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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前幕后 53.长城

  将近一年了,我乘飞机穿梭在东州与北京之间,像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对我来说,北京就像情人“卡吕普索”,东州就像妻子“佩涅洛佩”,我不是奥德修斯,但是我的灵魂正在漂泊,而我的肉体仿佛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在我的内心深处光明与黑暗不停地举行婚礼,无论是情人“卡吕普索”,还是妻子“佩涅洛佩”,都在痛苦地哭泣,我的心弦被这痛苦的哭声拨动了,我的灵魂就像一缕清溪向黑水河方向奔流。

  最近赵奎胜请几个市长的秘书吃饭,我原以为赵奎胜是张国昌的死党,通过这顿饭,我才发现,他正在通过巴结陈建祥向李国藩靠拢,这不得不引起我的警觉,商人的本性是有奶就是娘,何况是奸商。

  席间,我特意借陈建祥醉酒之时探讨了李国藩对张国昌的印象,想不到陈建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听说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张国昌之心也路人皆知。”

  言多必失,这样的场合我不便深问,但是陈建祥是李国藩肚子里的蛔虫,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如果李国藩平时不在他面前灌输这样的观点,陈建祥怎么可能胡言乱语?

  那顿饭之后,陈建祥的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句话一方面透露出李国藩对张国昌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李国藩的政治野心,嘲讽张国昌是司马昭,就等于李国藩承认自己是“魏帝”,把东州当成什么了?魏国!一个梦想成帝的人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与李国藩的野心相比起来,张国昌的野心真是小巫见大巫。

  常言道玩物丧志,张国昌的志向有多大,他的玩心就有多大,在北京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就在我为他的毕业论文绞尽脑汁之际,他却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北京,起初我以为张国昌可能在毕业论文上又要玩小把戏,是不是让我写的同时,又找了另外一个或几个高人写?结果到了中央党校以后,在他的宿舍门外,我就听到了孟丽华爽快的笑声。孟丽华什么时候来的我却一概不知,这两口子活着就跟捉迷藏似的,整天在跟周围的人藏猫猫。我一进屋就知道这两口子又有什么大计划了,只是不知道我这次是跟着藏起来,还是佯装找!

  孟丽华见到我就像母亲叮嘱孩子一样说:“雷默,你大哥就要毕业了,回到东州不知道会有多忙,你大哥在北京累了一年了,难得清闲几天,正好党校没课了,学员们都在写论文,我陪你大哥去韩国散散心。”

  接着张国昌像爹嘱咐儿子一样说:“雷默,这几天你就别回东州了,别人问,就说在北京和我一起琢磨论文呢,千万别说我出国的事。另外,别住在驻京办,找家酒店住下。”

  市委常委擅自持私人护照出境是违纪的,但是据我所知,市领导大多都有私人护照,有的公务护照和因私护照加在一起有七八本。

  我向这两口子表了决心后回到了市驻京办,刚好赶上食堂开饭。我打饭时遇上了丁能通,他把我拽到一棵梧桐树下低声说:“雷默,明天我陪张市长和大嫂一起去韩国,是不是张市长不让你住在驻京办呀?”

  “对呀,我正琢磨住哪儿呢!”我惊异地说。

  “驻京办人多嘴杂,是不能住在这儿,”丁能通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说,“我已经给你订好了王府井大酒店,这是房卡,这几天我的奔驰你开着吧,这是车钥匙。”

  晚饭后,我开着丁能通的奔驰车来到王府井大酒店住下,心想,你张国昌累一年了,我他妈的比你还累,既要忙活东州的一大摊子事,又要到北京照顾你的生活,给你做作业,还时不时地得当间谍,家里什么事也指不上我,反正毕业论文也写得差不多了,不如把杨娜叫到北京享受一下二人世界。我情不自禁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杨娜,这几天能脱身吗?”我兴奋地问。

  “能啊,明天北京正好有个会,报个到就行。我本想让手下人去呢。”杨娜好像在啃苹果。

  “太好了,这可真是心想事成,你别让手下来,你自己来,正好这几天我在北京没事,你过来,咱俩爬长城。”我喜滋滋地说。

  “有这好事?张市长能放你假?”杨娜半信半疑地问。

  “他跟孟丽华偷着去韩国,怕东州人知道,所以,不让我回东州。”我实话实说。

  “他去韩国干什么?”杨娜警觉地问。

  “不知道,我只管干好自己的工作,别的一概不问。”我冷冷地说。

  “他不带你去更好,指不定干什么去了呢,明天我过去,好好陪陪你。”杨娜高兴地说。

  “好了,明天我去首都机场接你。”

  我挂断电话有一种预感,杨娜的判断是对的,张国昌和孟丽华去韩国不会有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否则不会怕走漏风声,跑北京快一年了,还没好好看看首都呢,想到可以陪老婆一起爬长城,我心里感到当秘书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杨娜的会在五洲大酒店开,我从首都机场接她去五洲大酒店报了到,领了资料,然后回到王府井大酒店。晚上,我陪她去了燕莎商城,难得陪她逛商场,她很高兴,她说晚上要奖励我,我明知故问地问怎么奖励,她脸色羞红地说:“忘记你的身份,回复你的本性,解放你的生命力,浑然忘我地发泄!发泄!发泄!”说完拽着我的手就往萨拉伯尔走,边走边说,“你呀,被束缚得太久了,只有进入醉的陶然境界才能找回自己的本真!”

