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杞说:“我是女的。我以为你早就知道。”
帕斯卡尔提出过一个问题:谁更害怕地狱?是那些拒绝相信地狱存在,故此作恶多端的人,还是那些知道地狱存在,故此向往着天堂的人。
这个问题见于《思想录》,我从未认真地读过这本书,只是偶尔地翻到了这一页。我不知道帕斯卡尔有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我最后一次拨咖啡女孩的手机,我想告诉她的是,那个发烧又发疹子的夜晚,我在她屋子里感到外面有一条黑影,那黑影可能、很可能、或者实际上就是来找我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我意识到,这是一条单向的线索,它只在我的事件中起效,却无法进入她的逻辑。我并不能证明她究竟是妄想症发作呢,还是又将跌入井中。
久久地,我捏着电话听筒,来自我自己的呼吸声被听筒放大了传人我的耳中,仿佛是我在地狱里喘息着要爬向什么地方。
再入废城
第五街一带,第一次去那里还能坐公交车,第二次连公交车都绕着走了,我再次被扔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场所,背靠一座正在装修的大厦,对面则是一片瓦砾,死城般荒凉,只有几个拾荒者拎着蛇皮袋在废墟上逡巡。
我穿过马路,沿着瓦砾之间似是而非的道路向废墟深处走去。
直到我毕业时,小白依然音讯杳无。我已经买好了去南京的火车票,寻找小白这件事,不管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现在我只能放弃了,余下的事情就留给学校和警察去做吧。
但我还是在这个下午去往第五街,我说不清自己是去找人呢还是散漫的游逛,我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念头,关于那个斜眼少年。那天我混在拆迁队之中吃晚饭时,曾听一个头上包了纱布的家伙说,有个斜眼的小子从旁边敲了他一棍子,出手非常狠毒,把他打得血流满面。我记住了这件事,我得回来找他。
我既有预谋,同时又漫无目的。
在我拿到毕业证书的第二天,T市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社会新闻,有一个变态打电话到家教中介要找教师,家教中介找了一个师范大学的女孩子过去,女孩独自去了。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她被变态杀死在屋子里。第二天她的同学发现她没有回来就报了警,警察上门,凶手已经不在。女孩被放在浴缸里,死了。
案发地点就在师范学院附近,离第五街也不算很远。这则新闻让我无端地想起小白。
我始终认为,那些通过伤害他人的肉体而获得精神快感的人,就是我所定义的“按键人”。最微小的权力也能导致罪恶,如果连这都没有,幻想的权力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幻想中的权力被任意放大,他以为自己操纵着一切,事实上只是一个极端弱智的界面,一个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程序,可能复杂,可能简单,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个界面只需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就能完成,不用逻辑,也无需爱或恨。在罪恶行为的两端,动机,以及必须承担的结果,对按键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当我走过T市的废墟,我仿佛感觉到这座城市也被一个按键人的手操纵着,在寂静的表面下曾经有过的疯狂过程。
我穿过废墟,途中所见,尽是些废砖烂瓦,活像上帝的呕吐物。我找到了第五街,这里已经被拆掉了大半条街,平房全都没了,远处的筒子楼还在,看上去也混不了几天了。在走路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向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我下意识的动作。我想,下半辈子带着这样的动作生活,倒也是一件别有风味的事,别人可能会以为我是跳探戈出身的。
筒子楼外面的围墙已经荡然无存,曾经有过的铁栅栏大门横卧在地,四周鬼气森森的,住户们早不知去向。我朝那几栋楼望去,它们呈现出死人般的脸色,在赤裸的天空下僵持着,抗拒着。
“喂。”
我听到有人在喊我,扭头一看,是上次那个独眼的瘫子,他正坐在自行车轮改装的轮椅上看着我,依旧戴着一副墨镜,不过镜片换成暗红色的了。
“你好。”我说。
“要问路吗?”他说,“一次两块钱。”
“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找你买过墨镜。”
“啊,是你啊,你上次就是要找第五街的嘛。”他说,“你记性不错,还记得我。”
“以你的尊容我想忘记都难呐。”我指着几幢筒子楼问他,“这儿都拆了?”
