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细妹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这世上的神恨她。
六岁那年,她学着阿婆的样子,在村头土庙里跪了整整一宿,可第二天,阿妈还是走了。
阿妈的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轿,也没有喧天锣鼓,她所有的聘礼只是一件崭新的花衣裳。
阿妈的嫁妆也很简单,阿爸去世后,这个贫苦的家已经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阿妈唯一的陪嫁就是刚满三岁的弟弟。
她也想去,即便以物品的名义,可那户人家是不要赔钱的女娃的。
临近傍晚的时候,阿妈牵着弟弟,跟着那个瘸腿男人走了。
她哭着跟出了二里地,那个陌生男人不耐烦地推搡,她一次次爬起来再跟上去。
阿妈也哭了,蹲在地上搂着她,久久不肯撒手。流着鼻涕的弟弟什么也不懂,看着阿妈哭也跟着哭。男人被他们哭得烦躁,骂了句难听的脏话,飞起给了阿妈一脚。
阿妈收起哭声,无声地掉着泪,手却忙不迭地去擦她的脸。
“听话,回去吧,”阿妈声音囔囔的,“再晚路就不好走了。”
男人愤而拖起阿妈,阿妈护着弟弟,三个人拉拉扯扯地向前走去。她独自跟在后面,赤脚跑过山路,一声声地喊着阿妈。
阿妈被男人扯着头发,回不了头。
最终她累了,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
她趴在泥地上无声嚎哭,看着西边的日头一点点消失,连同阿妈小小的影子。吴细妹伸出胳膊,徒劳地张大手掌,却抓不住太阳,也留不下阿妈。
星光落在枝头的时候,她回到了失去所有至亲的家。
风雨飘摇的老屋里,如今只剩下瞎眼的阿婆。在她所剩无几的童年里,也只剩下这一个残缺的亲人。
“你不要怪她,”阿婆没有牙的嘴皱成一团,“她也是要活的,女人家没办法的。”
那她该怪谁呢?
像是听见了她心中的抱怨,阿婆浑浊的眼珠转向她,“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
阿婆生养了九个儿女,只活下来五个。两个女儿嫁去了很远的村子,而娶她阿妈的那个男人不许她再跟这个家来往,所以能指望的也只有二儿子和小儿子。
小儿子早年去了县城打工,慢慢断了联系,而二儿子的家庭同样的贫苦,上有瘫痪三年的岳父,下面也是一群仰着脏脸,嗷嗷待哺的崽子,能给予自己母亲的也只不过是一日三餐的温饱。
她是个累赘,即便大人们不明说,吴细妹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如果吃饭时二舅妈脸色难看,她就乖巧地放下饭碗,手脚麻利地背起门后的竹篓子,不声不响地跑去后山割猪草。
阿婆不敢说什么,阿婆也是看儿子脸色吃饭的。
夜深人静时,祖孙二人窝在茅屋里,听着彼此肚子此起彼伏的咕噜。
阿婆轻轻拍着她,替她扇走嗡鸣的蚊虫,哄她说这云层顶上有天宫,里面住着救苦救难的神,专门庇佑他们这些苦命人,只要虔诚地祷告,终有一天神会带着她脱离苦海。
可是神明厌恶她,慈悲的神迹从未在她的命运中显现,就像她跟着阿婆念叨了一宿,第二天醒来时,肚子依旧很饿。
她时常盼望自己快些长大,可又时常觉得长大没什么好,不过是将从阿妈到阿婆的老路再走一遍。
可无论她愿不愿意,朝夕更替,她还是饿着肚子长大了。
吴细妹出落得像母亲一般标致,田间的毒日拿她生来白皙的皮肤没有办法,一张小尖脸总是粉扑扑的,像是沾着露水的鹅蛋在粉盒里滚了一圈般细腻软糯。
寄人篱下的日子教会了她谨言慎行,讲起话来柔声细气,做起事来慢条斯理,更显得整个人小巧娇憨。
村里的青年不安分起来,就连二舅家的男孩子也总有意无意地在她眼前晃悠。二舅妈将一切看在眼里,时常一脚蹬在儿子的屁股蛋上,再怨毒地剜她一眼,大声呵斥她丑带骚。
可临近仲夏的时候,二舅妈却忽地变了脸。
那日晚饭吃得早,吴细妹收拾桌上的碎骨头时,月亮还没有爬上椰树。
二舅妈坐在竹凳上打着扇子,视线顺着她的腰身上下游走,喃喃低语。
“转眼细妹长成大姑娘了。”
她向二舅递个眼色,二舅假装没看见,别过身去,装模作样地捂着嘴剔牙。
“嗳。”
舅妈不甘心,又朝他努嘴,用胳膊肘去顶他的肋骨。
“我不管,你自己去说。”二舅推开她,烦躁地起身走回里屋。
吴细妹快速收拾好碗筷,扭头往厨房走,只当没看见二人间的哑谜。舅妈脸上堆着笑,身子一拧,起身堵住她的路。
“你眼看也快十六岁了,这以后怎么打算的?”
