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OKputet》放人CD机,选了一首“LetDown”,最初的吉他声与外面的雨声融合得很好,随后,鼓声,歌声,起子呲的一声打开瓶盖。我喝了一口啤酒。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七星烟,抽出一根点上,我抽我自己的烟,两块五一包的福牌。她抽烟的姿势很特别,有一种十分生硬的东西横亘在她和香烟之间。
她拿起我的烟盒看了看,“抽这么差的烟?”
这烟确实没话说,一口下去,吸出来的既不是一氧化碳也不是尼古丁,而是滋滋的焦油,抽完了嘴巴就像久未清洗的油烟机。这也是一种类似清咖的癖好。
“发型好看吗?”
“好看,但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不太像你了。”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试图改变自己?”
“是扭转,而不是改变。改变这个词太容易了。”
我笑笑,我知道一个和我计较词语的女孩一定不简单。每一个在咖啡店打工的女孩都有她们自己的道理。
“为了扭转,再请你喝杯咖啡吧,”我说,“反正今天也只有我和你,看这样子不会再有人来了。”
她想了想说,“我也喝啤酒吧。”说罢给自己也开了一瓶。
我说:“以后来这里喝啤酒的机会不多了。五月份去外地找工作,要是情况好,也就不会回来了。在这里混了三年,唯一觉得美好的就是这家咖啡店。”
她笑笑说:“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可是生意就是好不起来,都像你这么慷慨就好了。”
“会好起来的。”
“以后没春卷吃了,阿姨辞工回家了。”
我扶着啤酒瓶,看着雨中的景色长叹一声,“今天就是想过来吃春卷的,可惜了。”
“以后这个咖啡店就剩我一个人了。”她用指甲弹了弹酒瓶子,另一只捏着七星烟,注视着烟头。
想起来有一天在T市的市区,某个商厦后面的垃圾桶边,看到有一个和她差不多装束的女孩,腰里束着咖啡店的围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那里抽烟。女孩的神态和姿势就像她一样,目光同样注视着烟头,那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再看?
喝光了啤酒,两个空瓶子很孤独地立在柜台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忽然说:“既然那么想吃春卷,我去给你炸。”
“你也会?”
“炸春卷而已嘛。”说完走进吧台后面的库房里,十分钟不到,端着一碟香喷喷的春卷走了出来。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干净,仿佛是把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消灭掉,义无反顾,绝无留恋。
吃完了,我站起来买单,穿上我的棉夹克。她伸手替我把一个塞在里面的领子翻了出来,掖好,说:“衣服没穿好。”
蓝屏了
遇见咖啡女孩并非幸运之事。那次去看电影和她告别之后我便迷了路,在三个新村里绕来绕去,走了半个小时,到宿舍差点冻死,第二天重感冒直到寒假。而这次回到宿舍,起先没什么异常感觉,看见齐娜他们在打牌,我把亮亮撵了下来,上手打了几副,连续拿到三对红桃Q,诡异得不得了,打牌的手都在抖。一个喷嚏之后,我顿觉头痛欲裂,关节深处隐隐犯酸,知道自己受了凉,情形恐怕不妙。我扔下牌,把自己裹一裹,爬到床铺上倒头就睡。熄灯以后他们点着蜡烛继续打牌,每一张纸牌扔下去都像是砸在我的神经上,我意识不到自己在发热,神经像灯泡中的钨丝一样被烧得灼热发亮。后半夜我可能是做梦了,梦见自己走向操场,梦见女孩在门洞里等我,身体像快镜头里的花朵一样打开,高高的水杉树上有很多蝌蚪在游动,这时脑子里应该是一片乱码,而女孩是某种病毒。
在很远的地方,有什么声音。半夜里我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浑身是汗,老星说:“老夏,做春梦了?听见你在呻吟啊。”他们还在打牌,我像水泥柱子一样倒下,继续睡。
