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期如梦之海上繁花 正文 第十一章

    目前去重灾区仍旧十分困难，大部分道路因为塌方还没有抢通，不少救援部队都是冒险翻山步行进入的。

    “又下雨，这天气，坏透了。”编辑说，“一下雨就容易塌方泥石流，更糟了。”

    找不到车，编辑帮忙想了很多办法，天色渐渐黑下来，即使找到车夜行也十分不安全，不得不先在成都住下。杜晓苏给老莫打电话简短地说明了一下情况，老莫竟然十分宽容，还安慰她说：“不要紧，明天在想办法，新闻虽然重要，安全更重要。”

    她带了笔记本，发现酒店宽带竟然是通畅的，于是上网查询了一下各重灾区的地理位置，还有冒险跟随救援部队进入灾区的记者发回的十分简短的报道。只觉得越看越是触目惊心，死亡数字仍在不断攀升，看着那些前方最新的图片，她觉得胃里十分难受，这才想起原来晚饭忘了吃，可是已经很晚了，她也不想吃任何东西，于是观赏电脑强迫自己去睡觉。

    窗外一直在下雨，她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做了很多梦，却都是些破碎的片段，模糊的，迷离的，断断续续地醒了睡，睡了醒，醒来总是一身冷汗。也许是因为换了环境，实在睡得不踏实，最后她突然被强烈的晃动震醒：余震！

    真的是余震！窗子在咯咯作响，从朦胧的睡灯光线里可以看到，桌上的水杯晃得厉害。没等她反应过来，外头居民楼的灯已经全亮了，酒店的火警警报尖锐地响起，楼道里服务员已经在叫：“余震了！快走！”

    很多客人穿着睡衣慌慌张张就跑下楼去，杜晓苏还记得带上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凌晨的街头，突然涌出成百上千的人来，附近居民楼的人也全下来了，携家带口的。大家惊魂未定，站在街头，有小孩子在哭，也有人在咒骂。她到这时候一颗心才狂跳起来，跳得又急又快，她想，大约是被吓着了。

    在酒店下面站到凌晨三点左右，大地一片寂静，仿佛适才只是它在睡梦中不经意伸了个懒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知道在大自然面前，人是这样孱弱而无力。马路上的人渐渐散去，酒店服务员也来劝客人们回去睡觉。杜晓苏本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况且还要进重灾区，迟早得适应这样的情况，于是第一个跑回房间去倒头大睡了。

    到了早上才知道，凌晨发生的余震是地震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通往几处乡镇的道路又受到了影响，山体滑坡和塌方让刚抢修通的道路又中断了，包括通往她要去的目的地的道路。但杜晓苏还是义无反顾。同事帮她打了无数电话，才找了一辆愿意去的越野车。据说这车是志愿者包车，不过还有个位置可以捎上她。

    一上车就觉得巧，因为正好遇上在机场帮她提行李的那个人。他还有两个同伴，三个大男人坐了一排，把副驾驶的位置留给了她。而车后座上塞满了物质，以药品居多，还有灾区最紧缺的帐篷、帆布之类。那人见着她也很意外：“啊，真巧！”

    是挺巧的，于是简单地聊了两句，杜晓苏知道了他姓孟，是从北京过来的志愿者。

    车行两小时，山路已经开始崎岖难行，一路上不断遇到赈灾的车队，或者运送伤员的救护车。路很窄，有的地方落有大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行。越往前走路越是险峻，山上不断有小的落石，打在车顶上嘣蹦乱响。死机小心翼翼开着车，不断用方言咒骂着老天。走了很久突然看到了一名交警，就站在最险峻的弯道处指挥会车。这名交警戴着一顶灰尘扑扑的警用安全盔，身后不远处停着一部同样灰尘扑扑的警用摩托车，他的样子疲惫不堪，手势也并不有力，可是大部分赈灾车辆在他的指挥下得以快速通过，他们的车驶过时，杜晓苏隔着车窗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位坚持岗位的无名英雄。临近中午的时候车走到一个地势稍微开阔的地方，于是司机把车停下来暂作休息。司机去路基下的河边方便，杜晓苏也下车活动一下发麻的腿。她只觉得胃灼痛得难受，于是拆了块巧克力，强迫自己咽下去。那三个志愿者没下车，他们就坐在车上默默地吃了面包当午饭。司机回来三口两口咽了个面包，就叫杜晓苏上车，说：“走吧。”看了看天色，又喃喃咒骂，“个龟儿子！”

    路仍旧颠簸，杜晓苏开始头痛，也许是昨天没有睡好。凌晨三点才回房间睡觉，早晨六点钟就又起来，实在是没睡好。车仍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她也迷迷糊糊了一会儿，其实也没睡着，就是闭了会儿眼睛，突然就被凄厉的笛声惊醒，睁开眼来只惊出了一身冷汗，探头张望，才知道原来刚刚驶过一辆救护车。

    随着车在山路中兜来兜去，手机信号也时好时坏，她试着给邵振嵘又发了一条短信，仍旧没有告诉他自己来了四川，只是写：“我等你回来。”

