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说客户经理客户助理,而不是‘跑客户的人’。”
他终于决定瞪着我。
我说:“你到底想要招什么样的人呢?跑客户的,修电脑的,站街的,卖笑的,开电梯的?”
他指着门对我说:“滚出去!”
我站起来就走。他大概觉得不过瘾,先于我一步冲到门口喊:“保安!把这个人赶出去!”我说:“你应该叫他‘巡逻的’!”
我走出门,听见对面会议室里齐娜在大叫:“你脑子有病啊给我做脑筋急转弯,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你招文案还是招傻逼啊?”门呼地拉开,她和我打了个照面,怒气冲冲地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说:“阿拉甲,阿拉乙,阿拉丙。”她翻了个白眼,回过头对那个智力大赛的主持人说:“你真愚蠢。”
齐娜的智商,按照她自己的说法,高达一百四十一分。
“IQ的每一段都有文字定义的,低于二十分称为白痴,二十到五十之间的是痴愚,五十一到六十的是愚鲁者,再往上一点就是阿甘了。但是在超过一百分的人群中,就没有类似的定义,好像我们这种人不具备人类学的研究价值。福柯你知道吧?他情愿研究精神病和变态的,也不愿意研究我们这种人。”
“你们这种人之中也有精神病和变态的。”我说。
“我说的是正常的那类,像我这种的。”
不幸的是,她被我们定义为EQ甚低的那类人。严格来说她和锅仔是同类型的,不过她没有锅仔的偏执,她是狂躁和愤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她定义。在走出广告公司的时候她犹在给面试官的智商下结论:一个愚鲁者,居然给她做脑筋急转弯的题目。
她的面试官给她做了一串题目,三十五支球队打淘汰赛多余一支轮空总共需要打几场比赛才能决出冠军请在十秒钟内计算出来,十根蜡烛点着被风吹灭了一支最后还剩几支,诸如此类,她都回答了上来。“我心想去他妈的,都是IBM和微软招聘的考题,网上都有的。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比尔·盖茨了。”她说,“直到他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题目也是微软招聘的考题?”
“不是。”她说,“他妈的当然不是,垃圾电视节目里的题目,我竟然卡住了。”
“他显然是被你的IQ给震惊了,出牌不按常理了。”我说,“你就翻脸了,对吗?”
“你也翻脸了,那戴眼镜的对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他的眼神。”
“我决定再也不去什么鬼公司应聘了,我死磕德国公司,只有在精英分子的笼罩下我他妈的才不会觉得自己愚蠢。我劝你也去找份体面的工作,遇到电梯间的白痴,八流公司的傻逼,你的人生简直像他妈的一场灾难。你就算再美,照着一泡尿打扮自己,你也美不到哪里去。”齐娜的脏话频率猛增,狂躁和愤世喷薄而出,我赶紧离她远一点。她又说:“实在不行,你去广州上海也行啊。”
“你咋不去?”
