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白雪红尘) 正文 第51-53节
五十一
那几天阿来阿长和做油炉的阿良下班后不急着回家，在地下室玩牌赌钱。他们赌是真赌，不是意思意思来点刺激。他们叫我也来几把，我说：“不赌钱就来。”他们都笑起来说：“高先生有没搞错，不来钱的谁跟你来。打牌不玩钱，炒菜不放盐，你今天出的菜不放盐有人要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那我还不如送钱孝敬你们，省得你们麻烦，多费一道手脚，我还落了个人情，说不定哪年在街上碰了还请我喝杯茶。”阿良洗着牌笑嘻嘻说：“你们别叫他，他输了一块钱他老婆都查得出来的，会排他屁股的。”阿长说：“不要说他这么怕老婆，他是要留着钱办大事业的。”我说：“你们阴一句阳一句，说了都白说了，以为我会往火坑里跳吧！”在旁边看了几次，也明白了怎么回事，心里痒痒的起来，有一天终于坐上去说：“来几手试试。”（以下略去400字……）
一桌子的钱都被他搂过去，那泥塑的脸上露出沉着的笑意，我不甘心又玩了几盘，怕输牌也不敢跟，身上一百多块钱输光了，又退到一边去看，舍不得走开，心里好懊丧，几分钟两天的活又打水漂漂了。阿长要借钱给我翻本，我说：“火坑里跳一回，屁股上毛也燎了，还敢跳！”阿良说：“赢都是从输开始的，输不起的人就赢不了。”阿来说：“高先生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输的不过是钱，几张纸，又不是命。”我只不做声。想起该回去了，一看表，已经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只能搭阿来的车回去。他们到四点多钟才走，我到家已经快五点了。思文还没睡着，生气地问：“这时候才回来，我一直没睡着，我明天还要上课呢。”我说：“你睡你的，把毯子枕头丢到地板上，我进来就摸了睡在地板上。”她说：“那也不行。干什么去了呢，回这么晚！”我说：“看他们玩牌忘记了，赶不上地铁只好等搭他们的车回来。”她说：“我今天九点钟还有课，那肯定是上不成的了，我干脆睡觉，反正去了也听不进去，脑袋里面糊糊的一滩稀。”她又埋怨了好久，我也不敢做声。
十点钟我挣扎着爬起来去小餐馆干活。思文躺在床上说：“今天按时回来啊，我心里有点什么就睡不着，瞌睡过了到现在我都没睡着，一晚不睡觉怎么上得成课？考试通不过就不得了。”我说：“好。”出门的时候她又嘱咐一遍，我说：“好。”她说：“好就好，别到时候又不记得。”我说：“都刻到脑袋里面去了。”晚上收工的时候，我瞌睡得眼睛也睁不开，想着家里那张床不知有多亲热。他们换了衣服又玩牌，叫我也来一个，我说：“我虽然是个傻瓜也不至于不知道钱是不能拿去送人的。”心里计算着时间，看他们玩了一轮猛的，桌上三百多块钱都被阿良搂去了。我心里猛地一振，瞌睡都没有了。想起思文的话，又舍不得离开，想再看一轮有刺激的。看了有二十分钟，想想不能再看，就悄悄离开，往地铁站跑。我照例往人多的车厢上车，一节车厢上只有几个沉默不语的男人，想着在报纸上看到的车厢行劫的报道，可别这几个人都是串通一气的，车一开就都围拢过来逼我交钱。
我着急地看表，晚了十几分钟，思文又要抱怨了，出了地铁站我一路跑回去，到了家还不停地喘息。思文果然很生气说：“又看玩牌去了。”我说：“才晚了几分钟呢，是地铁它自己误点了，车半天才来。”我这样说着口气犹犹豫豫，她不相信我，说：“又哄谁呢，哄鬼去吧。”我想：“要是自己有阿良那样镇定就好了，扯个谎也吞吞吐吐，真没出息。”她又说：“求你做点好事，还要怎么求呢，就差了没磕头了。”我爬到床上躺下，说：“对不起，行个礼。睡吧，睡吧。”她气恼地用脚把我的毯子蹬下去，说：“睡，睡！瞌睡也气跑了。”我把毯子拉上来说：“啊呀，不就差了十分钟吗，路走快点慢点车来快点慢点差个十几分钟也不一定呢。今天我错也认了，就差没磕头了，明天十二点四十到家，晚一分钟你踢我下床去！”她说：“昨天你是不知道，还不怪你，今天你又还这样！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明天又不上课？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呢。心里又烦躁，又打不起精神，也写不下去。”我爬起来一只手撑着身子说：“我真的在这里跟你磕个头好不？说也说了不止十分钟了。”
她哭起来，用枕头蒙了脸。我叹口气，说：“值得不值得嘛，十几分钟的事！”去摇她的身子，她也不动。她也真的可怜，多少别人难以承受的她都承受了。在国内呢，还可以退一步缓口气，即使什么也不争，清心寡欲也教着现成的大学。可这里不成，不管多么苦多么难多么大的压力，都得强打了精神挺下去，没有退路也没有喘口气的机会。还有，国内的父母、亲戚朋友还眼睁睁看着你有出息呢！出息那么容易么，别人也不是傻子！我已经不想去争这口气了，心里轻松一些，可她还想拼了命去争。什么叫做“把心一横”，什么叫做“打断牙和了血往肚子里吞”，我领教了她也领教了。这些都不会写信回去说，只把漂亮的照片寄回去，父母都放了心。我把去尼亚加拉瀑布玩的照片寄了回去，父亲来信说“要好好珍惜”。我要告诉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路也走不稳，告诉他夫妻都要打离婚了，他能睡得着觉？思文比我好强，我还告诉家里自己现在在干着什么，她写信回去只说好的，时不时还把点美元夹在信中寄回去。谁愿说自己在北美混得不行？都把国内的亲人朋友做鬼哄。我闭了眼也能想象她母亲接了信乐颠颠逢人遍告的神态。