    杜晓苏一直不能去想，那天是怎么接到那个电话的，可是总会想起来，模糊的、零乱的碎片，不成回忆，就像海啸，排山倒海而来。不，不，那不是海啸，而是地震，是一次天崩地裂的地震，这世上所有的山峰垮塌下来，这世上所有的城市都崩塌下去，把她埋在那里，埋在几百米的废墟底下，永世不得翻身。她的灵魂永远停留在那黑暗的地方，没有光明，没有未来。所有希望的灯都熄灭在那一刻，所有眼睛都失明在那一刻，所有诸神诸佛，都灰飞烟灭，只在那一刻。

    电话是邵振嵘医院一个什么主任打来的，她的手机信号非常不好，当时她还在车上，通话若断若续，中间总有几秒钟，夹杂着大量的噪声。那端的声音嗡嗡的，她听了很多遍才听明白，邵振嵘出事了。

    从头到尾她只问了一句话：“他在哪里？”

    那天的一切她都不记得了，电话里头是怎么回答的，她也不记得了。仿佛一台坏掉的摄像机，除了一晃而过的零乱镜头，一切都变成白花花的空白。她只记得自己疯了一样要回成都，她颠三倒四地讲，也不知道同车的人听懂没有。但司机马上把车停下，他们帮她拦车，一辆一辆的车，从她面前飞驰而过，她什么都不能想，竟然都没有掉眼泪。最后他们拦到一部小货车，驾驶室里挤满了人，全是妇孺，还有人缠着带血的绷带。她丝毫没有迟疑就爬到后面货箱里去坐，那位姓孟的志愿者很不放心，匆匆忙忙掏出圆珠笔，把一个号码写在她的掌心：“如果遇上困难，你就打这个电话。他姓李，你就说，是孟和平让你找他的。”

    她甚至来不及道谢，货车就已经启动了。那个叫孟和平的志愿者和司机还有他的同伴都站在路边，渐渐从视野中消失。她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有这么慢，这么慢。货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她坐在车厢里，被颠得东倒西歪，只能双手紧紧攀着那根柱子，是车厢上的栏杆。风吹得一根根头发打在脸上，很疼，而她竟然没有哭。

    她一直没有哭。到双流机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她扑到所有的柜台去问：“有没有去上海的机票？”

    所有的人都对她摇头，她一个人一个人地问，所有的人都对她摇头，直问到绝望，可是她都没有哭。航班不正常，除了运输救援人员和物质的航班，所有的航班都是延误，而且目前前往外地的航班都是爆满。她是没有办法回去，她没有办法。她绝望地把头抵在柜台上，手心有濡濡的汗意，突然看到掌心那个号码，被那个叫孟和平的人写在她掌心的号码。

    不管怎样她都要试一试，可是已经有一个数字模糊得看不见了，她试了两遍才打通电话，她也拿不准是不是，只一鼓作气：“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我姓杜，是孟和平让我找你的。”

    对方很惊讶，也很客气：“你好，有什么事吗？”

    “我要去上海。”她的嗓子已然嘶哑，只是不管不顾，“我在双流机场，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上海。”

    对方没有犹豫，只问：“几个人？”

    她犹如在绝望中看到最后一线曙光：“就我一个。”

    “那你在机场待着别动，我让人过去找你。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联络号码吗？”

    她拼命点头，也不管对方根本看不见，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连声说：“是的是的。”电话挂断后，她浑身的力气都像被抽光了似的，整个人摇摇欲坠。她还能记起来给老莫打电话，还没有说话，他已经抢着问：“你到哪儿了？”

    “莫副，”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麻烦你另外安排人过来，我不能去一线了，我要回上海。”

    “怎么了？”

    她说不出来，那个名字，她怎么也说不出来，她拿着电话，全身都在发抖，她怎么都说不出话来。老莫急的在那边嚷嚷，她也听不清楚他在嚷什么，仓促地把电话挂断了，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她不能想，也不能哭，她什么都不能做，她要忍住，她要见着邵振嵘。他没有事，他一定没有事，只是受伤了，只是不小心受伤了，所以被紧急地送回上海。她要去医院见邵振嵘，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不，不用看她也知道他没事。可是她一定得见到他，一定得见到他她才心安。

    她又打给医院那边：“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赶回来，麻烦你们一定要照顾邵振嵘。”不等对方说什么，她就把电话挂了。她都没有哭。老莫打过来好多遍，她也没有接，最后有个十分陌生的号码拨近来，她只怕是医院打来，振嵘的伤势有什么变化，连忙急急地按下接听键。结果是个陌生的男人，问：“杜小姐是吧？是不是你要去上海？你在哪里？”

    她忍住所有的眼泪：“我在候机厅一楼入口，东航柜台这边。”

    “我看到你了。”身穿制服的男子收起电话，大步向她走近，问她，“你的行李呢？”“我没有行李。”她只紧紧抓着一个包，里头只是采访用的相机和采访机，她连笔记本电脑都忘在了那辆越野车上。

    “请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