“还没,还有些钉子户,看,窗口还晾着衣服的就是。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战斗已经结束了,大部队撤了,剩下些梅岭星火,等死吧。”
“喂,我问你个事,”我说,“这地方有个斜眼的高中生,大概和我差不多高,你认识吗?”
“干吗是斜眼啊?”
“斜眼就是斜眼嘛,我管他干吗斜眼,我就是要找一个斜眼高中生。”
“没见过。”他说,“你去五官科医院,能找到一打斜眼。”
他在和我绕圈子。我说:“问路两块钱,问人几块钱,你说吧。”
他说:“不瞒你,真不知道,我又不住这里。”他伸手拍拍我的腰,说:“这片都拆得差不多了,已经断水断电,该走的都走了,到了晚上就跟乱坟岗似的。小朋友,我劝你也别在这儿逗留了,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回头把你给劫了也说不定。死在一堆废砖乱瓦里,推土机一推,明年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你一根大腿骨,哈哈。”
我也大笑。真是个比井还可怕的玩笑。
瘫子缓缓地启动了他的轮椅,我顺势推了他一把,助他的车轮碾过一块硌着它的红砖。他说:“你啊,一脸晦气,早点走吧。”
我说:“你还会看相?”
“不会看相也看得出你一脸晦气。”他头也没回地说。
我哪能不知道自己一脸晦气呢,不用镜子,闻都闻得到晦气。瘫子的话让我有些心惊,不是因为他吓唬我,而是感觉他什么都明白似的。
我继续在摇摇欲坠的楼房之间游荡,听到很低的位置有人喊我。我扭头看,发现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蹲在一块巨大的水泥砣子旁边。
“叫你呢。”他说。
他穿着一件白T恤,质地很不错的水磨牛仔裤,蹬一双簇新的真皮耐克鞋,鞋面上连一丝皱褶都还没有。当他擡起头来看我的时候,太阳像是迷了他的眼睛,他微微眯眼用一种古怪的表情对着我,脸上有几道血杠。
“被人打的?”我问。
“没事,拆迁队打的,已经快要好了。”他说,“你要找斜眼?”
“是的。”
“他是我邻居,就住在我对门。”
“他还住在这里吗?”
“不知道,我是租房子住的,不熟。就看见有这么一号人吧,是个高中生,斜眼。我可以带你上去找他,不一定在的,有可能搬走了。这片地方现在就像战场一样,每分钟都有难民逃出去。”
我指着楼房问他:“哪间房子,指给我看看。”
少年站起来,敏捷地跃过高高低低的土堆,把我带到最靠南的一幢房子前面,那是一单元楼,灰黑色的水泥外墙上用白漆刷了楼号,虽已有点模糊,但尚可辨认。他指着顶楼的一个窗户说:“这是我家。”又带我到楼对面,指着一个窗户说:“这是他家。”我被太阳晃了一下眼睛,四层楼高的房子,窗关得紧紧的,依稀拉上了一道碎花布的窗帘,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
少年看着我,问:“你既然来找人,为什么不上去找,要在楼下看来看去的?”
我说:“怕他们搬走了,白跑一趟。”
他说:“那你上去找找吧,我也正好回家。”
“你没搬走?”
“也搬了,落下了点东西,回来拿。”
我跟着他走进一号楼,阳光骤然消失,瞳孔不适应,看到一团黑。我稍稍闭眼,再睁眼时看明白了,这栋楼的格局和咖啡女孩的筒子楼几乎完全一样,大概是同一年代建造的房子,一条走廊在中间,两侧都是房间,由于拆迁,很多房间的门都被卸了,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是卧室,有些是厨房,有些是卫生间。我说:“你和他们家合用煤卫?”少年点头道:“是的。”
楼道里很脏,堆着各种垃圾,臭气熏天。少年带着我向楼上走去,我注意到他那双新鞋被弄脏了,但他似乎无所谓,兀自向上走。我跟在他身后。他说:“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对,我是工学院的学生,外地的。”我问,“你呢?还在读中学?”
“我是旁边师范学院的,也是外地的,租在这里。我看上去像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