她哭了很久，我东一句西一句劝她，又倒杯牛奶给她喝，说：“医生说牛奶催眠的。”她说：“冷的。”我又去电炉上热了，让她喝了，拍着她的背要她安静下来。拍了很久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说：“可以了。”我一翻身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思文把我推醒了，我一看表是四点多钟。我说：“我都困得要死了，真的是要死了。”她说：“我到现在还没睡着，你说怎么办？我睡不着你也别想一个人睡。”我说：“求求你，我瞌睡得神经就要断了。”她嚷起来：“只有你的神经会断我的就不会！我又不去上课？你给我想办法！”说着手用力一推，我差一点掉到床下。我不敢跟她争，闭着眼说些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话应付着她。她又使劲推我说：“醒来，醒来！”我说：“啊呀呀，积德吧，神经都要断了！十点钟还要去做工呢。”她说：“我已经都神经了！你这两天还睡了，你白天做事也不要动脑筋。跟你说，你去换一个工作可以不？找个白天上班的，别每天深更半夜才跟个鬼魂样的荡回来！”我说：“换一个工作？找遍多伦多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份工作了，好不容易我走了一次运。我对天发誓，今天下了班就一路跑回来。”她说：“那还是太晚了。你跟老板说，少要点钱，提前两个小时下班。”我又气又好笑，说：“你是老板就可以，要不你把我们公司买了下来。”她再说些什么我朦朦胧胧听不清，她一推我说：“醒着！我知道你舍不得那点钱，就不顾我的死活。”我实在没办法了，说：“好，好！我今天请两个小时的假，十点半钟回来，卫生留给他们搞去了，让他们骂我一次。谁叫我罪该万死竟敢晚回来十几分钟？自作自受！”她又侧过身去睡说：“那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你先睡吧，我睡不着了再找你。”早上八点多钟她起来，我惊醒了问：“睡着没有？”她说：“迷迷糊糊闭了一下眼，不知道睡着没有。”我马上说：“不知道就是睡着了。今天你别去上课了。”她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说：“昨天也别上了，今天也别上了，明天再别上了，拿不到奖学金你给我出？”我说：“又吓我了，我有好大能耐你也知道。”她嘴耸一耸说：“没有好大能耐我也不怪你，只是别跟吹气泡似的说轻巧话。到了这里，挣扎着也得象个人！”她吃了面包，牛奶，把书包背在背上去了。我也不敢再睡，看着表快九点钟，跑一趟唐人街还来得及。我到唐人街给她买了安神的杞菊地黄丸和人参蜂王浆，又赶去小餐馆干活。
思文的失眠成了习惯性的，几天也不能安安稳稳睡一觉。这样她变得非常敏感容易烦躁，因为那天的十分钟，在道义上我承担着全部的责任，怎么说我骂我，我都一声不吭听着。每天晚上下班就胆颤心惊，不知这一夜可怎么过。开始她还坚持着不吃安眠药，拖了一个多星期，实在不行了，脸都憔悴得变了形，去找医生开了安眠药。吃了安眠药夜里能睡一会，白天却昏沉沉做不了事，过了几天她又不敢再吃。她那样敏感脆弱，我不敢有些微冲撞，每天下了班就往地铁站跑，一分钟也不停留。这样我成了餐馆同事打趣的对象。阿长说：“老高玩几把也没关系嘛，太太是老婆，又不是老娘。”阿良说：“别叫老高，她太太等她回去，做点什么运动才睡得着呢。”又一个说：“老高别听阿长的，赶快去好了，太太等急了。可惜我老婆没这份情绪，我没这份福，不然我也一路跑回去了。”他们一起哄笑起来，夹着“哎哟哎哟”的怪叫。对他们的玩笑我无动于衷，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们认真。说得多了我说：“哎哟，哎哟，别把你老婆的神态都现在我眼里，丢了她的人了。怕老婆是美德，这你们又不知道了！”说着我跑上去，他们还在地下室怪叫，喊着：“老高可留点精神啊，明天忙呢。”上了楼梯我在心里骂：“可不是得留点精神捣弄你娘呢！”
