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 第四章

    赵昌期的出身不算特别好，但他娶的老婆来历不小，姓朱。朱氏的父亲叫朱国祚，朱国祚有个弟弟，叫朱国祯，曾摘取过状元桂冠，给太子朱常洛当谕德官，后来在泰昌、天启年间成为名震四方的阁臣之一。

    以朱家的显赫地位，竟然愿意把女儿嫁给赵昌期，可见非常看好这个人的未来潜力。

    赵的表现，也确实不负朱家青眼。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慈祥可观，尤加意学校。”可见这个人行事老成，对于文教最为关心。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会同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

    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知县，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宦找准机会，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龙措施。

    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驾言余山无害，实关正脉爪牙。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一节而大势为之疲。”可见这四年以来，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有收敛，但对附近支脉一点不客气，大肆开采。在风水理论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脉。

    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反复引用谭昌言、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希望赵知县能萧规曹随，继续厉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们对金汝谐却只字未提。这也是一种态度，可见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

    在文章结尾，乡宦们告诚赵知县：“顽民习玩，非严禁无由摄奸。虽德盛化神，必痛惩始能畏志。“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他接到陈情表以后，二话不说，叫上县学教谕，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

    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比立保龙禁碑之前还严重。回到县里之后，赵昌期焚膏继晷，连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保龙方案：

    第一，旧立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

    第四，各都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保证书，官府要仔细查考。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枷号一个月示众。

    第五，县衙不时走访，如有一窑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约、保甲重究。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谓设计的监督、奖惩条款更细致。而且他在策略的选择上，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

    比如说，赵的方案有一条，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

    民间互相监视这事，不算出奇，谭昌言也试图干过，不过效用不彰。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怎么可能？

    可赵昌期这次出手，却是大大不同。

    关键就在于这个方案的第二条：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它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

    赵昌期亲自蹄勘之时，碰到过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里去走访居民，居民们都说损毁最严重的是狮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当地居民表示我们这里确实山体损毁厉害，不过损毁最严重的通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们越界干的。

    赵昌期很好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自从有了烧灰业，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三都、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经常越界，去别人山里凿岩，运回自家灰窑里烧。四都之间，没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十年下来，几乎成了仇人。

    这对官府来说，是一件好事。赵昌期在第二条里特别规定：“如十七都有犯，许十八等都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许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县。“你们不是看对方不顺眼吗？给你们个机会去逮他们的错，摆明了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里”这一级，群众会互相包庇；在“都”这一级，不同地域之间彼此敌视。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新仇旧恨，足以驱动人心。

    这个方案，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初十公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官府要动真格的了。士绅们一片欢腾，齐声颂扬赵的政策好。

    级级白

    而国户、灰户们在度过最初的试探期后，纷纷偃旗息鼓，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没办法，这位赵知县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扫过似的，一个窑口不留。侥幸有那么几个幸存7的，很快都被同乡给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都会立刻扑上来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情况，易受蒙骗，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猫腻了，一抓一个准。

    上有知县督战，下有民众自察，灰户们兵败如山倒，一个灰窑接一个灰窑被堵封，一个国户接一个国户被拿下。整顿行动如犁庭扫间，很快肃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矿窑，只有保龙禁碑吃立依旧。

    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这次对船槽岭灰户的胜利，毫无疑问赵昌期该论首功。

    比起谭昌言的委曲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锐气，也不会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当然，赵知县之所以如此大胆，也是因为他喜好诗词书法，平日里和婺源士绅们时常饮宴唱酬，关系极为密切。在土绅眼里，谭也罢、金也罢，都是外来官员，而赵则算是半个自己人。有了他们支持，赵昌期才能彻底放开手脚。

    次一年的万历四十年应天乡试，婺源县一举高中五人，其中四个婺源本籍。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万历四十一年的会试中，婺源学子方大铉勇夺会魁，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二名—婺源县在科场的运气真的回来了。

    这简直神了！这边厢赵知县的保龙方案才开始执行，那边厢婺源就出了一个进士。这一定是龙脉感于真诚的爱护之心，终于显灵啦。风水之验，如响斯应。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个方大铉，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和余懋孳同科成为举人，但没通过会试。这位十年磨一剑，终于在这一科奇迹般地冲到了前列。

    会魁又叫五经魁，指在五经中选一经进行考试，并在本房分组中考取头名。虽然会魁没有会元那么厉害，但也值得夸耀一番。而殿试二甲十二名的排位，是个极高的名次。想想看吧，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成绩你排第十五名是什么感觉。

    顺带一说，这一科的状元是崇祯朝首辅之一的周延儒。陪着方大铉在二甲里的，还有一个将来成了魏忠贤心腹的王化贞。三甲里还有一个潘云翼，这个人倒没什么作为，不过在天启那场著名的王恭厂大爆炸里，他在乾清宫里生生被震死。只能说人生各有际遇吧。

