。他二话没说，安排江南公司向总公司打报告批一笔专款，随行人员顿时掌声雷动。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空手而归。
视察结束，建设局领导留我吃饭被我婉拒。司机把我送到食堂门口后并没有离去的意思，我疑惑地问他：“还有事吗？”他支支吾吾道：“您用车的油钱我到哪里报？”我一听火冒三丈：“我帮主管市长挑土肯定是找主管市长报唦，找我做什么？”司机吓了一跳，发动车一溜烟逃也似的离去了。我气不打一处来，挑土第一天就遭遇讨油钱，真是恼火，我当即给政府办童主任打电话投诉：“那个司机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明目张胆地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没想到老童听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只是一味地劝我别往心里去，毫无半点责备那个司机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是我误会了那个司机。
江南的财政体制很多年以前就是这样：整个江南市除四大家领导四个“头”及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实报实销以外，其他副职每年仅预算了一万元经费。这一万块钱不仅包括配车的保险、年检、维修、油料、司机补助等，还包括所有的公务接待及差旅费。事实上，每年政府办把车辆的保险、司机补助等固定费用一扣除，一万块钱也就扣得差不多了。经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呢？只能到分管的线上去化缘，化缘所得还得向政府办上缴20%……
这样的财政制度，把副市长们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首先是管不到钱。连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单笔批字的权力都不超过一万元，可以想象分给其他副市长的还会有什么权力。
其次是管不到帽。对基层最具有吸引力的无非是拨款和乌纱帽，可帽子牢牢掌握在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手上，基层干部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想当一把手找书记，想当副职或解决待遇找部长”。尽管市长也兼任着市委副书记，但“书记管帽子，市长管票子”乃铁定的官场潜规则，不能轻易打破，否则书记市长的矛盾就会不可调和。可想而知，连市长想为某人要顶帽子都要下好久的决心想想怎么运作，何况“手无寸铁”的副市长？
然后是拍不了板。这在基层是很现实的，你要人家用眼睛射你，你得为人家解决问题。副市长一天到晚都在表态，一天到晚却什么态都没有表，找你要钱你没有，要编要不到，想解决个待遇你又说不上话，人家干吗理你？只有一种情况才会真心实意地找你，搞出了问题人家要抓救命稻草时才会想到你，倒不是你能为他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瞄上了你这棵大树好做替罪羊，道理很简单，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大树不倒大家都不会倒。
有一位包工头与江南某景区发生经济纠纷，分歧很大，双方都不肯让步，导致一笔工程款无法结算。他的一位熟人给他出歪主意：“只有一个办法，你写几十封告状信，状告宁市长违规批项目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那位包工头虽然没读多少书，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对他出的主意不以为然：“人家和这事八辈子打不到一竿，告他有什么用？”那个因为受过我处分想报复我的人阴险地一笑：“这你就不懂了，吊颈还要寻大树，什么事情只要一牵涉到高层领导，上级部门就会高度重视，你只要把宁市长带进来，我保证你讨薪成功，否则我负责。”
9.包工头说：“我没文化，不会写。”那人从袋子里掏出几十份打印好的材料交给他说：“你放心，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给你的名单和地址分别寄出去就行了。”包工头讨账心切，二话没说就照办了。没过多久，果然有了动静，上级诸多领导不明真相，提起笔就批：“请调查核实。”查来查去，违规批项目的事情没查出来，他讨账的目的倒是达到了。景区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被人利用而坏了我的前程，只好让了一大步，把剩余的款项全部结算给了他。事后那位包工头找上门来向我道歉，我原谅了他。尽管这种讨账的方式很阴暗，但也透视出普通老百姓讨薪的无奈。
最后是靠部门养活。财政不给钱，工资又很低，车轮子还要转，应酬不可少，怎么办？只能找乡镇党委书记、局长化缘。乡镇党委书记和政府工作部门的局长们成了副市长们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在江南，没有哪一个副市长敢得罪这些书记和局长们，他们手上有“选票”，有“钞票”，这两样对副市长们而言一样都不能少。为了位置和车轮子，副市长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和书记局长们打成一片拉关系，在现实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很无奈地接受书记、局长们的“绑架”，心不甘情不愿地沦为他们的权力工具和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副市长明知所分管的部门要求不合理、甚至违规违纪，还要为他们极力争取、甚至助纣为虐的真实原因，诸如“某县政府发文推销烟酒”等许多荒唐的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书记局长权力那么大，他们为什么还要钻山打洞想当副市长呢？”原因有两个，一是面子问题，毕竟是县级领导，红漆马桶外面光。二是梯子问题，要想获得更高的职位，副市长是必不可少的台阶。
这让我想起明清时期的官僚体制，朝廷对官员实行的是低薪养廉制度，每年发放给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这种制度并不合理。官员也是人，一大家人要吃饭，朝廷的面子要顾，人在官场还得讲排场，八抬大轿、书童、家丁哪样可以少得？少不得得有钱呀，像我们当副市长的都有个面子，谁不想坐好一点的车？要面子可以啊，政府补贴你五万元，不足部分自筹去吧。我很佩服古人，阿谀奉承的人一顿绞尽脑汁，就发明了“炭贡”和“冰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取暖费”和“空调降温费”。贡了“炭”，贡了“冰”，贡点“钱”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常态，买官卖官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江南，副市长来了客人带乡镇书记、局长或老板买单早已成为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我最怕同学和朋友们到江南来看我，一来一大群，要吃要喝要住要玩。我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喊人来买单，只好自己打脱牙齿和血吞。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我只得在同学朋友们中间广而告之，我没有接待经费，如果要来，请自带干粮。同学、朋友们理解了我，很少再来打搅我，即便到了江南，都是别人买单喊我去作陪。