思文借了催眠的音乐磁带来听，我睡意沉沉陪她听到很晚。”……我的身体很轻，很轻……一只白天鹅飞过水面……”听完一遍她还睡不着，我又把磁带打回去再放一遍。经常是放了三四遍她还睡不着，我倒是被音乐催得撑持不住。她着急起来更睡不着，拉着我也不让睡，我只好拧自己的大腿，拼了命打起精神给她数数；“一、二、三……”快数到一千了，她才躺在那里没了声息。我不敢停一直数下去，数到两千了，轻轻喊一声：“思文。”没有反应，我才停了去睡。她睡不了多久又惊醒了，问我几点钟。我哀求说：“我神经都快断了真的快断了。”她说：“谁叫你把我害得这么惨，又想不负责了吧。”我说：“实在没办法呢，这个学期你休学算了，再这么拖下去，两个人都会拖死去了。”她把我一推说：“这个自私的家伙，只会为自己打算。休学？又拖一个学期，又啊？又把奖学金退回去，又啊？我今年才十八岁，急什么呢，啊？”我坐起来说：“那我还跟你数数。”她也坐起来说：“数也不用数了，高力伟跟你商量，你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我说：“深更半夜的，你给人打电话，人都睡了，不怕吵了他吧！”她说：“那不要你管，你出去十分钟就可以了。”我说：“要我出去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告诉你是半夜了。”
我裹了毯子开门出去，听见里面门闩“喀嚓”一声轻响。我就在门口坐下来，楼道里静悄悄的，灯光照在塑料地板上泛出橙色的光。我头脑中刺刺的痛，却又极为清醒。我也懒得去猜想她这个时候打电话给谁，打给谁我也无所谓了，反正不会是打给一个女人。我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关系的了结只是时间问题。我对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正如她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一样。我们又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这种尝试看来是多余的，徒然增添了两个人的烦恼，又耽误了她的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再也无法挽回。人是那么奇怪的东西，他被现实推着走，被现实改造，却毫无反抗的力量，好象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哪怕爱情这回事吧，也没有力量违抗现实。流行歌曲那种温情脉脉的抚慰，容易打动人却不能认真，经历过了的人才知道那不过是一种人们愿意接受的幻觉。和思文的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我没有看透，但我知道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也是一个人的命运。
正这样想着，一只花猫从斜对面的门缝中探出头来，窥视着我。我朝它招招手，它从门缝中溜出来，在离我几步的地方蹲下，望着我。我又朝它招手，它又往前一步、蹲下，望着我。这样对视了一会，我轻轻地把毯子从肩上掀下去，猛地跳起来去追它。那猫来不及缩回门缝里去，一闪就往楼道那边跑。我一直追过去，它在转弯处停下，回头看见我追过来了，又往前跑。它以为电梯口是一张门，往里一冲，碰得“咚”地一响，身子一滚，又往楼道尽头跑。我一直追了过去，把它逼到楼道尽头。后面是安全门，可它过不去。那猫转过身来，前爪伏着地，弓起背后身翘起，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我放慢脚步，盯紧了它，慢慢靠过去，离它几步的地方停下来。我并不想抓它，也不想踢它一脚，它慢慢走过来我也不会碰它一下。可它吓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玩。我一点点往前移，它想从一侧窜过去，我脚一拦，它又退了回来。我再往前移动半步，那猫身子翘得更高，发出更大的“呜呜”声，在夜的寂静中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僵持了有两分钟，我再往前移动一点点，那猫又把身子往后缩，一冲一冲的想冲过去，我抬起一只脚，做出拦截的样子，它不敢冲过来。我怕猫的主人会寻过来，飞快地一回头，就在那一刹那，那猫一弹，蹦得老高朝我脸上飞过来。我正转过脸来，看一条影子过来，头一偏让开，顺势看去，那猫轻捷地着了地，一溜烟跑了。我慢慢走过去，看见思文站在门口，我问：“有一只猫看见没有？”她奇怪地望了我说：“猫？”我说：“一只猫儿，跑得很快从那边过来。”她说：“谁还管猫儿狗儿，自己人都管不了。”
进了房子，我也不问她打电话给谁了。她望了我似乎等着我问，我躺下去说：“睡吧。”她说：“你生气了吧！”我说：“什么事情生气？”她说：“刚才叫你出去，你生气了吧？”我说：“没生气呢，这一两年在老板那里忍气吞声习惯了，忍来忍去自己人也没个气性了。睡吧。”她说：“就知道你是生气了。”我心想：“我没生气一定要我说生气。”想一想应该说生气才对。于是说：“好，我生气了，生气了。睡吧。”熄了灯躺着，她说：“你也不想问一问我打电话给谁了。”我说：“那我得自觉点是不是？你愿意告诉我还会教我到门外等着？睡吧”。她说：“我打电话去纽芬兰给赵教授，下次电话单来了你可以看是打到纽芬兰不是。”我说：“好，打给谁也可以，睡吧。”她赌气似的裹了毯子，背朝着我。我想做出点真生气的样子也来不及了，于是说：“谁没有点自己的事呢，这不奇怪。睡吧。”她沉默一会说：“高力伟我们完了，我们真的没有一星点点戏了。”我怕她激动起来这一夜又完了，说：“春天晚上还是挺冷的，毯子裹紧点。肚子也饿起来了。”她说：“那你去喝点牛奶。”我说：“算了，让它饿去，睡吧，睡吧。”