梦见父亲和母亲了。那是一辆开往黑夜的公共汽车,窗外没有景色,只有无穷无尽的黑。父亲和母亲坐在前排的位置上,背对着我,车内微暗的灯光正照在他们的头顶,他们一动不动,仿佛黑夜已注入血管。梦中的我坐在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车身摇晃,告知我正在前行。我距离他们仅有那么一点距离,却站不起身,无能为力。童年的夏小凡正趴在母亲的肩头,他擡起头看我,我看不清他的眼神,我只是一个被他注视的对象。我想我身后的黑夜正在流逝。渐渐地,他们的身体变软,扭曲,像被加热过的巧克力,融化并坍塌,静静地沉入椅背。
灯灭了,再也看不见什么。无穷的孤独感像真空一样抽走我身体的某一部分,另一个梦接踵而来。
这样颠三倒四过了不知多少天,每次清醒一点了,睁开眼睛,总是看见那伙人在打牌,好像这牌局天荒地老,穿越了时空。某人来找我,他们就对别人说:“老夏蓝屏了。”某人走到我床前,一摸额头,啧啧赞叹道:“这都可以做电热炉了,烧个荷包蛋应该没问题吧?你们怎么不送他去医院?”那伙人说:“真有那么烫吗?”也凑上来摸了一把,终于决定送我去附近的诊所。
这一把救了我的命。
吊针扎进我手背时,感觉自己像沸腾的油锅里扔进了一勺冰块。
蓝屏之后的某一天,我处于重启阶段,也没有人来管我,打牌的那伙人不知去向。外面的雨停了,空气中还带着湿意,冷风从北窗吹进来,寝室里长久积攒的异味一扫而空。我从蚊帐里探出头去,只见一屋子的扑克牌,像某种巨大的飞蛾,吹得到处都是。
我起床,裹着被子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光,觉得还不够,但热水瓶已经全空了,即便刚才喝下去的水也不知是隔了多少天的。重启阶段,烧空了的脑子只能指挥身体做一些最简单的动作,有点像一个人被吓呆了的感觉,只是没那么突然,而是缓慢的、挥之不去的呆。
我在裤兜里找烟,口袋里竟然还有半包福牌,我点起烟抽了一口,轻微的寒意透过棉被披上全身。我穿上衣服,手臂酸痛,膝盖发飘,还是坚持着走出寝室,在静悄悄的楼道口用力跳了几下,全身的关节咯吱咯吱作响。擡头看见隔壁寝室的人走过,我揪住他问:“今天为什么人烟稀少的?”那人告诉我,市里在开人才招聘大会,针对应届生的,提供两千多个岗位,四楼的人全都跑去凑热闹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去?”那人说:“我爸爸是公务员,我直接就能去税务局上班,我混张文凭就可以了,我怕个屎啊。”
懂了。
我一个人沿着小道往操场方向走,道路冷清,树木正在苏醒,冷而阴沉的天气里,鸟叫声,猫叫声,远处某个锅炉房的低频轰鸣听得真切起来。
一直走到操场看台后面。三五个新生模样的人在不远处踢足球。我拖着虚弱的腿沿着那堵峭壁走进去,看见四根树桩死在围墙下,迷你窑洞还是和以前一样,里面那扇铁门锁得紧紧的。
空荡荡一无所获。
翌日是齐娜的生日。在人才市场,这几个人除了被挤掉鞋子之外,还填了十来张招聘表,填完之后这些表格就汇入成千上万的表格中,像彩票一样等待着某公司的人事部将其抽取出来。老星说,这件事无所谓,还是齐娜的生日要紧,张罗着买蛋糕,带她出去血拚。
我独自去火车站,母亲给我寄来一个邮包,本应直接寄到学校,阴差阳错地滞留在了火车站货运处,得我自己去提。那是阴霾死寂的下午,正适合发生阴霾死寂的事,我在货运处等了很久,抽着烟,不时地有人插队,穿黄色背心的工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穿梭而行。
母亲打电话给我说,这是父亲的一些遗物,她那儿不能放了,只能寄给我保存。考虑到我快要毕业了,找工作租房子,一个小小的邮包放在我这儿应该不是很麻烦的事。
可以,就这样。
邮包到手时,发现用封箱带绑得严严实实,抱在怀里并不重。纸箱顶着我的锁骨,想起十六岁那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去墓地的情景,骨灰盒也是顶着我的锁骨,也是有很多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站立着。一路上我用口哨吹着Radiohead的“cre印”,不成调门。
回到寝室里,老星和亮亮还没回来。我用一把锋利的美工刀剖开纸箱,熟练简洁如屠夫。嚓的一声,往日岁月浓缩于一堆物件并以碎片的形式袒呈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