    方大铉的表现，让婺源人对龙脉之说更有信心了。你看，万历三十一年是龙脉烧灰最嚣张的时候，结果连方大铉这样的文曲星都止步于会试。现在赵知县狠狠整治了一番，龙脉复灵，效果立竿见影，文曲星立刻就出头了。

    灰霾绝迹，文脉复通，至此婺源的保龙大作战获得了完全胜利，缓缓落下帷幕……才怪。

    赵昌期的做法无可挑剔，可他也忽略了一点。时间。

    受限于婺源的地理和经济模式，你可以永远禁止某些人烧灰，也可以暂时禁止所有人烧灰，但你做不到永远禁止所有人烧灰。

    赵昌期的强力压制政策，需要一个始终不松懈的领导者。一旦他离开了，政策必驰，政策一弛，烧灰户必然卷土重来。而赵知县不可能永远留在婺源，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万历四十一年，赵昌期结束了在婺源短短的任期。他留下一双遗爱官靴，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婺源人民。

    接任的人叫冯开时。

    冯开时文章写得漂亮，颇有文名。他接任之后，并没有毁弃前任制度，该执行的条例还在执行，只不过不像赵昌期抓得那么严格了。

    要知道，一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各个零件紧密咬合，方能运转无碍。冯开时开着机器，却懒得上润滑油，时间一长，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在他的任内，官府的山林巡查日渐松懈。一松懈，就收不上来罚款。收不上来罚款，便无从奖励那些举报民众。民众得不到奖励，慢慢地也就不再举报，各自闷声发大财。没了举报和罚款经费，导致巡查更加松懈—挺好的一套机制，在漫不经心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槽岭，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被压制狠了，这次要一口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微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俸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凑足了一千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士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脉，浚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鸳序”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再比如他谈到龙脉被破坏的惨状，痛心地写道：“委郡禁于草莽，等公法如弁髦。后来岁月无穷，削脧将何底极？行使县治别迁，必移学校另置。陆梁大横，三尺何存！”

    “弁”是黑色的缁布冠，“髦”是童子垂在前额的短发。在古代冠礼中，男子要把黑冠去掉，额发剪断，以示自己终于成年。因此“弁髦”代表的是没用的东西。“陆梁”也是个古老的词。在秦汉之际，岭南土著多住在山陆，性格强梁，中原遂称他们为“陆梁”，引申为器张横行之意。“三尺”代指法律，因为古人书写律法时，要选择三尺长的竹简。

    行了，典故注释就到这里，总之能体会到冯文豪渊博的学问就好。

    土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

    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

    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钦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周。

    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一个不少，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县级官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上级反映寻求支持，这是很常见的。比如谭昌言就曾把禁灰政策上报徽州府申详。但正常的知县，一次只找一个，实在不行再换一家，没想到冯开时一次把大神们全给请出来了。

    不知道他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文笔、炫耀一下捐俸的伟大，还是想争取上峰对保龙的支持，抑或三者兼有之。

    不过冯开时的面子倒是很大，很快那五位官员都回复了，批语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船槽龙脉关乎一县兴衰，不容奸人凿烧，宜立行禁止，严加究拿云云。

    就这样？就这样。

    上头的批示，只是给一个方向性意见，具体措施，还得县里自己拿主意。

    讨回来五位大人的批复，冯开时把保龙禁碑修葺了一番，接着忙别的去了，士绅什么反应，文献里没有记载。不过咱们可以开个脑洞，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有记者的话，采访冯知县的对话会是怎样的。

    记者：“冯知县，针对龙脉烧灰的乱象，县里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冯开时：“我们已呈文给南直隶的诸位领导，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刘、张、田、王、周各部委领导圈阅批示，充分体现出了对我们的关心。我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签名和批语。”

    记者：“那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冯开时：“当然是认真遵从上级意见，严格执行领导指示，以士民福祉为念，以大明社稷为重。我还写了几篇骈文专门说这事，我给你念念啊….”