五十二
每天跑两个地方工作十几个小时，路上还要两三个小时，晚上又睡不好，我整天头昏沉沉的，四肢骨头相接的地方象是塞了棉花。每天上午出门，象赴汤蹈火似的，几乎没有勇气去想怎么度过这一天。深夜回来，又担心着思文这一夜不能安神。每天出门进门时，都是精神上的折磨，过了那一瞬，倒又有豁出去的慷慨，天它要塌下来我也无法回避。每过去一天，就松一口气，似乎抛开了一点重负，可又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人累得吃不下东西，我拼命多喝牛奶。多少次我想辞了韩国老板娘小餐馆那份工，又想到那会推迟了目标的实现，反而延长了痛苦。每天上工下工，我坐在地铁车厢里闭了眼抓紧那几分钟休息，在心里默记着经过的站数。有时等地铁车没来，我就坐在候车大厅瓷砖地上休息一会，来来往往的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它，反正都不认识。没有体面的人多了一份自由，不必为了维护体面辛苦自己，这使我有点高兴。有几次工作时太疲倦了，我就装作去解手，在抽水马桶上坐几分钟。
这天晚上下了班，我进了地铁站，站在往下去的电梯上，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我以为是停电了，但电梯还在下行。我摸着下行电梯的扶手，竭力睁大眼睛去仰望天花板上的灯，只感到了模糊一片的暗黄色。我心里一惊，记起医生说过劳累过度会出现视网膜脱离。下了电梯我凭印象往一边靠，摸索着往前去，手碰到了冷冷的墙。我靠着墙坐了下去，转脸去看那墙。我记得墙是红色的，现在却什么颜色也看不到。就这么瞎了吗？想到这里我心中还是很平静，好象即使真的有这么严酷我也能够接受似的。我把五指伸到眼前张合晃动，只感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一列地铁轰隆隆开过来，在站上停下了，我听到了有人上下的脚步声。我扶着墙站起来，伸了手慢慢摸过去想摸到车厢的门，脚贴着地面向前滑动，怕一脚踩空了掉了下去。还没摸到车厢呢，听见了车门合上的声音，便停了下来。列车隆隆远去，隧道深处传来的“喀嚓喀嚓”声渐渐消失。我退回去靠着墙，想着今晚又晚回去几分钟，思文又要抱怨了。我扶了墙摸着往站台中间走，这样下一趟列车来了我可以摸到车厢而不会踏空。估计到了中间，我又靠了墙坐下去，仰了头竭力睁了眼去看那灯光，仍旧是一片模糊一片的暗黄。我心中那么平静我自己也不理解，什么事情它要来你也没有办法。似乎在那一瞬间就决定了，这双眼真的瞎了，就不必再活下去，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列车到来的那一刹那，从站台跳下去，一秒钟后就完全解决了。
渐渐的灯光强了，我闭了眼，听见列车声从南边传过来。列车停稳了我睁开眼，欣喜地感到一切都正常了，分明有两个黑人从对面的车上下来往电梯那边走。我看得见了，没事！上了下一趟车我心里害怕起来，如果刚才真就这么毁了双眼，这活着就难了，没意义了。那样回国去是不可能了，不敢见父母也不敢见朋友。死也不敢死，死那么容易，听见列车开过来，近了，往下一跳就解决了。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至少也得坚持活到他们去世那一天。我想象着自己怎么摸索着写了信回去报平安，人却不敢回去；想象着自己知道了父亲母亲去世的消息反而松了一口气；想象着一个没有了自己这个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旧。又想象着自己寂灭了内心一切的想法，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铁站“答答”的敲，来来往往的行人怜悯地望着这个盲人，往纸盒中丢一点钱。又有几个小孩跑到跟前来仔细观察，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列车隆隆开来，我知道身边有了更多的人，就“答答”地敲得更加起劲，双手灵活地起落，配合得更加巧妙，鼓锤上缠着红色的布带，在空中划出潇洒优美的孤线。夜里地铁站渐渐寥落，我伸了双手把纸盒中的钱拢起来，一张张摸着辩别是多少，叠好，塞到口袋中去，背起鼓，一根长竿点着路面，平静地咀嚼着生命的悲凉，在霓红灯下慢慢走回去。想到这里不敢往下再想，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记起早几个星期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在地铁站拉二胡，有不少人把钱给他，又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母亲是某某名人呢。当时我还遗憾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还是敲鼓好，敲鼓声音大，敲鼓容易。我觉得自己这种构想并不那么拙劣，甚至还是“goodidea”呢。
