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雨中的景物,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从小在T市长大的女孩,她当导游的话基本上可以使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破产,说出来的话比雨还烦人。我跟着她东跑西颠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多抱怨几句。
“步行街容易使人产生消费欲望,与他人近距离并行的嫉妒感,不满足,疲倦导致的思维能力下降。”在商业街上,她这么说。
“货场不为城市所容,欲望未赋予它应有的概念。”在铁道边。
“T市的植物园只是一群花匠在经营,但比动物园好一点,动物园看上去就像虐待狂的仓库。”
“菊花得以专门展览,全因其命贱、品种多。又正好开在适合观光的季节。”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而又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她高高的个子却没有身材。但是,她仍然让我略微地动心,说不清道不明。
某一天,记得是冬天,我们在五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泡着,泡了足足一个通宵,她买单,出来的时候彼此都是一张隔夜脸孔。冬天的早晨,四周起了浓雾,路灯还没灭。她忽然提议去附近的宾馆睡一觉。那是在市中心,我说我来付账,去提款机上提了两千块钱带她走进一家皇冠假日。她看到提款机上的余额,八万元,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没表示诧异,也没问我的钱怎么来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罢了。
在酒店里开了个标房,两张床,我们各自洗了澡之后,挑一张床睡了下去。电视机一直开着,处于静音状态。直到下午,我们同时醒了过来,觉得很饿,她从背包里拿出夹心饼干,吃了个精光。然后她说,今天没有下雨,能不能做爱。
在静音的电视画面中看到很多汽车追尾,场面壮观,联想到我们当时的姿势也像是一次次的追尾。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e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人儿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七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Berenyi和Emma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Acland,贝司手Steve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二年换了贝司手,由Phll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Berenyi和ChrisAcland,EmmaAnderson和Phil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Acland由于抑郁症在父母家中悬梁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