  还是妻子了解我,说实话,我不仅被束缚得太久了,被压抑得也太久了,总觉得自己乘着一叶扁舟在浩瀚无边、波涛无常的大海里航行,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可以侥幸躲过险滩,但能不能躲过暗礁?我却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恐惧。也许只有酣睡才会真醒,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也要有声有色地演,绝不失掉悲剧的壮丽与快慰,我愿与杨娜携手体会这种壮丽与快慰。

  毛泽东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不知来北京多少趟了,这还真是第一次登长城,当我和杨娜来到长城脚下时,长城之上人山人海。我想象中的长城应该是在劲厉的寒风中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而八达岭长城却像是建在山上的休闲大道。

  登上长城,放眼四野,但见城墙南北延伸,盘旋于群山峻岭之中,我牵着杨娜的手往长城高处攀登,心中涌出无限感慨。

  “杨娜,你想过长城的意义吗?”我有些气喘吁吁地问。

  “长城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吧。”杨娜停住脚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象征呢?”我较真地问。

  “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保守或虚弱。”杨娜若有所思地说。

  我眺望着苍龙一样迤逦而去的长城,喟然长叹。

  这时,杨娜拦住一位游客为我们俩合影,然后杨娜用挑战式的口吻说:“雷默,我真想和你一起在这烽火台上住上一宿,一起看看星星。”

  我被杨娜感染了,大声说:“住一宿算什么,将来有机会我俩徒步走万里长城怎么样?”

  “你疯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杨娜咯咯地笑着问。

  我没正面回答,只是大声朗诵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确,我压抑得太久了,我需要发泄,我是一个精神上喜欢流浪的人,顺乎本性的狂想,便觉得是生在天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真诚的人,但是我的真诚总是让自己放大别人的优点,我容不得别人对自己好,一旦体会到这种好,就像感情上负了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单纯或者幼稚,但这份真诚让我坦然,不过现实的浮躁是不容你坦然的,生活中总是充满被嘲弄的细节,无处不在的伪善,无处不在的作秀,让我不时地觉得有热浪扑面而来,谁都怕失去机会,其实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无数次地重复着,我知道这个前景是可怕的,所以我希望用呐喊击碎内心的焦渴。

  长城之行,我并未找到好汉的感觉,我需要净化,在长城上,杨娜既看见了我内心的质朴,也看见了我内心的脆弱。都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见了女人就消融了,和谐了,我却认为自己是钢做的,宝刀不锋,宁愿折断。然而在妻子心里,我还是泥做的,只有她的水能雕琢我。

  张国昌去韩国整整一个星期才回到北京,我接到他的电话时,他已经回到中央党校,竟然没让我去首都机场接。我只好一个人开着丁能通的车去了中央党校。一进宿舍,张国昌情绪非常好,像是赌博赢了一样,他见我进来,从皮箱里拿出一件崭新的韩国T恤衫送给我。

  “雷默,这是你大嫂给你挑的,款式不错,”张国昌接着叮嘱道,“你明天飞回东州,专门给我写毕业论文。另外,一个星期没回去了,估计文件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你回去抓紧处理一下。过些日子是我的生日,你写完毕业论文之后,和怀亮一起过来陪我热闹热闹。”

  我心里明白“热闹热闹”的意思,当年我上大学时曾经痴迷于古龙先生笔下的情圣高手,恨不得自己就是李寻欢,我知道做李寻欢是需要实力的。从给张国昌当秘书后,我才明白,其实寻欢未必需要实力,只需厚脸皮,张国昌应该改个名字叫张寻欢。

  正想着“小李飞刀”的魅力,猛然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把精致的尺把长的小宝剑,我好奇地拿起来,刚拔出一半就发现剑身上刻着张国昌的名字,很显然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宝剑,我好奇地问:“张市长,这是党校发的吧?”

  张国昌得意地说:“雷默,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谁有了这把宝剑,就说明谁是党的精英!”

  我羡慕地把玩着,心想,只可惜剑身上的名字刻错了,应该刻上张寻欢三个字。

  回到驻京办已经是黄昏时分,丁能通一直在办公室等我,我把奔驰停在一棵梧桐树下,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把钥匙往丁能通的办公桌上一扔说:“丁大哥,完璧归赵,怎么样?韩国之行爽不爽?”

  丁能通起身掩了掩门神经兮兮地说:“操,别提了。”接着丁能通给我讲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丁能通当笑话讲给我听,我听后既为张国昌的命运担心起心来,更为自己的命运担起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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