第二天我辞去了那家小餐馆的工作，不敢再做下去，哪怕当自己是头牛呢，我也得让这头牛喘喘气。韩国老板娘很遗憾，问我是不是嫌七块钱一个小时太少了，可以再加五毛钱。我告诉她说，不，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好工作，每个小时十八块钱呢。她望了我呆了似的，半天说：“You-relucky，verylucky！”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个月，办法想尽了也不见转机。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过度引发的情绪失衡，保持心理平衡安静就会不治而愈。她越想平静就越平静不下来，对自己生气也对我生气。学校的作业和考试使她焦虑，两人的关系也使她焦虑，现在又多了一层焦虑，不能消除焦虑的焦虑。
那段时间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她，她睡不好已经成了我无可推脱的罪责，因为她情绪失衡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对这一点我不敢辩驳。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我也着急起来，在无可奈何中总劝她要多喝牛奶，她不喝就吓她说，吃再不补上点身体就垮掉了。有几次我做出很亲切温柔的姿态，她却推开我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你也别来安慰我，我也不是小孩说逗就逗了，我要就要真的，你又没有。”我搓了手在一边窘迫地笑，说：“要怎样才是真的呢，怎样才是真的呢。”她说：“真的才是真的，你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我在心里恨着自己：“别的地方做得也象，做了三年炒锅的牛皮吹了脸也没变色，怎么这就不行！”这个敏感的人，她太了解我了，瞒不过她。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临场发挥总是不行，被她点了出来。我真的的恨起自己来，恨完了还是不行。这样几次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种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个朋友那样去关照她，哪怕是个朋友呢，也得尽做朋友的责任，我只能如此了。这时我对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体会得特别清楚，就隔那么薄薄的一层纸，却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感情的界线。
这天晚上我陪了她折腾到两点，音乐也听了，数也数了，牛奶也喝了，她总算安静地睡去了。我马上抓紧时间去睡，也许她过一会就会惊醒过来。睡下去却睡不着，这一两年来的种种生活景象，那混乱无序的画面，一幕幕在心中显现，象河水一般流淌过来，流过无阻碍的心的河道。躺久了我胳膊支撑着轻轻翻了一下身，思文惊醒了。她问：“几点钟？”我一看表是三点多一点，却说：“快五点了，你两点钟睡的。”她说：“那快天亮了。”我说：“骗你呢，怕你又着急没睡着，其实才三点钟，你放宽心睡。”把表伸过去让她看。又说：“再睡一觉，一说话就让瞌睡跑掉了。”她说：“你睡了就别动行不行？”我说：“我睡着了，动不动我自己也不知道，刚才我动了没呢？”她说：“就是你动醒的。”我说：“要不我抱了毯子睡到地板上去好不？”她说：“那由你，我没有赶你啊。”我说：“睡在地上我还睡得着一些。睡在床上越不想动就越记得这件事就越想动，就越睡不着。”