    记者：“不用了…我看这些领导的批示，都要求立行禁止。那么咱们县里，是怎么做到立行禁止的呢？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冯开时：“我一回来，就调集人手，把那块保龙碑给擦干净了，碑亭也给修好了，特别气派，保证每一个路过的山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受到官府的威严。”

    记者：“只是擦石碑吗？管用吗？”

    冯开时：“石碑上刻的都是领导批示，你这么说，是认为领导的批示没用喽？”记者：“不，不是。我是问具体措施。”

    冯开时：“一看你就没细读我的文章。我给你念念那篇呈文啊：“恳乞偏申当道，严批勒石。其一树于本地，陴居士民互相觉督，以制城社之股肱；其一树之通衢，令槩邑咸知先禁，以广官家之耳目。”记者：“这什么意思？”

    冯开时：“这个警字念查，是察的异体写法；那个槩字，念盖，是概的异体写法。这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一般人不知道。”

    记者：“我是问整句话的意思。”

    冯开时：“就是说，除了谭大人立的那块保龙碑之外，我又立了一块石碑，搁在县城门口的大道旁边了。这样，一块震慑船槽村民，一块提醒整个婺源军民。”

    记者：“那还有别的举措呢？”

    冯开时：“我们的口号是：爱惜山灵，宏施厚载之德；斡旋文运，长瞻继照之光。”高政：.

    （以上对话纯属虚构，但那几句古文确实是冯开时的原文，修葺、另立禁碑之事也不是虚构的，读者察知。）

    在冯开时这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治下，婺源县在宣传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耀眼的文告接二连三地出台，言辞锋利雅驯。如果只看这些文章，一定会觉得婺源已经在治理灰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可惜的是，文学可以虚饰，数据却不能造假。在冯开时的任内，科举成绩在不断地狠狠打脸。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应天乡试，婺源籍学子只有两人中举，无人闯过会试。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应天乡试更惨，无人中举，婺源学子又一次脱科。

    这事太丢脸了，以至于《婺源县志》的作者不得不在万历四十六年的科举成绩下方填入一个叫方拱乾的当科进士。其实人家是桐城人，也没从婺源县学应试，只因为桐城方氏是婺源迁移过去的，他才被硬拽过来遮羞，免得开了天窗。

    这一下子，县学的士子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没时间去检讨自己读书是否用功，都认为这是龙脉被戕害的缘故。

    很明显嘛。赵大人在位时严格约束烧灰行为，龙脉复振，你看万历四十年的考试成绩多好。冯大人接任以后口号喊了一大堆，那帮灰户、囤户却越来越嚣张。龙脉被这么天天凿、日日烧，科举成绩能出来吗？

    万历四十六年的十一月初八，婺源县城的廪生、增生、附生们同仇敌忾，集体给冯开时上了一篇呈文。在呈文里，学生们描述龙脉如今的状况是：“起窑数十，聚众百余，每日凿石、断龙、烧灰无忌，若不亟究，龙脉将竭，县治不保。”

    在呈文里，学生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县丞会同县学前往逐一拆毁灰窑；二是请官府督促十七都、十八都两处负责人每月出具甘结。

    这两条举措，在赵昌期任内本已执行得很好。现在学生们重新向冯开时提出这些建议，可以反证它们早被废除不用。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昌期在任时的保龙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烧灰产业的复兴又有多么迅速。

    学生们不指望冯大人拿出新举措，但好歹把赵大人当年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啊！

    这些联名上书的学生，阵容着实不得了，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后来有资格进县志的足有十人之多。他们要么是学霸，要么有个好爸爸。比如有个叫余自怡的，以八股文著称，后来官至广州知府；再比如有个叫余昌裬的，出身余家大族，他爹是敢面斥张居正的户部侍郎余懋学，他自己则靠恩荫做到了广信府同知。

    那么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复：“东衙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罪。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么时候写过这么短的回复？又什么时候写过这么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被举报的灰窑拆毁，这本没什么，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货”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六二五，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察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么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迫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摊子，敷衍敷衍得了。

    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文章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得一般，可PPT写得好，一文遮百丑。

    冯开时打点行装，高高兴兴去南京赴任了。愤愤不平的学生们决定把呈文重写一份，等新来的知县一到任，就拿给他看，让父母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保龙的严重性。

    结果他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万历四十七年的三月头上，才盼来一位官员。

    一亮片子，原来这位官员叫刘焕发，是徽州府的推官。冯开时离职以后，婺源知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徽州府没奈何，只好把刘推官派过来，临时代理县事。

    这事在大明很常见。如果一个知县职位出缺，得上报给吏部，吏部再挑选合适人选派遣过去，这一来一去要花很长时间。在旧官已去、新官未到的空窗期，会由县丞或府级官员来临时代掌政事。此前谭昌言离职之后，就由徽州府郑推官代理过一阵。

    可若是临时代理的官员，意味着行事一定守成，他们只求在新知县来临之前别出什么事就好，不会做什么大的改变。

    这位刘推官人还不错，虽无文采，但愿意干点实事。他一到任，便重新立起一块石碑，把巡抚都院、巡按察院、兵备道、徽州府和婺源县历代领导的批示，都刻了上去，立在县城旁边。