“我嘛,别人给我算过命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客死异乡的,所以还是留在T市比较好。”
“你不是本地人。”
“我现在将来的户口都在T市。”
“好吧,”我说,“我决定去修电脑,有个学长让我去他公司干这个,虽然也很傻逼,但至少不会被你的同事当成是傻逼,因为在那儿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傻逼。”
齐娜之二
那天齐娜去了铁道另一边的电子元件厂。
那其实是一家台资公司,做OEM电子产品,我们学校的人叫它“电子元件厂”,如此称呼只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不想去流水线上做工人。我入学那年,这家公司在铁道另一边的开发区跑马圈地,竖起一排厂房,厂房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紫色Logo,斜体字母MEC,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家公司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招过人,看上去很没诚意,不招管理人员,全招流水线工人和仓库保管员之类。我们好歹是大学生,明目张胆地去流水线上混饭吃就太丢人了。哪怕是去国营企业呢,哪怕是在地下室修电脑呢。
我揣摩着齐娜走向电子元件厂的心情,那一定是很不愉快的,她被德国公司刷了下来就没能找到合适的单位。智商超高,左手残疾,性格乖僻,不谙世事,这就是齐娜。某一天她接到了MEC公司的面试通知,她当然不甩他们,但对方告诉她,并不是请她去做流水线工人(穿蓝色粉色工作服),而是行政助理之类的(紫色工作服),她考虑了一下,觉得事情也不坏,但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她一个人去了MEC公司。
在那儿她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合资企业的面试官当然不会让她做脑筋急转弯,而她想必也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左手的缺陷。以她的智商,如果不是要价太高的话,得到一个助理职位并不难。但她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她在MEC公司得到了一身紫色的工作服。紫色,就意味着她不会去流水线,而是直接进入管理层。这家公司的惯例是为期一周的互动观察期(无薪,需交押金,押工作服和门卡之类),随后是为期三个月的试用期(工资七折,无加班津贴)。在头一周的头一天,她在那儿互动观察,也许是有什么事,她提前两个小时离开了工厂,下午三点,她独自一人回学校,走过开发区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密集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天气很好,五月的下午可能还带有懒洋洋的睡意。她穿过铁道,或许在铁道口还停了一下,等一列火车开过。经过铁道,她向学校方向拐去,走上了那条小路,我曾经陪着她到这里来。把钾肥送给她旅馆的朋友,也曾经到这里来给钾肥收尸。就是那条路。
她在旅馆门口停了一下,决定进去换衣服。她对那个朋友说,不想穿着紫颜色的工作服回学校,被人耻笑,电子元件厂的名声在我们学校一向很糟糕。她放下包,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外套,这时她看见一只猫从门外走过。她对旅馆的朋友说,等一等就回来,包先放你这儿。
她大概想起了钾肥,想起了之前对我说的,要在毕业之前给钾肥去上坟。其实我认为这大可不必,她并没有离钾肥多远,她以后就得在这一带上班。下午三点半左右,黄昏还没到来,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刻她走进了树林。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神的话,不知道她的守护神在那一刻是打盹了呢,还是在尖叫。她再也没有回来。
旅馆那个朋友以为她回学校了,也没在意,只是把她的包收了起来,里面没什么东西,一支笔,一本笔记本,一套衣服。她丢三落四惯了的,行动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事先和人打招呼。当天晚上那个朋友从旅馆下班,因为有事,隔了好几天才回来上班,发现包还在,然后别人告诉他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人从旅馆里打电话到公安局,认为死者是齐娜。
咖啡女孩向警察指出,穿那种紫色工作服的人是MEC公司的职员,警察去调查,在当天的打卡记录上看到了齐娜的名字,同时接到了旅馆里打来的电话,便追查到学校。保卫科认定老星是齐娜的男友,因为他们曾经睡在一起,被我踹开了门,人所共知。老星跟着去认尸。
“警察说脸都被敲没了,别看了,根本认不出来,问有没有其他特征。”老星说。
“手。”我想了想说,“她那手被车压过,变形的。”
“我就是这么对警察说的。”
老星问便衣:“是连环杀手吗?月初学校里也被干掉过一个女孩。”
我说:“不是。”
便衣说:“那个装修工已经被抓到了,杀人之后就逃亡出去,基本排除了连续作案的可能。”
老星说:“手法很像。”
我说:“模仿犯罪,或者是为了误导警方。”
便衣说:“你还懂的不少。”
我说:“警官,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我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结果呢,这具尸体是我认识的人,谋杀案中经常有凶手报案假装撇清的事情发生,不过我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案发那天我没有去过铁道边。”
便衣突然问:“你怎么知道案发是在哪天?”
我从桌上扯过一本台历,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齐娜,她来找我,说要给猫去上坟,后来又说不去了;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早上,我和另一个姑娘发现了尸体。作案只可能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下午。那个两天——”我指指老星,“下午我都在和你们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