我把毯子铺在地板上，半垫半盖。地板很硬，我有些不适应。但我还是感到好些，压力消除了，想打个滚也可以。精神上的一放松，睡意就上来了。快要睡着的时候，思文叫我：“高力伟，高力伟。”我不理她，把气出得更粗一些，又转为轻微的鼾声。她开了灯把脚伸下来在我背上点一下说：“打什么鼾呢，你又不打鼾的。”我坐起来说：“还没睡着？”她说：“你还是睡上来，你睡在地板上我更加不习惯。”我说：“那我会动来动去的。”她说：“实在想动就动一下算了。”我只好睡到床上去说：“你这样敏感怎么会不失眠，一星点变化都不适应。”她说：“睡不着了，睡不着了，心里又烦躁起来。你害得我这样还怪我敏感。”我说：“春天来了，心里烦躁一点也是正常的，你不要自己去成天那么大，越记得烦躁就越烦躁。”她嚷着说：“我烦躁也烦躁不得！心它要烦躁我也没有办法！什么春天不春天，都是你害的又怪春天，开始失眠的时候根本没到春天。”她把失眠全部怪了我，我心里本来就不服气，这时说顺了口道：“自己心里不放松，情绪不平衡，老是怪我，医生都说了是你自己心里作怪！你越是抱怨我就越是睡不着就越是……”她嚷着说：“还不是你，还不是你！你又想不承认了，你又想翻案了！”她双脚乱蹬，把毯子蹬下去。我说：“我不清不白背了这个罪名都一个多月了，还要我背多久？”她用脚来蹬我说：“又想翻案，不是你那还是谁！”说着用力一蹬，把我蹬到床下去了！
我扶着地爬起来，笑着说：“乱蹬乱蹬的蹄子！我不翻案好吧，不翻案。”她见我一脸的笑，倒有些意外，望着我不做声。我说：“下了床就顺便去解个手。”到水房解了手，对着镜子做出可怜的神态，想带点表演性做得更动人些，却在镜中看见一副滑稽的模样。又自己笑一下，笑纹荡开去凝在嘴角，一副似笑非笑的怪样。回到床边我说：“下了床就顺便睡在地上算了。”说着把枕头往地下一扯，又去扯毯子。她把毯子抓了抱在胸前不松手，又不做声。我拉了几下拉不动，又把枕头捡回去说：“好了，好了，睡吧，再翻腾几下就天亮了。”我又怕她会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又说：“也别说什么了，我瞌睡得脑袋都要掉下来了，你明天还要上课呢。”她松了毯子，熄了灯两人睡下。我心想：“对不起也不说一句，好，好，这样也好。”
拖了一个多月，思文的失眠不治而愈。她能睡好了叹息说：“啊呀呀，一个多月不知怎么过去的，我以为就是那样拖下去拖死了呢。”我说：“你要知道你好伟大，你救了两条命！”
五十三
我和思文都感觉到，再这样拖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手的问题。
不知是谁先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两个人绕过来绕过去暗示着，还是绕不过这两个字，终于被谁先说了出来。以前在气头上很多次说到离婚，事后两人又回避着，现在竟心平气和说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冷静的讨论一旦开始，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
思文也不愿这样拖下去，她对我绝望了。她非常现实，既然分手无可避免，就要趁早，时间对她更加宝贵。我呢，这一年多来，离婚的念头萌发之后，就象一只怪兽，顺着不同的黑暗路径，在湿润的空气中寻着嗅着，沉重地喘息着，最终都回到那唯一的窝巢中来。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办理这件事。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事情也格外简单。在那个初夏的周末，我们坐在窗前从中午讲到傍晚，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象隔了许多岁月的朦胧印象。我们象老朋友一样说了许多伤心动感情的话，说到认识的那一天，说到一起到黄山去玩，记忆中的细节都活生生描绘了出来。她提到结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摇摇晃晃，她还发了朋友的脾气。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说两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飞到屋顶上去。说着说着好几次似乎都要改变了话题。有一瞬间我几乎要动摇了，她再多说几句我就会哭出声来把她抱住。但两人都很清醒地及时刹车转向，把话题拉了回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试一试，已经试过很久也没有意义，感情用事的确很危险，对这一点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说好不要互相怨恨，她说：“我心里也不恨你，你是个好人。”我心里非常沉重，为她的前途担心，怕误了她这一生，那样我就永远不得安宁。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这个好强的人是听不得这样的话的。她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