她只有十四岁,思忖着舅妈对自己的事情一贯不热心,记错年龄也是意料之中,因此懒得多嘴去论证,只是垂着颈子摇头,黑眸子盯着木盆里的脏碗筷出神。
“给你说个亲吧?”
她诧异地抬头,眼中满是困惑。
对于男人,那时候的她并没有什么想象。
提起这个称呼,脑中能联想到的也只有村子里的几个中年懒汉。他们每天晌午过后就背着手四处闲逛,喝茶发呆,留老婆在田里干活。
再要不就是那几个年龄相当的毛头小子,在路上遇见了,他们几个总是傻笑着相互推搡,呆头呆脑的。
她的心房还没有一丝春风拂过。
整个少女时期只有昏暗的老屋与瞎眼的阿婆作伴,阿婆嘴里的那些“爱情”故事,说来说去也无非是劝诫女人要从一而终,在家安心相夫教子的。
她听完只感到一股气闷,感觉这些故事正一点点给她施法,将她变成阿妈。
她又想起出嫁那天阿妈脸上的泪。
“不要。”
“哪有不嫁人的,德财也要娶了,你不嫁,他怎么娶的进来?”
德财是二舅的三儿子,今年二十岁。在八十年代的南洋省,这年纪已经算得上晚婚,毕竟村里的那些男孩二十出头就做了爸爸。
“福昌。”
她扭捏了一会,轻声吐出这个名字。
福昌是邻居家的小儿子,生得纤细白净,看上去文气得很。但也只有吴细妹这么认为,村庄里其他人都觉得他憨傻,不会有什么出息。
每次见到细妹,福昌总是躲得远远的,冲她腼腆地笑,不像别的男人老是趁机凑到她身边,寻机会摸一把,抓一下的。
他会帮她割草,打水,也时常将采来的野花悄悄别到她的竹筐上,一切都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安静的,妥帖的,没有任何威胁。
唯一不好的,他是个小哑巴,家里条件也不好。
吴细妹不在乎这点。如果非要她在男人里选一个的话,她想跟他凑一对。
尽管她还不知道夫妻到底是什么含义,大抵不过一张**睡,一张桌上吃,为他洗衣生娃,她想了想,福昌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今后求神时她也愿意帮他祈福求寿的。
“福昌有什么好,不精不神的,”二舅妈一脚踏碎她的梦,“依我看,岭西的吴阿弟不错,人又神气,你嫁给他好福气,睡在珍鼓里脚都直方言,形容人逢喜事精神爽,万事顺心。”
虽然叫阿弟,足有三十七岁。
“不去,他打老婆的。”
这是实话,吴阿弟媳妇挨揍时的哭喊全村都能听见。
“男人都有点脾气嘛,”舅妈撇嘴,“你哄着点他。”
“他有老婆的。”
“以前有,现在不是跑了嘛。”
半年以前,吴阿弟的老婆忽然不见踪影,他家对外说是跑了,可村里女人们私底下传言,说八成是给打死,拖到哪里去埋了。
“不,要嫁就嫁福昌,别个都不要。”
“还自己挑上了,多心女子穿破裙方言,水性杨花的女子没有好下场。”
二舅妈狠狠地丢下这句话,扭头走了。
阿婆去世后的第二个月,吴细妹出嫁了。
聘礼是800块钱,村里人都说她好福气,毕竟只有在县城打工的吴阿弟才能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掏出这笔钱。
后来德财用这笔钱盖了新房,娶了媳妇,这些都是后话。
娶亲那天,吴细妹板着脸,神情木然,看着吴阿弟裹在一群烂哄哄的闲人里面,沿路派烟扔糖,跟村里懒汉们咬耳朵,讲些下三滥的笑话。
她在送亲的人里看见了福昌,还是那身旧衣裳,远远地躲着,只是这次是躲着哭。
呀呀的哭,原来哑巴哭起来也会有声音的。
福昌你不要怪我,要怪就怪我命不好吧。
她命不好,生来是受苦的。
阿婆总是这么告诉她,要她忍着,忍过了这一生,来世就好了。
那一夜,她独自驶入未知的命运,耳畔是男人野兽般地喘息。
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懂吴阿弟为何要这样对她,只是身体的疼痛让她隐约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她开始怀疑,定是自己的言行招惹了一切苦难,就像村人背后说母亲的那样。
她哭了,为自己羞愧,咬牙切齿地告诉自己,怪不得别人,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吧。
那一夜,她只有十四岁。
来不及长大,已然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