    等一等，这不是冯开时此前吹嘘要做的事情吗？原来他连这么一件面子工程都没干成……

    紧接着，刘推官着手重建了一支巡察队，包括了县衙三班、县学生员和船槽岭附近里约、排年等成员，每年二、八、十、十二月对龙脉进行重点巡逻。

    除了巡察队，当年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都间互监、重赏举报等—都不同程度得到恢复。虽然刘推官只是个看守官员，执行力度不比赵昌期，但比冯开时在任时可强多了。龙脉灰户嚣张了六年的气焰，又被压回去了一截。

    七月一过，吏部选派的新知县终于到任。他叫金德义，浙江义乌人。金德义和刘焕发交接了工作，开始着手了解婺源县的民情。

    金知县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理政是个什么思路，婺源人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要修改一篇保龙呈文，拿给新知县看吗？现在正是时候！

    县学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人，很快呈文改好了。它的开头先回顾了龙脉的风水形胜，然后从朱熹开始说起，追述婺源历代名人，接下来笔锋一转，讲起烧灰凿石者的可恶，以及惊

    恶果，兼之回顾历任知县的政策，以及建议云云。

    是文面面俱到，条理清楚，不失为一篇上等的说明文。

    这些学生里有一位神人，可惜名字已不可考。他看了呈文改稿，觉得不够劲爆，无法触及新知县的心灵。你看，呈文里说什么龙脉被毁、文运中断，这跟金知县有关系吗？说什么闾井萧条、十室九空，人家关心吗？还提什么嘉靖四十三年之后，兵燹连连、灾劫绵绵，人家又不是婺源人，会怕这个？这些刺激太弱了，要更强烈一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金知县发自内心地认为，保龙禁灰这事跟他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才有动力去推行。

    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话，夹入呈文之中。这一段话，堪称震撼灵魂的奇文，姑录于下：

    “嘉靖丙寅，遂致矿贼攻城焚劫之祸，谭之色变，怀白李侯失守去位。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哉？迄今县治火灾时起，民居糜宁。宾蒙张侯升任外谪；中云吴侯甫拜南垣，未满即世；石梁赵侯，终于右银台；二患万侯，甫拜侍御，直谏蒙谪；省堂陈侯，半载丁艰；月樵朱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少冏卿；若谷徐侯，亦以艰去，至今尚居少参；念塘熊侯莅邑仅一岁而殒；凡同谭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大参；启宸金侯，西台三载未艾而逝；青严赵侯，以曹郎终；开三冯侯，候补户曹—何嘉靖甲子之前邑侯之晋华听者踵接，而甲子遂为闲直也？”

    这段话里有许多别称，即使直接翻译也不好理解。我把内容分成段，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嘉靖四十五年，矿贼攻破了县城，当时的知县李志学被贬谪到漳浦做典史。从此以后，因为龙脉被破坏的缘故，在婺源做知县的人，没一个仕途平顺的。不信我给您数一数啊。

    接任李志学的知县，叫张东旸，升官没多久就被贬了。次一任知县叫吴琯，病死于任上。

    次一任叫赵崇善，最高只混到右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别称，右银台即右通政，正四品。再下一任知县叫万国钦，做到侍御，也就是监察御史，可惜因为直谏丢了官。

    下一任叫陈宗愈，上任半年赶上亲人亡故，只能丁忧去职。

    下一任叫朱一桂，也是家里死人，丁忧去职，至今也只混到少冏卿—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少冏卿即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下一任叫徐良彦，同样丁忧去职，只混成了个少参。布政使下属有参政、参议，前者别称大参，后者少参，正四品。

    下一任叫熊寅，到任一年病逝。

    再下一任就是谭昌言，丁忧去职，如今只做到大参—从三品。

    下一任金汝谐，去了西台当御史，三年就病逝了。西台是都察院的别称。

    下一任赵昌期更惨，以曹郎终。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官，赵曾担任南京兵部主事。下一任冯开时，只在户曹混了一个候补主事。

    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看实刁钻，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提炼出一条规律“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倒霉连连，官路坎坷，没一个过得好。新来的知县大人，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比如赵崇善、朱一桂、徐良彦三人官至正四品，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虽说是闲职，但也不至于被说成仕途蹉跎。这若是蹉跎，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当到皇帝吗？

    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职位不够重。这种先立论点，再扭曲论据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要说时运不济，只有赵昌期一个。这位勤恳实干的官员，在万历四十六年去世，以南京兵部主事终。以他的才干和背景，只做到这个级别的官位，确实挺可惜的。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笔下留情，只说他“以曹郎终”，并没去刻意渲染。

    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金德义读完以后，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

    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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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次反击。

    大明律有规定，如果对县级主官的政策不满，民众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

    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内江人。他开年一开衙，还没跟同僚道贺，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

    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从其他文献对“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现在税赋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无从活命，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要知道，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前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

    灰户的这些状纸，还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当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可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