我们说好了星期一到领事馆去办手续，办了手续她就搬到多大的单身宿舍去，那里正好空出来一间房子，机会难得。这里我再住一个月也得搬走，别人已经来催要房子了。她要我借两千块钱给她，我同意了。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开了灯说：“思文，我现在来跟你做个实验，你把两只手交错这么叉起来。”她按照我比划的把手指交叉起来，问：“什么意思？”我说：“你看你哪只手的拇指在上面？”她说：“右手拇指。”我说：“你交换一下，叉起来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她照我说的做了，说：“挺别扭的。”说着就松开了。我说：“别动，别动，这是做试验呢。”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说：“快点，不舒服呢。”我说：“打比一只手就是一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她说：“有点明白了。”我说：“你说。”她说：“你说。”我说：“不舒服吧？也不是左手有问题，也不是右手有问题。”我说着把左手和右手摊一下，“两只手要配合得好才好，不然那两只手都难受。手还是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就只好分开，也不要怪左手，也不要怪右手。”她这时把两只手分开，甩几下似乎想甩掉难受的感觉，指了我说：“也不要怪左手，”又指了自己说，“也不要怪右手。”我说：“是的。”她说：“我们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到这一步怪你也怪我，只是怪来怪去怪谁也没用了。”我说：“你要怪我，怪也怪得不怪，不怪才怪呢。不过既然怪我怪谁也没用了，还是别怪的好。”她说：“你倒会为自己开脱！说到底你到底要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这种说法算了，求个心安理得，将来也不后悔，两人配合不好，劈开过有什么后悔呢？哪怕就自己过一辈子我也不后悔。”她说着带了哭声，我心中凄切，连忙岔开了说：“做饭吃去，你还不饿吗？”
星期天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钟了。思文还睡着动也不动。我想起要去唐人街买米买菜，轻手轻脚爬起来，怕惊醒她。到厨房烧水冲了一包方便面，端到门外，轻轻带上门，坐在楼道的地板上吃。那只花猫又从斜对面门缝中伸出头来，冲着我叫一声。我用筷子敲敲碗，把碗伸过去，那猫马上缩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她见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说：“是呀，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她很激动说：“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说：“我坐在那里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说：“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说：“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你要想好了别冲动，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她讪讪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
按原来的约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我在那里等她。我骑车去了，等了一会，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她走到跟前，我从草坪上站起来，朝里面走。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急什么呢，我是懂道理的人，会让你为难吗？”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她沉默着。我说：“想法又改变了？”她说：“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她沉吟说：“我说一句，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我说：“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她说：“现在进去吧，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又签了委托书，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似乎也很平静。