在江南，副市长的窘境只要是在机关里混过的人几乎人尽皆知。这就给某些喜欢卖乖的人留下了空间。经常会碰到不属于你分管线上的负责人，见了你的面想讨好你又找不到其他的话说，一般会很客气地来一句：“您来了客或者不方便处理的费用和我说一声。”态度似乎很诚恳，诚恳得足以让你感动。但可千万不能太当真。客套话等同于谎言，当不得真，当了真，说明你很天真。在离开江南之前，我就曾经天真了一回。“炮轰高房价”之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闲聊中他对我说江南还有个熟人，前些年为江南劳动部门做正面报道时是此人接待的，后来成了朋友。
我说：“那局长我熟，一碰到我就对我说来了客尽管找他买单。干脆我打电话给他让他来陪你？”那位记者没有推辞。我很快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打点滴，感冒了，晚上他请那位记者吃饭。到了下午五点半，还不见他来电话，我对那位记者说，靠不住，不等他算了，还是我来安排。那位记者没说什么，随我下楼。巧的是，在政府办公楼大厅与那位局长碰了个正着。我对他说：“你老朋友来了，怎么安排？”那位局长心猿意马，回答：“市长全权安排，到时候把发票给我报就是了！”一句话让我窘得无处藏身。我火冒三丈，吼道：“你扯淡，我拿发票给你报？”那位局长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灰溜溜地离去了。他逃避了，却把所有的屈辱全部抛给了我……
还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
由于副市长们经费奇缺，所以大多数人把经费卡得很死。例如，油卡由自己掌握、自己找地方定点维修汽车等等。这样一来，断了司机的财路。在江南，领导与司机关系紧张是普遍现象，经常发生司机放领导鸽子的事情。有一个常委带着机关一帮科长们考察，车过高速公路收费卡子时，常委心想，有这么多科长在车上还用得着我买票？没想到科长们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好不容易可以揩机关一回油，让常委买单。”于是按兵不动。司机则想，常委、科长都在车上，让他们去买，免得报账的时候啰哩八嗦，于是也坐着不动。结果，都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全坐着不动，把收费站足足堵了十几分钟……
10.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问，一个副市长仅仅靠线上的职能部门“敬点贡”不是杯水车薪吗？他们跑关系和潇洒的钱从何而来？其实，他们最大的经费来源是项目资金。县里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单位经费预算不足，每年不跑项目不得活命。于是，副县（市）长和分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副县（市）长“出身份”、职能部门“出钱”跑项目，项目跑成了会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供副县（市）长使用。这部分费用全部打进了项目申报成本。项目都是靠跑出来的，本来就是一笔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账，所以很少有副县（市）长在这一方面翻船。
苦就苦了那些上级对口部门经费来源没有口子的部门，比如旅游局。我就曾分管过旅游，每年我不仅要自己厚着脸皮去找人“化油”、“化修理费”，还要跑云梦跑省会帮旅游部门找生活费。有一年我实在过不了年了，去找娘家云梦市旅游局化缘。章局长说：“上半年我批了个五万元的项目给你们市局，当时我给局长讲得清清楚楚，其中两万是给你的，他没告诉你？”我说，没有啊。赶紧打电话一问，局长答：“局里实在太困难了，我把它用了。”我很生气：“用了就用了，可你无论如何也要告诉我一声啊！”
有什么办法呢？生完气还得面对现实。
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我刚到江南时简直吓了一跳。那个时候云梦市民普遍抽的香烟是12元一包的和牌，机关招待客人基本上是28元一包的黄盖芙蓉王。35元一包的蓝盖芙蓉王才刚刚上市，属于暴发户才抽的烟。我一到江南，敬过来的全部是清一色的蓝盖芙蓉王。我很是纳闷，问我当地的同学：“江南公务员津贴没钱兑现，工资很低，哪里来的钱抽这种高价烟？”同学答：“靠那点工资得活命？你睁开眼睛看一下下，有几个乡镇书记、乡镇长、局长不开馆子做生意？”
我恍然。
我带着政府办几个跟线的人来到房产局，想搞明白造成江南财政如此困难的原因。局长50多岁，矮矮胖胖，对于我的到来不冷不淡。一见面他就给我介绍他资历如何如何老，先后在几个乡镇当过党委书记，在房产局当了几年局长如何如何。我听得不耐烦，打断他的话问道：“你们局每年征了多少契税和规费？”局长回答：“才200多万，全局两三百人，命都不得活。”我一听就来了脾气：“我第一次听说房产局不得活命的，简直是奇闻。你这是典型的艰苦不奋斗！政府给你的权力都干什么去了？每年那么多房屋交易规费都到哪里去了？”老局长可不吃我这一套，冷笑一声，道：“还不都是您这样的领导条子一挥，减的减了，免的免了，我们挡得住？”
我被他的话堵得一时无语。我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但无法剖开问题的实质。
看来一切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事隔三年之后，新来的萧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抓房产交易契税和规费的征收。至2009年，每年征收的额度已经突破了2600万元。
2600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2007年以前，领导们每年仅批条子就批掉了2400多万元……
如此痛快淋漓地批，财政如何能富？
我批评房产局长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超出了我“挑土”的范围。直到有一天，一个项目涉及征地和工程发包，我满以为我可以做主，没想到开会那天，主管领导出现在了会场。很显然，他是请了假赶回来的。我骤然明白了，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难怪我来江南之前朋友们劝我，你们挂职的就是去做客的，好好做客，好好镀金，结个好人缘，就有好前程。此时此刻，我还真有了做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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