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她说：“就这么完了，做梦样的好难想象，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着叹一口气，不做声。她说：“你倒没有事，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我说：“别说那么悲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你先找着试试，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她说：“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你如果回国去了，找谁也可以，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我心里恨她。”我说：“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我想她已经有人了。”她说：“那我心里还是恨她。”我沉默不语，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心里恨她。”我说：“回去吃饭吧，你在后面坐了。”我骑了车，她跳到后面坐了说：“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不敢说是大学老师。”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个熟人呢，他的车也搭得。”她说：“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看透了。”我说：“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说：“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我说：“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到了家她说：“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我说：“那当然。”她说：“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我说：“要什么你都拿去，反正我饭在餐馆吃。你东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她说：“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他开车来。”我说：“才几块钱的事呢，麻烦别人干什么。”她说：“已经叫了就算了。”我说：“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几个月不见，他派头就不同了。”她一笑说：“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那也没几个。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也可惜了来这一趟。”我说：“再过一年，我就回去了，车也不学了。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老板脸色不好看，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她说：“绿卡呢，绿卡也不等了？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我说：“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还没有睡。我说：“今天你早点睡呀！”她说：“睡晚的睡惯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最后一晚。”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她也躺下来。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又怕她说什么，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点遗憾。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倒了身子去睡。过一会她“嗯”了一声，我不做声。她悄声问：“你睡着了？”我说：“睡着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